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是最大安全”——形而上學猖獗的安全觀

　　自那次著名的中央全會后，30多年來，在中國一直盛行著這樣一種安全觀。根據這種安全觀，一個國家(自然是指中國)的安全，完全要由它的發展狀況(而這里的所謂發展，是專指經濟的發展，即所謂“發展才是硬道理”，其他的都是軟道理)來決定——只有經濟發展了，發展到遠遠超過(一般地超過也不行)對手了，這個國家才有安全可言。

　　將這種安全觀應用到處理與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國家的關系，便只能采取名為“韜光養晦”，“誰也不得罪”，實為巴結討好，稱兄道弟，逆來順受的政策和策略。在實踐中，就必須像當年的西太后那樣，“盡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欣”。換句話說，就是要與以美國為首的美歐資本主義國家名為“做夫妻”，實為當小妾，任憑其占有、玩弄。

　　將這種安全觀應用于處理與正處于反帝反霸斗爭第一線的國家和人民的關系，主要是與第三世界國家的關系，便只能采取名為“決不當頭”，實為隔岸觀火，甚至為虎作倀，助紂為虐的政策和策略。于是，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原則不僅被拋到了九宵云外，甚至還遭受到一些“精英”們的嘲弄和批判。

　　將這種安全觀應用于處理與周邊國家，特別是與有領土(領海)主權爭議的周邊國家如日本、越南、菲律賓等的關系，則提出了“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政策。盡管這個政策30多年來所有周邊國家都不屑一顧，它們中某些國家(最突出的要算越南)甚至利用中國的這個作繭自縛的昏庸政策，肆無忌憚地在中國領海與他國把共同開發搞得風生水起，如火如荼，并源源不斷地獲取著豐厚的經濟收益。然而，決意蕭規曹隨的一代又一代“特資‘精英’”們，卻至今仍然像抱著一個早就在發臭的寵物尸體一樣，死死不肯放手。

　　這種安全觀甚至還被運用到祖國統一的大業中。如在臺灣問題上，認定只有大陸的發展遠遠超過了臺灣，臺灣人認為與大陸統一有利可圖了，才有可能談統一。在大陸的發展沒有遠遠超過臺灣的條件下，便只能按照臺灣執政當局(主要是指逃臺茍延殘喘的國民黨)的“和平愿景”，堅持由其提出的“和平發展”方針，主動放棄“武力統一”的威懾手段。這樣一來，逃臺的國民黨(以及從中分裂出去的另外幾個小黨)心里到是安全了，可是祖國統一大業卻變成了一個遙遙無期的東西，處于“兩條平行線，永遠不相交”的狀態。

　　30多年來，這種安全觀如同封建時代皇帝的只言片語常常會被其臣子們當作圣旨一樣，被“特資‘精英’”們當作金科玉律而信奉和堅守著。鼓吹這種安全觀的言論(包括領導人的講話等等)真可謂是汗牛充棟。據新華網新加坡6月2日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王冠中1日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對話會期間發表題為《樹立亞洲安全觀　共創亞太美好未來》的主題演講，闡釋中國的亞洲安全觀”。在該主題演講中，該副總長宣稱道“發展是最大安全”，則應是上述安全觀最新一次的老調重彈。

　　所不同的是，以往的此類言論多出自“特資‘精英’”中的非軍人，而此次則出自軍人。這說明，這種安全觀不僅在地方上一直被某些“精英”們信奉和堅守，也被軍隊的某些“精英”信奉和堅守。這當然絲毫都不奇怪，只是這樣級別的軍官在這樣的國際會議上作這樣的宣示，過去卻也并不多見。作為負有保衛國家領土主權完整和統一祖國大業莊嚴使命的軍隊，特別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這樣有著光榮革命傳統和斗爭精神的武裝集團，竟也如此地信奉和堅守這種安全觀點，這就不能不多多少少地要引起國人的憂慮。

　　新中國已經成立65年，這65年總體上來說是安全的。特別是最近30多年，更處于安全的環境中，也因此才有被“特資‘精英’”們所一再炫耀的GDP的持續高增長。人們不禁要問：這樣長久的安全局面是怎樣得來的呢?是因為新中國的發展、發達遠遠超過其對手了么?否!這樣長久的安全局面，從根本上來說，是毛主席帶領當時的全國人民和軍隊硬過硬地打出來的。

　　回想新中國成立之初，盡管那時國家百廢待舉，百業待舉，國力孱弱無比。然而，當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把戰火燒到鴨綠江邊，嚴重地威脅著新中國安全的時候，毛主席毅然決然地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偉大戰略決策。經過三年的持續戰爭，終于打破了當時甚囂塵上的美國帝國主義“不可戰勝”的神話，將其逼到和平協定的簽字桌前。它因此也深刻地認識到了這樣一個真理：“已經站立起來了的中國人民是不好惹的，惹翻了是不好辦的。”因而自那至今，盡管它很發展、很發達，卻再也不敢輕易地在新中國這個“太歲”頭上動土;這也才有了至今的美國對于中國的和平。

　　再把回想的思路對準1962年的中印關系。盡管當時中國的發展并沒有達到遠遠超過印度的程度，還剛剛經歷了連續三年嚴重的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而印度的后面還有美帝和蘇修的支持。然而，在印度頻繁挑起的邊境武裝沖突面前，毛主席同樣毅然決然地作出了“自衛反擊”的決策。當時毛主席曾經估計，若能保持中印邊境20年的和平，那么自衛反擊戰就是值得的。而歷史已經告訴我們，雖然自那以來歷屆印度政府都并不老實，然而半個世紀過去了，卻再也不敢越中印邊界這個“雷池”一步。

　　至于1969年針對蘇修挑釁的珍寶島“自衛反擊”戰，1974年針對南越反動政府挑釁的西沙“自衛反擊”戰，當時中國的發展也都遠遠沒有達到超過對方的地步——蘇聯是世界兩霸之一，南越則有美國為其撐腰。然而，由于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國人民堅持了正確的科學的安全觀，不信邪，不怕壓，敢于奮起自衛，因而才取得了那一個又一個反擊戰的勝利，為新中國贏得了和平的國際和周邊環境，為爾后的長期和平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上述“發展是最大安全”亦即“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安全觀，不僅相對于新中國的歷史完全說不通，把它用到世界范圍也根本說不通。這方面的事例千千萬萬，這里僅舉一例：在當今世界，誰最發展、最發達呢?當然是美國。也因為如此，美國才被中國的那些哈美漢奸們所崇拜，所追隨，所依附。然而，如此發展、發達的美國它安全么?如果它真的安全了，又哪里來的“9·11事件”?又哪里來的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以及其他以“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之類為由的由它發動的戰爭?

　　不僅如此，綜觀整個人類歷史，包括人類革命史，上述“發展是最大安全”亦即“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安全觀，也是根本站不住腳的。在人類歷史上，經濟實力強的打敗經濟實力弱的事例比比皆是。而幾乎所有的革命，在開始革命時及其爾后的一個長時期內，革命的一方的經濟實力都遠遠不如被革命的一方。然而，最后的勝利卻總是屬于經濟實力薄弱的一方的。這可以說是一個規律。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一個十分突出的近例。如果按照“發展是最大安全”，亦即按照“發展才是硬道理”，其他的都是軟道理的觀點，那么，什么革命都根本不必進行，即使是進行也是白搭，也只能落個失敗的命運。

　　通過上述大量的現實和歷史事實的回顧，我們已經再清楚不過地看清楚了“發展是最大安全”，亦即“發展才是硬道理”，其他的都是軟道理觀點的無比荒謬。其之所以荒謬，從哲學思想來說，就是它是典型的機械唯物論。唯物論原本不錯，但它有辯證與機械之分。辯證唯物論是正確的哲學理論，而機械唯物論則是錯誤的東西。之所以錯誤，是因為它絕對地、孤立地、靜止地看待了物質(經濟實力，發展程度，武器裝備)的作用，把它強調到了不恰當的程度。誠然，物質，經濟實力，發展程度，武器裝備是重要的。然而，他們卻根本忘記了，“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軍力和經濟力是要人去掌握的”，“軍事力量的優勢，只是暫時的現象，只是臨時起作用的因素;……人心的向背，則是經常起作用的因素”等等已經被實踐所充分證明了的唯物辯證法真理。由于30多年來持續地陷入到這種典型的機械唯物論當中，因而，無論是在以美國為首的霸權主義的進攻面前，還是在被壓迫階級、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正義斗爭面前，在與周邊國家的領土(領海)主權爭端中，乃至在統一祖國的大業問題上，手腳都被嚴重地束縛，于是一味地右傾保守，一味地退縮避讓，一味地委曲求全，不敢有任何的作為。持續堅持這樣理論的結果是，反而壯了對手的膽，使對手逐步地變得肆無忌憚，為所欲為。東邊的日本，南邊的越南和菲律賓，它們今日的猖狂，就完全是由中國的這種“發展是最大安全”，亦即“發展才是硬道理”，其他的都是軟道理的安全觀慫恿起來的。這種機械唯物論的安全觀不除，中國周邊就永遠寧日，中國的統一大業便也永無實現之日，即永遠處于前文所說的“兩條平行線，永遠不相交”的狀態。

　　機械唯物論，從方法論上看是典型的形而上學理論。毛主席曾經批評“四人幫”是“形而上學猖獗”。其實，在中國，形而上學猖獗的決不僅僅只有“四人幫”，“發展是最大安全”安全觀的理論根據——“發展才是硬道理”，其他的都是軟道理的發展觀，是形而上學猖獗的一個帶根本性的突出表現。可以預見，只要形而上學猖獗一日，其對黨、對軍隊和國家的禍害便也不會有根本改變，中國的國家(包括領海主權)便也不會有真正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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