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網民痛斥出賣中國南海的漢奸言論
面向未來
每次看到南海
但演練畢竟是演練。我們偉大的軍隊，什么時候能走出演練場，像我們開國領袖毛澤東那樣敢上九天攬月，敢下五洋捉鱉，敢和美國對著干的大無畏的革命精神，也把部隊拉到南海，開到西沙，把越南流氓及周邊群小趕回老家，奪回被侵占的領海和島礁。用實際行動讓國人開開眼界，體會體會我們偉大的軍隊的偉大之處，讓國人看看我國的軍隊除了抗險救災，同樣也能保家衛國。抵御外來侵略。
如果南沙是我們的固有領土那么跟“要什么”有關系嗎？假設南沙沒有“什么”那就領土也不要了嗎？
國家強大才是硬道理，沒有堅實的物質基礎和先進的國防建設，什么都是一句空話，中國要想在亞洲一呼百應，既要表現出一個大國的氣度，同時還要有足夠的威懾力，以及領導的風范，現在的亞洲還有幾個國家把中國放在眼里，象印度，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等等這些小國，居然也敢在中國面前指手劃腳，我只能說－－－無語！！！
鼓噪出賣中國東海的漢奸文人，你們怎么啞巴了？
薄畫皮
漢奸文人賣國賊，怎么狡辯也掩蓋不了賣國親日的本質！！你們是不是屬于此類，你們可以問問全國人民，讓他們說是不是？中國人民看得很清楚！早就看出來你們的險惡用心，只是在中國的東海巨浪面前才充分反照出你們的丑惡嘴臉！！一個個循循善誘為日本說話，變著法維護日本利益，鼓噪在中國的領海搞賣國的狗屁共同開發！你們怎么不鼓動到“琉球群島與日本列島”之間的海域共同開發？為什么不去達成那個海域的共同開發共識？反而鼓動開發中國家門口的中國領海？為什么不鼓噪琉球群島與釣魚島被美國日本私相授受的非法性？你們的一切言行，剝離種種面具和外衣，就是誤導中國，誤導中央，誤導人民，出賣中國利益，取悅日本！陷中國于被動和損害，陷高層于不義和困窘！你們究竟安得什么心，得到了什么好處？戰爭與和平時期怪不得中國不缺漢奸，這樣公然在國內長時期堂而皇之的鼓噪！賣國可恥！要查一查！抓一抓！
如何確定中日東海“合作區”？
(2005-10-17)
● 薛力（北京）
最近，中日東海磋商有了新進展，日方提出在“中間線”兩側進行共同開發，經濟產業大臣中川昭一甚至提出將中日東海問題磋商的層次從司局長級提高到部長級。
中方之前則曾表示會在10月中旬于北京進行的磋商中給予答復。這顯示了中方對日方提議的重視，中日雙方的東海合作可能由此進入一個新階段。
那么，如何確定中日東海“合作區”（以下簡稱“合作區”）的大小？東西兩側的“合作線”劃在何處比較合適？
東海問題的大致背景是：東海最寬處為360海里，如果中日雙方各自劃定200海里專屬經濟區將會出現重疊區。中國認為東海劃界應采取大陸架原則，以釣魚島東側的沖繩海溝為界。日本則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應當采取中間線原則。這樣，“中間線”以東、沖繩海溝以西的水域就成了中日爭議海域（以下簡稱“爭議海域”），其面積約為30萬平方公里，約等于3個浙江省的面積。
建交以來，中日雙方對“爭議海域”都采取了比較克制的態度，沒有進行實質性的勘探與開采。現已投產的春曉氣田位于“中間線”以西5公里處，天外天、斷橋、冷泉等3個油氣田也在“中間線”以西幾公里處。而帝國石油公司在獲得日本政府的許可后也尚未進行實際勘探工作。
在“中間線”東西劃出“合作區”
日本認為自己沒有遇上能源供應短缺，故不急于解決東海問題，對“共同開發”持比較消極的態度。又認為“爭議海域”屬于日本，因此不能與中方合作。中方對春曉氣田的勘探與開采實際上促成了日本政府立場的轉變。迄今為止，中日雙方已就東海問題進行了3輪局長級磋商。
我的觀點是，“合作區”以25萬平方公里左右為宜，相當于2.5個浙江省的面積。具體做法是，在“中間線”以西劃出1個相當于浙江省面積的海域，“中間線”
以東劃出1.5個浙江省面積的水域。東“合作線”為釣魚島與“中間線”之間的中位線；西“合作線”大概在“中間線”以西50海里。主要理由如下。
一、從“把東海建成合作之海”的信念出發，這個合作區不宜太小；從操作的可行性看，又不能太大。如果像日方提議的那樣，將聯合開發限定在“中間線”兩側的小區域內，日方擔心的所謂“虹吸”問題還是沒有解決（“中間線”以西的海底高于以東的海底），而有限的天然氣產量對于中日兩個能源需求大國來說意義不大，投入－產出也不符合經濟學原理。如果將整個東海都劃為合作區，不確定性因素太多，政治、經濟、技術上都會遇到巨大困難。
二、25萬平方公里左右的海域足夠中日雙方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勘探、開采油氣與別的自然資源，其潛在經濟效益對雙方都有吸引力，而且，雙方可能會借此擴展合作的寬度與深度并提升合作的層次，使之成為未來雙方走向全面合作的一塊試金石。這個合作區有可能、也應該成為兩國推進泛東亞（包括東北亞與東南亞）區域合作的試驗區。
三、西“合作線”與中國海岸線的距離最寬處仍有130海里左右，中國仍有較大的水域以確保自己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利益。
四、日本可望將中位線（即東“合作線”）以東的海域為自己的專屬經濟區。在中國承認“中間線”之前，日本在“爭議海域”的任何實質性勘探與開采都缺乏切實的國際法支持，因而可能導致雙方矛盾的升級，而缺乏充分的地質資料與開發的經濟效果不明確，又是日本在東海問題上陷于窘境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日本很可能比中國更需要開發東海能源。
五、在“中間線”以東多劃出5萬平方公里海域主要用于補償中國對“中間線”的承認和在釣魚島問題上的某種讓步。釣魚島本身是個小問題，“爭議海域”問題的解決將帶動釣魚島問題的解決。
當然，邊界之爭實乃利益之爭，這是民族國家體系的必然伴生物。但獲得一條邊界本身不是目的，若能就相關的利益分配達成共贏的安排，邊界的意義將弱化，這一點在民族國家的發源地歐洲已經表現得很明顯。
中日兩國較遲進入民族國家體系，在歷史上均沒有明顯的邊界意識，兩國間友好的時期也遠多于交惡的時期。兩國都為自己的悠久文化和智慧而自豪，它們應當有足夠的才智克服民族國家體系帶來的這一弊端。
地區一體化已成潮流，中日兩國必須從根本上改變目前這種“政冷經熱”的狀態，東海“合作區”將為此提供一個難得的契機。基于這一宏觀視野，雙方在“合作區”內投資與收益的比例安排、收益分配方式等將不難獲得解決。
·作者任職于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政治研究所。
東海糾紛：中日關系轉折點
（薛力）
這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與全球化并行的，則是區域一體化或區域整合，其中尤以北美自由貿易區和歐盟最為引人注目，其巨大的威力與明顯成效引得各國落力推行所在區域的一體化進程。
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中日兩國的全面合作是實現東亞區域合作的關鍵一環，或者說，中日之間進行法德般的合作，是東亞區域一體化最關鍵的一環。
但人們又覺得，中日之間難以實現當年法德那樣的政治和解與經濟合作。政治上，歷史問題是導致政治合作難以進展的主要原因，小泉純一郎首相堅持參拜靖國神社還導致中日首腦互訪中斷；經濟上，雖然雙方經貿關系密切，貿易量驚人，但仍不足形成與之相匹配的政治關系。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中日之間沒法找到一個可資建立亞洲版“歐洲煤鋼聯營”的契機。
有了能源合作的契機
筆者認為，中日之間現在也有了這種契機，這就是近日沸沸揚揚的東海問題。尤其考慮到這樣一個事實：東海區域潛在的油氣資源對中日兩國的意義，可相比于煤鋼對于當年的法德兩國。在民族國家體系里，邊界劃分成了國家關注的核心議題之一，如果說領陸的劃分還有或多或少的歷史經驗可資借鑒，那么，領水的劃分則因為歷史較短，缺乏統一、公認的原則，而爭議也更多。東海糾紛即是其中之一。
東海是一片由中、日、韓三國領土環繞形成的半封閉海域，蘊藏豐富資源的東海大陸架位于三國之間，是中國大陸領土的自然延伸。由于東海最寬處僅為360海里，如中日劃定各自200海里海洋專屬經濟區時難免會發生重疊。為此，日本向中國提出，日中海洋專屬經濟區應依據海岸中間線來劃分。不過，中國不予承認，堅持按大陸架自然延伸的原則，認為海洋專屬經濟區分界應在沖繩海槽一帶。
這兩種不同的劃分原則，形成雙方海洋專屬經濟區的面積相差約30萬平方公里，相當于三個浙江省的面積。由上可知，對中間線以西區域個“沖繩海溝”以東海域，雙方不存在爭議，爭議區域位于中間線以東、沖繩海溝以西的海域，而釣魚島則位于中國大陸架末端、沖繩海溝以西的位置。
對于兩個資源進口大國來說，這一區域豐富的油氣資源意義日益增大。如果處理不當，將給雙方帶來莫大的麻煩；如果處理得好，則可能成為合作雙贏的轉折點，并可能帶動黃海、日本海、南海問題的解決。
筆者的觀點是：中日雙方可以建立國家級協調機構，協商對這一地區資源的勘探與開采。我們現在仍處于民族國家體系中，這個體系有內在的缺陷：邊界的清晰化必然導致國家盡力外推領土邊界的傾向。這是當代國家間爭端的主因之一。無數事實證明，以非和平手段解決國家間爭端，其合法性與正當性越來越受到懷疑，成本也日益高昂。
隨著主權理論的發展，國家主權分層化、分領域的趨勢日益明顯，WTO對各成員國關稅的限制即是明顯的一例。協商解決領土（包括領陸與領水）問題已是大勢所趨。中國已經與一些周邊國家談判解決了大部分領土爭端，最近的例子是與越南解決了陸地邊界和北部灣邊界的劃分。這為中日之間解決領土爭端開了個好頭。
共同開發不宜再拖
應該說，中日兩國近20多年來對雙方有爭議的領土都采取了相當克制的態度，著眼于雙方關系的大局。其結果是兩國的關系獲得了長足的發展，給雙方帶來了巨大的受益。這是在“政治冷”的同時，“經濟熱”得以保持的主要原因。但是，“冷熱不均”畢竟不是常態，且不能久拖不決，雙方理應促進“政治冷”向“政治熱”轉化，以與雙方的經貿關系相匹配。
在導致中日關系“政治冷”的諸多原因中，除了歷史問題外，東海問題（包括釣魚島問題）已經到了不宜再拖的程度。鄧小平1978年10月25日在日本就釣魚島問題答記者問時說：“我們這一代缺少智慧，談這個問題達不成一致意見，下一代總比我們聰明，一定會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現在，一代人的時間過去了，中日雙方的“新人們”有了解決此問題的許多有利條件，將“擱置主權、共同開發”首先用于中日爭議海域的能源開發，應該說是可行的。
至于勘探、開采等技術層面的事情，可以協商后由一方進行，也可以雙方聯合運作，還可以通過國際招標引入第三方、第四方。這一問題的解決將大大有助于釣魚島問題的解決，進而有助于黃海、日本海、南海問題的解決。這樣，包括東北亞、東南亞在內的大東亞區域整合的步伐就會得到推動。現在需要雙方政治家拿出勇氣、作出決斷，進行具體的運作。讀者或許會問：如何處理東海問題？中日雙方如何合作？筆者將在下一篇文章中提出自己的管見。
【續篇】中日東海合作有可行性
上文談了東海可能會成為中日關系的轉折點，本文將探討為什么中日兩國在東海的合作是可能的，合作的障礙是什么，以及如何合作。
至少有以下四點原因決定了中日東海合作是可能的。
首先，主權本身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而且，主權理論在發展，主權的內容在變化。以歐盟為例，現在其成員國主權讓度的程度在50年前是難以想像的。主權概念的發源地歐洲如是，作為亞洲大國、正走向世界大國的中國和日本，也應當在國家合作的理論與實踐上作出自己的貢獻。
其次，在東海問題上，中日雙方沒有更好的選擇。對中日兩個大國來說，任何單贏的方案都是另一方所不能接受的；用非和平的方式解決東海問題不符合世界大勢，兩國也沒有這樣的能力與打算；用實際占有、開發的方式只能導致越來越嚴重的爭端；用傳統方式確定領海邊界的可能性也不大，因為在“中間線”以東、沖繩海溝以西之間的海域（即“中日爭議海域”）再劃一條邊界線，將牽涉到釣魚島的歸屬問題，目前直接商議解決釣魚島問題為時尚早。
再次，對中日兩國，油氣資源的重要性日益上升。為了不受主權問題的困擾，擱置主權歸屬問題，直接商談合作開發油氣資源，不失為明智之舉，其難度要小于解決主權問題。如果在油氣資源的合作勘探、開采上取得經驗，雙方再商談這一區域漁業資源、海底礦床資源等合作方式，就有了較為可行的基礎。
最后，再拖下去，將使得雙方的不滿與猜忌越來越多，并在其他事情上表現出來。事實上，過去二十多年雙方的總體克制態度，乃基于這一海域的“低度開發”，隨著雙方出于經濟發展的需要加緊對這一區域的勘探與開發，可供克制的空間越來越小。雙方與其繼續被動應對，不如主動應對，謀劃出一個為雙方所能接受的合作制度框架。
合作的障礙
在談論如何合作之前，有必要厘清合作的障礙是什么。這可以從中日兩方面來談。
日本方面，近年來的政黨政治總體上走向保守，社民黨、共產黨等在野牽制力量變弱，公明黨由在野黨變成了聯合執政黨，兩大主要政黨民主黨與自民黨的政治理念日益接近，右派保守勢力有所增強。所以，雖然與中國的經濟聯系空前密切，但主張中日友好的聲音與力量不如80年代，民眾中對中國有好感者比例下降。
日本年輕一代議員“歷史意識”在淡化，主張對華強硬者不乏其人；小泉純一郎上任后打破十六年的慣例，連續幾年以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社，甚至聲稱“沒有必要因為中方的反對而停止參拜”；加大支持“臺獨”的力度；在持續多年經濟停滯、而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大背景下，出于對中國強大的恐懼，“中國威脅論”由日本肇端擴展到歐美。
在中國方面，民眾中對日有好感者比例明顯下降，主張對日強硬的聲音明顯上揚；政府對民眾的控制力下降；警惕美日同盟對中國的潛在威脅，而大力發展與歐盟、俄羅斯及別的發展中國家的關系。
應該如何合作
中日間的合作雖然存在著許多困難，但筆者認為這些困難是可以克服的。中日兩國間現在的敵意與防范，遠比不上二戰剛結束不久的法德兩國，經濟聯系更比當時法德兩國之間強得多。
中日雙方都很清楚，要想擺脫對方而實現東亞區域合作是極為困難的，合作程度也有限。東海為中日兩國實現合作雙贏提供了一個天然良機，等待著雙方的政治家、學者、商人、民眾去把這機遇轉化為果實。
現在的歐盟是區域合作的樣板，但二戰剛結束那幾年，歐洲合作既不是民眾的普遍愿望，也不是政治家的共識，而是源自于少數精英的主張。精英人物的努力與說服導致了歐洲媒鋼聯營的嘗試，而聯營所顯示的巨大成效，使民眾與政治人物改變了態度。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中日兩國的精英人物，應當擔負起促成兩國在東海問題上建立合作機制的重任。
第一，兩國精英應讓民眾與政治家意識到東海合作的巨大益處與長遠意義，它很有可能成為亞洲版的煤鋼聯營。兩國在東海各做各的，或者互相對抗，都沒有出路，而且非常危險。
第二，兩國精英應幫助兩國民眾客觀認識對方。現在兩國媒體都不無偏頗之處，兩國網民宣泄的情緒更無好處。精英人物有責任為改變這種狀況盡自己的最大努力。畢竟，民眾觀點不是固定不變的。缺點人人都有，國家亦然。為了兩國的合作與整體利益，國家之間沒有什么解不開的結。
第三，兩國的精英們可以召開研討會、成立民間機構探討東海合作的途徑，為官方合作當“探路犬”、提供相應的基本材料。許多事例表明：非政府的“第二軌道”接觸是政府間合作的先聲。
第四，兩國精英應鼓動政府成立相應的協調機構，就東海能源問題保持溝通，試探進行合作談判。溝通將減少乃至化解誤解，消極防范無助于問題的解決。舉行談判是可取的，談判一時無成果無損于國家利益，取得進展則是國家利益的“凈所得”。
第五，兩國可以考慮成立一個各占50％股權的公司，對“中日爭議海域”展開資源調查，然后選定一二個點進行聯合資源開采，取得經驗，有了成果，再推廣合作的區域與領域。
第六，關于釣魚島問題，約定在一個時期內暫不涉及。畢竟，這個問題太敏感，馬上涉及只能妨礙雙方在其他議題上的合作。而且，如果“中日爭議海域”油氣、海底礦床、漁業等問題得到解決，只剩下釣魚島本身問題，也就容易處置了。
“東海共識”是大國戰略而非讓步
2008年06月20日07:42 來源： 東方早報 作者：魯寧
據新華社昨日的消息，中日兩國圍繞東海主權紛爭所展開的多輪談判和博弈，終于在雙方共同致力于構筑新型中日關系的善意下，達成了“東海共識”。
就國內民眾而言，要準確理解“東海共識”于推進“新型中日關系”的重大戰略價值——避免為非理性的“出賣國家主權”的錯誤言論所激怒和左右，甚至做出不理智的舉動來——首先須梳理中日東海主權之爭的歷史淵源。
東海主權之爭性質上等同于世界范圍內瀕海國家之間普遍存在的海洋權益紛爭。“權”指國家主權，“益”指海洋主權所帶來的收益。自1968年聯合國能源署公布了東海海域蘊藏驚人油氣儲量后，東海主權紛爭日益凸顯，而中日兩國依賴外部輸入的巨大油氣需求，更加劇了這一紛爭，以至于嚴重影響兩國關系的正常發展。為此，中日雙方高層都意識到，若任由矛盾繼續積累和發展，雙方有可能釀出“肢體沖突”，真要那樣，中日關系將不可避免地出現歷史性的大倒退，這是雙方有長遠戰略眼光的政治家及兩國的理性民眾所不愿意面對的。
圍繞東海主權，中方一貫的主張是：東海“國界”的分割線須以沖繩海溝為界。如此分割的理由是，東海海盆是中國大陸架的自然延伸。作此分割在國際海權爭議中有“案例”可鑒（察）。日方的理由，則堅持以東海中間線為界，并同樣舉出了可鑒的“國際案例”。鑒于東海主權涉及雙方各自的國家主權，誰都不愿單方面讓步，爭執由此形成，矛盾日益積累并發展，成為威脅中日兩國睦鄰友好關系的一枚“定時炸彈”。
為“拆除炸彈”，2004年至2007年期間，中日就東海主權紛爭展開11輪磋商。2007年底福田首相來華訪問，與溫家寶總理就東海主權紛爭達成四點共識，雙方決心共同促進東海問題早日解決。今年5月，胡主席踏上“暖春之旅”，兩國化解東海問題取得重要進展……今日“東海共識”之達成，印證雙方的“拆彈”努力已邁出了實質性的第一步，這是值得雙方為之慶幸的好事。
所謂“東海共識”，其核心要旨就是雙方擱置主權爭議，先合作開發東海油氣資源。具體點說，就是在雙方找到都能接受的東海劃界方案前（這個過程也可能很漫長），先劃定約2600平方公里（三分之一個上海的面積）東海爭議區塊，共同投資、勘探和采集油氣，實現資源共享。也就是說，這僅僅是一項經濟合作（共同投資），并不損害中國對東海主權的訴求。
擱置爭議、合作開發而資源共享的主張，主要源自中國。此前針對中越北部灣海權爭議及中國與東盟內6個成員國的南海主權爭議，中方就提倡并積極推進這一原則。由此，人們可以看到，倘若東海、南海、北部灣三地的中外海權紛爭均能采取“先合作開發”的模式作為最終實現或分割海權的過渡辦法，中國在東、南兩個向度上的外交空間將進一步變得開闊起來。以大國地緣政治之眼光，以中國亞太戰略之需要，以中國和平發展之長遠，中國政府為達成“東海共識”所做的不懈努力，其戰略價值非同小可。
應當承認，中國和平發展面臨極為復雜的國際時局，審時度勢、化解矛盾、消弭掣肘、營造發展空間及時間為我所用，是對新世紀中國外交的重大挑戰。常言說得好，多一個朋友就多一條“路”——就當下及今后一個時期而言，中國外交須繼續圍繞中美、中歐、中日、中俄關系作為戰略重心，若中日關系改善能獲取新的大突破，將大大增加中國處理與“美、俄、歐”關系的“騰挪”空間。與此同時，中國亦將在處置臺海問題、中國與東盟關系、中國與“朝、韓”關系時大受其益。“辦洋務”于大國，猶如下圍棋，關鍵性的點位上布子得當滿盤皆活……
從“破冰之旅”、“融冰之旅”、“暖冰之旅”再到“東海共識”，經歷艱難曲折之后的中日關系新局來之不易。珍惜這個新局，為新局結出“新果”，做好每個公民該做的事，事關我們的態度理性、價值判斷理性和立場理性，需要我們每個人的理性思考和審視。(責任編輯：李曉峰)
中日東海共識消解戰爭可能性
2008-06-19 東方早報
王少普上海社科院日本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大環太研究中心主任季國興
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環太研究中心海洋政策項目負責人
山田賢一 日本中國問題專家
早報記者 王國培 馬毅達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昨天宣布，中日雙方通過平等協商，就東海問題達成原則共識。 中日關系專家認為這一舉動是深化中日戰略互惠關系的重要一步，對于中日關系乃至亞洲局勢都有積極影響。
政治意義 解決爭端的新路子
東方早報:中日達成東海問題原則共識，在政治和外交上意義何在？是否是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系的體現？
王少普:這一意義應該有以下幾點:
首先，可以避免領土爭端的激化。主權與領土完整歷來是最重要的國家利益。因此，歷史上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戰爭，基本與此有關。中日之間在東海的劃界主張上存在很大分歧，暫時難以形成共識。如不以“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方法處理，必然形成僵持局面，甚至導致戰爭。而以“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方法處理，可以在不放棄自己主權與領土主張的前提下，實現緩和與合作，使東海成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
其次，有利于開發利用東海豐富的石油天然氣資源。東海蘊藏有豐富的石油天然氣資源。中日兩國都是石油天然氣進口大國，如果在東海形成僵持局面，將給兩國開發利用東海的石油天然氣資源帶來很大困難。“擱置爭議，共同開發”能夠實現雙贏。
第三，1994年聯合國海洋公約生效后，沿海各國關于海上權益的矛盾明顯上升。中日在這個問題上的做法，將有助于地區各國正確處理在這個問題上的矛盾，促進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最后，這一問題的解決，有利于中日戰略互惠關系的發展。處理中日關系，不但要重視一時之利，還要從戰略高度、從長遠利益著眼。如鄧小平所說:“把中日關系放在長遠的角度來考慮，來發展”。
季國興:中日雙方就東海問題達成原則共識，對兩國來說是一件好事，也是東海問題的一大突破，將會給中日關系的發展起到積極作用。東海問題是兩國爭議多年的難題，目前雙方領導人達成共識跨出第一步，是非常難得的。中日關系影響著東亞局勢，對整個區域的進展產生重要影響。由于現在油價高居不下，兩國的共同開發也會對全球經濟有所影響。
山田賢一:我愿意給東海問題的解決給予極高的評價。東海問題由來已久，2004年中日就開始多輪磋商，而最近形勢突飛猛進并達成原則共識，我想這無疑和兩國領導人大力推進有關，也與最近中日良好的政治氣氛有關。
東海問題的解決，無疑會給中日關系接下來的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推動力，最關鍵的是，它為中日之間解決棘手問題提供了一個好的榜樣。東海問題只是中日之間眾多問題的一個，不是說解決了這個問題中日間就沒有其他問題了。但是，比如說東海問題是中日問題的1/5，那么它對其他4/5問題的解決是有相當大的正面作用的，可以說是一個好的開始。這次胡錦濤主席訪問日本過后，日本有些媒體認為胡錦濤和福田康夫之間抽象的成果多，但沒有具體的合作協議。而這一次可以說是解決問題的具體成果之一，我想這次那些日本媒體應該可以感到滿意了。
其次，東海問題的解決對加強兩國友好氛圍的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我相信會對緩和兩國國民感情，緩和部分媒體對對方的負面報道能起到相當大的正面作用。其實，造成中日兩國國民感情現在的情形，中日兩國部分媒體負有責任。媒體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商業因素驅動，那么當兩國關系陷入低潮的時候，當然是報不好的比報好的更賣得好，這在日本一些周刊、月刊中表現的尤為明顯。他們為了發行量，很難對事情保持冷靜和客觀。不過，隨著東海問題的解決，兩國關系好轉，當只報壞不報好沒有市場之后，我相信媒體的論點、話鋒會漸漸轉變的，而這將對緩和兩國國民感情起到巨大的作用。
東方早報:達成這一原則共識體現了中日領導人哪些新思維？王少普:1984年，鄧小平提出，“有些國際上的領土爭端，可以先不談主權，先進行共同開發。這樣的問題，要從尊重現實出發，找條新的路子來解決。”這是一條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適應和平與發展的歷史需要而提出的解決領土爭端的新路子。世界正在越來越認識到這條新路子的重要意義。
中日關于東海問題所達成的一系列協議，注意了三者的區別，即:主權、共同開發區域、外國企業按照中國法律與中國企業合作開采海洋石油資源的區別，分別給與不同的對待，是上述新路子的具體體現與實踐。
法理規則
完全符合海洋法精神
東方早報:在雙方達成的共識和諒解中，屢次提及共同開發是“在劃界前的過渡期間”、“作為劃界前的臨時安排”、“在不損害雙方法律立場的情況下”進行。這是否符合國際法和國際實踐？
季國興:一直以來，日方堅持所謂東海“中間線”的定義，要求在中間線兩側進行共同開發，其目的是把春曉油氣田包括在共同開發區域。中方不承認中間線一說，因為這屬于中國的管轄區域，中方主張的是“沖繩海溝”分界線。此次中日兩方本著互諒互讓的精神，在東海問題上做出了很大努力和讓步。
這一共同開發的行動完全符合海洋法的精神。兩國東海問題的爭議通過談判協商解決，如若不行，就利用司法、國際法庭、海洋法法庭，或者仲裁者的第三者介入解決問題。在東海的劃界問題上，由于問題的復雜程度，不會馬上得到解決。海洋法第74條第三款和第83條第三款均指出，有關各國應基于諒解和合作的精神，盡一切努力作出實際性的臨時安排，并在此過渡期間內，不危害或阻礙最后協議的達成。這種安排應不妨害最后界限的劃定。所以說，中日兩國共同開發的協議符合海洋法公約的精神。
東方早報:作為東海共同開發的第一步，雙方確定的共同開發區塊面積如何？
季國興:根據這次協議劃分的中日雙方共同開發區塊，這一區域的面積比較小，屬于試驗性質的第一步，與日本的中間線劃分也沒有關系，而是在爭議區選出一小個區塊，做出共同開發試點。此次中日雙方也提出“關于日本法人依照中國法律參加春曉油氣田開發的諒解”的共識，其中表示:“中國企業歡迎日本法人按照中國對外合作開采海洋石油資源的有關法律，參加對春曉現有油氣田的開發。”這也表示，春曉油氣田不在共同開發范圍內，中方采取的是引進外資的方式，這與在爭議區進行共同開發是不同的。
東方早報:東海問題共識和中越在北部灣合作跨界油氣構造勘采有何異同？
季國興:兩者相同的地方就是開發資源的目的相同，但在具體模式和情況上都有所不同。
山田賢一:我對于這兩個合作項目的具體內容不是很了解。但是從宏觀來看，我覺得可以看出中國政府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即與鄰國保持睦鄰友好的合作關系，不和哪一個國家做對手，這顯示了中國領導人對21世紀的外交思維有極其深刻的理解。當今世界，戰爭成本太高，像全球變暖這樣的問題，已經不是你死我活了，而是雙贏或者雙輸。用個形象的說法的話，以前的戰略外交是1對1，或者1對2，或者2對2，比如美國和日本同盟對付前蘇聯，但是現在不一樣了，是4對0，5對0，或者6對0，不和哪個國家做對手，那個“0”則是大家共同面臨的問題。
劃界展望提供良好借鑒意義
東方早報:中日解決東海問題的模式，在今后解決類似爭端時是否有借鑒意義？
山田賢一:顯然是有非常大的借鑒意義。這次東海問題解決的模式就是在良好的宏觀氛圍內，在穩固的政治基盤之上，能解決的盡量解決，不能解決的可以暫時擱置。不為一些意見分歧傷了和氣，即，原則定了，就什么都好辦。胡錦濤主席5月份訪問日本就是和福田首相定原則的——中日是戰略互惠關系，誰也離不開誰。
季國興:這一共識并不會影響中國在東海問題上的立場，這只是臨時性質的安排，不會影響最后協定的達成或者界線的劃分。這次共識屬于功能性的，是為了資源的共同開發。
東方早報:對下一步劃界問題有何展望？
季國興:中日雙方就共同開發達成共識是積極的一步，希望兩國能在這一方面取得更好的收獲和雙贏的結果，在劃分界線問題上，分歧依然存在。
東方早報:對于支持率低的福田來說，解決東海問題是否有利于挽回支持率？這是否對他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外交成就？
山田賢一:這次東海問題的解決對提高福田支持率肯定是有幫助的。這次問題的解決會使其支持率出現轉機，今后一定會回升。但是也不會有太大的上升，比如他現在是20％，不會說一下子就到50％，但是到25％還是有可能的。當然也是一個重要的外交成就，以前在日本國內經常能聽到這樣的聲音:為了日本在東海的利益不惜一戰，而現在這種不理智的聲音已經很少能夠聽到了，福田首相此次解決東海問題將對緩和日本國內對華強硬態度起到一定作用。
東海油氣田可吸收日資入股分紅
劉江永
中國青年報2007年 2月15日，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劉江永教授的新著《中國與日本：變化中的“政冷經熱”關系》首發式在北京舉行。有關學者評價說，“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學術著作”。該書共62萬字，涉及中日關系的方方面面，也在較為敏感的釣魚島問題、東海爭端方面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
劉教授提出，在有爭議海域的油氣資源開發，中日兩國政府可以考慮制定“共同開發、對等受益”的原則，并據此制定“中日共同開發戰略”。在沒有爭議的地區，中國進行大陸架油氣資源開發時，還可以考慮根據需要，按照適當比例接受日本投資，“入股分紅”。
劉江永教授認為，通過這樣做，中日東海大陸架之爭“不是不可能得到緩解或最終解決的”，這不僅符合中日兩國的利益，也有利于東亞和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一旦形成中日雙方事業的命運共同體，與此相關的海上安全合作、開采技術合作等合作領域將隨之擴大。這對中日雙方來說，有百利而無一害。”劉江永在書中寫道。
當然，劉江永教授的新著并不僅僅限于東海問題，他所關注的是中日政治關系如何影響經濟關系。
劉教授認為，中日關系“政冷經熱”的出現是結構性矛盾，是多種因素作用下的必然結果。在首發式上回答本報記者提問時，劉教授認為中日目前政治關系“冷而回暖”，經濟關系“溫而趨冷”，政治關系回暖并沒有帶來經濟關系的趨熱，這是因為政治和經濟是不同步的，經濟有著自身的發展規律。
劉江永教授認為，通過這樣做，中日東海大陸架之爭“不是不可能得到緩解或最終解決的”，這不僅符合中日兩國的利益，也有利于東亞和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一旦形成中日雙方事業的命運共同體，與此相關的海上安全合作、開采技術合作等合作領域將隨之擴大。這對中日雙方來說，有百利而無一害。”劉江永在書中寫道。
當然，劉江永教授的新著并不僅僅限于東海問題，他所關注的是中日政治關系如何影響經濟關系。
劉教授認為，中日關系“政冷經熱”的出現是結構性矛盾，是多種因素作用下的必然結果。在首發式上回答本報記者提問時，劉教授認為中日目前政治關系“冷而回暖”，經濟關系“溫而趨冷”，政治關系回暖并沒有帶來經濟關系的趨熱，這是因為政治和經濟是不同步的，經濟有著自身的發展規律。
“‘賣國賊’之說純屬誤會”
——清華教授劉江永北師大澄清“賣國賊”罵名
（學生記者 何兆展）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劉江永教授于11月10日晚在北師大敬文講堂作題為《安倍訪華后的中日關系》講座，在講座中間，劉教授提到自己近期被部分網民罵為“賣國賊”，此說純屬誤會。
劉教授在講到中日關系的主要問題與前景問題時，談到了東海爭議問題。劉教授首先對東海中日爭議進行了科學性的闡述，對“大陸架自然延”和“中間線”等概念進行了介紹，然后講解了自己對東海爭議的觀點，認為雙方應該先在有爭議地區共同開發、合作，待取得成功案例后再行推廣。
講到此處，劉江永教授有意無意穿插了一個插曲：談起了自己是如何成為網上“賣國賊”的。但是劉教授在接受香港某報采訪時也闡述了類似觀點，但是該報編輯未經當事人同意，在擬定小標題時，把“先在有爭議地區開發”擬成了“先在無爭議地區開發”，引起了網上熱議，并被部分網友貼上了“賣國賊”的標簽。劉教授澄清，這件事情純屬誤會。
劉江永教授2003年起任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教授、副所長
劉江永：中日戰略互惠與亞洲“海陸和合”
[內容提要]傳統的西方地緣戰略理論，是從帝國主義時代列強爭霸史中總結抽象出來的，演繹為現實政策后，往往又造成海洋國家與大陸國家新的地緣戰略對抗或安全利益沖突。安倍內閣提出日中建立戰略互惠關系，但仍受到傳統“海陸對立”地緣戰略思維的束縛；福田內閣與中國就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系簽署了聯合聲明，并提出著眼未來30年的亞太戰略藍圖，但似乎仍缺乏新的地緣戰略理論支撐。中國提出構建“和諧世界”，而如何處理地緣戰略矛盾則是實現這一理想難以回避的重要問題。筆者認為，伴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的發展，提倡海洋國家與大陸國家之間和平合作的“海陸和合論”，對建立“和諧世界”和全面推進中日戰略互惠關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此基礎上，本文對“海陸和合論”的基本概念及實現的可能性進行了探討。 ( http://www.aisixiang.com )
[關鍵詞]中日戰略互惠 海陸和合 和諧世界 地緣戰略
中日關系經歷了21世紀初的一段曲折之后，終于踏上了新的起點。其重要標志之一是2008年5月胡錦濤主席成功地對日本進行了“暖春之旅”的歷史性訪問，并與福田康夫首相共同簽署了《中日關于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系的聯合聲明》，為中日關系面向未來的長遠發展指明了前進的方向。然而，如何使全面推進中日戰略互惠關系不受領導人更迭的影響？如何在中日“兩強并立”的格局下，超越不同社會制度和地緣戰略環境而實現和平合作？建立和諧世界和實現中日戰略互惠的地緣戰略理論應如何構建？仍值得中日兩國認真研究和思考。本文擬就此作一探討。 ( http://www.aisixiang.com )
一 、中日戰略互惠關系的提出與制約
（一）中日戰略互惠關系的由來。最初，時任小泉內閣官房長官的安倍晉三在2006年8月3日東京舉行的一次中日關系研討會上提出，日中應建立“基于共同戰略利益的互惠關系”。筆者當時在場聆聽，并在會后接受日本《朝日新聞》采訪時對安倍演講的基調給予了好評。安倍晉三于同年9月當選首相后立即訪華，實現了“破冰之旅”，正式提出日中構筑“基于共同戰略利益的互惠關系”的主張，并得到中方贊同，由中方壓縮概括為中日“戰略互惠關系”寫入兩國聯合新聞公報。2007年4月，溫家寶總理訪日時，中日雙方進一步就“中日戰略互惠關系”的基本精神和內涵達成新的共識，并就此發表了聯合新聞公報。 ( http://www.aisixiang.com )
中日戰略互惠關系的基本精神是：兩國共同為亞洲及世界和平、穩定與發展作出建設性貢獻，是新時代賦予兩國的莊嚴責任。今后中日兩國將全面發展在雙邊、地區及國際等各層次的互利合作，共同為兩國、亞洲以及世界作出貢獻，在此過程中相互獲得利益并擴大共同利益，藉此推動兩國關系發展到新的高度。戰略互惠關系的基本內涵是：“1、相互支持和平發展，增進政治互信。保持并加強兩國高層往來。努力提高各自政策的透明度。擴大和深化兩國政府、議會、政黨的交流與對話。2、深化互利合作，實現共同發展。加強在能源、環保、金融、信息通信技術、知識產權保護等領域的合作，充實和完善合作機制。3、加強防務對話與交流，共同致力于維護地區穩定。4、加強人文交流，增進兩國人民相互理解和友好感情。廣泛開展兩國青少年、媒體、友城、民間團體之間的交流。開展豐富多彩的文化交流。 5、加強協調與合作，共同應對地區及全球性課題。共同致力于維護東北亞和平與穩定，堅持通過對話和平解決朝鮮半島核問題，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目標。雙方贊成聯合國包括安理會進行必要、合理的改革。支持東盟在東亞區域合作中發揮重要作用，共同在開放、透明、包容等三項原則基礎上促進東亞區域合作。”上述內容后來被2008年兩國領導人簽署的中日第四個政治文件——《中日關于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系的聯合聲明》所吸收。 ( http://www.aisixiang.com )
（二）安倍執政期間中日戰略互惠關系受到的一定制約。安倍執政時期，日方提出建立“日中戰略互惠關系”積極面是主要的，但也有突破“日中友好”這一兩國關系基調的考慮。安倍首相曾表示：“友好就能萬事大吉嗎？未必。外交與各自國家利益相關。可以相互得到利益的關系，就是戰略互惠關系。例如北朝鮮的問題，恐怕也是彼此合作，建立相互得利的環境才是重要的。友好固然重要，但是為了友好而當國益相撞時卻不言語，則是本末倒置。該主張的當然必須提出自己的主張。”安倍內閣外相麻生太郎也稱：“光說友好，對雙方沒利也白搭”。“日中共益”才是目的，“日中友好只不過是手段”。他在2006年11月末發表演講，在日美同盟、國際協調、重視亞洲近鄰關系這三大日本外交支柱之外又增添一大支柱，即“價值觀外交”和“建立自由繁榮之弧”設想，并把這稱之為日本外交的“新軸心”。也就是說，日本外交的一切都要圍繞這個新軸心來轉，“日中戰略互惠關系”也不例外。 ( http://www.aisixiang.com )
2007年8月，安倍首相在印度國會發表題為《兩洋交匯》的演講宣稱，“目前日本外交正為在歐亞大陸邊緣地帶形成一圈所謂‘自由繁榮之弧’而到處推進各種設想。日本與印度的戰略性全球伙伴關系正好可構成這一進程的關鍵” 。日印使“太平洋和印度洋交匯在一起，正出現東亞和南亞相融合的‘擴大亞洲’”，“它將把美國和澳洲卷入，成長為覆蓋整個太平洋的廣大網絡”。“日印兩國是擁有共同價值觀和利益的兩大民主國家”，“同為海洋國家的印度和日本在海上航線安全方面擁有生死攸關的利益”。“強大的印度符合日本的利益”，“日本歡迎印度崛起”。 ( http://www.aisixiang.com )
所謂“價值觀外交”與“自由繁榮之弧”戰略涉及臺灣問題。作為地緣戰略，“自由繁榮之弧”包括日本至印度洋，再延伸到東歐地區，日本伙同美國、印度控制亞洲大陸邊緣的“弧形地帶”，并把臺灣視為其中重要的戰略樞紐。盡管日本政府對此諱莫如深，日本右翼學者和政策智囊則對此津津樂道。日本有人主張建立“海洋聯邦”遏制中國。他首先對中國海陸兼備的地理特點加以歪曲，宣揚中國分為“大陸中國”和“海洋中國”，甚至稱臺灣正在成為“一個獨立的臺灣”，但只有在網絡里的相互依存中才能獨立。21世紀日本的目標應該是，“在促使‘海洋亞洲’和西太平洋小國組成的松散的海洋聯邦，從而在牽制大陸中國的同時，成為太平洋統一體的領導者”。 ( http://www.aisixiang.com )
日本曾殖民統治臺灣50年，歷來認為臺灣海峽是日本海上能源通道和商品運輸的生命線。冷戰時期，日本親臺勢力曾宣揚蔣介石戰后對日“以德報怨”，故不能放棄臺灣。冷戰后，日本輿論又對臺灣的所謂“民主化”大加贊賞。無奈2004年島內選舉以來臺灣的所謂“民主政治”丑態百出，于是日本又出現強調海洋國家必然與大陸國家對抗的所謂“海陸對抗論”，并把臺灣定位為日本海洋國家戰略的重要一環。在這種思想支配下，2007年1月安倍首相訪問比利時，一方面表示中國的發展是機遇；另一方面則強調中國存在國防費增加且不透明等問題，反對歐盟解除對華軍售禁令。 ( http://www.aisixiang.com )
二、中日戰略互惠與日本的地緣戰略認知
（一）傳統地緣戰略思維與意識形態偏見曾影響日本對外戰略制定。安倍內閣在對外戰略與對華政策上的上述內在矛盾，反映出日本某些決策者仍未擺脫傳統地緣戰略思想與意識形態偏見的束縛。有關意識形態偏見暫且不論，所謂傳統地緣戰略思想，主要是發軔于殖民主義時代的海洋國家與大陸國家對抗的各種地緣戰略學說。這些地緣戰略說雖彼此對立，但核心都是為謀取世界霸權服務，因此實質上是一種從地理學派生出來的戰爭理論和霸權理論。它們根據經過篩選的歷史片段，從不同角度論證了海洋國家與大陸國家必然要發生權力之爭。 ( http://www.aisixiang.com )
其一是馬漢提出的所謂“海權論”。馬漢（1840-1914年）作為美國的海軍軍官和歷史學家，首次提出“海權”概念，認為海上力量至關重要，誰能控制海洋，誰就能主宰世界。他主張，為圍堵俄羅斯從歐亞大陸的東西兩端向外擴張，美國應與海洋國家英國和日本結盟，并防止俄從印度實施中間突破。二戰后，美國在全球特別是大西洋和太平洋部署海軍力量，也是基于馬漢的“海權論”和美國的特殊地緣戰略位置。日本帝國海軍曾把馬漢的《海權論》一書翻譯為日文，作為軍事必修課，并在珍珠港事件中“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說明海洋國家之間也會爆發戰爭和霸權爭奪戰。 ( http://www.aisixiang.com )
其二是麥金德（1861-1947年）提出的所謂“陸權論”。他作為英國地理學家提出“世界島理論”和“大陸心臟說”，認為誰統治了東歐，誰就能主宰歐亞大陸心臟地帶；誰統治心臟地帶誰就能主宰世界島；誰統治世界島，誰就能主宰世界。他視人類歷史主要是陸上勢力與海上勢力的斗爭史。納粹德國的豪斯霍夫利用這一“陸權論”，提出為德國對外侵略擴張服務的所謂“生存空間論”。 ( http://www.aisixiang.com )
其三是斯派克曼（1893-1943年）提出的“邊緣地帶論”。他曾任美國耶魯大學國際關系研究所所長，提出處于大陸和近海之間的邊緣地帶在全球戰略中最重要。主張誰支配著邊緣地帶，誰就控制歐亞大陸；誰支配歐亞大陸，誰就掌握世界的命運。從此，美國便把防止在歐亞大陸出現一個能夠對美國霸權地位進行挑戰的大國或國家集團，作為控制歐亞大陸邊緣地帶的重要安全戰略目標。美國冷戰時期對華遏制戰略、現在從東北亞到大中東的戰略弧形地帶的控制，以及上述日本的“自由繁榮之弧”戰略設想，都與這種地緣戰略思維有關。 ( http://www.aisixiang.com )
西方傳統地緣戰略經常造成“海陸對立”和激烈的地緣爭奪。21世紀初，舊的地緣戰略理論仍在起著嚴重的誤導作用。日本便有人提出，日本作為海洋國家，應在結盟美國的基礎上，推行包括中東、中亞在內的所謂“大亞洲”戰略，在更大范圍調動國際力量牽制中國。他們認為，對于日本這個在大陸邊緣的島國來說，“最好的戰略應該是：第一，繼續維持亞洲大陸內部的‘實力均衡’；第二，絕不能深入大陸腹地；第三，維持海上交通線，靠自由貿易保持繁榮。而要實施這些措施，最為奏效的手段就是尋求擁有共同戰略利益的海洋國家同盟和軍事同盟。”日本應“建立包括中東和中亞的“大亞洲”概念，在這個概念內考慮維持‘實力均衡’，構筑嶄新的對華外交才是當前最為妥當和緊迫的任務”。針對中國崛起，日本的最佳戰略是“與擁有共同戰略利益的海洋國家結成的軍事同盟”，“在中國周邊地區建立包括中東和中亞的‘擴大’亞洲的亞洲大陸‘實力均衡’，重新構筑對華外交”。安倍內閣便似乎接受了這些主張。 ( http://www.aisixiang.com )
然而，這種地緣戰略說很可能對國家戰略造成誤導。如果把海洋國家和大陸國家視為勢不兩立的競爭對手，日本必然會在亞洲乃至全球構筑制約中國的戰略。這將是一條嚴重破壞中日戰略互惠關系的反華地緣戰略歧途。早在新中國剛成立之初，美國就推行過類似的對華遏制戰略，到頭來只能以失敗告終。21世紀的今天，日本若開歷史的倒車，再挑頭扛旗制約中國的和平崛起，最終只能加深中日矛盾并重蹈美國的覆轍，在國際上自我孤立。 ( http://www.aisixiang.com )
（二）福田的亞太戰略與中日戰略互惠關系。福田首相及其政見支持者，大多反對安倍和麻生提出的所謂“價值觀外交”和“自由繁榮之弧”構想。日本自民黨前干事長加藤紘一明確指出：“‘價值觀外交’的骨子里潛藏著反共意識”，業已過時，并奉勸麻生、安倍“需要跟他們的外祖父吉田茂、岸信介的時代保持距離”。日本綜合研究所會長寺島實郎指出：麻生的“自由繁榮之弧”構想在日本政府內部一直有爭議。“以意識形態來劃分世界的冷戰時代早已結束。在國際關系被民族、宗教等多種復雜因素驅動的今天，仍以價值觀為外交基礎來描繪出的所謂‘自由繁榮之弧’只能是一種虛構的幻想”。“假如中國大陸與臺灣發生軍事沖突，那么按照“自由繁榮之弧”的主張日本就應該支持擁有共同價值觀的臺灣，但在這個問題上國民自然沒有形成共識。” ( http://www.aisixiang.com )
福田康夫當選日本首相后，日本喧囂一時的“價值觀外交”就此戛然而止。福田首相處事為人的特點之一是，不公開批評自己所反對的政策提法，而是著力推進自己的政策主張。與安倍內閣的外交相比，福田內閣既有繼承也有修正和調整。福田首相在首次施政演說中，繼承了安倍內閣與中方達成的共識，表示要同中國“建立戰略互惠關系”，“共同為亞洲的和平與穩定作貢獻”， 同時提出開展“創造和平外交”，而不再提“價值觀外交”或“自由繁榮之弧”。2007年12月，福田康夫首相經過精心準備，實現了訪華的“迎春之旅”。從那時起，福田對華外交戰略逐步清晰，有三點尤其值得注意： ( http://www.aisixiang.com )
其一，福田首相在北京大學演講時強調，日中和平友好是兩國的唯一選擇。這是福田首相站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基點上，對那種把“戰略互惠”與“中日友好”對立起來的看法作出的明確否定，作為日本首相第一次使兩者統一起來。2008年5月簽署的第四個中日政治文件中也寫明：“長期和平友好合作是雙方唯一選擇。雙方決心全面推進中日戰略互惠關系，實現中日兩國和平共處、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發展的崇高目標。” ( http://www.aisixiang.com )
其二，福田首相從小學過《論語》，他認為“兩千五百年后孔子的話還有生命力”；“不僅是日中，今后世界都要好好學習《論語》。若孔子的話能成為世界的常識，世界就能和平了”。從這個意義上講，福田訪問曲阜的文化之旅，也是同中國在價值觀方面的一次“求同之旅”。他用自己的方式對麻生提出的“價值觀外交”作出了回答。在2008年5月簽署的中日聯合聲明中，中日雙方表示，“為進一步理解和追求國際社會公認的基本和普遍價值進行緊密合作，不斷加深對在長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擁有的文化的理解。”這一條主要是日方提出的，但其內部意見未必一致。部分人強調中國應接受西方所謂“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觀；另一些人則認為中日之間也有基于文化淵源的共同價值觀。針對中日迄今從未涉及的這一領域，今后如何具體落實尚待探討，而保持寬容、兼容、善意和平衡尤為重要。 ( http://www.aisixiang.com )
其三，福田首相提出了他的亞太戰略設想——今后30年日本的亞洲區域合作構想。這主要體現在2008年5月22日福田首相發表的一篇重要演講中，其核心思想是，要使亞洲各國以太平洋為“內海”彼此開放、相互合作，包括日本、東盟、韓國、美國、中國、俄羅斯、澳大利亞、印度，直到中東的廣闊地區，形成不斷擴大、開放、相互連接的網絡。日本將作為和平國家履行責任，與各國建立相互信任，“共同前進”。福田的亞太外交戰略與安倍提出的“四國聯盟”、麻生提出的“自由繁榮之弧”設想的根本不同之處在于如何對待中國，即在戰略上不是把中國作為多方牽制的對立面，而是作為超越不同社會制度和地緣戰略環境的合作伙伴。另外，福田還強調，俄羅斯若能加強同日本的關系并與亞太地區聯系起來，將有利于整個亞太地區的繁榮。這篇演講被一些媒體稱為“新福田主義”，它不再把日本孤立地視為海洋國家，而是把太平洋視為“內海”；強調環太平洋的國家不應被分為東西兩部分，而應成為共同前進、和平合作的伙伴。 ( http://www.aisixiang.com )
這堪稱日本迄今地域包容性最大的亞太戰略設計。中日兩國表示，要“本著開放、透明和包容的原則，促進東亞區域合作，共同推動建設和平、繁榮、穩定和開放的亞洲”。這表明中日兩國作為亞洲大國，在亞洲區域合作方面也將邁出新的步伐。 ( http://www.aisixiang.com )
三、“海陸和合”：中日戰略互惠的地緣戰略新概念
福田首相的亞太戰略設想似乎比較容易得到亞太各國的接受，但與日本傳統的“海洋國家論”相比，還顯得缺乏足夠的地緣戰略理論支撐。另一方面，中國作為海陸兼備的大陸國家，如何同海洋國家日本建立地緣戰略互惠關系，也有待探討。因為，無論在東海問題還是在臺灣問題上，傳統的地緣戰略思維都可能繼續對中日戰略互惠與戰略互信造成消極影響。 ( http://www.aisixiang.com )
筆者認為，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系的中日兩國，亟需共同樹立海洋國家與大陸國家和平合作的地緣戰略新概念——“海陸和合論”。其主要根據是：中日戰略互惠堪稱是“海陸和合論”在中日雙邊關系的具體體現，而“海陸和合論”也可構成中日戰略互惠關系的地緣戰略理論基礎。早在30年前締結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已明確規定中日兩國和平共處，共同發展，而不稱霸。30年后的今天，中日發表聯合聲明確認，“兩國互為合作伙伴，互不構成威脅。雙方重申，相互支持對方的和平發展。雙方確信，堅持和平發展的中國和日本將給亞洲和世界帶來巨大機遇和利益”。未來30年乃至整個21世紀，中日兩國也應遵循上述精神，實現戰略互惠與海陸和合。 ( http://www.aisixiang.com )
“海陸和合論”是中國謀求構建和諧世界的必然選擇。何為“和諧”，中國最早提出這一概念的是2600多年前的管仲。《管子》一書中稱：“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諧” 。其意為，執政者要通過“道”使民眾和平和睦；通過“德”使民眾團結合作。和睦合作就能達成和諧。管子的治國之道是中華民族戰略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今天仍有借鑒意義。本文所述“海陸和合論”的基本概念與內涵，即是把管仲的和諧思想與當今世界地緣政治實踐的一種結合。 ( http://www.aisixiang.com )
“海陸和合論”的實質是：以和平方式管理和利用好海洋國際與大陸國家之間的地緣戰略關系，促進本國、本地區和全球的持久和平、安全、發展與繁榮。其基本內容應包括：第一，海洋國家與陸地國家和平相處，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脅，互不干涉內政；第二，海洋國家與陸地國家各自發揮自身地緣優勢，開展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和彼此信賴的安全合作；第三，海洋國家與陸地國家相互開放，為對方的發展和彼此合作提供地緣便利條件，通過政治對話與協商解決彼此之間存在的矛盾和問題；第四，海洋國家與陸地國家不以海陸劃線樹敵立友，而以和平、合作為共同目標，爭取實現“海陸和諧”；第五，海洋國家與陸地國家不僅要努力實現“海陸和合”，還要謀求海洋國家之間的“海海和合”、陸地國家之間的“陸陸和合”。 ( http://www.aisixiang.com )
21世紀的地緣政治告別戰爭、轉向和平合作的可能性表現在以下方面：
“海陸和合”是亞洲國家地緣經濟關系和各國共同利益決定的。亞洲各國山水相連，既有海洋島國，如日本、印尼、菲律賓；又有內陸國家，如中亞國家、蒙古；還有海陸兼備的國家，如中國、朝鮮半島、越南、泰國、印度等國。它們之間完全可以利用彼此相鄰的地緣經濟優勢，通過海運、空運和鐵路及高速公路網相聯接，形成若干次區域經濟圈彼此相通的亞洲廣域經濟圈。2005年，溫家寶總理訪問馬來西亞時建議中國和東盟確定新的重點合作領域。在深化農業、信息產業、人力資源開發、相互投資和湄公河流域開發合作的基礎上，建議將交通、能源、文化、旅游和公共衛生確定為中國——東盟新的五大重點合作領域。在大湄公河次區域信息高速公路的基礎上，探討建設中國-東盟信息高速公路的可行性。近年來，日本也對橫貫湄公河地區的東西經濟走廊建設提供援助，使東盟內陸國家也納入太平洋網絡，并通過緬甸到達印度。而中日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系，又可以避免中日在東南亞的地緣爭奪，形成中日各自發揮特長，共同振興亞洲的局面。 ( http://www.aisixiang.com )
“海陸和合”是亞洲各國變亙古天塹為國際通途的必然選擇。在亞洲，戰爭與政治因素，造成了人們在交通往來方面許多人為的障礙。例如，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從東京到北京曾須繞道香港；朝鮮半島至今依然被“三十八度軍事分界線”所分割，韓國人無法利用陸路到中國或俄羅斯；中國內戰造成臺灣海峽半個多世紀難以實現直接通航，最近馬英九當選臺灣都內領導人后才剛開始實現旅游包機直航的歷史性突破。伴隨冷戰結束，中國和韓國關系迅速發展，中韓兩國地方政府計劃在山東煙臺和韓國仁川之間建立跨海列車輪渡。由于韓國釜山和日本下關之間輪渡業已開通，所以中韓列車輪渡如能開通，將使從歐洲鹿特丹經歐亞大陸橋開來的火車直接跨海開到日本的東京。中日韓的大型專用汽車也可乘輪渡跨海，奔馳在其他國家的高速公路上。要保證這一美好遠景的實現，沒有“海陸和合”的國際環境是不想象的。 ( http://www.aisixiang.com )
只有“海陸和合”才能共同應對非傳統安全領域各種威脅的挑戰。根據“海陸對立”觀念制定國家戰略，根本無法應對非傳統安全方面的威脅。如今，國家安全已超出傳統安全的概念，許多非傳統安全因素需要跨國合作才能得到解決。無論是海洋國家還是大陸國家，都難以單獨應付，而需要加強國際合作來共同應對。美國國務卿賴提出“轉型”外交的動因似乎并非出于傳統的大國地緣戰略對抗，而是出于非傳統安全威脅增大的形勢所迫。賴斯在2006年1月18日的演講中明確指出：“我們還將把新的重點放在我們的地區和跨國戰略上。在21世紀，地理概念上的地區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更趨于一體化。產生了新的機遇，但同時也帶來了新挑戰，特別是諸如恐怖主義、武器擴散、毒品走私、販賣人口和疾病等國際性威脅。建立地區伙伴關系是我們當前打擊恐怖主義的一個基礎。”事實已經并將繼續證明，只有海洋國家與大陸國家共同合作，才有可能真正實現非傳統安全領域內各國的國家安全目標。針對氣候變化、水資源短缺、能源及糧食問題等，都需要世界各國共同努力，加強合作，才有解決的希望。 ( http://www.aisixiang.com )
“海陸和合”是實現“和諧亞洲”的必由之路。只有真正做到“海陸和合”，我們才有可能建立起亞洲的共同家園，并與世界和睦相處，共同發展。亞洲實現“海陸和合”的范例之一是東盟10國的成功實踐，以及東盟與中國“10+1”、東盟與中日韓“10+3”合作機制的發展。這些都證明了海陸國家之間具有和平與合作的巨大潛力和現實可能性，而且只有通過和平的多邊主義才能為發揮這種潛力提供必要的國際平臺。日本、韓國也都是東亞區域合作的重要參與者。印度政府對日本的“價值觀外交”反映冷淡。印度外交秘書希夫尚卡爾·梅農說，中、印、日關系并非一場零和游戲。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2008年1月訪華，與溫家寶總理共同簽署《中印關于21世紀的共同展望》政治文件，雙方決心通過發展兩國和平與繁榮的戰略伙伴關系，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作為大洋洲的澳大利亞也很重視亞洲。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在上任前的2005年曾發表演，呼吁澳大利亞同中國建立合作關系的“2025戰略”。他執政后訪問中國，并積極推動澳中關系健康發展。 ( http://www.aisixiang.com )
“海陸和合”體現著海陸國家的共同利益與互補性。俄羅斯是亞洲重要的地緣經濟合作伙伴。亞洲地區既有中、日、韓等油氣資源進口國，也有中東、中亞、俄羅斯等諸多產油國，可以通過海運和鋪設管道運送能源，建立比較穩定和互利的能源供求網絡。維護海上石油通道的安全，也是不分海陸的有關國家的共同任務。俄羅斯認為，俄外交“最有前景的努力方向是參與大型多邊組織的活動，致力于建立對亞洲、美洲和歐洲都開放的多邊合作機制”。俄羅斯工業和能源部長赫里斯堅科指出：“在21世紀，把國家競爭力提高到首位的地緣經濟將會取代地緣政治。地緣經濟中的決定性因素是市場的容量、在市場上的地位、商品、資本、服務、勞動力的流動，以及經濟一體化和協作關系。因此，我們迫切需要學會有效利用自己的競爭優勢，這些優勢包括自然資源、教育資源、一些技術水平高的部門和獨一無二的地理位置。”他還強調：“我們把東方視為一個戰略方向。因為從外部環境來講，這里有走在世界經濟前列的日本和韓國，有市場龐大、工業化潛力巨大的中國和印度，有雄心勃勃的東亞國家。從內部環境來講，這里有東西伯利亞和遠東。發展這兩個地方依靠西方極為困難，光運輸費用就吃不消。”據俄官方統計，目前俄東西伯利亞和遠東的天然氣儲量達64.3萬億立方米。《2020年前俄羅斯能源戰略》提出，2020年俄東部石油年開采量應達1億噸，天然氣達1050億立方米。俄羅斯正計劃通過輸氣管網，向中國、韓國和日本輸送天然氣。據推測，2020年，亞洲國家在俄羅斯石油出口中的比重，將從目前的3%增至30%；天然氣將從5%增至25%。俄外長拉夫羅夫指出：“安全、穩定與發展是我們亞洲外交的三個不可分割的目標”，這表明，俄羅斯正朝“海陸和合”的正確方向邁進。 ( http://www.aisixiang.com )
“海陸和合”是避免“海陸對抗”、實現“海陸共贏”的最佳途徑。伴隨殖民主義體系的瓦解，海洋霸主很難再通過侵略內陸國家來建立殖民地統治，內陸國家也難以通過擴張的方式謀求本國利益。冷戰后的國際實踐證明，只有和平、合作才對各方都有利，而人為制造“威脅”與“對立”，到頭來只能對本國不利。那些陳腐的國際政治觀念和地緣戰略學說，已遠不適應21世紀地緣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只有真正與時俱進的國際政治理論、有利于各國和平與合作的國際政治學原理，才能充分發揮上述亞洲地緣經濟的巨大潛在優勢，造福于人類。中國是陸海兼備的亞洲大國，可以在“海陸和合”方面發揮橋梁作用。中國同14國陸地接壤，同8國隔海相鄰。為維護本國陸地和海上安全，中國必須擁有堅實可靠的國防力量，同時也應以“海陸和合論”作為周邊安全與發展戰略的理論支撐。無論是海洋鄰國還是陸地鄰國，在亞洲區域合作進程中，中國都應一視同仁地采取與鄰為善、以鄰為伴、攜鄰共富、睦鄰同安的政策。從根本上講，這是中國戰略文化和21世紀中國國家的總戰略——和平發展戰略所決定的。日本位于太平洋西岸，是一弧形島國。西隔東海、黃海、朝鮮海峽、日本海，與中、朝、韓、俄相望。領土由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4個大島和其他6800多個小島嶼組成。中日的地緣戰略態勢決定了兩國和則兩利，斗則兩傷。日本的石油通道經由臺灣海峽；中國到太平洋彼岸的商船需經日本的海峽或琉球群島；中日圍繞東海劃界的矛盾也可能影響兩國關系；中日能否共同開發東海有爭議地區是檢驗兩國能否真正實現“海陸和合”的一塊試金石。2008年6月，雙方根據要使東海成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的精神，已就東海共同開發問題達成原則共識，邁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第一步。 ( http://www.aisixiang.com )
“海陸和合”給中日兩國人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中日雙邊貿易額由1972年實現邦交正常化時的11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360億美元。截至2007年底，中日兩國友好城市達到236對，人員往來達到544萬人次。目前，在華常駐的日本人超過12萬人，而在日常駐的中國人約有35萬人。兩國青少年交流更加活躍，2007年日本派遣約兩萬人組團訪華；作為“21世紀東亞青少年大型交流計劃”的一環，中國2000名高中生也訪問了日本，增進了相互了解和友誼。中日雙方決定，2008年為“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從這一年起，連續四年，每年實現總人數四千人規模的青少年互訪。伴隨中日政治關系改善，兩國防務交流也取得進展。中國國防部長曹剛川上將2007年8月訪日后，中日防務交流出現四個“第一次”：一是同年9月，中方首次邀請日方派員赴華觀摩“勇士-2007”步兵師進攻戰斗實兵實彈演習；二是同年10月，中國人民解放軍交響樂團首次在東京太陽劇場登臺獻藝；三是同年11月，“深圳”號中國導彈驅逐艦訪問日本，受到日方熱情接待；四是2008年6月日本海上自衛隊艦艇訪問中國湛江港。今后，雙方中國人民解放軍和日本自衛隊的青年軍官還將實現互訪。 ( http://www.aisixiang.com )
“海陸和合”也可為促進中美兩國關系帶來良機。美國是面臨東西兩洋的世界超級大國，本來可以成為“海陸和合”的主導力量，但妨礙美國發揮積極作用的因素之一恰恰是傳統的地緣戰略觀念。這主要表現在美國仍把中、俄作為地緣戰略的競爭對手。另一方面，“9·11”事件以來，非傳統安全領域中增大的壓力等迫使美國開始鼓勵中、俄“在解決共同安全挑戰方面充當美國的伙伴”。美國軍方也認同“美國的目標是使中國繼續作為經濟伙伴，并成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美國政策智囊著眼2020年戰略前景也提出，亞洲的最佳格局是美國持續主導下的多國參與體制，“所有努力都要伴隨擴大同中國合作領域的措施，同時在有分歧的領域與北京坦誠相對”。“美日對抗中國的兩極化格局無效，因為那將迫使該地區其他國家在兩極間進行選擇。一些國家可能會站到美國和日本一邊，但大多數國家會選擇嚴格中立或與中國結盟”。“最終，讓該地區回到冷戰或19世紀勢力均衡狀態，不利于該地區的穩定，也不會增加中國作出積極轉變的可能性。東亞的穩定將依賴美日中三國關系，盡管美國和日本是親密盟友，但華盛頓還是應該鼓勵三國建立友好的關系”。至于臺灣問題，美國也是把它放在美中關系的戰略框架內加以權衡的。從中國的地緣環境看，只有實現“海陸和合”，才有利于促進海峽兩岸的和平統一和亞太地區的可持續安全。 ( http://www.aisixiang.com )
綜上所述，我們所處的時代與殖民主義時代完全不同，經濟全球化與地區一體化空前發展，各國相互依存與協調合作日趨深化，使海陸和合成為可能。然而，無論在歐洲、中東，還是在亞洲，地緣戰略對抗與爭奪仍然是國際政治交鋒的一條主線。俄羅斯同美國及北約的矛盾、伊拉克戰爭、巴以沖突、美伊矛盾，中國同美日同盟的戰略矛盾等，都與此相關。中東地緣政治因素已導致國際油價迅速飆升近150美元1桶，引起全球性通貨膨脹。而中國同日本、美國關系的改善與發展，則有利于形成“海陸和合”的共贏局面。因此，從長遠看，“海陸和合論”不僅應該成為中日建立戰略互惠關系的地緣戰略思想，而且應該成為世界各國共同追求的普適性地緣戰略價值觀。它不僅有利于避免海洋大國與歐亞大陸國家的戰略對抗，減少歐亞大陸邊緣地帶的爭奪與沖突，還有利于發揮歐亞大陸邊緣地帶的地緣經濟優勢和橋梁作用，促進和諧世界的建立。中日兩國應該為此作出亞洲人的歷史性貢獻。 ( http://www.aisixiang.com )
《中日東海之爭背后的利益》
劉江永 張新軍
央視《新聞會客廳》播出節目
每一次石油價格的上調，都會讓許多開車的人心驚肉跳，在中國，這個問題更為敏感，我國石油資源緊缺，12年前，就已經成為石油進口大國。現在，中國每年石油消費量增長率比生產量增長率要高出5倍之多。
今年8月份，位于我國東海的大型油田——春曉油田即將投入生產，據勘測，東海石油、天然氣的儲量十分豐富，僅石油就足夠中國用80年。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就在春曉油田投產前期，日本也批準民間企業，前往東海開采石油，并且理直氣壯地指責中國政府準備獨占東海資源，對日本造成了“沖擊”。
為了合理解決日本提出的東海爭端問題，從去年開始，我國政府就與日方進行了磋商，今年5月30、31日兩天，雙方再次進行了第二次磋商。中方表示愿意與日方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可是日本政府并不以為然，而且進一步要求中方提供東海石油天然氣的勘探數據。
在5月31日外交部例行召開的記者會上，新聞發言人孔泉表示，東海油氣田的開發是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規定進行的。“中國油氣田的開發是在中國的近海，也是日方無所爭議的近海，是我們行使自己主權權利的正常活動。”
會客廳：觀眾朋友，歡迎收看新聞會客廳。首先介紹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梁云祥，和清華大學法學院的張新軍博士。
會客廳：在東海進行油氣田的開發，從中國的角度來講是一個正當地行使自己主權的一個正當行為，為什么日本政府會提出反對？
張新軍：這個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東海它在劃界上雙方存在著比較大的意見分歧，從現在我們了解看到的情況，日方主張所謂的中間線這樣的劃界規則，中方是主張自然的大陸架一直延伸到哪兒。
會客廳：一個是大陸延伸的原則，一個是中間線。你所指日本方面提出的中間線是在哪里？
張新軍：中間線應該這條線。
會客廳：完全是日本和中國的海岸線中間取中嗎？
張新軍：對，取中的這樣一個等距離的一個劃分。與此相關沖繩海溝是在這兒，我們知道沖繩海溝是在2400米以上。
會客廳：好像如果是深度是2400米更深的話，就算是大陸架已經中斷了，但這個地方大概有2900多米。
張新軍：對，非常明顯已經把這個大陸架分割在這兒了，所以這個自然的地理學上的大陸架毫無疑問是從中國大陸一直延伸到沖繩海溝的，但是問題紛爭的矛盾的焦點不是說地理上的大陸架，而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上法律上大陸架，對法律上大陸架，雙方的劃分是存在著一些矛盾的。
會客廳：中日雙方都是依據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為什么出現理解上的不同？
張新軍：問題存在是這個條款本身的規定比較曖昧，不是非常明確，中間線規則也好，還是大陸架的自然延伸，都是達成滿足這個原則的，是在這個原則前提下的。
會客廳：這一個條款的大概意思是怎么樣的？
張新軍：有關大陸架劃分是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83條這里面做出了一些規定，它主要是有兩個原則，一個就是所謂雙方和議的原則，第二個就是所謂公平的原則。
會客廳：就是說現在我們國家依據了大陸架延伸的原則，日本方面并不認同？
張新軍：我們主張是我們的大陸架，應該和自然的大陸架一致，應該是延伸到沖繩海溝的。我們這個劃分是滿足了海洋法的。
會客廳：真正產生爭議的區域是在哪個部分？
張新軍：客觀地說，存在爭議的是中間線和到沖繩海溝，我們對這塊也沒有爭議，你在這兒我也不管你。
會客廳：產生爭議的區域是從日方所提出的中間線到沖繩海溝之間，可是我們這個春曉油氣卻是在日方所說的中間線的中國一側，為什么這個油氣田引起日本的反抗呢？
梁云祥：中國認為一直到沖繩海溝都是大陸陸地的自然延伸部分，完全符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規定，所以說在沖繩海溝以西都應該是屬于中國的，日本它認為是中日共有大陸架，他認為沖繩海溝并沒有從地質上把這個大陸架給割斷，認為中國和日本是共有這塊大陸架。
會客廳：他這個觀點和立場有依據嗎？
梁云祥：中國認為這個不共用大陸架，這個一直到沖繩海溝都是我大陸的自然延伸，而和日本領土沒有關系，你就到海溝這兒，兩邊的地質構造完全不一樣，這是一個最關鍵的問題，
梁云祥：在日本看起來，就是現在中國的開采就可能會影響到日本的戰略利益，所以他才這么敏感。如果從法律上，那當然日本他知道是站不住腳的，我們即使不承認中間線的這條線，我們也沒有越這個線，就是他在任何地方他都說不過去，他為什么這么敏感？只能從政治上去尋找原因。
會客廳：當日本方面發現了春曉油氣田已經在工作之后，他們采取了什么樣的行動，他們這個行動本身中方的立場是怎么樣的？
梁云祥：實際上我們開采不是最近的事情，已經很多年了，在去年5月份的時候，日本很多媒體就報道出這個事情，報道出這個事情，本來中日關系最近就有些問題，報道出來以后，在日本國內就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有很多各種論調吧，就認為中國在搶奪東海的能源。
梁云祥：發生這個事情以后，日本的國內的一些學者發表一些言論，認為應該強硬，應該日本也去勘探、開采，有這樣的一些議論，另外日本政府也出面，它的經濟產業省，到那個地方視察，而且同時和中國在外交上也發生一些摩擦，就開始比如抗議，另外要求中國要提供一些春曉油氣田開發的一些有關的資料，比如地質構造、開發的情況，意思就是必須向他通報，當然這個是我們的主權范圍的事，沒有必要向他通報，就因為這個引起了爭執。
張新軍：我覺得在中日關系里面，現在非常非常微妙，也非常復雜的時刻，我們應該冷靜地對待這個問題。因為有關大陸架的這個劃界，因為它在82年的海洋法公約里邊，只做了一些原則規定，不是非常明確，所以實際上發生的爭議是比較多的，但是更應該是承認他這個爭議的客觀存在，冷靜地來對待雙方通過友好協商，這也是這個公約所要求雙方應該盡的義務。
會客廳：在剛剛結束的東盟和中日韓能源部長會議上，日方官員提出一個吸管效應，你在這邊開采，那邊的油也被你吸過去了，這個理論能不能站住腳？
梁云祥：我覺得是站不住腳的。為什么？第一，在90年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的時候就是這個理論，我們說已經在國際社會站不住腳了，這是第一。第二，從我們直觀的理解上來看，大陸架是西高東低，油作為一個液體的東西，即使真流的話，那么也是從中國這邊往日本那邊流，不可能倒著流，
張新軍：另外一方面從法律意義上看話，你要主張吸管效應，首先你得明確這部分東西被吸走的東西是你的，可是這塊地方并沒有明確是，不是你的東西，你為什么要主張抗議，你要想明確，你先得跟中國把這個爭議的問題解決好的，這樣才能理清思路。
引起此次中日雙方摩擦的春曉油田位于浙江寧波市東南350公里的東海海域上，由4個油氣田構成，總面積2.2萬平方公里，幾乎相當于一個臺灣省的面積。
春曉油田再往東5公里，就是日本自己認定的所謂中間分界線，這里距離日本沖繩列島還有370公里，距離日本九州本島更有600多公里之遙。
這是一片煙波浩淼，人跡罕至的海域，但沒有因為遠離塵世獲得安寧，中日雙方關于這片海域的劃界一直存在爭議，這片太平洋看起來并不平靜。
會客廳：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劉江永教授。最早中日之間發生東海問題是在什么時候？
劉江永：應該說在70年代初，當時并不是直接發生在中日之間，實際上是在日本和韓國就東海地區的石油開發，他們自己劃定了一個區域，這個區域涉及到中國主張的東海大陸架，所以當時中方對這個也提出了抗議，應該說從那個時候開始的。
梁云祥：具體地說是1974年，而且整個70年代，中國多次對這個問題提出抗議。
會客廳：那個時候中國的主張是什么？
劉江永：當時我們的主張仍然是根據東海大陸架自然延伸原則，我們不同意日方和韓國當時他們擅自在這個地區九州這個地區劃定的所謂的日韓共同開發的這樣一個區域，那個時候我們是不予承認的，當時根據當時我記得是1964年通過的生效的大陸架公約，實際上當時法律概念是這樣的，就是屬于兩個國家共同處于一個大陸架的狀況，也就叫做共架國家，這種情況下，如果雙方的距離不足400海里，那么就是可以考慮按照中間線原則，或者是等距離原則在雙方之間劃界。
會客廳：中國和日本屬不屬于共架國家呢？
劉江永：我們主張就是認為中國和沖繩列島這個之間它肯定不是屬于共架的國家，因為一個是從地質構造上看，東海是從中國大陸的沿海部分向東部傾斜下去，在和沖繩之間有一個上面大概是一千，下面是2900這個所謂的沖繩海槽，把中國和沖繩列島之間的大陸架之間就應該說有一個斷代，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沖繩島它本身是一個島鏈，大家可以看到，它中間有海水，有島鏈，所以這種島鏈和整個不構成共架的國家。
會客廳：中方提出來擱置爭議，共同開發這樣的立場最早在什么時候？
梁云祥：70年代就提出了。
會客廳：就是說日方沒有響應了，為什么？
劉江永：實際上他們也考慮過，經過他們勘探，還沒有發現實際上可以完全有把握能打出油氣資源的部位。有些公司也做過考察，但是結果是他們有一個非常大的擔憂，就是如果共同開發也好，或者日本單獨開發也好，開發出來這個油氣資源，實際上沖繩地區消費不了。如果把它運到東京去，實際成本是非常高的，
劉江永：為什么他現在突然提出來了，他感覺和中國可以考慮共同開發，應該說這是一個進步，但是他也是事出有因的，1998年我們全國人大通過了我們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專署經濟區和大陸架法，我們在這個地區的勘探開發實際按依法在實施，日方根據這種情況，應該說第一是非常著急，他認為這樣可能會對它造成被動，但是又很無奈，因為什么？我們畢竟實際上是嚴守我們在中國近海一帶開發，并沒有越界去開發。所以日本也沒辦法。但是最近特別是2004年，春曉號氣井已經成功了，按原計劃，可能今年10月份就要開始生產，向我們浙江江蘇一帶提供天然氣，這種情況下他非常著急。
早在70年代，我國就開始了對東海油氣資源的勘探開發，根據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的結論，東海大陸架可能是世界上蘊藏量最豐富的油田之一，釣魚島附近可能成為第二個“中東”。目前已經勘測的數據表明，東海的油氣儲量達77億噸，至少夠我國使用80年。
對于東海豐富的油氣儲量，日本并非到今天才知曉，但一直沒有過勘探開發的舉動。基于二戰后形成的相對和平的格局，在長達的10年時間里，中國在東海油氣田的開發從來沒有受到過干擾。
近幾年中日關系趨于緊張，中日關于東海石油開發爭議問題浮出水面。
去年夏天，日本派出船只前往東海探測資源；今年2月，日本又稱春曉油氣田會吸走日方領海資源，要求停止這個項目。今年4月日本又批準民間企業前往東海試開采。
東海劃界的核心，僅僅是幾塊油氣田的利益之爭嗎？
劉江永：從公理上講，他沒有辦法阻止中國在自己的近海開發石油或天然氣，他提出了這樣一些要求，希望中國停止生產，同時把有關的油氣井的資源調查的數據提供給日方，中方一直就這兩點是予以拒絕的。
會客廳：他提這個要求是有道理嗎？
劉江永：這是在我們自己近海投資開發若干年了，不管從國家主權、國家尊嚴，以及從公司的投資成本來看，這都屬于他自己的應該說企業的一些專利或者他的應該享有的資料。所以是不向日本方提供，還有一個問題在于什么？就是日方包括他們經產中山招一，他認為你只是在有爭議的地區共同開發，應該是在中國的這一側同樣要進行共同開發。
會客廳：那不等于進一步提出了要求？
劉江永：因為他以中間線劃界，這個并沒有被中方接受，但是他自認為是他的，所以他又說如果聯合開發，你也可以在中間線中國一側也要共同開發，這又是等于制造了一個新的矛盾，提出了一個有爭議地區共同開發的一個先決條件，所以這個肯定中方也是不能接受的。
梁云祥：我覺得其中還有一個這么一個原因在里邊，就是說70年代我們說大的背景不錯，中日關系，而且那個時候能源不像現在這么緊張，中方提出在有爭議地區共同開發，在日本看起來只是提提而已，因為成本太高，而且在70年代它。
會客廳：對他們來講在這個地方如果做開發，成本根本不劃算。
梁云祥：他完全可以從中東進口，而且在中國也可以進口石油在70年代。
會客廳：在東海究竟油氣資源怎么樣？
劉江永：日本按照它的自己的界定的范圍，東海包括整個周邊大陸架，如果說確定是日本的，據他們自己的資料說可能關于天然氣部分，能夠供日本一百年使用，這是天然氣。
會客廳：整個東海區域嗎？
劉江永：整個日本的大陸架，因為還有環日本的，包括一些，當然主要部分是在這兒，日本畢竟現在同意跟你不管是有條件，有前提條件也好還是怎么樣也好，他畢竟來考慮這個共同開發的問題，我覺得這個不應該從對立的角度，只是從對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應該從一個什么呢？共同利益和合作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我想日方他們心里也是心知肚明的，中日兩國守著能源的聚寶盆，如果雙方都需要，確實沒有找到解決的辦法，等于都是守著聚寶盆，討飯吃，這樣就要共同開發。這樣的話我想可以形成一種雙贏，這種前景應該從合作的角度，共同來探討這個問題，我想可能有些人有顧慮，說現在這個小泉內閣對我們中國不友好，他能給我們共同開發嗎？但是實際上根據我們跟日本打交道的經驗是這樣的，正是在一個對中國比較強硬的內閣，甚至是稍微右一點的內閣，他能做出的決定，可能就是日本國內不會引起很大的負面的這種反彈，所以我想中國和日本都應該抓住目前我們共同利益的一點，不光對立，尋找一種出路，我想這是一個大方向。
會客廳：就是說互相能夠坦誠地拋開疑慮，考慮對方利益的同時同時自己的利益也得到保障。梁教授，從我們有地理知識的時候就知道日本導語國家資源匱乏，是不是凡是涉及到資源能源問題的時候，日本就會比較敏感呢？
梁云祥：它是個嚴重依賴其他國家的一個國家，所以這個問題當然很敏感了。70年代的一場石油危機，就使得它經濟出現負增長，能源問題當然對它非常重要，管現在中日關系有很多問題，但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從根本上來說是一種利益關系，關鍵是看他能不能尋找到共同利益，如果能在能源問題上確實有一些找到共同的利益，可能中日關系中我們經常碰到的所謂歷史問題等等其它問題可能相應地來說都會比較好解決。這確實是有這種可能性，當然，能源問題是既可以成為一個現實沖突的一個領域，但是同時也可以成為合作的一個領域。
劉江永：假設日本實施了在有爭議地區實施了單獨的開發，試鉆，就等于造成了一個很不好的先例，他等于告訴中國，既然有爭議，日本可以單獨開發，中國為什么就不可以呢？既然有爭議，你也可以來開發，我也可以來開發，中方也越界到有爭議的地區開發，這是很大的麻煩。
會客廳：剛才講這個談判不是兩三次就能解決問題的，可能需要一個長時間的心里準備，但是現在我們已經看到日方在有爭議地采取單邊的行動，這個之間的時間差怎么辦？
梁云祥：過去我們說提出擱置主權，共同開發，現在我的感覺是這樣，他只接受了一半，就是他同意探討共同開發的問題，但是他并不愿意擱置主權，他仍然把中間線以東，他想象就是日本的，即使共同開發，就是說首先我現在同意共同開發，但是他并沒有說就在我這個地方共同開發，在東海共同開發，包括在中間線以西，就是這個概念，所以我覺得他只接受了一半，但是我們說如果真能實現鄧小平先生的那個設想，說我們先擱置主權，主權一時半會兒解決不了，但是我們可以共同開發，如果能實現這個，可能雙方的共同利益會擴大，有一個比較良好的氣氛以后，可能其它的問題就比較好解決。只要向好的方向發展，我們就值得歡迎。（來源：央視《新聞會客廳》）
周永生：東海劃界：中日各退一步——以“東中間線”解決中日東海之爭
的探討時間:2010-01-20 17:53 作者:周永生點擊:303次 （本文發表于《領導者》（雙月刊）2007/12月號，總第19期）
2006年11月，日本外務省發表了《我國關于東海資源開發的法律立場》的文件。全文如下：
1.日中雙方基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相關規定，具有從領海基線至200海里的專屬經濟區及大陸架的權原。但由于夾著東海相向的日中兩國從各自的領海基線算起的間隔距離不足400海里，關于雙方200海里專屬經濟區及大陸架重合的部分，有必要通過日中之間的協商劃定界限。如果按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相關規定及國際判例，相當于這類水域的界限劃定，采取以中間線為基礎劃界，平衡解決。（注：1海里＝1.852千米，200海里＝370.4千米）
2.（1）對此，中國方面關于東海劃界，主張應該按照大陸架的自然延伸、大陸和島嶼對比等東海的特殊性進行，既不承認以中間線劃界，也未表示中方設定的具體分界線。關于大陸架，中方主張自然延伸到沖繩海槽。（2）另一方面，在20世紀60年代，自然延伸理論在有關相鄰國家劃分大陸架界限的判例中曾被使用，這是以往國際法中所采用的觀點。如果基于1982年通過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相關規定、以及其后的國際判例，相向國家之間，劃定距離不足400海里水域分界線時，自然延伸理論不被承認。而且，將大陸架主張至沖繩海槽的觀點按照現行國際法缺乏根據。
3.從上述前提出發，針對未劃定分界線的海域，我國理所當然地采取至少在中間線日本一側海域屬于我國主權權利、并可以行使管轄權的立場。這種立場不是完全放棄中間線以外水域的權原，而是要在徹底劃界之前，暫時行使到中間線水域的主權權力及其管轄權。而且，在東海日中之間尚未劃界、中國方面對我國有關中間線主張一概不承認的情況下，我國擁有從我國領海基線至200海里專屬經濟區及大陸架的權原的事實沒有絲毫改變。
這一文件是日本政府對東海問題最權威、系統的立場闡述，代表了日本政府官方的主張和立場。其核心是：不承認東海的特殊情況，不承認海洋劃界中的公平原則和大陸架劃界中的自然延伸原則，而認為，按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應該采取以中間線為基礎的平衡劃界方式加以解決。
關于東海劃界問題，中國政府和日本政府長期存在著不同的主張。簡言之，中國主張按照大陸架的有關規定劃分；日本主張按照專屬經濟區的中間線劃分。
按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以大陸架的自然延伸為劃界標準，中國可以劃到從本國領海基線遠至350海里。東海大陸架位于中國、日本、韓國三國之間,東西寬約150至360海里,南北長約630海里。但是，因為東海最寬處不過360海里，完全按此劃分有些地方不僅與日本專屬經濟區重疊，而且，部分地方還將與日本領海重疊。再則，位于東海東部、在沖繩和釣魚島之間，有一個超過2500米深的沖繩海槽。該海槽寬約6 0海里到150海里，長約600余海里。按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大陸架的邊緣截止點止于2500米深的海床處。所以，可以認為，沖繩海槽是中國大陸架自然延伸的邊緣界線，中方因此主張中國對東海大陸架的主權應該到達沖繩海槽處。這是長期以來，中國在東海問題上的一貫立場。同時，中國主張通過談判解決東海劃界問題。
一、日本的劃界主張法理根據不足
1、日本主張“中間線”的不合理性
日本主張按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關于專屬經濟區的規定，以“中間線”劃界，即按照200海里專屬經濟區中日相互重疊的“中間線”劃界。在東海按照日本主張的“中間線”劃界，將使中國理論上的專屬經濟區減少到180海里以內，對大陸架的主權管轄范圍則會減少更多。因為如果按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關于20 0海里專屬經濟區的規定，沿海國擁有從其領海基線前出不超過200海里的專屬經濟區，以及相應的開發自然資源的權利。但一般認為，東海最寬處不過360海里，這導致中日各自理論上的專屬經濟區部分重疊。因此，在中日關于東海劃界問題的談判中，日方強橫地要把從兩國領海基線計算的200海里專屬經濟區交會的“中間線”劃分原則強加給中國。而且，日本的計算方法是把釣魚島作為日本領土，以釣魚島為領海基線計算的。正如日本學者高橋莊五郎的著作《釣魚諸島的領有權問題——釣魚列島筆記》所描述的那樣，日本方面所有關于東海劃界的“中間線”圖示都明顯將釣魚島劃歸日本一側。而且，在釣魚島附近的劃界線條明顯是以釣魚島為領海基線，向中國方向的海域凸出。因此，日本主張的“中間線”，實際上并不是中日兩國按照各自領海基線劃分的真正的東海中日兩國之間的中間線，而是明顯偏離真正中間線、壓縮中國應該領有的部分，擴大日本領有部分的“偏中線”或稱“偏西中間線”（比真正的“中間線”向中國大陸的方向靠近）。這是中國所不能接受的。因為按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七十四條第1款規定：“海岸相向或相鄰國家間專屬經濟區的界限，應在國際法院規約第三十八條所指國際法的基礎上以協議劃定，以便得到公平解決。”日本單方面的“中間線”劃界主張，不僅因為中方反對，對中國來說是無效的，而且，也不符合國際法與海洋法的公平原則，在國際法上不能成為法律依據。
2、共同大陸架與沖繩海槽的作用
日本主張的“中間線”原則，強調共同大陸架鄰國應按照等距離平分東海專屬經濟區。這從專屬經濟區的角度是可以理解的，但因為有大陸架的存在，單純從專屬經濟區的角度劃分，對于擁有較多東海大陸架的中國來說，明顯缺乏合理性。國際上和日本劃分觀點相同的僅30多個國家，屬于少數。再加上沖繩和釣魚島之間存在著超過2500米深的海槽，可以認為，日本列島的島架，應該止于該海槽。即使按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七十六條關于大陸架的定義第1款：“沿海國的大陸架包括其領海以外依其陸地領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擴展到大陸邊外緣的海底區域的海床和底土”的含糊規定，將日本列島的島架根據其中的“依其陸地領土的全部自然延伸”的表述，看作日本可以附有大陸架——琉球群島陸架的話，那么，日本的大陸架也應該止于沖繩海槽。因為沖繩海槽有超過2500米等深線的溝槽地域，這種深度，一般被認為是切斷大陸架的標志。因此，日本列島的島架，在東海地區即使被看作琉球群島陸架（即琉球群島擁有大陸架），日本對東海大陸架的領有權，因為臨近日本西南群島（沖繩列島——琉球群島）一帶有超過2500米等深線的溝槽地域的存在，它是中國東海大陸架和琉球群島陸架的天然界限，在這一天然界限的分割下，日本領有大陸架的部分實際上應該比中國少得多。
另外，日本主張“中間線”原則的一個重要依據是沖繩海槽僅僅是一個偶然凹陷，是東海大陸架上的一個“水洼”，沖繩海槽的地質結構和中國東海大陸架的地質構造完全相同，因此，日本和中國屬于同一大陸架上的國家，即擁有共同的大陸架。所以，日本要用“中間線”原則平分東海。日本的這種根據，從國際法的法理角度來看比較牽強。因為“大陸架”的法理基礎是大陸國家領土向海底的自然延伸部分，因此，即使日本方面認為沖繩海槽的地質結構和中國的東海大陸架地質構造相同符合實際，也不能否認沖繩海槽割裂了東海大陸架的事實。在極其遙遠的地質年代，不排除整個東海大陸架是一塊整體的可能性，但由于后來的板塊運動和地質結構變化，在沖繩海槽地域出現了大規模的裂隙，分裂了東海大陸架。但在此之后，就出現了海槽兩側沉積物質的不同屬性，海槽東西兩側的沉積物分別來自于琉球群島地區和中國東海大陸地區兩個物源區。根據中國學者的研究，一般都認為，東海大陸架邊緣或海槽西坡的沉積物性質與長江等大陸河流攜帶的沉積物質類同,而海槽東坡沉積物性質則與琉球群島相類似。至于海槽本身,則屬于陸殼向海洋的過渡地帶,既不同于堆積沉積型的平坦陸架,也不同于洋殼型的洋脊海盆,而是一個獨特的地貌單元。退一步講，即使這個長約600余海里，最深處超過250 0米深的沖繩海槽在地質結構上不能造成分割大陸架的事實，但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七十六條第5款中，的確將250 0米的深度線作為分割大陸架的一個重要標志而有相關規定。這種規定也是日本不能否認的。從另一角度講，沖繩海槽與東海大陸架如果地質構造的確相同，這只能說，恰好證明了中國大陸架一直延伸到沖繩海槽的事實，而無法證明沖繩海槽東側的琉球陸架和東海大陸架地質結構相同。偶然凹陷也是凹陷，而且，在南北距離大約630海里的東海大陸架上，沖繩海槽的長度約達60 0余海里，貫通了東海大陸架和琉球陸架約95％的南北長度距離，這么長的距離與這么高的比率，何談“偶然”之有？因此，即使拋開沖繩海槽2500米等深線的分割作用不提，600余海里的海槽長度也說明“偶然凹陷”的觀點站不住腳。“共大陸架”也好，“偶然凹陷”也好，這些主張都沒有足夠的根據。
況且，根據我國已有的海洋調查，沖繩海槽的地質構造和海地結構與陸架存在明顯差異，不能認為整個東海是共架大陸架。東海大陸架屬于穩定性的大陸地殼, 沖繩海槽屬于不斷擴張的海洋活動地帶。沖繩海槽屬于大陸地殼向海洋地殼過渡的構造帶,具有少量陸殼特點，具有較多洋殼特點。沖繩海槽的地貌以構造型為主,沉積堆積為輔,不同于堆積沉積型的平坦陸架,也不同于洋殼型的洋脊海盆。
3、大陸架和專屬經濟區劃分的不同規定及其矛盾
中國主張大陸架是“領土自然延伸”原則，強調東海大陸架是中國領土的自然延伸。因為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七十七條第1款規定：“沿海國為勘探大陸架和開發其自然資源的目的，對大陸架行使主權權利。”這種主張為多數國家贊成。而且，《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七十六條對“大陸架”定義做了明確規定：“沿海國的大陸架包括其領海以外依其陸地領土的全部延伸，擴展到大陸邊外緣的海底區域的海床和底土，如果從測算領海寬度的基線量起到大陸邊的外緣的距離不到二百海里，則擴展到二百海里的距離。”而且，在大陸架沉積巖具備一定厚度比例和大陸架超出200海里的情況下，還可以使領有的大陸架不超出350海里或260海里。東海中日兩國之間的大陸架因為有超過2500米深的沖繩海槽的存在，因此，可以認為中日兩國的大陸架止于沖繩海槽。這是比較合理的主張。
但是，在中日兩國的大陸架以沖繩海槽分界的情況下，會出現專屬經濟區與大陸架水上、水下領有不一致的問題。即日本所主張的專屬經濟區的一部分水體覆蓋了中國大陸架的一部分，而中國主張的大陸架的一部分在日本所主張的專屬經濟區水底的問題。這主要是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關于大陸架和專屬經濟區規定的法理依據不同。
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七十七條“沿海國對大陸架的權利”規定，沿海國對大陸架的“權利是專屬性的,即:如果沿海國不勘探大陸架或開發其自然資源,任何人未經沿海國明示同意,均不得從事這種活動”，“沿海國對大陸架的權利并不取決于有效或象征的占領或任何明文公告。”《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五十六條“沿海國在專屬經濟區內的權利、管轄權和義務”第1款（a）規定：“以勘探和開發、養護和管理海床上覆水域和海床及其底土的自然資源(不論為生物或非生物資源)為目的的主權權利,以及關于在該區內從事經濟性開發和勘探,如利用海水、海流和風力生產能等其他活動的主權權利。”第3款規定：“本條所載的關于海床和底土的權利,應按照第六部分的規定行使。”（第六部分即指關于大陸架部分的規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五十九條“解決關于專屬經濟區內權利和管轄權的歸屬的沖突的基礎”規定：“這種沖突應在公平的基礎上參照一切有關情況,考慮到所涉利益分別對有關各方和整個國際社會的重要性, 加以解決。” 根據以上規定可以得出以下判斷和結論：（1）大陸架的權利高于專屬經濟區的權利，是一個主權國家天然的權利。（2）當專屬經濟區歸屬未與大陸架歸屬發生矛盾時，專屬經濟區的權利包括海洋水體、海床及其底土的自然資源。即專屬經濟區的權利包含了大陸架的權利。（3）當大陸架和專屬經濟區因為分屬于不同國家而產生矛盾時，由于大陸架權利高于專屬經濟區權利，因此，可以認為，這時的專屬經濟區只包含海洋水體，不包括海床及其底土的自然資源，即不包含大陸架。（4）大陸架的權利不包括海洋水體。（5）當大陸架和專屬經濟區因為分屬于不同國家而產生矛盾時，參照一切有關情況，公平解決。而實際上并未規定任何具體解決辦法。因此，可以說，《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關于大陸架和專屬經濟區的規定本身，造成了海洋劃分中的矛盾。
二、“東中間線”的劃界主張及其劃分方法
在東海問題上，筆者不反對由中國政府提出的“共同開發”政策。因為東海問題的復雜性和敏感性，要通過中日兩國之間的談判，促使東海劃界問題得到解決極其困難。從目前中日兩國關于東海劃界問題各自的主張看，如果雙方中的一方、或雙方不做出重大妥協，就難以達成根本解決的劃界。因此，作為權宜之計，“共同開發”就成了表面上看來矛盾相對較少、比較容易實現東海問題突破的現實辦法。但是，由于東海的復雜情況，“共同開發”也并非是一件簡單的事情。而且，在兩國磋商“共同開發”的過程中，各自仍然要考慮自身劃界主張的底線，實際上，離不開劃界的影子。如果搞不好，將使東海問題更加復雜化，甚至可能產生損害中國長遠利益的不良后遺癥。這是中國方面尤其應當加以注意和警惕的因素。就目前來看，中國善意的“共同開發”政策并未得到日本善意的回應。日本要求中國提供東海勘探資料，要共同開發和日本沒有爭議、完全在中國專屬經濟區范圍內的春曉油氣田等、開發日本主張的“中間線”西部中方一側等無理要求，就是非善意回應的例證。
如果不從善良的立場出發，在日本指責中國開發春曉油氣田之初，中方對日方的指責完全可以置之不理。因為從法律的角度講，誰指控，誰舉證。日本只有在拿出中方油氣開發已經確實損害了日本利益的證據以后，中方再加以應對完全符合法理。而日方若要拿出這樣的證據，難于登天。因為不僅海洋勘探搜集證據的難度十分巨大，而且，在客觀事實上，更何況中方并未損害日方利益，因此，可以斷定，日方幾乎拿不出這樣的證據。那么，中國完全可以對日本沒有證據的指責置之不理，繼續進行本國在東海的正常勘探和開發。但在日本沒有提出任何具體證據的情況下，中國不僅表示愿意同日本就東海爭執問題進行會談，而且，主動提出“共同開發”的主張。一般來說，在國際問題上，首先提出“共同開發”或“合作”的一方，如果不是唱唱高調的外交辭令，多數都有弱于對方的一面，希望通過“共同開發”或“合作”來彌補自身的不足。而真正居于絕對優勢的國家，很少主動提出“共同開發”或“合作”的主張，因為在本國居于優勢的情況下，“共同開發”或“合作”意味著在某種程度上允許對方分享自己已有的優勢，對方在這一過程中得到的更多，對本國來說卻未必有利。東海的情況是，中國早已經開發在先，遠遠領先于日本；日本的勘探尚處于初級階段，并無任何實際的開發，因此，相對于中國，日本處于劣勢狀態。那么，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真心實意提出“共同開發”，則很容易形成日本順水推舟，分享中國已有優勢的局面。而實際上，中方的這種政策，也的確產生了不利于中方的客觀效果，日方借機窮追猛打，一定要開發其單方面主張的“中間線”以西完全屬于中方一側、中國已經開發的區域。中國拒絕，日本則指責中方沒有“共同開發”的誠意，日本輿論和國民也抱有這種印象。可以說，中方的“善意”與誠懇，雖然已經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但并未獲得良好效果。
三、“東中間線”劃界的法律根據與合理性
海洋劃界的首要依據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只規定了一些劃分的原則，并不是具體的劃分。因此，締約國除了應該遵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一些明確、具體的規定外，一些體現其精神實質的指導性原則在海洋劃界中也應該遵守。其中，最重要的一點不是“中間線”原則，而是大陸架自然延伸原則和公平原則。
（1）大陸架自然延伸原則。大陸架自然延伸原則是劃分大陸架的根本依據。早在19世紀末，歐洲地理學家就開始搜集資料證明大陸架是大陸陸地的自然延伸。1942年2月26日，英國和委內瑞拉簽訂關于帕里亞灣劃界條約，劃定委內瑞拉和特立尼達島（當時英屬）海地區域邊界，明確海床和底土的歸屬。這是基于大陸架自然延伸而簽訂的關于大陸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條約。1944年3月17日，阿根廷宣布：“阿根廷陸緣海和大陸架屬于國家主權。”1945年9月28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公布《美國關于大陸架底土和海床自然資源政策宣言》，和阿根廷進行了類似的宣示。隨后，很多國家發表類似宣言，并認為大陸架是沿海國陸地領土的自然延伸。在1969年北海大陸架案中,國際法院明確指出,在權利制度中自然延伸原則作為“權原”(title)將否定其他權利主張，這時無適用劃界制度之需要。國際法院認為如果某海域大陸架并非是某沿岸國領土的自然延伸,那么，即使該海域距該國的距離比其他國家近,該海底也不能被看作為該沿岸國所有。《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七十六條規定中也包含了自然延伸的原則，“沿海國的大陸架包括其領海以外依其陸地領土的全部延伸”。盡管該條款也包括了“如果從測算領海寬度的基線量起到大陸邊的外緣的距離不到二百海里，則擴展到二百海里的距離”這樣的表述，但筆者認為，“自然延伸”是其中的根本原則，“二百海里的距離”的表述僅僅是附屬于“自然延伸”根本原則的補充。二者不等價，也不構成對抗。第一，“自然延伸”是基于地理和地質聯系的天然因果關系，是大陸本體與大陸在海底延伸——大陸架并生連體之間的關系。而“二百海里的距離”卻沒有任何地理、地質上的因果關系，完全是人為安排的結果。第二，從法理構成來說，“自然延伸”具有堅實地理、地質構成的事實基礎，而“二百海里的距離”沒有事實基礎。第三，從國際法海洋劃界的實踐來看，地理特征被看作是大陸架劃界的核心因素。英法海峽案裁決指出：“在任何特定情況下決定等距離或任何其他劃界方法適當性的主要是地理情況。”緬因灣案判決甚至認為“地理特征是劃界過程的核心”。“自然延伸”就屬于地理因素，而“二百海里的距離”則屬非地理因素。
因此，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七十六條規定中，盡管“自然延伸”與“二百海里的距離”處于并列的表述狀態，但法律內涵和意義完全不同，“自然延伸”處于絕對優位，“二百海里的距離”處于附屬地位。國內外很多海洋法方面的著名學者和筆者持有相似觀點。如支持自然延伸作為大陸架權利基礎的固有性和優先性的學者有趙理海、杜比(Rene Jean Dupuy)、韋金斯(Danial Vignes)、歐康納（O’connell）、富勒爾等。當然，也有不同觀點。
日本海洋法學界以距離為根據劃界的觀點在日本國內占據主流。其根據來源和1958年4月29日聯合國日內瓦海洋法會議簽訂的《大陸架公約》有關。《大陸架公約》第六條規定：“一、如果同一大陸架鄰接兩個或兩個以上海岸相向的國家的領土，屬于這些國家的大陸架的疆界應由這些國家之間的協定予以確定。在無協定的情形下，除根據特殊情況另定疆界線外，疆界是一條其每一點與測算各國領海寬度的基線的最近點距離相等的中間線。二、如果同一大陸架鄰接兩個相鄰國家的領土，大陸架的疆界由兩國之間的協定予以決定。在無協定的情形下，除根據特殊情況另定疆界線外，疆界應適用與測算各國領海寬度的基線的最近點距離相等的原則予以決定。”這一“公約”條款，包含有中間線劃界的規定。但中國和日本都不是該“公約”的締約國，因此這種規定對中國和日本沒有拘束力。在中國臺灣沒有離開聯合國以前，也曾以中華民國的名義針對該“公約”第六條第一款和第二款提出：“（1）屬于海岸相鄰接或相向的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的大陸架的疆界，應按照其陸地領土的自然延伸的原則予以確定；（2）在確定中國大陸架的疆界時，顯露的巖石和小島不應考慮在內。” 這種聲明和中國大陸方面的觀點基本相同。而且，根據《大陸架公約》第六條規定，應當考慮的首先是有關國家的協議，其次是特殊情況，最后才是等距離中間線。這就是說，等距離中間線并不是大陸架劃界的唯一方法。
按照大陸架自然延伸原則，東海大陸架至沖繩海槽是中國大陸的自然延伸。日本要以“二百海里的距離”作為原則和根據，對抗“自然延伸”原則，是站不住腳的。因為二者不等價、不對抗、也不處于同一層次。那么，據此可以理解為沖繩海槽以西的東海大陸架均屬中國所有。日本沒有理由提出同中國平分該大陸架的要求。中國向日方提出對釣魚島附近、沖繩海槽東北部等區域大陸架“共同開發”的主張，包含了一部分應該歸中國所有的大陸架，這可以理解為是中方對日本的善意恩惠。
1996年5月16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批準《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同時聲明如下：一、按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享有二百海里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的主權權利和管轄權。二、中華人民共和國將與海岸相向或相鄰的國家，通過協商，在國際法基礎上，按照公平原則劃定各自海洋管轄權界限。1998年6月26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通過的《中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第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陸架，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以外依本國陸地領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擴展到大陸邊外緣的海底區域的海床和底土；如果從測算領海寬度的基線量起至大陸邊外緣的距離不足二百海里，則擴展至二百海里。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海岸相鄰或者相向國家關于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的主張重疊的，在國際法的基礎上按照公平原則以協議劃定界限。” 中國國內關于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的這兩個法律文件既申明了中國關于“自然延伸”的主張，也表明中國愿意通過國際協商，公平劃定大陸架和專屬經濟區管轄界限的意愿；同時也表現出中方并沒有單獨強調大陸架、或將大陸架與專屬經濟區割裂開來，而顯示將二者有機聯系、綜合解決的意向。
（2）公平原則。公平原則之一，要求在劃分海洋分界時要考慮到海岸線長度和海洋面積的比率。也就是說，海岸線越長的國家，應該得到更大海洋面積的分配。這是由國際法院主張的“陸地支配海洋原則”演化而來。1977年英法大陸架仲裁案、1982年突尼斯——利比亞大陸架劃界案、1984年緬因灣海洋邊界劃定案等，國際法院都強調了公平原則。國際法院指出，在謀求公平解決海洋劃界的每一案件中，必須采用成比例的法律概念，以便確定所劃的界線實際上是公平的。中國從杭州灣以南（北緯30°）面向東海的海岸線90 0多公里，如果把中國臺灣島嶼和其他沿岸與遠岸島嶼的海岸線計算在內則更多，將會超過日本在該地區島嶼海岸線的若干倍以上。而且，中國方面應該、并必須進行相關的測量和計算。因為日本的海岸線計算都是指島嶼的海岸線，日本并沒有大陸海岸線。與我國隔海相望的日本吐噶喇列島、奄美大島、沖繩、先島群島連線面向東海的海岸線總長度為380公里，中日之間的專屬經濟區海域面積之比應該是2.37∶1。另一組數據表明，東海西側中國大陸連續海岸線長達3000多公里；東側是日本從九州至琉球群島零散島嶼斷續海岸線僅1000多公里。
由此可見，從中日兩國在東海地區的海岸線比率來看，中國所占的東海面積至少應該在三分之二以上，日本與中國平分東海的“中間線”主張不夠公平。
公平原則之二，從中國面向東海的陸地面積、中國浙江、福建、臺灣等省居民的居住、在東海上的捕魚等生產活動數量、人數、規模等也遠遠超過日本。他們在歷史習慣、傳統上和東海有著密切的淵源。該地區數量眾多的漁民幾乎完全以東海為生，這是日本所不能比擬的。中國面向東海幾個省的部分人口在1億人以上，日本面向東海沖繩縣的全部人口在2005年達到歷史上的最高水平，卻僅有1361594萬人。兩國面向東海地區的人口比率相差約近100倍。但是，近年來，日本以釣魚島為本國領土，并依此單方面劃定專屬經濟區，禁止中國臺灣、大陸的漁民在該地區捕魚或通行，尤其是對該地區的臺灣漁民經常驅逐、拿捕和查扣，罰以重金，致使我國臺灣和大陸漁民每年蒙受巨額的漁業經濟損失。為抗議日本片面擴張海域，無理驅逐、查扣，2005年6月9日凌晨，臺灣近百艘漁船聚集到臺灣東北角外海約50公里海域，準備包圍日本巡邏艇，后因日本巡邏艇預先得知消息遠避，臺灣海巡署船只調停，臺灣漁民在集結海域和平抗議后解散。這是近年來，中國臺灣漁民和日本官方爆發的最嚴重的漁事沖突事件。這反映出，日本官方控制我國傳統漁區的現狀對中方來說，極不公平，已經嚴重損害了中國浙江省、臺灣省、福建省等地漁民的傳統捕魚利益。
公平原則之三，日本想以沖繩海槽西側的中國釣魚島當作日本領土，作為日本劃分東海的基線不合理，也不符合國際法。釣魚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現今仍被日本控制，應該無條件歸還中國，不能當作日本方劃分東海的依據自不必說。而且，即使退一步，把釣魚島權作日本島嶼，也不能作為日本與中國劃分東海界限的依據。按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一百二十一條第3款規定，不能附帶有專屬經濟區或大陸架。即“不能維持人類居住或其本身的經濟生活的巖礁，不應有專屬經濟區或大陸架。”釣魚島在自然條件和歷史上是沒有人類居住的島嶼，不能附帶20 0海里經濟區，充其量，只能享有12海里的領海權。馬英九在《從新海洋法論釣魚臺列嶼與東海劃界問題》一書中也指出：在國際司法實踐中，“類似釣魚臺的小島在礁層劃界中絕大多數僅獲得零效力，少數獲得象征性的部分效力；但如將‘主權有爭執’此一獨立因素加入考慮，則賦予零效力即為常態。” 靠近中間線有爭議島嶼，在國際法相關的海洋劃界實踐中，對確定界限一般都不發生影響。因此，日本企圖以釣魚島領海基線為基礎，與中國以“中間線”劃分東海的主張，在國際法上站不住腳。
所以，日本的“中間線”主張，按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關大陸架的規定條款衡量，本身就缺乏根據。而且，《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七十七條第2款還規定：第七十七條“第1款所指的權利是專屬性的，即：如果沿海國不勘探大陸架或開發其自然資源，任何人未經沿海國明示同意，均不得從事這種活動。”按照該條款規定，日本不僅不應該指責中國的勘探開發活動，而且，應該立刻停止在東海大陸架沖繩海槽中國一側以內地區的一切勘探開發活動。否則，日本的行為就是違反國際法的行為，因為中國和日本同屬1982年加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國家。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日本沒有任何權利在東海中方一側以內的地區進行任何鉆探等經濟行動。中國對日本在東海大陸架中國一側以內地區的勘探開發活動不僅有權提出抗議并交涉，制止日本侵害中國利益的違反國際法行為；必要時，可以通過提交聯合國機構和國際法院、國際海洋法庭的判決或仲裁解決。
早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既已經在東海中方一側（即使是按照日本劃定的“中間線”也在中國一側）的平湖、春曉、斷橋等油氣田地區開始了油氣的勘探、試采工程，日本方面并未提出任何異議。
2004年5月，由于日方聲稱，突然發現了中國在東海地區開發春曉油氣田，大肆宣揚中國侵害了日本的專屬經濟區，引發了中日雙方關于東海大陸架劃分的激烈爭執。日本的一些媒體甚至揚言要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拆除中國的開采設施。其實，這完全是日本政府和輿論對公眾的誤導，后來日本方面發現，中國的鉆探、開采活動并沒有超過日本主張的“中間線”。即使按照日本所主張的對東海按“中間線”劃界，春曉等油氣田也是在“中間線”的中國一側，離“中間線”約5公里處。因此，日本輿論又揚言，中國雖然在中方一側開采，但因地下油氣層是連通的，中方的開采導致了“中間線”日方一側的油氣層油氣流向“中間線”中方一側，損害了日本的利益。這和當年薩達姆政權統治的伊拉克，指責科威特在自己國家境內油氣生產有吸管效應如出一轍。而且，比薩達姆政權的指責還不如。因為從地勢上來說，伊拉克高，科威特低，石油可能會從高處向低處流動，薩達姆政權的指責尚有可以令人理解的地方。而在東海地區，西高東低，中國方面的地勢普遍高于日本方向的地勢。因此，日本的指責比薩達姆政權對科威特的指責更不能自圓其說。
日本政府2005年4月13日宣布，于當日開始，為民間企業辦理有關申請東海油氣田勘探權的手續。日本經濟產業省當日給九州經濟產業局（經產局）發出指示，要求盡快處理民間企業提出的有關在東海從事油氣田勘探的申請。日本的這種做法，將構成對中國東海大陸架主權的侵害。因此，唐家璇國務委員表示，如果日本允許民間試開采，將會“使這個問題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唐家璇以這樣嚴正的口吻表明了中方的高度關切和問題性質的嚴峻。
從世界石油資源的匱乏狀態與石油勘探開發技術日臻成熟、成本降低的角度看，中日有關東海大陸架劃分的爭執，在中期的中日關系中將可能表現得比較激烈。為了不再給矛盾重重的中日關系雪上加霜，中國方面主張中日兩國通過談判解決爭端。另外，交由國際法院、國際海洋法庭等比較權威的國際法律裁判或仲裁機構加以解決，也是一個辦法。它是中日兩國既顧全大局與公允，又不至于久拖不決、加深矛盾的較好選擇。事實上，關于有爭議的海洋劃界問題，大部分是通過國際法的裁判或仲裁渠道加以解決的。像中國和越南通過雙邊談判達成中越《北部灣領海、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劃界協定》(2004年6月30日生效),理性地解決了兩國北部灣地區海洋劃界的情況屬于極少數。因此，中國方面在準備同日本通過外交談判解決的同時，應該預料到日方的頑固，為將此問題提交有關國際機構早做準備。
(相關簡介：周永生，外交學院教授)
來源:《領導者》總第19期
[文章來自共識網：http://ne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001202977.html ]
中日首次東海問題換文談判昨舉行
2010-07-28 07:42:00 來源: 第一財經日報(上海)
日上午，中日兩國首次東海問題原則共識政府間換文談判在東京舉行。中國外交部邊界與海洋事務司司長寧賦魁和日本外務省亞洲大洋洲局長齋木昭隆出席，雙方圍繞如何推進會談交換了意見。
中日兩國關于東海問題的爭端起因于兩國對專屬經濟區的劃分原則不同。由于中日兩國專屬經濟區在東海有部分區域重疊，因此兩國提出了各自的解決方案：中國主張“大陸架自然延伸”原則，認為中國大陸架自然延伸到沖繩海槽的區域都屬于中國專屬經濟區，而日本則主張“中間線”原則，認為應從專屬經濟區的中間劃線。
“日本劃定的所謂中間線，是以無人居住的男女列島、鳥島、釣魚島等為基點的，因而該線嚴重西偏，大大侵犯了中國的專屬經濟區。”外交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教授周永生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日本與中國爭專屬經濟區，既是主權爭端，也是利益爭端，“上世紀60年代，聯合國能源署即發布報告，預測東海蘊藏著豐富的油氣資源。而日本能源缺乏在世界上是有名的。”
“我國從上世紀70年代即開始勘探東海油氣資源，到本世紀初春曉氣田投產，做了大量工作，投入也非常大。”周永生表示，目前中國已在東海開發了春曉、龍井、天外天等油氣田，其中，春曉氣田開采的天然氣通過管道輸送到寧波，主要銷售給長三角用戶。
為了不讓東海問題影響中日的“戰略互惠關系”，兩國政府經過3年多的談判，終于在2008年6月達成原則共識，宣布在東海劃定一片2600多平方公里的共同開發區，而且，“中國企業歡迎日本法人按照中國對外合作開采海洋石油資源的法律，參加對春曉現有油氣田的開發。”但兩國間沒有就如何進行共同開發的細節問題達成方案。
“本次談判就是要就細節問題進行磋商，但如此利益攸關的問題，要達成一致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周永生表示。
作者：歐陽亮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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