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西方智庫在意識形態安全建設中的基本經驗
冷戰結束后，意識形態對抗表面上趨于緩和，似乎國家現實利益已經代替意識形態成為考量一國內外政策與國際關系的主要標尺。其實不然，意識形態之爭一刻也沒有停止過，只是更加隱蔽化。發揮智庫作用即是關鍵一招，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積累了豐富經驗：
1.智庫與政府緊密配合為國家戰略和政策的制定生產和儲備思想基礎
美國政府決策高度重視智庫的作用，政府和右翼智庫都自覺地將基礎理論研究作為智庫建設的根基，以期用權威的思想理論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安全保駕護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在全球影響力空前提高，資本主義影響力岌岌可危。1947年美國智庫外交關系協會主辦的《外交事務》主動出擊，發表了時任美國駐蘇聯代辦喬治•凱南(George Frost Kennan)《蘇聯的行為根源》一文，提出“遏制”蘇聯的主張，成為美國冷戰時期“遏制戰略”的思想基礎。1962年，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出版了代表作《資本主義與自由》，主張自由放任資本主義，成為影響美國20世紀下半葉社思潮與官方意識形態的代表性著作。借此東風，1976年他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次年加入“右翼思潮的智庫”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繼續為美國政府的意識形態建設貢獻力量。面對蘇東劇變后西方思想界和政界失去對手的迷茫,1993年《外交事務》刊登了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文明的沖突》一文，用西方文化中心主義和美國霸權主義思想重新凝聚美國官方共識，確立了后冷戰時代美國意識形態安全的指針。
2.政府與智庫通過“旋轉門”機制構筑政治精英與學術精英緊密的思想聯盟
美國是運用“旋轉門”機制的代表，“每次換屆選舉后，政府部長等高級閣員不是由議會黨團產生，也極少來自公務員，而是來自群英薈萃的思想庫。這一點與歐洲國家和中國都很不相同。每隔4年，卸任的官員很多會到思想庫從事政策研究，而思想庫的研究者有不少到政府擔任要職，從研究者變為執政者，這種學者和官員之間的流通就是美國的‘旋轉門’。‘旋轉門’機制使得思想庫的輿論影響力滲透到政策制定的方方面面。”以致許多智庫被稱為“影子內閣”、“美國的大腦”。基辛格原是哈佛大學國際問題研究中心教授，以提出“均勢”理論聞名，被尼克松總統任命為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并擔任卡特政府的國務卿，卸任后在喬治敦大學任客座教授，兼任全國廣播公司顧問。以“軟實力”、“巧實力”理論著稱的約瑟夫•奈(Joseph Nye),1964年獲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后留校任教，曾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國務卿、克林頓政府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和助理國防部長，后來重回哈佛，任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現為該院教授。
3.善用媒體、高等教育機構和學術活動平臺傳播主流價值觀
西方智庫在傳播方面的主要做法有：一是自辦雜志。例如美國對外關系協會的《外交事務》，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外交政策》，戰略和國際研究中心的《華盛頓季刊》，尼克松中心的《國家利益》，都是國際上著名的學術期刊，經常針對重大政策問題發表文章引導輿論和政策。二是出版研究報告。日本在小泉執政期間，為打破中日外交僵局，“日本國際論壇”與“日本和平與安全保障研究所”兩家智庫曾分別發表了《變化中的亞洲與日本對華關系》和《日本的對華綜合戰略》兩篇政策報告。2006年，美國戰略和國際研究中心與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聯合出版的《中國:決算表》一書，是其“賬本中國”研究項目成果之一，旨在應對中國崛起。三是在著名報刊開辟專欄。在諸如美國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英國金融時報等大報上發表文章，闡述對于某些政策問題的看法、觀點。四是利用電視和網站積極發聲。智庫成員經常出現在電視時事評論節目中，甚至智庫自設演播室錄制電視節目，放到自己的官方網站上引導公眾輿論走向。五是利用教育機構和學術平臺。每年都會舉辦大大小小的研討會、討論會、學術論壇，這些活動經常邀請現任或前任政府官員、社會各界精英、新聞記者等參與主題討論，根據時政熱點設置辯論議題。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一直為美國新當選議員進行任職前培訓，灌輸美國官方意識形態，使其在內政外交工作中始終貫徹統一的思想指導和行為約束。
4.通過海外分支機構和跨國智庫影響他國意識形態和輿論導向
以編著《簡氏防務周刊》而聞名于世的英國簡氏情報集團不但在美、日、法、澳等發達國家建立分支機構，也在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成立地區情報機構，其成員往往深入跟蹤所在國家和地區重大事務和輿論焦點，以權威軍事安全信息報道為基礎，在全球吸引了大批忠實讀者。同時，它與英國政府軍情五處聯系密切，為五處提供大量秘密情報，并承擔擴大英國文化影響力和宣揚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重任。日本以“西方國家”自居，其野村研究所也在香港、巴西甚至中國大陸設置分支機構。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在北京成立約翰•桑頓中國中心，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與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和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建立了長期合作項目，致力于中國經濟政治社會改革研究。在諸多研究項目中，有一些是涉及國民思想、社會信仰等意識形態建構的課題，往往以理性探討的面目出現，卻得出“普世價值”色彩的傾向性結論，充斥著教導、教化的意味，自覺地充當西方政府意識形態滲透的“馬前卒”。甚至在國際事務中，由智庫充當政府替身，以“協調人”身份處理政府之間一些難以達成共識的議題，這一方式開辟了正規外交以外的第二種外交渠道，被稱為“第二管道”或“二軌外交”。如果把官方外交稱為“硬外交”，那么，“二軌外交”就是“軟外交”，它通過“理性的”或“善意的”專家互動，更多地體現在影響國際社會輿論和提供價值索材這些“軟實力”方面，是對官方外交在思想價值領域的有益補充，也是在保證自身安全基礎上進行的意識形態交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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