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的記者問得好！

——對中央外宣辦“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新聞發布會的感想　　

香港文匯報記者提問：“我們注意到前一個時期在內地市場上出現了一些低級庸俗的圖書和電視節目，有一些聲音說這些低級庸俗的圖書和電視節目出現是由于文化體制改革造成的，請問部長有何評論和看法？”

　　

高山美

今天在人民網上看到了一個系列報導：　　

“ 人民網北京　8月19日　電  (記者文松輝)中央外宣辦今日上午10時舉行新聞發布會，中央文化體制改革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中宣部副部長孫志軍和中央文化體制改革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文化部副部長歐陽堅，廣電總局副局長趙實，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蔣建國介紹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有關情況，并答記者問。”　　

前幾天還看到新華社（2010.8.10）記者采寫的一篇有關報導，題目是：《改革創新天地寬——各地全面推進文化體制改革情況綜述》，報導了天津、山西、遼寧、安徽、山東、河南、陜西七省文化體制改革工作取得的實質性進展。何謂“實質性”進展呢？根據報道來看就是全省市，有多少出版發行單位、新華書店、電影制作發行放映單位、文藝演出單位等“文化事業單位”轉為“企業”；一些縣級文藝院團自主走向市場。看來這就是文化體制改革的方向和實質進展，成為2008年以來各省市的“一把手工程”和干部考核重點。　　

在這次的新聞發布會上主要是中央文化體制改革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中宣部副部長孫志軍和中央文化體制改革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文化部副部長歐陽堅對2003年以來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工作，作了比較全面的介紹，他們的介紹和新華社的報導，給我總的一個印象是：當局所注重的改革成果，主要還是體現在：中央和各省市已經把多少文化事業單位改成了企業，實現了多少“增加值”、“市場化”、“ 票房”、“收視率”、“發行量”，而對文化產業化改革對社會主義的文化生活應有的社會責任究竟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這樣的重要問題卻都沒有主動涉及。如對反“三俗”的得失等等，關注的就較少。在香港《文匯報》記者提到這個問題時，孫志軍主任在回答中也沒有把它與文化體制改革之間的關系聯系起來進行闡述。然而文化與經濟不同，它的主要任務不可能是創造價值——“經濟效益”，何況我們國家也“不差錢”。結合當前反“三俗”的國際國內形勢，有一些現實問題，希望進一步得到有關領導同志的解釋。　　

一．希望明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劃為上層建筑的社會主義文化事業，重新劃分為兩個部分，“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和“經營性文化企業”的理論根據是什么？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我們國家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就是在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之下，建立起了社會主義的新中國。社會主義的文化事業是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服務的，這里包括了以先進的思想意識形態的內容和深入廣大工農兵生活和生產的實際，真實的反映了各階層人民建設社會主義和保衛社會主義的美好生活和美好心靈；通過生動的文娛形式，在潛移默化中陶冶人們的情操，美化人們的心靈，30年來，創作出了無數題材廣泛的人民喜愛的優秀作品。　　

譬如反映云南白族人民在大躍進的高潮中，在人民公社時代，浪漫主義的純潔的愛情生活的《五朵金花》是在困難時期的1960年上演的，當時曾受到全國人民的高度評價、肯定和喜愛，因為它生動地反映了新中國各民族團結互助，共同奔向社會主義新生活的動人場面；它正確的闡述了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和當時的人民藝術家和人民心連心的美好心靈；它還生動的刻畫了少數民族自己培養的青年公社干部的可愛形象；同時它還生動地刻畫了，當時青年人自由、高尚、美好而幸福的戀愛和純潔的愛情生活，這就是我們至今還在懷念的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真實寫照。不僅如此，電影還用著優美的民族音樂和歌唱給我們以真正的藝術享受。而在當時這樣受到人民群眾喜愛的電影是難以勝數的，寫戰爭題材的更多，如寫抗美援朝的《英雄兒女》，內容也很豐富，還有《南征北戰》、《冰山上的來客》無不都是如此。一部短短的電影，居然包含了這么多的思想內容，這就是一部優秀文藝作品應當具有的品格。再看看今天的電視連續劇，為了賺錢，把劇情無限拉長，內容拉雜、空洞、荒謬，大量浪費國家物資、資源和經費，把中國優秀的文藝降低到港臺娛樂片的水平，這到底是前進了？還是倒退了呢？　　

對比前30年和后30年文藝界“產品”的現狀，人們必然會提出這樣的懷疑：文化體制改革，究竟是要把中國的文化事業辦好呢？還是要辦壞呢？中國前30年文藝的指導思想究竟在理論上有什么不科學的問題需要我們“改弦更張”？在文化體制改革之前我們經過科學嚴密的論證了嗎？？如果沒有，改壞了，由誰承擔責任？？這畢竟是關系到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朔造的大問題，是關系到“三俗”為什么會在今天的中國產生并大肆泛濫根源的大事。　　

如果拿不出在理論上站得住腳的理由，希望當局三思，這樣的歷史責任，恐怕誰也承擔不起。畢竟新中國的社會主義體制是黨和人民經過幾十年的奮斗，多少先烈流血犧牲換來的；也是三十年來黨和革命的文藝工作者花了畢生的心血和勞動創建起來的偉大的社會主義文化事業，如果今天無端被我們搞壞了，我們就是罪孽深重的人民罪人，在中國的歷史上必然不能不寫上這可恥的一頁。

二．毛主席說：“檢驗一個作家的主觀愿望即其動機是否正確，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為（主要是作品）在社會大眾中產生的效果。社會實踐及其效果是檢驗主觀愿望或動機的標準。”　　

國企改革30年來，其動機不能說不好，“成果”是表現在各方面的。但是老百姓的感受概括起來就是：看不起病、上不起學、買不起房、就不了業，就是創了一點家業，經不起風吹浪打，由于社會大環境的脆弱返貧很容易；再就是貪污腐化成風，黃賭毒等等社會問題成堆，老百姓談“改”色變。具體到文化改革領域，就以新聞出版事業單位改為企業的轉制來說，高校和科研的腐敗就與此息息相關。當前高等院校評崗和評職稱，都要求出書，在中心期刊上發表論文，這在80年代評職稱的過程中并沒有出現過腐敗，論文發表當然必須要符合期刊的質量要求，一旦發表了當然還要給作者稿費（勞動的報酬）；改制之后，這些單位總不能空著肚子干活吧，因此被迫只能把“人民幣”也作為衡量作品的標準之一。有幾篇好作品維持他的讀者群，再留出一些篇幅給“人民幣”以維持它的生計，這樣一來，不僅期刊、圖書的學術質量必然打折扣，而且必然影響到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職稱評定的風氣和質量。所以香港《文匯報》記者提問：“我們注意到前一個時期在內地市場上出現了一些低級庸俗的圖書和電視節目，有一些聲音說這些低級庸俗的圖書和電視節目出現是由于文化體制改革造成的，請問部長有何評論和看法？”是問的很好的。他很中肯的提醒了我們，制度的改革，不能犧牲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更不能助長腐敗。

　　

在實踐的結果已經顯示出它的矛盾和問題的條件下，文化事業的“改制”是不是還應當完全按照國企改革的路子照抄照搬呢？？而且所謂的“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無非顯示了：上一代的福利，新一代就沒有了，新一代的福利要低于老一代，80后的生活要低于50后。問題在于這樣的安排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有什么理論上的根據和實際根據？從理論上講，社會主義中國的經濟和世界經濟都在勞動者的辛勤勞動中發展，中國勞動人民的生活福利理應越來越好。“改革”不但不應當取消他們上一輩已經有的福利，還應當根據經濟發展的水平有所提高，這才符合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從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來看，我國已經成了美國的債權國，有這些錢借給美國，為什么不用來增加人民的福利，如果這樣，我國的內需就不需“拉”而自己就“動”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也就永遠也不會影響到我國了。不要忘記我國30年前是一個令資本主義世界羨慕的、“供不應求”的購買力極高的國家。　　

如果面對中國目前的實際，不問青紅皂白，一定要搞違反馬克思主義的把屬于“上層建筑”的社會主義文化事業“改”成“文化企業”.生造出什么“文化生產力”這樣反科學的詞匯，那么我們不得不問一問你們的動機究竟是什么？因為“社會實踐及其效果是檢驗主觀愿望或動機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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