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多年來，中國的大學環境不斷滋生出一股股奇怪的風氣。這些風氣并非外國列強的勢力強加給我們的，而是出自大學治理精英們以改革開放的名義的創新。外國沒有的東西，我們并非就不能創制……我國教育部沒有“中國學”這個二級學科名目不是問題，只要這個“學科”有意義，教育部主管精英們就應該增添這個科目。同樣，別人已經有的東西，我們并非就應該模仿，好東西才應該且值得模仿。可是，晚近二十多年來，我們以改革開放的名義干過不少讓人覺得莫名其妙的事情。比如，我在廣東任教時，就在好些地方都見到一個模子的白宮式大廈，據說它們除了是桑拿會所、商務酒店，更多是縣或市級政府大樓——這樣的創新建筑顯然只會出自當地領導人的決策。我的家鄉重慶江北有個歷史悠久的鄉鎮名叫“龍溪鎮”，1940年日本軍機連續五十天轟炸重慶時，這個鄉鎮被炸得一塌糊涂，仍然生機不滅，解放后，這個老鎮旁邊又添一新的小鎮名為“紅旗河溝”，表征著一段奮發圖強重整家園的歷史。十多年前，那里建成了一片新區，令人欣慰，但讓人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片新區被名為“加州”——顯然，當地領導人抱有這樣一個良好的心愿：希望咱重慶老鄉都自以為住在了美國加州……何等荒唐的“與國際接軌”!
北大“燕京學堂”項目承載的是所謂“中國學”，與靜園原來承載的文史哲各系形成對照。但“燕園學堂項目”絕非僅僅是一個“項目”，顯然具有創新“學科”的旨趣：“中國學”涵蓋(或交叉)文史哲甚至政經法各社會科學。學制、學位乃至教學語言的設計，都可以算在“項目”設計范疇，“中國學”這個名稱則不然，若非創新“學科”，何以會有如此命名?我們的年輕學子能夠到國外去獲得一個“美國學”“俄國學”“法國學”“德國學”“意大利國學”“印度國學”……的碩士學位嗎?顯然，“燕京學堂”的創新首先在于“中國學”這樣的“學科”。這個學堂一旦搞起來，沒準美國、俄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印度等國也會模仿我們搞這樣的創新“學科”，在自己國家的王牌大學創設用中文授課的“美國學”“俄國學”“法國學”“意大利國學”“印度國學”——倘若如此，“燕京學堂”的“中國學”將會是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創新。
可是，從“燕京學堂”“中國學”的實際課程設計來看，正如已經有業內人士指出的那樣，其實就是美式“中國研究”課程的移植。這類國家/地域性研究與所謂美式“文化研究”的興起有關，而且學科“交叉”到了不知所謂的輕薄境界。何況，即便是移植西方的新式學術方法，我國大學文史哲各專業也從未不曾爭先恐后。可見，“燕京學堂”的“中國學”絕非創新。就算是“中國學”用全英語教學，也談不上創新。雖然在我們要追趕的西方國家一流大學中并未見過有用外國語專門教外國人本國歷史文化這樣一種教學建制(西方的大學連教中國文化也必須用英語、法語、德語，遑論教西方文化)，畢竟，香港的某些大學在創校時就規定用英文授課，甚至包括中國古代文學、哲學、歷史。當然，這是當時港英政府治下的大學統治精英的決策，我們同樣不能說，“燕京學堂”是要追趕殖民地式的教學建制。因此，“燕京學堂”在中國的土地上用全英文教學講授“中國學”無論如何算不上創新。至于一年制碩士學制，就更談不上創新，英國早就有不少這類一年制碩士，盡管大多是酒店管理、商業營銷、計算機操作之類的專業。我們絕不能說，“燕京學堂”要把“中國學”變成酒店管理、商業營銷、計算機操作之類的實用專業。
在我國現代戰爭年代甚至新共和國建國初期，曾時興過一年制至三年制不等的各類軍政大學。特殊的學科及其學制設計，為的是培養特殊人才，“燕園學堂”的“中國學”專業興許是要培養特殊人才甚至特殊精英。倘若如此，“燕園學堂”的“中國學”雖算不上創新，卻顯得具有政治抱負：讓北大的學堂成為培養政治實干人才的熔爐。既然如此，人們難免會想這樣的問題：培養什么品質的特殊精英，為誰培養?“燕園學堂”三分之二的招生指標分配給了外國(尤其西方發達國家)的青年，人們不難設想，美國、俄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印度等國正亟需培養今后專門對付中國的政治精英，“燕園學堂”的全英文教學無疑方便了這些國際政治單位的政治愿望——當年的斯諾、史沫萊特一類中國革命的西方代言人，恐怕不是即便用全英文教學的“中國學”能夠培養出來的。“燕園學堂”三分之一的招生指標分配給了我國的青年才俊，不用說，北大“燕園學堂”這個招牌定會讓青年才俊心向往之。可是，倘若“中國學”這門“學科”本身品質輕薄，才華橫溢的學子也有可能被培養成不學無術卻自以為是而且忒會耍嘴皮子的特殊人才。這讓我想起馬基雅維利在五百年前就曾推薦過的政治計謀：要征服一個政治共同體，首先需要毀掉其精英階層——先把“貴族”滅掉。
如今有人習慣于用左派右派的標簽來解釋種種令人匪夷所思的行為，其實，很多事情無需上升到如此意識形態高度，人世間的日常事情往往只有做得明智與否之分，正如當今的傳媒言論，無需看其屬于保守派還是自由派，抑或言辭是否能吸引眼球，只需看其是否有自然德性。蘇格拉底在臨終前問身邊的年輕人：“憑宙斯，據說這個靈魂既有理智、有德性，又好，而那個靈魂既愚鈍﹑缺德，又壞，這些說法真實嗎?”(柏拉圖《斐多》93b8-93c1)——如今恐怕得回答：既真實又不真實。真實在于，世間的靈魂品質的確仍然有優劣之分;不真實則在于，在啟蒙之后的時代，缺德的靈魂已經絕不愚鈍。
北大“燕京學堂”項目引發部分北大師生的強烈質疑之后，校方在7月9日舉辦了溝通會。會后有朋友傳來“溝通會紀要”，并附評議若干，非要我看……我先看了評議。其一說，北大校方這次表現“有理”“有據”“有節”，不得不讓人支持，學生和某些教授則有失文雅，用起哄、噓聲乃至不講道理的言辭對待態度誠懇的校方，令人不齒。另一評議則指責校方顧左右而言他，擺出虛假的溝通姿態，其實早已決定非行此不可，缺乏民主誠意。雙方相互攻訐，各執一辭。
“溝通會紀要”讓我們看到，雙方談不攏的一個要點是：是否應該用靜園做學堂甚至學舍。其實，這個問題恐怕不成其為問題。畢竟，如果“燕京學堂”項目正確、明智，別說靜園，更珍貴的地方都值得拿出來——北大人有這種敬業精神，不是嗎?如果“燕京學堂”項目不正確、不明智，別說靜園，就是翻修澡堂子做“燕京學堂”也不干!不是嗎?這件事情成為“風波”，很可能是因為“燕京學堂”的輕薄品質與靜園的六十年凝重相較，反差實在太大。
溝通會是校方主政精英與北大“人民”的對話，就形式而言，具有民主政治風度。按我的初淺政治常識，任何政治體如果要具有良好秩序都離不開統治，而任何統治形式都是少數人統治多數人(亞里士多德稱為城邦的自然)。即便如今西方的民主政制，也不過由多數人選出極少數人來施行統治。如果少數人統治多數人是亙古未移的政治體形式，良好的生活秩序就端賴于施行統治的少數精英是否具有卓越的政治德性(審慎、明智、正義、勇敢的總和)。如何才能使得少數真正有政治德性的人進入統治位置，歷來是棘手問題，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國古代政制傳統憑靠一種制度化的教化方式來解決這一難題，現代西方民主政制則主張憑靠一人一票的選舉。現代民主理論出現之初，盧梭心里就打鼓：如果“人民”并非個個懂得何謂政治德性，何以可能選出有德性的人做領導人?盧梭的疑慮讓我難免對民主政制的核心價值是否有道理心存困惑，至少好些問題迄今沒想明白，難免對任何民主行為都心存疑慮。至少表面看來，7•9溝通會并無成效，甚至乎是否應該有這樣的溝通都難講。畢竟，北大的治理精英已經做出了決定，而且，治校的事情應該由他們少數人來做決定。
事情還有另一面：任何統治形式都是且只能是少數人治理多數人，是否有良好的治理，則取決于這些少數人是否有政治德性。如果主政的少數人欠缺政治德性，做出了某種錯誤決定，而且這一決定還可能導致無可挽回的政治后果，該怎么辦?有兩個現存的誰都耳熟能詳的例子。1919年春天的巴黎和會時，列強欺壓中國，當時中國的統治精英談不上具有政治德性，以至于可能出現國家主權受損的政治后果——于是有了北大學生的上街抗議。這是民主溝通?我看不是，這是出于無奈的抗議……抗議就難免有非理性甚至非法行為(燒房子之類)。
再一個例子：9•18事變之前，日本在東北的駐軍僅兩萬，東北軍擁軍20萬。且不說日本國在我國駐軍是否表明我國主權不完整，僅僅從政治常識出發，中國的統治精英也應該調派10萬東北軍擺出防御態勢看住這兩萬日本軍隊才對。結果哩，三千日本兵就讓20萬東北軍一聲不吭埋頭離開東北——東北軍兵工廠的三百架戰機、五千挺機槍、數萬條步槍以及存放的大量銀元，一夜之間成了日本人的不義之財。翻開歷史古今中西地看看，哪里還有過這樣的事情?20萬對2萬哦!不是古今天下大笑話嗎?然而，如果不是少數統治精英的決策，會有這樣的歷史笑話?于是，就有了后來的“12•9運動”——這也不是民主溝通，而是無奈的抗議：我們的統治精英實在太不像樣!
“燕京學堂”項目的問題僅僅在于：設想和決策是否正確、明智。任何決策都得由少數人來做，甚至最終由一個人拍板。很多事情其實是常識，日本人駐軍東北，不斷挑釁，少數人決定甚至最終一個人拍板：抗擊!難道我們會要求什么民主程序，決策透明，經費公開?荒謬!反之，一項不正確、不明智的決策，也斷乎不會因為經過民主程序就變成了正確、明智的決策。
如果“燕京學堂”的“中國學”無論從學理、學制、教學語言規定等方面來看都不僅令人匪夷所思，而且明顯就像仿白宮大廈或重慶“加州”那樣荒唐，令人困惑的問題就來了：何以北大的拍板人想得出這樣的“中國學”和學堂?我絕不懷疑北大的治理精英聰明過人，也絕不懷疑他們弘揚中國文化的良好意愿。問題是，良好意愿也未必不會做出不明智之舉。
唯一可能的解釋是：聰明人被“鬼”迷了心竅——對于一個具有悠久文明傳統的政治共同體來說，最不可思議也最令人悲哀的事情，恐怕莫過于這個共同體中的少數精英已經被“鬼”迷了心竅。我想起盧梭在《論科學和文藝》中模仿古羅馬執政官法布里基烏斯的演說辭激奮地說過的一段話：
法布里基烏斯!要是你不幸被招回人世，看到羅馬的豪華面目，你那偉大的心靈會作何感想?你曾親手挽救過羅馬，你那可敬的名字要比羅馬所征服的一切都更為聞名遐邇。你一定會說：“諸神啊，那些茅屋和鄉村的爐火都變成什么啦，那里不是一直居住著節制和德性嗎?富麗堂皇取代簡樸對羅馬是怎樣的不祥啊?這外國話是什么東西?這些陰陽怪氣的社會風氣是些什么東西?這些雕像、大貼畫和高樓大廈究竟意指什么呢?荒謬啊，你們都干了些什么哦?你們是萬邦之主，怎么讓自己蛻變成了你們所打敗的那些淺薄之人的奴隸?統治你們的怎么是些耍嘴皮子的家伙啊?……
這段十八世紀啟蒙時代的文字曾讓我生發過一番感嘆，不妨抄在下面：
的確，如今我們正忙于讓中國在世界上“出名”。然而，我們讓中國“出名”靠的不是自己祖傳的德性，而是靠模仿白宮式大廈、陰陽怪氣的自由風尚和大貼畫，再加上幼兒園就教英語而非中國話……法布里基烏斯的在天之靈最后說道，當年希臘使節鞠涅阿斯到羅馬時所看到的莊嚴景象，如今“你們的財富和所有文藝永遠都做不出來;那可是蒼天之下曾經出現過的最美麗的景象”：兩百個德性高妙的人在統領這個國家和治理這片大地!我們的巨額外匯儲備和“所有文藝”能讓一個當今的西方使節在中國看到這幅景象嗎?絕無可能!因為，我們讀書人中的多數人早就不認為古中國有過“蒼天之下曾經出現過的最美麗的景象”，也早就不相信應該由德性高妙的少數人來統領國家和治理這片大地。
如今，我們還有可能指望北大的財富和設計天才們讓北大成為中國人文教育傳統“曾經出現過的最美麗的景象”的守護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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