兩年后，中國外匯儲備更一舉超過世界主要7大工業國的總和，達到1.76萬億美元時，國內輿論狂歡之后才有了一點點警覺。及至2009年4月，中國成為全球第一個超過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國家，獨占全球外匯儲備的三分之一。第一的帽子牢牢粘在頭上，不僅完全甩不脫，且已經成為別國攻擊中國政府保護貿易、操縱匯率的主要口實。巨額外匯儲備增速日益加快，帶來的一系列麻煩也開始完全顯露。
筆者在2006年中國甫一獲得“外匯儲備第一國”榮譽稱號之時就曾專門撰文“外匯儲備刺痛中國”指出，“奇跡”本身并不可喜。中國外匯儲備的超速積累，不僅源于“血汗工廠”(勞動力的低工資、低福利)的“廉價輸送”(人民幣幣值長期低估)，還源于“只進不出”的“中式重商主義”傳統。而中國付出的代價則是沉痛的——自然資源的耗竭、美好山川的污染、國民的長期低工資和低福利……換回的卻是除華而不實的“外儲第一”名號，以及外國居民，尤其是美國人對中國的大量“名義負債”。更糟糕地，隨著外匯儲備潮漲，逐浪而來更具流動性和不穩定性的外國資本，更在精明地避開實體經濟領域，進入股市、樓市，侵蝕著中國經濟并不強健的肌體。
之所以要提盡快遏制，原因在于中國外儲增量的過快增速：中國從建國開始，用了46年的時間才積累起1000億美元外匯。但從1000億美元到1萬億美元，只用了1996到2006年10年；從1萬億美元到2萬億美元，用了不到30個月；從2萬億美元到2.5萬億美元，只用了17個月（據路透社報道估計）。如果沒有因次貸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后半程的加速趨勢還會更加明顯。
現在，巨額外匯儲備最直接的負面作用，就是引逗了西方世界的目光，成為保守派與自由派政客們面對社會、經濟窘境的共同說辭。以美國中期選舉季為例，幾乎每個競選者都在指責對手幫助中國偷走了美國人的就業，并信誓旦旦要逼迫人民幣升值。在歐洲，在南美……這些指責甚至有四海一家之勢。中國依靠貿易、資本“雙順差”積累起來的外匯儲備，已經成為眾矢之的。2.5萬億美元放在這里，就成了人為操縱和有意暗算的代名詞。有鑒于此，必須盡早遏制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的勢頭，以避免反復授人以柄。
其次，隨著規模膨脹，有效管理外匯儲備日益成為艱深的難題。一方面，美元指數回落在危機后呈現加速狀態，且美國政府已有啟動第二輪定量寬松政策的明顯意圖，這將使得中國人民胼手胝足積累起來的國家財富，面臨急劇縮水的危險。另一方面，世界上也沒有一個國家曾管理過兩萬億美元以上的外匯資產，在如此巨大的規模和快速的增長面前，難免手足無措，缺乏可操作的保值和增值手段，任何關于多元化配置的想法在現實中都很有些知易行難。
最重要的麻煩還在于因外儲存在所導致的中國國內流動性泛濫。從理論上講，外匯儲備每一個美元都對應著央行負債。外面積累多一分，國內的基礎貨幣投放就多一分。十年來，黃金的漲幅為350%，石油的漲幅為200%，中國央行釋出的貨幣供應量卻擴大了450%。如果用M2/GDP作衡量標準（比值越大，說明經濟貨幣化的程度越高），中國目前是1.8倍，而美國只有0.6倍，日本、韓國不過是1倍左右。這直接引致了近幾年的資產泡沫化，最具體的例子就是房地產，過去十年國內住宅均價上漲了超過五倍。如今，普羅大眾血汗喂養長大的外儲怪獸正日益明顯地體現出反噬特性：流動性助推房價、房價助推通脹、通脹抬高生活成本、生活成本降低幸福指數。
事實上，外匯儲備本質上非國家私產，而只是暫時操之于政府。它不但不是什么“廟堂神器”，如果不用之在民眾身上，其價值也體現不出來。所以，在外匯儲備問題上，最根本的出路，還是政府要轉換思維。
一方面，政府不能把外儲的留存和使用權攥在手里，應該實施還匯于民的舉措，例如，可以考慮在戰略上放開管制，把更多外匯儲備資產配置在民間，投入在市場，這也有助于改變人民幣內部貶值、外部升值的吊詭局面。另一方面，按照剛結束的五中全會促進公平正義的指導思路，政府完全可以通過投入部分外匯儲備來彌補社保、醫保、教育虧空和欠賬，提升民眾的生活福利和保障水平，乃至不妨考慮使用外匯，為公眾對外購買各類保障服務來體現關愛善意。
實際上，外匯儲備的使用跳出外儲配置幣種多元化的傳統思維模式，以買資產、促進口來取代買外幣乃至買股權。原因是，在人民幣相對于其他貨幣出現整體升值的情形下，通過持有外幣標價的其他國家國債、政府機構債、股權等虛擬資產，不僅存在決策風險，也根本無法消除人民幣升值引起的外匯儲備資產損失。最近5年，因為人民幣升值而產生的外匯儲備損失，保守估計超過1萬億元人民幣。而鼓勵各類機構和居民從國外進口設備、商品、糧食、資源和技術等，將既可以引進生產力，又可以提升民眾生活水準，還可以快速降低外匯儲備余額，提高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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