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自古以來就不乏為振興中華、強國富民赴異國他鄉留學考察，然后學成歸來以一技之長報效祖國的志士仁人。比如，在新中國成立前后赴美留學歸來為祖國的民族解放事業和科技教育事業作出杰出貢獻的一國之母宋慶齡、鐵路之父詹天佑、航天之父錢學森、“兩彈一星”元勛鄧稼先等世界聞名的成功人士。他們中的每一位，幾乎都有一段為報效祖國而放棄在海外優越的經濟待遇和工作條件，甚至冒著人身安全的風險義無反顧地輾轉回國的感人經歷。
然而，百川東歸滄海難免有回旋的逆流。在眾望所歸的時代主旋律中，也難免會出現不和諧的音符。值得引起我們關注和反思的一個社會現象是：在百年滄桑的歷史上，有一代代、一批批赴海外留學歸來的炎黃子孫盡其所能報效祖國，為我中華的振興作出了重要的貢獻。與此同時，卻另有一部份中國人則紛紛爭先恐后地舉家移居國外。據相關報道和各種數據表明，我國改革開放后的第三撥移民高潮，在進入新世紀的十年中已呈越發洶涌之勢。不同于第一撥混雜偷渡客的勞工和第二撥國門初啟之時的“洋插隊”，新世紀移民潮的主力是由包括“裸官”親屬在內的新富權貴階層和暴發的知識精英組成的。因為他們出走時都向海外轉移了從國內獵取的巨額財富，故人們稱這次移民潮為“富跑跑”。
這些“富跑跑”的移情別戀，與無數海歸赤子的愛國情懷和民族氣節形成鮮明強烈的對比。可以說，對于養育自身、根系所在的祖國，“富跑跑”們已經沒有任何眷戀之情了。試想，如果中國人都像他們這樣數典忘祖、忘恩負義，我們中華民族還能歷盡幾千年腥風血雨，生生不息地延續到今天嗎？古今中外任何一個國家的興亡史莫不證明：一個國家的振興崛起，說到底，不是取決于經濟和軍事上的實力，而是取決于它的民族百折不撓的凝聚力和世代相傳的愛國主義傳統，這就是維系一個國家社會生產力的根基。馬克思說，只要一個社會的生產力還有發展的空間，這個社會就絕不會滅亡。而人則是生產力首要的決定性因素。因此，一個國家無論面臨什么樣的滅頂之災，只要它的民族氣節尚存，愛國情懷不變，這個國家就絕不會滅亡。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偉大的政治家，首先是一個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從古代憂國憂民的屈原到精忠報國的岳飛，從近代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到創立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毛澤東，他們就是中華民族愛國情懷和民族氣節的代表和化身。從新中國成立前后的宋慶齡到梁思成，從改革開放之后的李彥宏到李瑩等海歸赤子，他們的抉擇就是中華民族愛國情懷和民族氣節的體現。
此外，我們還可以從古今中外備受后人景仰的歷史人物的傳記中發現，他們感人至深的傳奇身世，往往首先是他們與祖國不離不棄，生死相依的情懷。比如，眾所周知的原國民黨元老于右任，1949年他被蔣介石劫持到臺灣繼任國民政府監察院長。1962年，他八十三歲，重病纏身，自知不久于人世，于是考慮后事，在日記中寫道“我百年之后，愿葬玉山或阿里山樹木多的高處，山要高者，樹要大者，可以時時望大陸。我之故鄉是中國大陸 ”。為此，于老在彌留之際還留下表達這一心愿的遺詩《望大陸》：“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再如，移居法國的世界著名的波蘭鋼琴作曲演奏家肖邦，1848年，病重的他赴英國作短期教學和演奏，特地為流亡國外的波蘭同胞開了最一次演奏會。回巴黎后，他的健康急劇惡化，終于1849年10月17日病逝巴黎。臨終前他再三要求親人把他的心臟運回波蘭，以了卻他終身與祖國生死相依的心愿。這是何等感人的愛國情懷和民族氣節！
俗話說，“樹高千丈葉落歸根”。這“樹”就是人，這“根”就是祖國，就是生我養我的故鄉故土。樹無根必死。人無祖國，必然會淪為寄人籬下、仰人鼻息的劣等公民。再窮的有國之民，也比再富的亡國之奴有尊嚴。無國之民，無異于失去母親的孤兒。喪失愛國情懷和民族氣節之民，無異于失去靈魂的軀殼。可悲的是，那些心懷鬼胎、做賊心虛的移民他國的富翁們，是永遠也不會明白這個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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