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高層如何嚴防“顏色革命”？
文/木春山
最近一段時間，內地討論“顏色革命”的風聲日趨壯大，甚至在公開場合爆發了激烈的辯論。起因或許與近期中央密集反腐和香港“占中”有關。實際上，自習近平領導班子上臺以來，中國對“顏色革命”嚴防的態勢逐漸清晰，立場更加強硬。從中央布局、宣傳跟進、手段多元、國際協作等方向構筑多面“防火墻”。
2014年9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公開發行，有8篇習近平的講話文稿，屬于首次公開發表，其中一篇談到了“顏色革命”。這是中國少見公開最高領導人對“顏色革命”的表態。作為具有指導意義的窗口式文件，可以從此看出中央對此問題的重視程度。
以下這段文字就節選自《選編》2013年6月習近平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事實一再表明，理想信念動搖是最危險的動搖。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險的滑坡。我一直在想，如果哪天在我們眼前發生“顏色革命”那樣的復雜局面，我們的干部是不是都能毅然決然站出來捍衛黨的領導、捍衛社會主義制度？我相信，絕大多數黨員、干部是能夠做到的。
習近平的這番話其實顯示中共官方對顏色革命提防的根本出發點，在于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同時也表明習近平等高層已經對“顏色革命”可能迫近中國敏感察覺，需要在組織上進行全局動員和必要提醒。
除了黨的高級別干部會議以外，在中國政府層面，則極少出現官方對顏色革命的表態，這個詞也很少在中國官方的政治語境下使用。但是中方卻很早就對“顏色革命”高度關注。比如2004年烏克蘭發生的“橙色革命”，官媒將其歸結為“顏色革命”而受到廣泛傳播，由此可見官方的警惕性。
根據一些公開的論文顯示，烏克蘭事件后官方智庫中國社科院牽頭，在2005年向美國及受到“顏色革命”影響的數國派出調查團，對此進行實地考察。隨后內地召開數次研討會對此進行分析解讀。
2012年春，由于受到“阿拉伯之春”的影響，境外互聯網上出現了中國“茉莉花革命”的號召。這是迄今為止內地較早提出象征物、形成一定規模、并且真正令官方感到威脅迫近的一次所謂“顏色革命”的舉動。中方對“顏色革命”的重視程度隨即加強。
在中國官方和主流學界看來，“顏色革命”與政變類似，是在西方民主價值觀的旗幟下，由社交媒體和境外勢力煽動下推翻合法政府的一場政治運動。
官方和學者也早已認識到了“顏色革命”發生的土壤，那就是一國內部治理的失調。聯系到中國，學者們認為，可以從當下社會現實中找到可能被“引爆”的種子，比如腐敗嚴重導致民眾對政府信心缺乏。而習近平執政后最大的政績之一就是根除腐敗分子，從而挽回民眾對政府的信心。
顯然從內因上杜絕“顏色革命”在華出現的可能性，是中國政府的一個治本之策。
此外在防止所謂顏色革命的手段上，內地的做法也相對多元。比如遏制在互聯網等公共場合公開傳播西方民主價值觀的現象；對老師等教育工作者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防止普世價值成為主流話語等。
在習近平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講話提到“顏色革命”后不久，中共成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該委員會主導涉及國家安全的方方面面，防止境外勢力滲透自然是題中之意。國安委的成立本質上給中國防止顏色革命鑄就了一道更為堅固的“防火墻”。
此外在外交領域，中方也積極謀劃抵制“顏色革命”的統一戰線。
2014年4月，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安全會議秘書第九次會議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別舉行，各國就共同防御顏色革命進行了探討。這是一個上合組織并不太常見的話題。代表中國出席這次會議的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郭聲琨在主旨演講中敦促包括俄羅斯在內的地區安全合作伙伴，共同加強對網絡的監控，防止外部勢力在其他國家煽動革命。他直言：“外部勢力利用社會矛盾和問題推翻執政當局，試圖制造新一波的顏色革命。”
這是中方明確要與“準盟國”之間加強交流，防止“顏色革命”對中國滲透的重要信號，說明中方對“顏色革命”的提防已經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同時也能看出，當年3月再度發生在烏克蘭首都基輔推翻民選政府的所謂“顏色革命”，已經讓中方感受到了一些不一樣的氣息。此外由于俄羅斯等國和中國面臨西方類似的打壓，所以中國與其在嚴防“顏色革命”上存在共同利益和相似的價值觀。這也是促成中方高調表態聯合友邦的重要原因。
“顏色革命”走近中國周邊
2015-04-22 大公網 文/常曉宇
“顏色革命”之于中國，一度像它的始發地東歐及中東一樣遙遠。而去年發生的香港非法“占中”事件和臺灣“反服貿占立院”事件表明，披著“雨傘革命”、“太陽花運動”的美麗外衣，“顏色革命”已然威脅到中國。此時，很多周邊國家都面臨甚至承受著所謂“革命”的洗禮，波及中國的國家安全和周邊外交。
遭受西方制裁的俄羅斯是中國最重要的鄰邦，從總統普京近來的多次表態中，可以窺見該國面臨的“顏色革命”威脅有多緊迫。去年7月，普京在俄安全委員會上說，所謂的“顏色革命”是“受外部煽動和資助的政變”，“俄羅斯人民任何時候都不允許它發生”；11月，普京又在該委員會上表態，多國發生“顏色革命”對俄來講是教訓，也是警示；俄政府會竭盡所能避免其發生。
俄外長拉夫羅夫也曾發出類似的警告，他在去年11月俄外交和國防政策委員會上直接將矛頭對準西方，稱美歐制裁是“希望俄實現政權更迭”。時間再往前推一個月，彼時正在俄出席中俄政府首腦定期會晤的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向俄副總理羅戈津直言，西方國家正支持香港反對派在中國發動所謂的“顏色革命”，他并呼吁中俄用加強合作進行“反擊”。
結合中俄對“顏色革命”的定性可以看出，發生“革命”的國家和地區不是隨機的，而是或多或少的指向這兩國。可以說，“革命”不過是一種秘而不宣的外交手段，它是由西方精心策劃，假借受害國人民之手，行對現政權“變色”之實。中東的“顏色革命”則應歸咎于美國的地區政策，特別是反恐戰爭后遺癥。除去中東，我們發現所謂的“革命”從未發生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而是集中在兩地：俄羅斯以南的中亞和中國以南的東南亞。
在中亞，與新疆接壤的吉爾吉斯斯坦2005年爆發郁金香革命，這次“變色”因所謂的“選舉舞弊”而起；緊接著，蒙古也爆發游行示威，反對派指責政府高官貪腐，并要求他們對多數蒙古人民的長期貧窮負責。蒙古有對中俄不言而喻的戰略地位，特別是那里有中國緊缺的礦物資源。而近來美國卻和蒙古關系熱絡，前者還承諾向后者增加軍事援助。無疑，若親美政黨在蒙古上臺，等于是在中俄身邊“埋雷”。
在東南亞，政治和經濟因素相伴相生，同樣是引發“顏色革命”的導火索。2007年，緬甸民眾的反政府示威因不滿當局取消燃油補貼而起，當人們喊出“釋放昂山素季等政治犯”的口號，運動已經悄然變色，并被親西方媒體冠以“袈裟紅革命”。在泰國，自從2006年他信政權被推翻后，“革命”成了家常便飯。
中國官媒《人民日報》發表署名“國平”的評論稱，泰國的故事告訴我們，“幸虧我們沒有走西式民主那條不歸路”。言下之意，“顏色革命”非但不會給“受騙”的人民幸福，反而會將他們的國家引向災難。
然而“顏色革命”的殺傷力并非點到為止。中國和絕大多數東南亞國家歷來保持著友好交往，但近年來情況發生變化。以上述緬甸和泰國為例，中緬密松水壩坎坷不斷，中泰高鐵項目一波三折；中國泛亞鐵路計劃、中緬輸油管建設也都或多或少的受到影響。
事實上，“顏色革命”對中亞和東南亞國家的震蕩，不僅威脅中國在這些周邊國家的投資布局，還會直接干擾習總提出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和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構想。好消息是，上合組織成員國安全會議去年4月已經首次就共同防御顏色革命進行了探討。不妨將中俄“反顏色革命聯盟”擴編，以上合為藍本，邀請中國周邊及伙伴國都加入，并組建智庫，設立基金，共同研究對策。
如果說俄羅斯是中國周邊受“顏色革命”威脅最大的國家，越南就是反制“顏色革命”力度最大的國家。越南和中國同為社會主義國家，像后者警惕“和平演變”那樣，越南共產黨也面臨著類似的威脅。以駁斥“軍隊國家化”為例，大公網國際頻道曾多次發文援引越南官媒對該問題的論述，這與《解放軍報》的系列評論文章有著異曲同工之處。對比越南和蒙古，雖然兩國都在努力接近美國，但前者顯得更加小心翼翼——畢竟越共只對拉攏美國對華施壓感興趣，“顏色革命”還是免了吧。
“顏色革命”的國際化定義
文/馮南樓
長達兩個多月的香港“占中”運動結束，各方開始重新評估事件起因及性質，當中包括港府向國務院港澳辦提交的《近期香港社會及政治情況報告 》與及各式各樣評論員文章。在內地，不少學者、評論家均認為“占中”運動有近年東歐、中亞地區發生的“顏色革命”影子，更有文章直指運動本身就是一場“顏色革命”。
廣泛意義的“顏色革命”
“占中”運動被指是“顏色革命”并不難理解，如部分學者指運動以黃色為主調，配以雨傘為象征，與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烏克蘭“橙色革命”帶有標志物和顏色符號等極為相似。一些評論員、媒體則超越這些“表面證據”，列出外國政府或非政府組織、金主、代理人、組織者的關系，說明運動背后有外國勢力操縱。再配合以上提到的內容，就是一場極具陰謀的“顏色革命”。
考察過往，學術界其實在2000年代中起，對一連串前蘇聯及其周邊國家發生的顏色革命成因、過程與結果作過疏理。我們可以參考這些研究，嘗試探討“顏色革命”的國際化定義，以此來分析中國內地和香港是否面臨著嚴重的威脅，更進一步而言，關心中國前途的人可以此來思考如何避免外國勢力介入香港政治的疑慮。
談“顏色革命”，還是要從歐亞交集的這塊地域談起。2000年代起，一系列曾經為原蘇聯加盟共和國的非西方民主制國家爆發了“顏色革命”，多個原本執政的親俄領導層在運動后下臺，事件震驚俄羅斯。
學術界對此曾作有系統分析，當中以康乃爾大學Valerie Bunce及喬治華盛頓大學Sharon Wolchik的研究最為著名。它們以“選舉式革命”（electoral revolution)來形容“顏色革命”，因反對派依照“選舉模式”（electoral model)將操縱式選舉儀式轉化為公平選舉，從而產生一場由不自由到自由政府的轉變。而該“選舉模式”包括結合一個具體組織及統一的反對派，并且動員媒體或境外觀察員，最后組織一場預備好的示威結束執政黨壟斷選舉。
而前美國駐俄大使，現于斯坦福大學任職的俄羅斯專家Michael McFaul則認為顏色革命有以下4個主要元素：(1)一場欺詐的選舉作為催化劑導致選舉示威（electoral protest）；(2)反對派藉一些超出憲法以外的手段，包括群眾示威去悍衛民主事業；(3)由于選舉引發起爭議，執政及反對雙方均稱勝出選舉；(4)雙方避免明顯使用武力。
綜合以上觀點，按照國際化的定義，“顏色革命”除了群眾運動本身，亦需要有一場已舉行的選舉作為觸發點，并因選舉結果爆發群眾集會，最后導致政權易手的結局。因此，“顏色革命”在學術上的定義，其實相對清晰及嚴謹，并非信手拈來。在此定義下，“顏色革命”便很難包括80年代末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倒臺前的運動，與及近年對執政當局不滿而造成的“阿拉伯之春”。
宜思考訂立《政黨法》
中國與俄羅斯對“顏色革命”的主流看法是：以美國為首的外國勢力干涉，藉群眾運動推翻政權。由此，不少學者指“占中”運動就是一場港版“顏色革命”，這已經給香港社會帶來了少有的沖擊，當然更令內地緊張。
筆者認為，以內地主流看法加諸于“顏色革命”的定義上，全球許多國家已經訂立的《政黨法》便值得港府參考。
因香港各政黨均是根據《公司條例》或《社團條例》注冊成公司、社團，其財政來源自然有一定的不透明性。而外國的《政黨法》則在財產賬目、政治獻金、資金往來有明文規定。如此一來，所有的政黨和政治組織的來源與運作則相對透明，規避了外國介入本港政治的風險。
屆時，若再有任何運動，是否涉及外國勢力，就會一目了然，或許不再讓兩派陷入爭論泥沼，也可彌合香港社會本不應有的分歧，更可讓內地放心，今后香港不會成為外國的“政治殖民地”。
其實“占中”運動的出現，讓很多香港社團的類似訴求更加急迫。筆者注意到，去年9月一些力挺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社團，就高調呼吁成立“反對派勾結外國勢力網絡資料庫”，要求律政司研究草擬《政黨法》，堵塞相關漏洞。（作者系香港歐亞問題研究學者）
中東“顏色革命”帶來了什么？
文/嚴雪
2010年底開始，一場民眾上街推翻政府的運動席卷了中東北非的阿拉伯世界，被國內外眾多媒體稱之為“阿拉伯之春”。中國的一些學者更是認為，這是有西方背景的“顏色革命”。這場運動興起的背景到底是什么，4年過去了，在當地產生了什么“效果”？清晰分析以上兩點，對判斷這場運動的性質是很有幫助的。
伴隨著這場運動，“顏色革命”這個詞也在很多國家“開花”、“結果”。大公網記者嚴雪適時采訪了來自中東大國土耳其的外交學者烏米特·阿皮拉恩，聽聽這位中東青年學者代表，對“阿拉伯之春”與“顏色革命”的“高見”。
大公網：中國人很關注這兩年中東局勢變化，有專家認為是多國政局動蕩是“顏色革命”的結果。你作為中東人，同時又是國際關系學者，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烏米特·阿皮拉恩：首先我們來回顧一下整個過程。眾所周知，“阿拉伯之春”是2010年12月在突尼斯率先爆發，后來蔓延到許多阿拉伯國家。它是由小販犧牲自己來挑戰國家的社會經濟結構。可見，中東地區的“起義浪潮”是自發性地、針對該地區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結構的。可以說，這是在中東地區復雜環境下爆發的第一次規模如此之大、反對派如此之多的運動。另一方面，這也是中東地區轉型和民主化進程的起點。
但是與此同時，關于“阿拉伯之春”還有許多問題還沒有找到答案。所以，我們應該根據當前的發展，重新評估。
那么結合現在的情況，我認為所有這些“起義”是上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東歐劇變的延續。現在，“阿拉伯之春”的影響已經開始在突尼斯（突尼斯不久前民主選舉）顯現了，而要繼續推進并影響整個地區，還需要時間，也許10至20年。
大公網：那么你認為“阿拉伯之春”，是不是一場“顏色革命”？
烏米特·阿皮拉恩：一些學者和專家將其稱為“革命”，也有人叫“阿拉伯之春”、“阿拉伯之冬”，甚至還有人只將其稱為“起義”。我也喜歡稱之為“起義”或“運動”。也許10年或20年后，當我們得到足夠的問題答案后，我們可以稱之為“阿拉伯之春”或“阿拉伯革命”了，但僅目前而言，這只是一場草根階層的運動。
運動和“顏色革命”有異有同。實際上所有的地區和國家有不同的歷史、社會、宗教、經濟、政治背景，所以我們應該擱置他們的各自特點，來進行一個總體分析。
先說相似點。二者都是“滾雪球”式發生，并且有“國際示范效應”。在東歐，“起義”從波蘭、匈牙利蔓延到東德等國家。在中東，“起義”從突尼斯延續到埃及、利比亞、巴林、也門和敘利亞。這兩場運動，國際和國內動力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
最重要的一點是，兩個地區都強烈地渴望社會正義、民主、法治、透明度和問責制。當然，二者也有一些差異，如地緣政治環境的對立結構、通信方式等。1989年的運動是在冷戰的陰影下爆發的，但“阿拉伯起義”是多條導火線導致，如石油、阿以沖突等。同時，“阿拉伯起義”還是由社交媒體催生的，如果沒有facebook、twitter等，“阿拉伯起義”也不會如此活躍。
大公網：由中國專家認為“顏色革命”是境外勢力推動和策劃的，在埃及、突尼斯等國發生的變化是否是這種原因？
烏米特·阿皮拉恩：要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先分析下阿拉伯國家的人口結構。據統計，大約60%的阿拉伯人年齡在30歲以下。人口結構的變化對專制政府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壓力。另外，冷戰后，全球化速度加快。我們通過智能手機就可以立即了解世界各地發生的事情。無論貧富，所有的人都可以有智能手機，所以中東的人民也知道地球村的概念。
其次，從“起義”的原因，我們就能知道為什么他們想要改變。中東的特殊性又讓我們看到兩個主要原因，首先是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如高通脹、高失業率；其次深刻的政治性危機，如結構缺乏政治異議、缺乏參與、司法狀況、專制政治、宗教壓迫。
此外，還有間接的外部因素。美國和歐洲大國的介入，阻止了中東的專制和獨裁政權的完全崩潰。包括美國1990年老布什政府、克林頓政府以及小布什政府，甚至在2003年小布什將入侵伊拉克“合法化”，以此表示支持中東民主化。
但這些國家（美國和歐盟）已經意識到，中東民主化會影響他們的利益。例如，2006年，巴勒斯坦大選哈馬斯當選，埃及選舉導致穆斯林兄弟會上臺。當時，埃及的穆兄會政府的新當選總統第一次正式出訪并沒有選擇西方國家，而是訪問了中國。而西方的“民主”勢力則暗中支持了埃及反民選政府的軍事政變。
大公網：最近幾年，中東很多國家出現了政權更迭，但是社會局勢卻一直動蕩，這并不能認為“革命”真正成功了。
烏米特·阿皮拉恩：其實獨裁者開始倒臺時，中東的反對派團體并沒有多少經驗，原則上并沒有做好就職準備。組織混亂的公開反對者已經開始失去條理性，示威游行在敘利亞、利比亞和也門變成了國內戰爭，或像埃及和突尼斯推翻了政府。這樣的政治空白是他們無法填補的。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民主文化的傳播和學習在中東需要一個過程，需要時間。歐洲也曾為自己的權利和民主而斗爭過——天主教和新教進行過“三十年戰爭”和革命等。我的國家土耳其，民主化進程則開始于150年前。但是直到現在土耳其也沒有完全達到民主化的目標。
我認為阿拉伯國家也應該得到一個完整的民主化，他們會成功的，但需要時間，也許是10年，或者更久。不幸的是，這種過程有時是如此的血腥和殘暴，如敘利亞、利比亞等等。但是潘多拉的盒子已經被打開，進入了一個不可逆轉的激進變革，無論是社會經濟領域還是政治。該地區的民主化，我還是覺得有希望的。
大公網：你如何判斷中東未來政治發展趨勢？整體而言，親西方的世俗勢力和宗教保守勢力哪個更受歡迎？
烏米特·阿皮拉恩：不幸的是，由于上述原因，民主國家稱不干涉在中東的內政，并不充分支持反對派。相反，他們支持維持現狀，即該地區的專制和獨裁政權。這樣，該地區的反對派也難免失望。所以，漫長的國內戰爭，痛苦的掙扎和絕望將矛盾激化，為激進組織創造了一個很好的機會。
但是我認為這只是暫時情況。在未來，反對派參與到和平的政治進程將幫助他們減少激進。在這個過程中外國的激進勢力也將被新政治體制消除。我不會說這一過程將完全以和平手段、在短時間內實行。政教分離和減少激進，才是該地區民主化的必經之路。
大公網：你覺得中東變局會不會影響中國與這些國家的合作？
烏米特·阿皮拉恩：中國和中東國家和人民歷史上沒有任何不愉快的交集。我們知道，在上個世紀中東淪為西方列強殖民地。所以，中東人民對中國情感上更加友好。我希望中國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更多中東國家合作，尤其是在維護該地區的穩定上。另外，中東也在不斷改變，中國在與中東獨裁政權適當伸出合作之手之際，也不應忽視中東人的愿望。
普京如何嚴防“顏色革命”？
文/侯艾君
2014年11月20日，在俄羅斯安全委員會擴大會議上，普京提請審核《2025年前俄羅斯聯邦對抗極端主義的戰略》草案，并就俄羅斯面臨的“顏色革命”威脅及其防范措施發表講話稱：“許多國家發生的顏色革命對于俄羅斯是一個教訓和警告”。在2014年，俄羅斯與西方關系極度惡化，國內經濟形勢晦暗不明；在此背景下，新一年以及最近一段時間，俄羅斯政府如何防范“顏色革命”，值得關注。
有學者認為，“顏色革命”從時間上說有一個完整的序列，最早甚至始于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是西方對社會主義陣營“和平演變”戰略的具體體現。此后，1991年的蘇聯解體、2000年的塞爾維亞內亂、2004年格魯吉亞革命、2005年吉爾吉斯革命等等，都是“顏色革命”的經典案例。近幾年發生的所謂“阿拉伯之春”、以及不久前發生在中國香港的“占中”事件等等，都成為國際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現象。從這一點來看，“顏色革命”從來沒有停止腳步，其對俄羅斯的威脅始終存在。
普京認為，策動“顏色革命”可能是以民族、宗教、社會為根源。俄羅斯存在許多消極問題：“荷蘭病”（編者注：指一國經濟的某一初級產品部門異常繁榮而導致其他部門的衰落的現象）嚴重，經濟發展過分依賴能源出口，能源價格大幅下跌，許多人判斷俄羅斯會面臨與蘇聯相似的命運；盧布大跌，如果引起通脹和國民生活水平下降，將很快導致嚴重的社會不滿；中東、中亞地區的伊斯蘭極端主義勢力抬頭，可能會波及高加索乃至俄羅斯腹地。尤其是：俄羅斯與西方的爭斗至今沒有緩解跡象。挑動類似的政治劇變可以使俄羅斯陷入內亂；扶植親西方的代理人政權；或至少停滯其發展的腳步等等。
俄羅斯的應對措施，是首先進行相關的法律建設。俄內務部制訂的《2025年前俄羅斯聯邦對抗極端主義的戰略》就是一份重要的政治-法律文件。實際上，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為人熟知并習用的所謂“顏色革命”本身不是準確的政治學術語，而是一個假定的術語，必須對其準確命名、定性。
普京將“顏色革命”定義為一種政治極端主義，同時還對“極端主義意識形態”概念進行界定。這樣，作為極端主義的“顏色革命”，與伊斯蘭極端主義以及發生在烏克蘭的事件是同一性質的現象。在對其命名之后，就可以運用政治、法律的武器加以規范和約束，與其作斗爭。普京判斷，“顏色革命”已經成為國際政治斗爭中的常用手段：“極端主義是地緣政治和劃分勢力范圍的工具，我們已經看到，一波所謂顏色革命已經導致怎樣的悲慘后果”。“對于我們這樣一個多民族國家來說，無需贅述，散布極端主義思想會導致怎樣沉重、不可扭轉的后果”。
按照該戰略，俄羅斯在以下幾個方面防范極端主義定義下的“顏色革命”。
比如需要整頓政府、公檢法部門的工作，積極解決呼聲強烈的問題，對未能及時采取妥善措施保護企業和公民利益因而引發極端行動的政府人員追究責任；
嚴格管控互聯網，限制公民接觸思想極端的信息；
有針對性地加強青年工作，因為青年往往是極端思想的傳播者和接受者；
在教科書中加強傳播俄羅斯傳統文化價值和愛國主義信念的內容；
禁止在選舉過程中惡意利用族群因素等等。
上述防范“顏色革命”舉措切中實質。但是，普京的反對派稱普京貪戀權力，希望借此提升其不斷走低的支持率；西方也在加緊對俄輿論攻擊，一場較量已經開始。對于反俄勢力來說，在俄羅斯的嚴防之下，就需要更加精確推算和尋找俄羅斯的弱點和漏洞。而俄羅斯的應對舉措是否得力，還需要時間來驗證。（作者寫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俄羅斯中亞問題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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