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中共黨史研究的取向論析

　　【核心提示】美國中共黨史研究的取向基本上可分為三類：第一，應用對策型取向，這類研究主要體現在美國智庫的當代中國研究中;第二，學術研究型取向，目前主要集中于美國高校，展現出新特點;第三，歪曲丑化型取向，相對于早期的歪曲和丑化，近年來的歪曲丑化型研究具有了新的特點。這三種取向發展的趨勢是前兩種取向的相互促進，而第三種取向已經出現衰微趨勢。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下簡稱“二戰”)后，美國成為海外對中國共產黨歷史研究投入人力、物力、財力最大的國家，其研究成果的影響也最為顯著。以美國的中共黨史研究為主要對象進行分析，基本上就能夠把握國外中共黨史研究狀況。從目的角度看，其研究取向基本上可分為三類，即應用對策型、學術研究型、歪曲丑化型。本文將以美國的中共黨史研究為主要考察對象，分別分析其研究的目的取向。

　　一、應用對策型研究取向

　　應用對策型取向是國外對中國共產黨及中共歷史研究中最早出現的研究取向。這種取向以當代中國現實問題為對象，以維護和擴大美國國家利益為目的。

　　應用對策型取向產生于“二戰”期間的戰爭需要，并成為美國中共黨史研究的最初取向。20 世紀40 年代，美國為了適應其戰爭需要，開始招募大批中國研究專家進入政府機構。其中比較有代表性是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拉鐵摩爾(OwenLattimore)等。這些中國研究專家進入政府機構后，利用其掌握的知識，直接為美國國家利益服務。因而他們的成果就直接打上了應用對策的標志。20世紀40年代，費正清來華。期間，他對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產生了直接的感性認識，在此基礎上，他開始發表關于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研究的觀點。這一時期以及之后，費正清對于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圍繞如何維護和擴大美國國家利益展開的，具有鮮明的應用對策的特點。1946年，費正清在分析中國革命發生時就強調：“重要的問題不在于這場革命能否發展，而在于如何發展。”“我們的問題是如何為了自己的恰當利益而對中國的革命運動施加影響，使它不致于為國家犧牲個人，不致于使中國從屬于某個大國，或被鐵幕圍住，斷絕與外界的來往。”[1](P319)由此可見，在費正清創立現代中國學之初，他就把應用對策界定為中國共產黨及中共歷史研究的取向。

　　當前，這類取向主要體現在美國智庫的當代中國研究中。以維護和擴大美國國家利益為目的的應用對策研究自20世紀40年代誕生之后，就始終存在。近年來，隨著中國的迅速發展，所有美國的重要智庫都開展了中國問題研究。目前，各主要智庫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活動大量涌現;研究成果、活動形式多樣化;同時，智庫既全面關注當代中國的發展又重點突出;他們紛紛設立中國研究機構或中國研究項目、專題;主要智庫中還形成了一批有規模較穩定的中國研究專家隊伍。美國智庫的應用對策取向體現在：

　　第一，研究的評價標準。美國智庫對于自身研究的評價標準并不完全在于是否符合實際，而在于是否“實用”。這種“實用”體現在其研究成果和觀點方面就是能否為美國政府和民眾所認同、接受，進而能夠對美國政府的相關政策產生影響。因此，從這點上看，美國智庫對于當代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研究并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學術研究，而是一種應用對策研究。對此，布魯金斯學會的李成有著明確的說明：“我們的研究不是純學術性質的，而是政策導向迅速、針對性和現實意義極強的研究”。[2]

　　第二，關注的內容。智庫僅關注當代中國問題的研究，而對于中國歷史，以及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則興趣不大。甚至對中國近現代史和中國共產黨歷史研究也興趣不大。當然，智庫的研究人員在自己的研究中，根據需要也會涉及中國歷史、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共產黨歷史或中國近現代史等領域，但這只是個人行為。美國各主要智庫在其研究項目設立和開展的研究活動中，基本上很少專門開展這方面研究。其關注的焦點是當代中國以及當代中國共產黨。因為，關注現實問題可以直接為其應用對策服務。

　　第三，提出問題的思路。有些智庫專家在談到中國發展問題時，首先考慮的就是，中國的發展會對美國構成什么影響，美國應該如何應對?等等。這些問題的提出和解答無疑就是為了維護美國的利益。2004年10月，華盛頓智庫圈中舉行了一次關于“中國和平崛起”的討論會。該會發起的原因就在于美國各界對于“中國經濟外交勢力的擴張是否與美國的全球利益發生沖突”這一問題的擔心。其中的6個議題中就有：“中國崛起對美國的挑戰”。[3]

　　第四，研究的目的是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近年來，美國智庫圍繞中美關系中的熱點問題，如中美貿易問題、人民幣匯率問題、對華戰略問題、能源與氣候問題等均提出了大量對策建議。其中，不少智庫的意見、建議對美國政府產生了實質性影響，有不少智庫研究人員因其研究成果而被安排進入政府工作。布魯金斯學會的李侃如(KenLieberthal)和大衛·桑德羅(David Sandalow)就美中氣候變化和能源合作問題提出了一份研究報告，這份報告對奧巴馬政府的決策產生了影響，而桑德羅也因此被安排進入能源部擔任助理部長。[2]這類人員還有：現任奧巴馬總統首席亞洲顧問的杰弗里·貝德(Jeffrey Bader)、克林頓總統的首席亞洲顧問的李侃如和布什總統的首席亞洲顧問韋德寧(Dennis Wilder)等。

　　二、學術研究型研究取向

　　所謂學術研究型研究取向就是美國學界在進行中國共產黨及其歷史研究時采取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以求得符合實際的認識和結論。

　　美國的中共黨史研究之所以會走向學術研究型取向，首先是應用對策型研究發展的必然結果。美國學界和不少智庫研究者都意識到對中國共產黨及其歷史研究的政策影響力最終取決于其研究是否符合中國實際，取決于對中國社會、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的研究。所以，費正清等人指出：“欲知中國的潛力、前途與局限何在，首先須了解中國的歷史”，“通過中國歷史可以最好地了解中國”，“只有在中國歷史長河的背景下，我們才會發現其運動的方向并對目前在中國發生的一切有所了解。”[4](P3)由此可以理解為什么諸如費正清、約瑟夫·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李侃如這樣重要的中國研究專家、中共黨史研究專家大多開始于當代中國研究或當代中國共產黨研究，但是隨著其研究的深化基本上都深入到中國傳統歷史文化之中。

　　其次，美國的中國共產黨及其歷史研究的學術研究取向，也是美國學界當代中國研究發展的產物。美國學界在開展當代中國研究時，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善于將最新社會科學理論、方法運用到研究中，開展多學科綜合研究。在對中國共產黨及其歷史進行研究時，這一點也有鮮明體現。20世紀60年代，美國學界的中國研究專家就當代中國研究問題開展了大規模學術探討。1964年3月，由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于亞洲研究協會(Associationfor Asian Studies)第十六屆年會上發起的討論是其中比較重要的一次。這次探討的重點就是社會科學與中國研究的結合問題，與會學者一致肯定了中國研究在社會科學研究理論中的意義，以及社會科學理論在中國研究中的意義。參加討論的學者中就有如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這樣的中共黨史研究專家。近年來，諸如黃宗智等學者在進行相關研究時，就大量引入了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經濟學研究方法開展近現代中國研究。

　　從美國學界的狀況看，以學術研究為取向的中國共產黨及其歷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高校。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是哈佛大學的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該中心成立于 1955 年，是美國第一家中國研究中心。其宗旨主要是：“支持和促進哈佛大學及其相關研究機構在中國研究方面的全方位深度研究和高級培訓”。“主要任務之一是為正在開展的跨國之間的學術界所做的針對中國的全方位討論和調查充當一個活動場所”。“目標是提高對大中國地區各方面的分析和理解。”此外，密歇根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以及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中國研究中心、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研究、胡佛研究所等都是在中國共產黨歷史研究方面比較有影響的機構。

　　近年來，美國學界對于中國共產黨及中共歷史研究的學術型研究取向展現出了新特點。

　　首先，集中關注當代中國共產黨的研究。這一點充分體現了美國中國研究的現實性特點。從研究成果看，近年來其關注的焦點集中于當代中國政治、中國和平崛起、中外比較研究(特別是中國與印度的比較研究)、中國經濟、中美關系等方面。

　　其次，學術型研究的人員由高校大量向智庫流動。其中，李侃如目前擔任了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既擔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和國際關系學教授，同時兼任了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研究項目的高級研究員。裴敏欣自1992年到1998年任教于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系，目前則擔任了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中國研究項目的客座高級研究員。從這種流動性中也可以看出，美國智庫逐步意識到應用對策型研究必須有堅實的學術研究型成果作為基礎。

　　再次，中國大陸的學術成果和研究資料逐漸被美國學界重視和運用。如傅高義(EzraF.Vogel)在其《鄧小平與中國的轉型》一書中大量運用了大陸出版的有關文獻資料和研究成果。其中文獻資料主要有：《陳云年譜》、《陳云傳》、《鄧小平軍事文集》、《鄧小平年譜(1904—1974)》、《鄧小平年譜(1975—1997)》、《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記》、《陳云文選》、《鄧小平文選》、《毛澤東傳》(1949—1976)、《葉劍英年譜》(1897—1986)、《葉劍英傳》、《中國共產黨新時期大事記》等。其運用的中國大陸學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范碩的《葉劍英在關鍵時刻》、鄧榕的《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于光遠的《鄧小平震撼世界》(英文版)、《我憶鄧小平》、《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八卷和第十卷、程中原、夏杏珍的《歷史轉折的前奏：鄧小平在1975》等。

　　最后，微觀化進一步深化。近年來，隨著后現代思潮對整個美國中國研究的影響，其對于中國共產黨的研究也深刻體現出了微觀化的趨勢。這種微觀化使得研究成果在具體問題上比較深入，但是同時也帶來了一些問題。比較突出的就是缺乏對中國的整體把握。這不僅表現在很多關于當代中國的研究成果缺乏對古代中國，以及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分析;同時也表現在將中國以及中國問題碎片化后，無法從總體上深刻認識各種問題之間的關聯。因此，李侃如指出：美國“現在許多學生把精力放在研究一些有關中國的過于狹窄的問題上，如上海的城市化問題，等等。我年輕的時候，美國重要的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需要向公眾解釋整個中國的情況。那時的學生既要研究具體問題，也要把中國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跟蹤研究，所以我們討論中國的國家政治、國際關系、經濟問題、軍事問題，等等”。“而年輕一代學者很少有人能夠做到這一點”。[5]

　　三、歪曲丑化型取向

　　所謂“歪曲丑化型”取向就是通過撰述不符合中國共產黨實際的有關著述，達到丑化中國共產黨的目的。這種論述從嚴格意義上講并不能夠納入研究的范疇，因為其違背了研究的最基本準則，往往是通過一系列不符合研究標準的做法，達到丑化的目的。但是，這里又必須在探討美國中國共產黨歷史研究取向中對其進行分析。因為，這類論述往往采取了學術研究的形式，對讀者構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

　　實際上，海外對中共黨史和中共黨史人物進行歪曲和丑化并不是近年來才出現的取向，這種取向在中蘇關系破裂期間就已經出現。那時，隨著中蘇關系從意見分歧走向破裂。部分蘇聯學者為迎合蘇共領導反華的需要，開始對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以及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采取了批判的態度。這一時期，蘇聯關于中共黨史研究的成果可以分為三類：其一，“文獻資料性著作”;而“有些歷史文獻在發表時因政治原因作了刪節，大大降低了使用價值”;其二，“回憶錄”，“有些回憶帶有很大的傾向性，甚至歪曲事實”;其三，“研究性著作”，“這些論著基本上都發表在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上半期，這個時期中蘇兩黨處于對立狀態，蘇聯學者撰寫這些著作的目的，在于通過充分肯定這些人物在中國革命中的功績和作用來批駁當時中共黨史著作中突出毛澤東個人作用的做法。”[6]因此，在其著述中就存在嚴重歪曲的問題。

　　新中國的成立也遭到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敵視。因此，他們出于“冷戰”的需要也對新中國，以及中國共產黨歷史進行歪曲和丑化。“冷戰”結束后，“冷戰”思維在美國并沒有消失。相反，這種思維還繼續對不少人產生作用。于是，出于敵視中國意識形態的需要，歪曲和丑化中共黨史的論述在美國不斷被推出。近年來，在海外造成較大影響的這類歪曲丑化型論著主要有：李志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美國蘭登書屋1994年出版)，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美國明鏡出版社2003年出版)，以及張戎等的《毛澤東：不為人知的故事》(美國蘭登書屋2005年出版)。

　　相對于早期的歪曲和丑化，近年來美國研究的歪曲和丑化具有新的特點。

　　首先，進行歪曲和丑化的主體以來自大陸的作者為主。前述李志綏、高文謙和張戎等都是近年從大陸前往海外的。

　　其次，更具有迷惑性和破壞性。由于以來自大陸的人為主體，而且這些人基本上都給自己披上了解內幕或掌握檔案資料的外衣，因此他們的言論給讀者帶來較大的迷惑性。其中李志綏打著毛澤東保健醫生的旗號。高文謙曾經在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號稱接觸了大量內部檔案資料。而張戎更是自詡在撰寫《毛澤東：不為人知的故事》時，訪問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人員達18人以上;毛澤東主要同事的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幾乎都被訪問過;同時，還前往俄羅斯、阿爾巴尼亞、東德、美國、英國、梵蒂岡等28個檔案館，取得了許多聞所未聞的史料。

　　最后，歪曲和丑化的市場呈現兩極分化。對于國外普通民眾而言，這類撰述由于其危言聳聽性，以及其披著學術的外衣，導致大多數不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民眾很容易被迷惑。因此，他們對這類書籍往往評價較高。此外，這類書籍也得到了那些帶有“冷戰”思維而敵視中國共產黨的部分人的贊賞。在卓越亞馬遜網站上，《毛澤東：不為人知的故事》長期處于暢銷書排行榜之首，截至2012年4月9日，在該網站上共有313位讀者進行了評論。而評論基本上都以肯定為主。但是，在學術界，特別是對于中共黨史有較為深入研究的嚴肅學者中，這類書逐漸失去了其市場。這些學者們因為其了解中國，對中共黨史有著較為深入的研究，因此，他們不僅不認同這類書籍的歪曲和丑化，而且出于學術操守，近年來他們開始對這類書籍進行批評?！睹珴蓶|：不為人知的故事》出版后，鑒于其造成的惡劣的學術影響，2008年11月，由英國威爾士卡迪夫大學歷史系教授班國瑞(Gregor Benton)和英國倫敦經濟政治學院比較政治學高級講師林春共同主編的《傳記還是杜撰？海外學者評〈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由香港大風出版社出版(該書同時還出版了英文版)。該書匯集了班國瑞(Gregor Benton)、迪莉婭·達文(Delia Davin)、黎安友(Andrew Nathan)、齊慕實(Timothy Cheek)、曾銳生(Steven Tsang)、白杰明(Geremie R.Barmé)、陳永發(Chen Yung-fa)、陳仲禮(Alfred Chan)、托馬斯·波恩斯坦(Thomas P. Bernstein)、戴維·古德曼(David Goodman)、羅伯特·韋爾(Robert Weil)等海外中共黨史研究專家的批評文章?？梢?，歪曲丑化型論著隨著人們對中共黨史研究的深入和對中國實際的認知，市場將日漸萎縮。

　　四、應對各種取向的幾點思考

　　在美國的中國共產黨及中共歷史研究中，最先出現的研究取向是應用對策型，隨著應用對策型研究的深入，必然要求這類研究要以學術型研究為基礎。因為，惟有建立在求實、求真基礎上的研究，才能夠正確認識中國共產黨，從而才不會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產生誤讀、誤判，進而才能提出有效和正確的應用對策。對于應用對策型的研究，我們首先應該及時追蹤其研究動態、基本觀點，特別是要關注其不同時期的不同應用對策。在此基礎上，我們應該相應地提出應對策略。這就意味著對于應用對策型的中共及中共歷史研究，我們也應形成相應的應用對策研究，為相關部門的決策提供參考，從而彰顯我們研究的現實價值。其次，由于其應用對策型研究主要集中于智庫，而且對其政府決策具有影響。因此，就需要我們通過各種渠道介入其研究、影響其認知，從而使其認識向著有利于中國利益的方向發展。從介入的主體看，我們認為可以包括黨和國家的領導干部在美國智庫中發表演講，闡述中國相關認識，擴大中國認識在智庫中的影響力，還包括積極推動中國相關政策研究者與智庫學者的交流與合作研究。

　　隨著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開始運用于中國研究之中，隨著中國的持續發展、壯大，以及美國學術界對當代中國研究的關注，他們開始運用各種社會科學方法對中國共產黨歷史展開研究。因此，在美國的中共研究中就產生了學術研究型的取向。不可忽視的是由于受到自身價值觀念、理論方法等的限制，即使是學術研究型也難以保證完全客觀并符合實際，其中不乏出現由于這樣那樣的原因導致的錯誤認識和結論。學術研究型的錯誤認識和結論又往往成為歪曲丑化型研究的參考和基礎。因此，對于美國中共研究中的學術研究型取向，我們也需要有所應對。首先，中國相關研究領域應形成開放、自信的理念?？v觀美國方面的中共研究，越是資料開放的領域，美國方面的認識也就越正確、正面。相反，則往往是充滿了臆測和無根據的推論，甚至出現歪曲和丑化。因此，我們可以通過建立開放、自信的理念，向國內外提供充分的研究資料，從而推動海外中共研究的正常發展。其次，需要積極推動中國相關研究領域與美國學界的交流、對話。這方面既包括研究人員的開放和交流，也包括研究成果的交流。在研究人員方面，積極鼓勵中外學者在中共研究領域方面的合作，鼓勵海外學者進入中國進行實際體驗。在研究成果方面，既推動美國方面的優秀學術成果在中國的譯介，同時更要加大中國學者關于中共歷史、中共思想理論的優秀研究成果在美國譯介的力度。再次，根據不同的學術型研究成果加以正面回應。對于正確的觀點、認識，需要積極加以推介;而對于錯誤的認識，則需要及時以史實、事實為依據加以駁斥、批判。

　　美國中共黨史研究中的歪曲丑化型論著，既來自于意識形態的對立，也是部分人嘩眾取寵，宣泄個人情感的結果，還在于美國方面對于中國認知的膚淺。對于歪曲丑化型的論著，我們需要正面地加以義正言辭的駁斥。要達到這一點需要對其歪曲丑化的方法加以研究?？v觀近年來的歪曲丑化型論著，其手法主要有：在史料運用方面偽造、虛構史實，對材料斷章取義等;在論證邏輯方面的矛盾;在基本常識方面的錯誤。這些手法在張戎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等論著中都有充分體現。矢吹晉在《評〈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文中，就對張戎書中偽造、虛構的主要史實進行了比較充分的批判。不少歪曲丑化型論著的慣用伎倆就是對中共歷史人物材料進行斷章取義。張戎為論證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前已經蓄意要餓死人時，引用了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的第一次講話，經過筆者詳細比較毛澤東的講話發現，張戎刪除了毛澤東講話原文中，強調“現在要減輕任務”，“以不死人為原則”等關鍵性語言，從而達到了丑化毛澤東的目的。在論證邏輯方面，張戎等為了達到丑化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目的，預先設定了有利于其結論的假設。如該書強調中共革命勝利原因之一是大批“紅色代理人”潛伏于國民黨內，這里有個簡單的邏輯張戎等人就無法自圓其說。其所提及的“紅色代理人”絕大多數在國民黨內都是舉足輕重的人物，那么這些人充當“紅色代理人”的動機和目的是什么呢?只要考慮這個問題，那么張戎書中所有的歪曲和污蔑就不攻自破了。此外，進行歪曲丑化的人還存在對于中國、對于中共、對于中共歷史人物缺乏研究的特點，從而使其論點往往是看上去很合理，但經不起實際的檢驗。張戎等為了丑化毛澤東，不僅采用了斷章取義的辦法，還充分有意或無意曲解毛澤東的言行。張戎強調毛澤東在“大躍進”之初大談“白喜事”問題，似乎證明了毛澤東“告誡中共高層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準備”。但是，通觀毛澤東的講話，一方面體現了他對辯證法的理解和運用，同時也展現了他對于民俗的理解。而后者恰恰是張戎等人所無知或故意曲解的。因為，在南方(毛澤東出生于湖南)，往往有“紅白喜事”一說，而長壽者去世時，家人往往更是將喪事按照喜事來辦理。

　　從美國研究的這三種取向的發展來看，隨著美國各界對于中國認識的深化，歪曲丑化型研究的市場將日漸萎縮;應用對策型研究將隨著中國的發展及其重要性的不斷提高，繼續擴大其規模和影響力;同時，應用對策型研究將進一步與學術型研究融合生長。因此，可以預見的是，隨著應用對策型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學術型研究也將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所以，就這兩種取向的發展看，在應用對策型研究的主要機構中將越來越多地出現學術型研究學者;而隨著應用對策型研究學者研究的深化，他們也將進一步向學術研究型取向的學者轉化。

　　參考文獻：

　　[1] 陶文釗編.費正清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2] 李成.全球頂尖智庫如何研究中國[EB/OL].http://www.brookings.edu/interviews/2009/0703_thinktanks_li.aspx?sc_lang=zh-CN，2009-07-03/2012-04-12.

　　[3] Heated Topic in Washington: Can China Rise Peacefully?[EB/OL].http://carnegieendowment.org/programs/asia/chinese/Research/USChinaRelations/PeacefulRise.cfm.，2012-04-20.

　　[4] 費正清.中國：傳統與變遷[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

　　[5] 尋找學術與政策影響之間的平衡——訪李侃如博士[J].美國研究，2011，(2).

　　[6] 馬貴凡.前蘇聯和俄羅斯的中共黨史研究[J].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19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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