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皮凱蒂在中國紅了。憑借受到知識界熱捧、同時引起自由派和保守派論爭的《21世紀資本論》，這位年輕法國經濟學家在中國經濟學界有著很高知名度。日前，托馬斯·皮凱蒂對中國做了一次旋風式學術旅行，先后在上海、北京多所著名高校進行演講和交流，使《經濟參考報》記者有機會與這位法國總統經濟顧問近距離接觸。
重新分配財富
財富分配不均問題困擾著中國，“這個問題在東方和西方都是存在的，在西歐、在美國，社會前10%的人掌握了大概60%左右的資產，這是2000年的數據。2014年的時候這個數字增長到了70%到75%。”
皮凱蒂認為，財富分配不均對富豪以外的人來說不是一件好事情。“有很多人相信正是由于收入不平等導致大家收入停滯，導致金融系統更為脆弱。”皮凱蒂在書中為解決財富分配不均開出了藥方，即在全球范圍內對富人扣掉負債以后的資產扣累進稅，累進最高的程度可以扣到80%，越富征稅越多。他認為，對富人征收“重稅”重新分配財富，縮小貧富差距，是為了讓社會更加平等。
“在1930年到1980年，美國對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高收入群體征收82%的所得稅，這種做法持續了半個世紀——這不但沒有遏制美國經濟的增長，而且美國在1950年到1980年期間的增長速度更是超過了現在。”皮凱蒂認為，這組歷史數據足可以證明，對富人征收重稅，可以對經濟無損。
作為法國現任總統奧朗德的經濟顧問，皮凱蒂的解決思路早已在總統執政綱領中體現。2013年，奧朗德宣布開征“富人稅”，即對高收入人群實施高達75%的累進稅率。這一法案在法國引起軒然大波，引發法國首富、全球最大奢侈品集團LVMH老板貝爾納德·阿爾諾移居比利時和法國著名影星、“大鼻子情圣”——杰拉爾·德帕迪約移民俄羅斯為代表的富翁移民潮。
皮凱蒂指出，教育是降低不平等性最有用的方式，這一點在各國是相同的。“一些國家能追趕上來也是基于這個原因，像中國就是一個例子，教育可以提升人們的勞動效率。我們要在國家內部降低不平等性，就要有非常強大的包容性的教育機制，使大家有機會獲得正確的技能。”
累進稅制三重作用
21世紀被認為是中國重新崛起的世紀，中國將成為世界經濟領域一支重要力量。皮凱蒂承認，因為數據不足等原因對中國的問題談得不多。不過他認為，盡管中國經濟增長取得了令人驚嘆的速度，但不能忽視貧富不均問題的存在，而且未來數十年里中國存在的不平等問題會日趨突顯，“因為經濟增長終究會不可避免地放緩。”
皮凱蒂說，腐敗算得上是最不合情理的一種財富不平等，使巨額財富源源不斷地流入極少數人手中。要扭轉這種趨勢，必須建立一整套公共機制，使資本為整體利益服務，包括發展各種新型資產和新型的參與性治理，以及對收入和資產實行累進稅制。“我想在此特別針對中國的情況談談累進稅制。”
皮凱蒂認為，累進稅制在公平社會里起著三重作用。
首先，它以最公平的方式為公共服務、社會保險和教育機構籌資，社會經濟發展有賴于此。“在掃除文盲和全民義務教育方面，中國比別的國家做得好。而普及中高等教育、提高教育質量、解決階層分化以及富家子弟與寒門學子間日益擴大的教育機會不均等現實問題，需要充足的公共資金投入。往大里說，中國的福利國家體制亟待建設。”
其次，累進稅制還能縮小市場和私有財產制帶來的貧富差距，特別是限制社會階層頂端的收入及資產的過度集中。
累進稅制的最后一重作用——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重作用——就是使收入和資產變化透明化、公開化。除了籌資和再分配的作用，稅收還可用以區分各種法定類別和統計類別，讓社會更好地認識自身，并依照經濟和社會現實的演變來采取相應的政策。
皮凱蒂說，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開始實行累進稅制，從某些方面看與大部分發達國家自20世紀初實行的稅制相似，但存在一個很大不同點：制度不太透明。
“鑒于中國社會中的資產越來越龐大，我認為也可對遺產繼承和捐獻實行累進稅，并對資產征收年度累進稅，而且公布相應數據。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表明，人口數量的停滯——特別是目前中國出現的人口負增長——會使過去累積的資產在稅收結構中所占比重上升。在一個每對夫婦生十個孩子的社會中，不要對遺產抱太大希望。反過來，如果每對夫婦只有一個孩子，這個孩子會繼承兩邊的財產。因此，未來數十年里中國人的遺產繼承會越來越多。實際上就是說，那些只有一份工作的人——尤其是農村打工者——會非常難以取得城市資產。在這種條件下，對巨額遺產繼承進行征稅是合理的，以減輕工薪族的納稅負擔。”
皮凱蒂認為，出于同樣考慮，或許中國也可以對房地產及金融資產征收年度稅，增加資產的流動性。“這樣的稅制會增強資本分配的公共透明度。如此一來，每個人都可以了解國內的財富分配變化情況，并思考應采取何種政策改變其發展趨勢。”
“資本論”情結
對《21世紀資本論》，中國讀者很容易將之與另一本書聯系起來——馬克思的《資本論》。
作者為什么如此冠名、這本書與馬克思的《資本論》有什么聯系?皮凱蒂對馬克思的資本論理解到什么程度?皮凱蒂做了解答。
“我要說，我并非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我用很長時間讀過《資本論》，《資本論》更多集中在理論層面，對未來做出各種估測，它的背景是工業革命的歐洲。1860年左右，英法等國的工資停滯不前，企業利潤增長越來越快，馬克思的出發點很重要，但沒有足夠的數據(支撐)，我不是很贊同馬克思《資本論》中因資本收入率下降，‘資產階級最終會自掘墳墓’的理論。而且，馬克思也沒有對廢除私人財產以后的結果和廢除以后怎么辦給出論述。”
正如有學者指出的，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與馬克思的《資本論》有根本性區別：第一，皮凱蒂與馬克思對私有財產和市場制度的態度完全不同。皮凱蒂認為，資本主義制度能夠有效進行資源配置，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度也給人提供最基本的自由。馬克思理論則認為，私有財產和資本主義制度最終要被人類拋棄。馬克思從商品、勞動、價值規律開始，從最基礎的單元解剖資本主義社會，指出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全體社會成員才能獲得最大程度的自由。
第二，皮凱蒂與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初次分配的觀點不同。皮凱蒂認為，在資本主義發展模式中，資本收益大于勞動收益盡管會帶來不平等，但由于資本主義私有制和自由市場是合理的，所以社會的初次分配也是合理并受法律保護的。消除貧富懸殊和不平等，要靠第二次分配的稅收來解決。而馬克思理論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初次分配就有嚴重問題。資本家在分配上壓榨工人的剩余價值，加劇了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階級的貧困化。所以，要消除貧富懸殊和不平等現象，必須要消滅資本主義雇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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