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日關系還是擱一擱為好
上海 陳思中
日本歷屆首相不管鷹派還是所謂鴿派，為了日本的國家利益，不惜對中國又打又拉，刺激挑撥中美關系，在中美之間縱橫捭闔漁利，菅直人還攛弄越南等國與中國搞侵占中國領海同盟！如此典型的務實外交，日本官員“死豬不怕開水燙”的無賴精神，與我們的高唱空洞的“友好”相比，實在是值得學習！日本在中國釣魚島撞我漁民后，我們的有關方面又開始釋放關系改善的暖風和氣球了。為什么這樣沒有毅力和骨氣呢？為什么就如此急于改善什么中日關系呢？那個什么高層會晤就那樣主要嗎？實際上中日不是鄰國啊，中國的鄰國是中國的領土或屬國——琉球國啊！而不是什么日本的沖繩縣！日本對琉球群島沒有主權，是美國私下把一個獨立國家的托管權進行了非法轉讓！今后，對所謂沖繩一概稱呼“琉球群島國”！支持琉球群島復國，讓美國和日本交出來！
為什么急于推進什么戰略互惠經濟合作呢？你能占到什么便宜?。槭裁捶Q呼日本右翼分子呢？分明是70%以上的日本國民反華嘛！這樣自欺欺人掩耳盜鈴有什么必要和意義嗎？廣大的中國人民是瞎子嗎？不是啊。把日本放在一邊吧，只有好處沒有害處，這是戰略舉措！嚴厲控制稀土出口！禁止出口日本，讓他研制替代品去吧！冷卻對日經濟和貿易，控制日本在華經濟活動和牟利經營！放棄幻想的東亞經濟合作構想！日本的那幾個臭錢就真的讓我們的許多人士直不起腰嗎？為什么如此無能軟弱優柔寡斷尾大不掉啊！ 中國要知道，中國與一些周邊所謂鄰居之間面臨的，不是什么“釣魚島問題”（不存在東海問題），而是“日本侵占中國釣魚島、琉球群島及其海域問題”；不是什么“南沙問題”（不存在南海問題），而是“南沙周邊國家侵占中國南沙及其領海問題”！在概念上糊里糊、妥協退讓、上當受騙萬萬要不得！
如果說日本的ODA及其貸款確實給我們帶來好處的話，但真正原因還在于我們放棄了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戰爭賠款。現在好了，不但要使用大量的日本制造，不但要按期還本付息，稍有不對，日本就祭起了債權人的優勢地位，甚至連我們進行必要的核試驗也敢干預了——我們放棄了那么大一筆戰爭賠償權卻換來受制于人，的確應該好好反思！國與國之交猶如人與人之交，你發財我可以不理你，但你沒有因為發財而有權利頤指氣使。發財人家為了壟斷財路，是絕對不會自己給自己培養競爭對手的，人與人之間尚且如此，何況日本否？既然舊賬未償，就應該“大路朝天，各走半邊” 。本來，中國是世界上的一個巨大市場，可以想象日本離開中國市場的后果嗎？日本擁有的技術我們完全可以通過其他國家的渠道獲得，這本來是普通老百姓都能夠看懂的道理，我們為啥有那么深的日本情結而仍然高唱無謂的“友好”呢？
不管我們如何粉飾“友好”政策，也不管這種所謂的“友好”對我們有多么的“重要” ，老百姓就只看事實——到目前為止，應該由日本銷毀的200多萬枚化學武器一枚也沒有銷毀，眼看日本的拖延戰術就得逞而溜之大吉，那么，這么多年了，我們的相關官員又是怎樣放過日本人的？難道僅僅是它們會狡辯嗎？難道為了與日本搞友好，就可以讓這些隨時隨地都有可能毒殺我們老百姓的化學武器存在下去嗎？置老百姓的性命于不顧還要堅持去與這樣的民族搞“友好”，天底下有如此荒謬的道理嗎？既然現在我們實行了各級工作問責制，我們的人民政府為啥不代表人民對主管這方面的高官們實施問責呢？2003年8月齊齊哈爾發生的日本遺化泄漏事件，死者生前那悲慘凄厲的叫聲就是讓鬼聽見了也要潸然淚下，就不知道我們的政府有啥理由還要放過日本人！既然有國際法在，既然與日本有相關的條約在，如果這些化學武器沒有如期銷毀，不管有多少“理由”（哪怕是有天大的“理由” ），其后果對中國人民也是一種絕對不可饒恕的犯罪行為，而負責此事的那些官員們也必將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永遠受到后代老百姓唾罵！
如果說中日交往著重于經濟“互利”的話，到目前為止，三流產品銷中國的政策并沒有得到改變（銷往中國的SK-Ⅱ與日本國內銷的產品質量就是不一樣，何來“互利”之說）！毫無疑問的是，日本的經濟復蘇全靠中國經濟的拉動所致，但日本人在我們與東盟關系、大湄公河經濟圈、安大線、蒙古資源、石油資源等等方方面面，哪一點沒有日本攪局的行為？不僅如此，日本還賣力地與美國結盟對我國周邊實施戰略圍堵，甚至不惜公開支持臺灣獨立，日本的狼子野心已經昭然若揭了，我們卻仍然死死的抱住“以德報怨”政策不放，我們的一些輿論卻在大肆鼓吹“雙贏”。如此愚蠢的信口雌黃究竟還要到啥時候才有個盡頭？
我們不能僅僅逼住釣魚島，要勇敢地直接提出琉球群島，還有小日本違反戰敗協定應追究其戰爭賠償等反制措施，一定要全國人民同仇敵愾，奉陪倭寇到底，必要時要有刺刀見紅的準備。此外，必須清楚，釣魚島問題就是中國和日本的問題，是日本利用美國和中國的矛盾挑撥兩邊，獲取最大利益！如果中國一定要抬個美國出來，用美國抓住中國領導人的心理，通過不斷的虛張聲勢來嚇唬自己，那的確是自己給自己找敵人，讓日本和南沙周邊國家漁翁得利。對美國當然要警惕，但不要感應過度而上了美國疑兵之計的大當啊！必須對日堅決斗爭！
還有，不知道從啥時候起，我們的外交官發明了一個 “弱國無外交”的詞匯，建國后30年，中國國力不強，我們沒有外交嗎？改革開放30年，我們國力發展了，我們的外交強了嗎？還有，即便是“弱國無外交”，那么中國就不搞外交了？就只有被動挨打了？事實上可能嗎？人民答應嗎？國際上有這樣搞外交的嗎？既然外交也是一種斗爭的手段，我們為啥不換言之“弱國靠外交”而要自縛手腳的“無外交”呢？更荒唐的是：既然是“弱國”，卻為啥又要來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外交呢？ 如此迂腐的“清高” 在日本這類恃強凌弱民族身上派得上用場嗎？占了“道義” 又怎樣？在強權盛行的世界里，“道義”值多少錢一斤？如果日本一再翻臉不認人，到時候中國還不是被落得個“打掉牙齒往肚吞”結果？如果我們不大幅調整外交政策，仍然與日本這個不講誠信的民族“世代友好”和“戰略互惠”（究竟什么是戰略互惠？對中國惠在何處?)，那么終究要砸自己的腳，始作俑者也要留下千古的漢奸罵名。
日本政客仍然頑固的堅持否定“遠東審判”和二戰正義結論以及聯合國和五大國聯合制定的各類國際文件，還要進就是為處理戰敗國而設定的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滑稽?。〉褪窃谶@樣的前提下，日本如此典型的出爾反爾伎倆卻在我們權威的官方媒體上不但沒有如實報道，還曾經多次進行盲目“友好”和戰略互惠、和平之海、友誼有意之海的頌歌，不僅“專家”和“記者”出面，連一些退休外交官員也不甘寂寞赤膊上陣大言不慚。這些家伙置國家利益于不顧，他們究竟想干什么？中日的關系一再惡化，根本不是中國的責任！中國要和平、友好、發展環境以及近乎一廂情愿的戰略互惠合作，日本給過中國嗎？日本封建軍閥式的國土領海侵略擴張觀念從來沒有改變和停止！從來就沒有放棄也不會放棄遏制中國這個東亞最大好欺負國家的寄生和吸血！國家安全部門對于那些鼓噪親日的北京某些大學教授、中國社科院的薛某研究員，以及杭州師范大學曾經留學日本10年的楊際凱（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yangjikai.html）（http://www.zaobao.com/yl/yl101006_003.shtml）之流，是該好好的關心關心，別讓他們荼毒輿論信口雌黃！在今天的中日形勢和實質面前，這些之流的言論是多么危險和幼稚！當然，有些人也許壓根就是蓄意，而不是幼稚！其背后有深意可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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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文章：
楊際開，杭州人，1957年12月生，1985-1994年留學日本，最終學歷：東京大學博士課程。研究十九世紀末期的東亞國際政治，主攻晚清變法思想史，完成專著《清末變法與日本——以宋恕政治思想為中心》。近年來提倡東亞大和解。現供職于杭州師范大學。
維持東亞和局是政治大智慧
（2010-10-06）
● 楊際開
讀葉適為呂祖謙《皇朝文鑒》寫的序二中有一句：（北宋）“渡江以前，百六十年余年而無事者，與二虜約合之力也。兩漢及唐，不待與虜和而亦能無事，此其所以加以我一等也。渡江以后，亦且百年而亦無事者，亦約合之力也；一日不合，則不勝其事矣。安危之數，何可預定，存亡之機，必為厲階，安石所不能知也；而必以紛更亂其俗，以大有為要其君，以祖宗百年無事為天幸而不足持，而不知其一旦有事而不可救者，職安石為之也。”（《習學記言序目》，下，頁723）又讀馬一浮弟子烏以風《問學私記》中有：“先生翻閱《顏氏學記》，告以風曰：顏氏論學，全是暴戾之氣用事，使其得志，必亂天下，顏氏推重刑公，不知刑公之敗，其病根正在用智自私也?！保ā恶R一浮集》，第三冊，頁1185）
今日“二虜”是日本與美國，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得力于與日美的“約合”，特別是日本，這個在近代史上曾經重創過中國的國家，這向世人展示了和解高于仇恨，文明高于主權的價值觀；如今東亞面臨危機，意味時代將向仇恨壓倒和解，主權勝過文明的方向倒退。鑒于兩宋經驗，可以說，維持東亞和局是政治大智慧，這取決于中國人民是否有和解高于仇恨的見識與襟懷，以及中國領導人是否有文明利益高于國家利益的眼光與公心。
我在《東亞局勢的新變化》（《聯合早報》言論版，6月10日）中已經提到，日本民主黨首任首相鳩山以理想主義者著稱，提倡用友愛的精神來處理國際事務，一上臺就提出建設東亞共同體；但他在日本國內被目為不識時務，無法擔當首相大任。果然，天安艦事件讓他退出了日本的政治舞臺；菅直人政府接受鳩山失敗的教訓，又走到了另一個極端。我自己覺得，處理東亞文明內部的爭端，需要一種道德現實主義的智慧。所謂道德，是說東亞文明整體的倫理精神，所謂現實主義，是說要在這個倫理精神的前提之上，顧及彼此的利益，建立互信互動體制。
中國才走了30年，還需要起碼是70年的和平。日本自明治維新，走了140年才成為一個具有全球意義的非西方現代國家。中國與日本的雙邊關系，其實是一個中國與世界事物的整體關系，要有全局觀念才會理解這一問題之重大。最后，我相信，東亞能否展示出一個超越主權爭端的雙贏辦法，將意味不同于西方霸道的全球文明的出現，也凸顯了東亞文明的厚重與智慧。
作者是杭州師范大學的國際關系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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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際開：在歷史的新起點上 |
| 標簽： 中日關系 |
| ● 楊際開 （進入專欄） |
2008年的中國是大喜大憂的一年。除成功舉辦奧運會以外，其中的一個亮點就是中日關系進入了新的起點。胡錦濤主席10月24日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日本首相麻生太郎時，指出，通過雙方的共同努力，中日關系已經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面臨進一步發展的重要機遇。11月22日，胡錦濤在秘魯首都利馬會見麻生太郎，又強調，2008年是中日關系非常重要的一年。11月21-22日在浙江余姚召開的中日朱舜水研討會上，我與前來參加這次研討會的日本柳川市安東省菴顯彰會會長立花民雄夫婦一行重逢，回顧了從2004年與立花先生相見，到2005年11月9日，德川恒孝先生來杭州師范大學作題為“尋回東亞古德”的講演、天皇2006年的新年賀詞以及中國與臺灣進入和解、2008年迎來中日關系的新起點的歷程，24日晚我去立花先生一行下榻的杭州潮王大酒店，把由我翻譯，發表在臺灣《鵝湖》2005年12月號上的德川恒孝先生的講演稿與登載在同期上我寫的《東亞和解之路從道歉開始》的復印交給了立花先生。 ( http://www.aisixiang.com ) 說到中日之間的對話與和解，日本著名文化評論家加藤周一一行2005年3月30日到清華大學與中國相關人員進行了民間對話（參見加藤周一《21世紀與中國文化》，中華書局，2007），另外，日本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一郎2006年9月9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表了提為“始自于絕望的希望”，提出了“日本與亞洲被侵略的國家和人民的和解”的課題。加藤是從日本在東亞文明中的位置來審視中日關系的，我對大江文學不熟，只知道他有一個智障的兒子，立言多從弱勢群體出發，可能由此而產生出對亞洲被侵略國家和人民的同情與關心。 ( http://www.aisixiang.com ) 我在日本留學（1885、1-1994、11）期間研究晚清東亞的國際關系，國際關系的問題關心是戰爭與和平?；貒院?，目睹了中日關系由熱變冷的全過程，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是一個時間標志，我當時正在日本，一夜之間，日本國民對中國大陸留學生的態度就變了。而中國在1992年以后擴大改革開放的步伐的同時，又加強了對高校以及新聞、出版的“黨的一元化”管理，甚至對具有博士學歷的高校教師以及報社的主編、出版界的資深編輯的晉升必須要通過與本人學歷與資歷無關的官僚制定的考試，而中日之間人民對彼此形象的理解則按照日本不肯認罪道歉與中國實行“共產暴政”的思路，朝野之間都失去了可以對話的焦點。 ( http://www.aisixiang.com ) 我2001年入杭州師范大學，給學生上國際政治的專提課，根據學生的感想，我寫了《找到一條通向全球化的通道——教師札記：在中國講授國際關系》，（《東方》，北京，2002年12期），開始主張對歷史的理解與寬容。文中，我提出了培育地方行政主體以及“改革”與“開放”的關系的問題?！渡鐣W家茶座》2008年第五集上收入了薛勇與金微關于《論語》的對話以及冼巖的《集權體制的高效與低能》與我在這篇文字的主體有關。薛勇也有一個與日本對比的視野，我覺得光對比還不行，日本內部的地方與中央的關系既是培養地方行政主體的模式，又是中國進入現代進程的文明內壓力。如何把日本經驗轉換成中國改革開放的動力與方向才是關鍵的問題。后來我把的自己的看法通過與學生對話的形式，以《我的東亞國際國際秩序觀》的名稱發表出來。 ( http://www.aisixiang.com ) 2004年8月26日我寫了《化仇恨為寬容》的隨筆，先父是在參見新四軍浙東游擊隊的學生兵，我回國以后不久與日本女性結婚，先父是贊同的，他覺得，自己把寶貴的年華消耗在了戰場上，沒有任何理由要把仇恨延續給下一代。在這篇文章里，我根據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提出了中日之間的戰爭是“文明內戰”的觀點。 ( http://www.aisixiang.com ) 還有兩本書對我思考暴力問題起了幫助。一本是英國人安德魯•瑞格比寫的《暴力之后的正義與和解》（南京：譯林出版社，2003），一本是法國天主教傳教師威明德寫的《全球化與中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前書告訴我，真相與和平比正義與流血更為重要。后書告訴我，暴力產于關系之中，所以要消除暴力，達到和解是要從產生暴力的關系著手，也就是要從產生暴力背后的思想去理解暴力的原因去思考和解與正義的問題。 ( http://www.aisixiang.com ) 同年9月5日，我與立花民雄在浙江社會科學院相遇，與一行的座談會內容已經整理為《立花民雄等與杭州師院座談側記》發表在《學術中國》上。前面提到的德川恒孝是德川幕府創始人德川家康的第十八代家督，至今還作為武家的末裔參與宮中的儀式。立花民雄是柳川藩主的后裔。這樣一個明治維新以后，因放棄了特權而享有榮譽的市民階層也有他們獨特的對戰爭的反思與東亞和解的思想。大家知道，明治維新是通過“廢藩置縣”完成由德川時代的幕藩體制向西方式的近代中央集權國家的轉變。而立花一行提出了“廢縣置藩”的構想。我當時問了兩個問題，一是武士道與軍國主義的關系，二是“廢縣置藩”的出路。立花認為，應該把武士道與軍國主義分開來看，而對第二個問題，他認為，藩政是一種仁政。這兩點對我都有茅塞頓開的感覺。 ( http://www.aisixiang.com ) 聽了立花的講演以后，我重新讀《朱舜水集》，寫了《鑒真、朱舜水與東亞文明》（《鵝湖》，2004年11月號），里面寫道：“近代國家觀念的退潮意味著在制度上日本從‘廢藩置縣’向‘廢縣置藩’的轉變，而在思想上則意味著‘藩’、‘國’本位的儒家王道的復興，這又是一個東亞整體在地方權力擴大過程中，走向道德更新的一體化運動?！逼鋵崳皬U縣置藩”并非一行的本意，而是他們在探索取代近代國家的道德資源。這是一種深層次的對戰爭的反思，正是出于這種反思，才有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已故九州大學教授岡田武彥為首的九州市民團體所與浙江社會科學院聯合舉行的探訪王陽明行蹤的文化之旅，對他們來說，尋回失去的東亞古老的道德才是對戰爭罪惡的心靈升化。這樣，一種不同于戰前“大東亞共同體”的東亞和解思想露出了水面。 ( http://www.aisixiang.com ) 2005年8月，我發表了題為《東亞通向和解之路》的文章，旨在說明，日本是東亞文明的海上據點，已經引領全球化的方向，昨天日本所過的路，就是今天我們必須要走的路。我在結尾處寫道：“只要我們能像日本一樣，把外壓轉化為文化的創造與環境的保護，就會成為全球化的弄潮兒，中國的邊界在東部沿海是天然的盡頭，越過這個盡頭，東海也護育了日本這個東亞的海洋文明，接納這一給我們帶來很多傷害的文明，也是對我們自己安全困境的超越，只要我們不再為軍事上的安全所困惑，我們就會把注意力集中在比安全問題更重要的環境問題上了。和解不是遺忘戰爭的罪惡，而是超越我們自己的安全情結，與我們的生活環境的共生，與不同文化觀念的溝通。日本不能外于東亞文明，也就要對東亞的文化負責?！?( http://www.aisixiang.com ) 2005年11月，德川恒孝一行去紹興參拜王陽明墓之后，來杭州師范大學發表了講演，在講演前，德川先生向與會者說：“我是抱著對日本侵略的追悔之心參加這次活動的?！边@句話由擔當現場翻譯的錢明研究員翻譯成中文。我在《東亞和解之路從道歉開始》中寫道：“德川氏對戰爭的批判與反思是從日本背離儒家和平倫理的角度進行的。從這一視角的反思切入到日本國民整體文化心靈背離儒家倫理的層面，從而提出了回歸儒家倫理，走向東亞和解的思路。”文中，我還寫道：“巡回古德也就是在向日軍侵略下的中國死難者致哀。這份心意已到，這是一個脫去暴力心結回歸禮義人倫的過程?！边@些文字是發表在《學術中國》上的《和解要從道歉開始》中所沒有的，因為這里面涉及到我的日語啟蒙老師黃源先生，據說后來收入到紀念黃源先生的文集里。我當時把德川氏的講演稿電郵給《開放時代》，在網絡版上發出來了。 ( http://www.aisixiang.com ) 我想，回歸儒家倫理的問題不僅是日本人，也是中國人要面對的課題。漢娜•阿倫特的《集權主義的起源》也已經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阿倫特認為，二十世紀的集權主義是一個全球性的運動，中國自然不能置身事外。二十世紀的暴力也起源于這個運動，而消除這個暴力所留下的后遺癥也當是人類的共同事業。而東亞文明內部的暴力游走對我們就更為感同身受了。 ( http://www.aisixiang.com ) 現在想來，安梧兄把德川氏的講演稿在《鵝湖》上全文登出意味深長。作為新儒家的傳人，同時又曾是日本殖民地的臺灣，敏感到德川氏講演的意義。民進黨在立法院敗選，2008年3月27日，安梧兄給我寄來一首詩：“夢醒春雷震寒冬，迎來朝雨伴長虹；澄心余步掌中計，早樹漢唐舜堯松！”表達了東亞文明面臨和解與重生的喜悅。國共兩黨之爭由來已久，但都是以是否“抗戰”作為正當性的指標的，如今，在代表現代日本社會良知與良心的德川氏的講演面前，兩岸必須同時面對東亞文明的整體進程，于是，兩岸的和解就進入了議事歷程。這是德川氏在杭州發表講演所始料不及的事。信息時代就是這樣不可思議。兩岸的和解不只是國共兩黨的和解，也是東亞文明和解的開端，其意義將展現出二十一世紀解決人類沖突的新典范。 ( http://www.aisixiang.com ) 從2005年下半年到現在，我寫了《我看到了東亞和解的曙光》、《日皇2006年元旦致辭的世界法含義》、《東亞正在走向結構民主》、《東亞和解的時代已經悄然來臨》、《要和解，不要暴力》、《大知大勇東瀛行——胡錦濤主席訪問日本有感》以及給學生方小娟同學的回信，從不同時間與層面談論和解問題。這些文字都發表在《學術中國》上，后來王焱先生把《東亞正在走向結構民主》收入到《社會學家茶座》2007年第六期的資訊欄里。我在東京大學的學術訓練是用西方國家關于國際法的思路與邏輯來研究近代東亞的國家關系，最后發現東亞的國際關系有一套起源于《論語》的法與邏輯，不能完全用西方的概念來套用。一個國際關系的學者，既要對現實中的國際問題提出自己的評論，又要進行學術研究，這些評論文字出于我對現實政治的關心。背后是有學理根據的。 ( http://www.aisixiang.com ) 從東亞文明整體進程的角度來看，秦漢以后中國的皇帝制度發揮了權原的功能，而在日本演化出來的天皇則發揮了法原的功能，兩者都是儒家政治倫理在不同文化環境中的政治形態?；蕶嘤伞皺唷毕颉胺ā钡墓δ苻D變是東亞文明史內部演進的結果。我在東京大學讀博士課程時的指導老師平野健一郎把acculturation這個來自德語的英文詞匯翻譯成“文化觸變”，中文翻譯成“涵化”或“濡化”，這是美國費正清學派中國研究的分析概念，我覺得思考東亞文明的現代進程時，還是翻譯成“文明觸變”比較合適。東亞儒家漢化文明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文明實體，面對不同文明的外來沖擊，體現文明內部核心價值的中心地區也在不斷移動。到清末戊戌政變以后，如梁啟超所說“清廷政治一日一日的混亂，權威一日一日的失墜，因亡命客及留學生陡增的結果，新思想運動的中心移到日本東京，而上海為之轉輸”。這也是內藤湖南文化中心轉移論的出發點。問題是出在戰前日本軍國主義把日本這個在東亞文明互動中出現的現代“中心”作為壓制亞洲的資源了。 ( http://www.aisixiang.com ) 日本發動甲午戰爭，有經濟與政治雙重目的。經濟目的是要獲得巨大的資金加入西方金本位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政治目的是擺脫不平等的條約體制，與西方列強并駕齊驅。研究條約體制的費正清認為，日本通過這場戰爭“阻止了西方列強繼續干涉中國的努力，并完全打亂了東亞的強權關系”。伊藤博文在甲午戰后指出，想通過這場戰爭達到東亞的事由東亞自己來處理的權益。這里面雖然已經含有爭奪東亞霸權的味道，但也說明，如費正清所說的那樣，日本起到了促進東亞國家西化的作用。加藤周一至今希望“讓東亞的國家自己去解決相互之間的問題”的愿望與伊藤博文的東亞觀是有連續性的。 ( http://www.aisixiang.com ) 而圍繞朝鮮的獨立所展開的清國與日本之間的這場戰爭又是一場東亞文明內部不同統治理念的文化戰爭，也就是上面所述“權原”與“法原”之間的內戰。甲午戰后，廣東派主張抗戰，而浙江派主張受和，辛亥革命以后，任第一任浙江都督的湯壽潛就是其中的一個。浙江派的理由是清廷參戰，出師無名。宋恕把主張受和的主事者清末的國際問題專家杭州人陳昌紳比喻為力諫晉不可與楚莊爭鄭的隨武子。 ( http://www.aisixiang.com ) 湯在1892年重訂的《危言•變法》中就認為，中國的保守派嘲笑朝鮮的開化黨（改革派），是五十步笑百步，宋恕也在同年向李鴻章進言變法。甲午戰后，出自李鴻章門下的兩個青年智囊宋恕與嚴復在甲午戰后投入變法活動說明，他們也是認可明治日本的西化政策的。 ( http://www.aisixiang.com ) 孫中山向日本發出“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還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的呼吁背后，還是從文化目的論上認可明治維新的方向的。他把辛亥革命視為第二次明治維新。問題出在日本用西方霸道的方式來推行東方王道的理想。我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出現的象征天皇制是亞洲被侵略國家和人民付出了巨大犧牲換來的，我們應當珍惜這份東亞文明的文化遺產。過去的敵人所具有的目的性資源正是今天中國從事改革開放事業的終極目標與內在動力。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與從前的敵人攜起手來建設一個新的亞洲。因此，我認為，東亞大和解是中國繼續改革開放的必由之路。 ( http://www.aisixiang.com ) 2007年12月我出席了復旦大學歷史系舉辦的“從周邊看中國”國際研討會，席中，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梅約翰教授對黃俊杰教授領導的東亞文明研究課題提出了批評，他認為，如把東亞文明作為整體來研究，不同東亞文明中地域的人之間就會進行解釋權之爭，但我覺得，如果可以對東亞文明的現代價值形成共識，這個問題就可以獲得解決。在這次會議的啟發下，我寫了《清末變法中的日本因素》（《二十一世紀》，2008年10月號），我認為，朱舜水東渡日本完成了從權原向法原的認同轉換，其意義只有在全球化時代才能日益彰顯。立花民雄先生認為，儒學是關于人的行為的學說，我贊成這個說法，我想，東亞文明中人，大多會認同這一說法的。 ( http://www.aisixiang.com ) 在這次中日朱舜水國際研討會上，最引起我興趣的是日本中央大學專任講師鈴木滿子介紹的，當代日本大學生對朱舜水的讀后感，其中有一個學生認為，朱舜水是東亞和平的一盞明燈。立花民雄的講演“千古美談——舜水與省菴師徒情誼”也與這一課題有關，立花先生告訴我，在日本，民族主義與自我認同是連在一起的，如今當民族主義退潮，自我認同的問題就失去了著落點，所以如何重建自我認同就成為社會問題。我想，這個問題就與東亞和平有關了。立花先生還說，中日之間老是敵視是不好的，要通過對話溝通來達到相互理解與和解。 ( http://www.aisixiang.com ) 與立花先生的交談對我啟發很大，我向他介紹，浙江的改革模式是縣市級有財政權而沒有人事權，而廣東的改革模式是縣市級有人事權而沒有財政權。他告訴我，德川時代，柳川藩的藩主住在江戶（東京）向藩里的管家要錢，不敢說“錢”字，德川氏的統治術是把“權”與“錢”分開，不讓商人有權，同時，又不讓武士乃至藩主有錢。從東亞整體進程的史觀來看，明治維新是有雁行效果的，甲午戰后，日本開始走向軍國主義，但是二戰以后，韓國、臺灣利用日本殖民時代的資源發展資本主義，而朝鮮、中國、越南也利用從日本輸入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發展社會主義，進入二十一世紀，東亞文明中的不同國家與地域又在認同民主上，開始走向對話與和解。而“權”與“錢”分離的日本經驗仍對我們具有啟發意義。 ( http://www.aisixiang.com ) 東亞和解任重而道遠，通過東亞不同地域對朱舜水所保持的歷史記憶，重讀東亞文明五百年來的進程，會發現資于東亞和解的共同價值與重建東亞未來的方向。立花先生認為，朱舜水是民族主義的反命題，而舜水的近代命運卻是被日本軍國主義者用來統治中國（包括臺灣）。我認為，和解是一個社會工程，而啟動這個社會工程需要同曾經是敵國的人士的共同努力。相信德川、立花一行所保持的從德川幕府到明治維新，又從戰后日本到全球化時代推動東亞和解的歷史記憶會成為眼下中國進一步深化開放改革的有用經驗。他們一行正在策劃為期二年，分六次進行的探訪王陽明行蹤的中國之旅，這是值得我們關注的文化與和解之旅。與會者希望在舜水的故鄉成立朱舜水研究會，我想，這關乎東亞文明安全的大義，對此，需要形成東亞文明中有識之士的共識。 ( http://www.aisixiang.com ) 現在看來，小泉參拜靖國神社說明，西方式民族國家典范在二十一世紀東亞國際事務中的危機，為戰爭的死難者致哀是想打破戰后日美同盟的框架，為日本從道德原點上回歸東亞文明尋找一點合法性資源。加藤周一指出“孤立的不安情緒，會促使日美軍事同盟的強化”。最近讀了約翰•W•道爾的《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日本》（北京三聯書店，2008），感到戰后日本的重建與東亞文明的歸屬之間出現了斷層，這個問題在文化認同層面關乎人的主體性如何確立，所以，立花先生有“文迷”的感嘆。在日語中“文明”與“文迷”發音是一樣的。作為中國人，能否以寬容的心情接納受過西方文明洗禮的日本回歸東亞文明，關系到全球性的安全機制的重建。 ( http://www.aisixiang.com ) 在二十一世紀初頭的東亞和解進程中，以戰爭與和平為志職的日本的國際關系論專家并沒有發揮明顯的作用，這說明，現實主義的西方主權話語缺乏東亞和解所需要的文明政治學的和平思想。東亞和解也意味日本的王道經驗會成為我們進行社會改革的資源，如制定中央與地方關系法，落實國際人權公約中的人權條款等，這樣，改革就會促進和解，和解會使改革獲得動力。 ( http://www.aisixiang.com ) 這次在與立花先生的交談中，他問及了天安門“事件”已經過了多少年了？因為這次“事件”，美國、歐洲與日本至今對中國實行高科技“制裁”。他看到杭州街面的繁華，感嘆中國已與二十年前大不相同。現在我們知道，二十年前的天安門“事件”仍是近代中國急進主義的余波，然而，政治文明的課題還仍然存在。 ( http://www.aisixiang.com ) 近代中國自從鴉片戰爭以后，在不平等條約下渡過了近一百年屈辱的時間，當中國邁入改革開放之際，又在西方主導的經濟利用與高科技封鎖的國際環境下創造了經濟奇跡。但是，把這一奇跡所積累下來的資源用于國內的行政改革以爭取西方世界對中國的平等待遇，關系到東亞文明整體的現代轉型，日本不能置身事外。繼續改革開放與東亞大和解是物之兩面，我們必須認真面對這個問題。 ( http://www.aisixiang.com ) 今年1月11日，我與近年來致力于介紹西方研究極權主義運動的孫傳釗先生在杭州相見，作為高校的教育工作者，他對高校的極權主義化深表憂慮。其實，當今蔓延世界的金融危機也是二十世紀民族國家向極權主義發展所遺留下來的全球性的西方主導的政治典范危機，克服這場危機也需要不同文明與文明內部的和解，中國無法置身事外，我們正面臨通過和解來共同摸索全球化時代下的人類的新型發展模式的全球性課題。（此稿為《社會學家茶座》2009年第一期約稿而寫） ( http://www.aisixiang.com ) 2009年1月17日改定于杭州洞霄宮故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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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際開：化仇恨為寬容 |
| 標簽： 中日關系 |
| ● 楊際開 （進入專欄） |
每到8月無論在中國還是在日本，人們都會以不同的方式回憶起那場戰爭。在這里，我不想就其是是非非作出史學上的論斷，就我個人的所見所聞所思談談感想而已。 ( http://www.aisixiang.com ) 父親是參加浙東抗日救亡運動的老兵，去世前在病床上對我說，日本人把對美國強權的不滿轉嫁到了中國人民的頭上。我當時不太能理解父親的思路，但他確是以寬恕的心情離開人世的。后母經常講起她“少年”時代作男孩打扮遇到一個日本兵的故事。這個日本兵曾說過，他媽說，只要你在中國不糟蹋飯子、字紙、女子就能平安回來的。舅舅是在南京長大的，他告訴我，“南京大屠殺”確有其事，死人的味道是很難聞的。而我生母卻在文革中死于非命。我自己在日本近十年，回國后與一日本女性結婚。后來才知道，她在十歲時曾遭到一流氓長達半年的性強暴。她說，她恨日本。我是說，一個社會在傷害其他社會的時候，從內部也在自我傷害。這樣的傷害與被傷害的連鎖反映是可以轉換成對話、寬容與慈悲來的。 ( http://www.aisixiang.com ) 有時候，親戚朋友會問起我對日本的看法，比如，德國總統下跪祈求二戰受害者的原諒, 而日本非但沒有悔意, 還把戰犯祭起來。這是為什么？我妻也遇到過一青年的詰問:日本年號“昭和”、“平成”中藏有“刀”、“戈”，是不是還想發動侵略戰爭？妻驚得說不出話來。 ( http://www.aisixiang.com ) 上一代浙江知識分子多向往日本，視日本為東亞近代文明的中心，有不少人留學日本，受惠甚多。我的日語啟蒙老師黃源先生在1973年聽說田中角榮首相訪華并締結了中日友好條約，馬上就招集我們這些鄰家失學的孩子開了一個日語學習班，把他自己在二、三十年代學的日語知識傳授給了我們。 ( http://www.aisixiang.com ) 我在日本的研究課題是東亞的國際關系，對那場戰爭未曾敢忘懷片刻。在日本時就注意到，法國與德國在二戰中雖然是敵對國家，但戰后法國仍然恢復了戰前那樣的生活秩序并且成了反思西方文化的后現代思潮的搖籃，而中國呢？本來就很微弱的知識階層又遭摧殘。法國人把仇恨轉化成了對歐洲文化的反思從而提升了戰爭的意義。因此，德國總統也會作出向受害者下跪乞諒的表示，這是一個國家向全體猶太人的道歉行為。西方國際關系的慣例把戰爭視作是國家與國家的行為與個人無關。中國人似乎不能理解這樣的看法。解放后，知識分子的遭遇有很大一個原因是他們在海外受教育的背景，他們成了冷戰的犧牲品。 ( http://www.aisixiang.com ) 胡適認為“中日沖突的形態乃是和平自由反抗專制、壓迫、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胡適指的中國傳統的生活方式是一種崇尚個人自由與地方自治的精神，這與日本軍國主義的尚武、極權形成鮮明對照。而實際上，當時更多的知識分子如艾青、雷海宗是把抗日戰爭視作中國民族復興的契機的，與胡適的看法大相庭徑。日本的法西斯革命家北一輝曾說過，中國革命是通過日本的精液受胎的。近代中日關系確實有過一段黃金時代?，F在我們知道，五百年來中日間的戰爭是東亞文明的內戰，既然是內戰，戰爭的殘暴可能更勝于不同文明之間的戰爭，暴力之后和解的方法是不同的。 ( http://www.aisixiang.com ) 父親在人生終點時對日本的寬恕是要把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升華為建設一個和平自由的中國的動力。歷史學家黃仁宇建議說：“不能緊抓著往事永遠不放，而要瞻望前途?！比毡緡鴥热杂袨槎鸶韫灥碌娜?，但“昭和”、“平成”里絕無刀光劍影是可以肯定的。大多數日本民眾戰后一直為自由民主而奮斗，如今的日本已是全球化進程的一個道標，有很多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也是他們已經解決了的。正確理解今天的日本對我們的現代化事業是至關重要的。 ( http://www.aisixiang.co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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