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在名為《近年來的媒體益發為虎作倀》的文章里簡單說了當前媒體之所以擁有這“第四種權力”的緣起。在此基礎上，我想再談談媒體在當前是如何行使這種權力的。
再以郭德綱弟子打記者事件為例展開。如今記者被毆打的全過程都曝光，對比記者在自己電視臺開的說明會上的“表演”，我們發現，這位記者完全違背了新聞報道客觀公正真實的基本原則。我們細究全過程會漸漸明白，其實理虧嫌疑更大的應當是周廣甫記者；不過這兩家的沖突是他們自己的事，我們并不該偏袒任何一方。
但是，盡管周廣甫記者理虧最大，但注定，這對于北京臺而言，是一場不會輸的斗爭。北京臺有國家撐腰，有地方各兄弟電視臺支持，郭德綱方面再如何反擊，都不可能達到使北京臺破產倒閉的效果；而反之，這完全可能。現在呈現出來的情況就是如此，如劉仰老師所羅列的：這一事件已經鬧得沸沸揚揚，先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然后郭德綱對媒體放狠話，然后郭德綱涉嫌動手打記者的弟子被拘、被罰款，然后有郭德綱弟子聲明退出德云社，然后書店里郭德綱的出版物下架，然后德云社停演自查，等等。
我們應當細細捋一下這些社會行為的施動者，及其動機、效果。
“郭德綱對媒體放狠話”。前面了，郭德綱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扳倒北京臺，所以，他的這一行動其動機，只能抒發自己心中不平，借著舞臺給自己一個申訴自己的地方。
“郭德綱涉嫌動手打記者的弟子被拘、被罰款”。這一行為的施動者是公安局，屬于政府行為，但從被行政拘留7日和罰款200元看，并非是以政府行為認定郭德綱一方完敗，而是因僅僅是對于街頭打架斗毆的例行公事。這點很重要。
“郭德綱弟子聲明退出德云社”。此事不好說，當事人尚未親自公開說明，也許是博客盜鏈，也許是利益糾紛。但有一問，為何偏偏在打人、罵媒體事件緊隨之后發表聲明呢？難道何云偉和李菁想置郭德綱于死地？還是媒體或郭的反對者要置郭德綱于死地？
“書店里郭德綱的出版物下架”。這之前還有央視舊話重提：反三俗。這點，劉仰老師也提到了，與打人事件似乎沒什么關系。所以，應當看作是央視借機惡意報復。接著是傳來書店里郭德綱的出版物全部下架，這不知道是媒體的煙霧彈，還是確有其事？那么這個行為的施動者是誰呢？新聞出版機關下達了命令了么？似乎沒有看到。
“德云社停演自查”。這一行為又令人疑惑：據說是德云社網站發布的，但新聞又說今日德云社未停演，且一票難求。
從以上這一系列連續性的社會行為看，貌似德云社的覆滅只在片刻之間了。但問題是，其中媒體的作用對觀眾產生的影響做大。打人弟子被拘被罰、大弟子退出德云社、書店出版物下架……媒體將這一系列真的、偽造的信息全部編織起來，給廣大觀眾產生的假象就是：德云社從此一蹶不振、將走向覆滅。而最關鍵的是，其實公安機關（政府行為）并沒有真正給予打人事件重要后續的德云社問題以明確的政府界定。所以，媒體通過自己的各種手段（剪接視頻、記者“受難”扮演、斷章取義，等），以及自己擁有“第四種權力”的便利，在事件尚未定性之時，掀起輿論聲勢，強加給普通群眾他們的意識形態。
在此借郭德綱、德云社這次事件（包括弟子打人、郭罵媒體、央視介入批三俗等諸多小事件），并不是為了替郭鳴不平，而是希望借此事件，讓大家看清楚媒體的效力，并進而去反思這三十年來，媒體報刊輿論對于毛澤東及其周邊（如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社會主義等）的人物、政治概念等的惡意曲解。由于我不是搞黨史研究，很多細節問題不會太清楚，只能簡單談談我理解的大概。
關于毛澤東和文革的更多信息，由于檔案尚未解禁，所以我們并不知道真相。這就如前面事件中，公安機關僅僅就李鶴彪打人這一事實做了治安處罰，并未就郭德綱“圈地”、周廣甫李鶴彪孰對孰錯作出官方界定。于是這中間就產生了一片空白，媒體正好介入其間，大行其道。同樣，對于毛澤東和文革，由于存在大量未解禁檔案，毛澤東、劉少奇等老一輩在文革期間到底做了些什么，我們無從得到真相，于是歷史留下一大片空白。不少報刊、媒體卻以自己媒體身份去參與了對真正歷史的惡意“編纂”，一些帶著惡意的所謂民間輿論也參與其間。
媒體是干什么的？是客觀呈現發生過的歷史事實的，不是讓你去編造“歷史事實”的。媒體為什么要去編造“歷史事實”呢？行動必然是有其動機的，媒體的動機在于市場經濟下需要為自己謀生、賺取收視率，更重要的是，受到海外及國內反毛主流的支持。
雖然媒體口口聲聲“客觀”“公正”“報道真實”，但從這種毫無檔案依據的胡亂編造中就可以看出，并不客觀公正。其實他們心里知道，他們不需要千方百計去證明其真實性，那不是他們的目的。他們媒體、輿論的目的在于讓廣大群眾接受一個“丑惡的毛澤東”。上面通過各大媒體、報刊，下面通過民間流傳各種關于毛澤東“放縱”的私生活、各時期如“湖南共和國”之類的言論、文革中如何泄私憤、大搞宮廷權力斗爭等，在民眾中間造成一種強大的輿論宣傳陣勢，以此掩蓋了沉睡在檔案局里的真相！
（借機闡述一下網上關于毛澤東言論的個人理解，有人例舉毛澤東年輕時期要建立“湖南共和國”，后又有對毛澤東“感謝”日本侵略的斷章取義。我想說：這話確實是毛澤東說的，但其一不能斷章取義，其二不能僅從橫向看，而要看其政治觀點的不斷進化。例如，共產主義尚未傳入中國，毛澤東總不至于高呼社會主義單一制的中國吧，其抨擊對象是專制集權的當局。）
我們環顧四周可以看一看，我們周圍多少人、多少同學同事，都已經認同了那些輿論陣勢所建起的假象群，他們把這些海市蜃樓般的虛像理解為歷史真相。在所謂“揭秘”“解禁”的心理好奇之下，錯誤地將這些當下人杜撰的“揭秘”“解禁”文章視為歷史事實。
我很希望與他們溝通，卻完全不能奏效。提到朝鮮，對方就來一句，“哦，流氓國家”；提及蘇聯，“紅色帝國，屠夫斯大林，紅色希特勒”；毛澤東，“紅色暴君”……帶著這樣的英式偏見，怎么尋找談話的基點？難道這種隨性所致的貼標簽，也能算作“客觀”“商榷”歷史？根本沒有商榷的余地！怪不得前四史總是比明史的價值更高，雖然司馬遷才華洋溢，但對于歷史事件的把握，卻是從史家獨有的客觀冷眼著手的，而不如后世正史太多私人偏見。
再一個反思媒體的問題，可以簡單談談汪暉和朱學勤抄襲事件中媒體的定位。
當前媒體儼然以“救世主”自居了，什么地方都有它們的身影。學術論文抄襲與否，自然應當由學術界來作出判斷，本來很簡單的問題，卻被媒體搞得一團復雜。媒體因其所處立場就是媒體而非學術，所以它們作出的評判，都是從道德的角度，而非真正就抄襲與否進行公證評判。所以，汪暉的沉默被媒體質疑，要求由學術界內部解決被媒體說成是傲慢不屑；而朱學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快速回應媒體，拍了媒體馬屁，媒體就正面報道其如何勇敢不畏。媒體，不僅成了“救世主”，也成了“青天大老爺”。如此強勢，郭德綱一人怎消受的了？
而王彬彬作為一名大學教授，難道不明白學術問題應該有學術界來解決的簡單道理麼？且不說他趁汪暉出國期間發文，就算在國內，也不該如此突然地將媒體這潭禍水引向學術界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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