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成為近期熱門話題。
“混合所有制”是在18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提出來，指“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近期以中石化宣布準備吸收30%的民營股份為標志，即將進入實操階段。
然而，民營企業家對此頗多質疑，哇哈哈董事長宗慶后的發言很有代表性：“央企吃民企，你也拿不到控股權，你也沒有話語權，就是出錢給它用而已。”那么，混合所有制如何落實才科學合理，并取得共贏呢?
首先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是民資外資乘機渾水去摸公有資本的魚，不是1990年代中后期的國資對民資賤賣、對外資 “靚女先嫁”的翻版。對此習總有明確表態，他在兩會時指出： “要吸取過去國企改革經驗和教訓，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改革關鍵是公開透明。”混合所有制改革目的是“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有利于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三中全會《決定》文)。結果應該是 “國有企業不僅不能削弱，而且還要加強。”
混合所有制不是為了國資壓倒民資，或者民資壓倒國資，而是發揮各自優勢，充分發揮各種生產力要素的積極性，從而實現權力制衡，相互促進，理性共贏。由此，本人認為，一個比較典型的混合所有制結構，應該是國資處于相對控股地位，非絕對控股，否則又是一股獨大，其它資本和生產力要素無法對國資代理人進行有效監督，其結果很可能是國資渾水摸了民資的魚;民營資本應該在兩家以上，股權合計應不少于國資單一大股東的比例，但國資相對控股，則民資也很難渾水摸了國資的魚;經營層和骨干技術員工也應持有一定比例股權，應通過期權方式從超額盈利中轉化而來，從而避免經營者員工渾水摸了資方的魚。
混合所有制不應該在什么領域都混，宜局限在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比如軍工、電信、石油、種子等行業，以及核心金融企業。在這些領域已經成長為影響國家安全的民營企業，國資也應可以進行參股(非控股，在民營企業所有者同意的前提下)。對于市場已經充分競爭，供給充分的領域，比如房地產、鋼鐵、輕工業品等領域，國資應當退出。就不要在這個“紅海“中摸魚了。
另外一個不能混的是社會基本公共保障。教育、養老、醫療等社會基本公共保障本身很難盈利，民營資本無利不起早，是不會投入，不會去混的，其要靠國家財力和社保基金來投入。現實中卻存在另一種反向“混”法——民營資本市場化操作的醫療等企業，本來是按照市場需求，提供超過基本保障的高級消費，卻千方百計獲取醫保報銷的同等待遇。這是明顯錯誤的，它混淆了基本公共保障和市場化消費的邊界，是另一種形式的私企渾水去摸公共利益的魚。
毋須諱言的是，中國國企的混合所有制的資本來源不應該包括外資。這一方面是因為西方發達國家工業化過程中，都是以本民族資本為主的經驗;另一方面，也可援引中國企業試圖并購美國公司屢屢碰壁的先例。從而為中國民族資本的發展創造一定的空間。中國的魚不能隨便被外人摸走，這一點要跟美國人學習。
還有不容忽視的是，如何有效保障全民對于國資經營的監督和利益分享，這是一個同樣重大的課題，而不是放任國資代理人將利益個人化和小集團化。這應當從三個方面予以加強：1，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會保障基金;2，完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3，可通過強化國資審計和引入民營資本加強監督。進而解決多年來國資代理人往往渾水去摸全民的魚的弊端，三峽水電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誠然，科學合理的混合所有制說易行難，現實操作中一定會遭遇各方強勢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僅以國資劃撥社保基金而言，早在2002年就提出了將國有股劃歸社保基金，事后證明，那不過是當時為實現非流通股全流通的借口。迄今為止，仍未有一分錢劃給社保。而如今面對中國社保基金的巨額資金缺口，某些部門甚至搞出了“延遲退休”之類的高招來了。
總之，“全民所有制”也好，“混合所有制”也罷，如何有利于社會公眾，關鍵看誰在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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