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大城市還有多少幸福感？”這樣的討論已經成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熱門話題。如今，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樣的特大城市，交通擁堵、環境污染、入托難、就醫難等諸多問題已經嚴重困擾城市居民的生活。這些不盡如人意的表現有一個簡單的名字：城市病，指的是人口過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10月8日《中國青年報》）
城市本該讓生活更美好，但隨著城市的發展，人們卻感覺幸福感一點點被流失：一邊享受著城鄉差別給自己帶來的自豪，一邊也承受著城市生活的種種壓力。于是，在生活問題和難題頻出時，“幸福”的城市人終于生出了“幸福在哪里”、“幸福了嗎”的迷茫。
城市居民感受到的種種壓力來源于方方面面，并且隨著城市的膨脹也越來越突出。9月9日的《人民日報》就曾直言，畸高的房價透支了很多人半生財富，最為受人關注。除此之外，再加上“短腿”的社保、高強度的工作、子女教育、戶籍門檻……讓中產們成了“房奴”、“車奴”、“卡奴”、“孩奴”……中產尚且如此，城市下層民眾境遇更加堪憂。
城市病屬于當今社會發展中的“疑難雜癥”，雖然癥狀多樣、病因復雜，但依舊有因可循。在筆者想來，這個病根就是城市的過速膨脹。雖然政府已經將大量資源投入到城市，并造成了越來越大的城鄉差別，但依然跟不上城市膨脹的步伐，滿足不了大量涌入城市人口的需要。并且照此下去，不但跟不上，而且會越拉越大。
俗話說，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由于我國的城市化沒有自然地走向城鄉一體化，城鄉之間沒有能夠實現高度的融合，導致城鄉差距越來越大，越來越多的資源和人力不斷涌入大城市，而且是單向流動，這是一個源源不斷的源。從數據上看，今年7月北京市政協一份《關于促進首都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建議案》顯示，2009年年底，北京市實際常住人口已達1972萬人，而“十一五”規劃確定2008年常住人口總量要控制在1625萬人。不僅僅是北京，如上海、廣州等都出現了人口劇增的局面。
再進一步透視城市病的深處，還可看到是經濟發展模式和各項社會制度的欠缺。比如高房價背后牽涉到土地制度、財稅體制等多個原因。大部分的社會財富被少部分群體拿走，這其中也包括通過土地出讓獲利的各地政府。所以如果繼續進行簡單的行政性調控，遏制房價只能成為一句空話。相應的，無論是社保、教育還是社會福利……歸納起來，都涉及到社會領域的深入改革，而最終都繞不開政府職能的歸位，中立地裁決、管理各項社會問題。
當然，城市病的治愈是一個系統過程，而且需要一個比較長的過程。但是，即使治愈城市病過程再復雜，其基本的藥方也只有一個，那就是以人為本市。我們需要在城市設計與發展時，應切實注意到城市的容量與大小，從宜居的角度去策劃城市，設計城市，建設城市。只有如此，城市化的過程才不會誤入歧途，城市病的治愈才能有一個真正的起點。
山東省陽信縣國土資源局邱海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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