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刑訴法在大修，對于無罪推定也被廣泛的提及，對于新的刑訴法各種勢力和聲音均要求我們的刑訴法把無罪推定放到至高無上的地位，連特例都不要有，而我在《環球時報》發表的文章《不要對官二代有罪推定》卻引來了很多人的反對，這本是一個性質的問題，為什么會有所不同，這里我們更應當的是一分為二的看待無罪推定，不能將無罪推定神圣化，要認清無罪推定也是有其局限性的，對此中國司法界選擇性失明非常奇怪的沒有相應的論述，所以我將具體論述一下無罪推定的負面相關問題。
對于無罪推定建立的根本出發點就是政府強力機關相對于個人的力量是不對等的，如果沒有無罪推定則有可能執法機關會濫用權力使得個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無罪推定的立場就是寧可放過一個壞人也不冤枉一個好人，但是我們要看到的是這樣的規定是嚴重削弱受害人的權益的，如果對于加害人實行的是無罪推定，那么受害人的權益是怎樣保護呢？
這里我們看到的是無罪推定當中考慮的是個人相對于政府的力量不對等，但是在現實生活當中一般情況下受害人與加害人的力量也是不對等的，經常是只有這樣的不對等存在，才有加害人可以犯罪侵害受害人，如果實行無罪推定則受害人將處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這里可能有人會說對于受害人也不愿意冤枉好人的，但是這是對于司法的現狀不了解的外行話，對于法律的證據可以是無罪推定疑罪從無，但是對于受害人卻經常是明確知道嫌疑人就是罪犯的，疑罪從無的無罪推定使之逍遙法外。具體的舉例說一下，比如故意傷害或者強奸，受害人當然明確知道誰打了自己誰強奸了自己，但是你的說法他不承認，這樣的一對一沒有其他人可以作證的情況下，肯定是證據不足的，因為有你誣告他的可能，法庭是不能規定對于受害人的證詞就要高于嫌疑人的，在疑罪從無的情況下就只能是無罪推定把加害人釋放，這樣的釋放的結果就是受害人所不能接受的，必然是受害人認為遭受了不公而上訪。就如前面有一個著名的炒得火熱的案例，受害人告對方強奸，因為對方帶著避孕套則沒有精斑等證據，司法機關如果僅僅憑借受害人單方面的控告詞沒有任何其他證據就此將嫌疑人緝拿，則是有罪推定的做法，嫌疑人不承認的情況下無罪推定的結果必然是帶套不算強奸。所以由于司法機關不能單方面的采信受害人的指控，受害人明確知道的侵害是非常可能的，但在司法機關的視角看來僅僅是受害人單方面控告的嫌疑，這樣的一對一的情況，是要被無罪推定疑罪從無的，但是對于受害人是明確知道他就是罪犯的。在這里想一下對于已經收到嚴重傷害的受害人的控告，讓嫌疑人找一些證據證明自己清白難道不是很必要的嗎？但是無罪推定嫌疑人則沒有此義務，在此是侵害人不但在社會上是強勢的，在法庭上相對受害人和被限制了權力的刑偵機關也是強勢的，一部法律讓侵害人處于強勢，對于社會是怎樣的危害呢？
我們還要注意到的就是我們司法體系當中的刑事和民事之間的關系，我們的司法體系是先刑后民的，也就是說發生了案件涉及刑事犯罪和民事賠償的時候是要先按照刑事審判規則處理的，然后民事是刑事案件的附帶訴訟或者在刑事處理完了以后按照刑事判決的結果再另外進行民事訴訟，這里我們要看到的就是刑事審判的結果是直接作用于民事審判的，在這樣的情況時受害人的民事索賠也就在刑事的無罪推定下變成為無責推定，想一下雙方的民事糾紛你在法律上規定對于被告進行無責推定的話，那么對于受到侵害的原告是怎樣的不公平呢？中國的司法現狀就是有違約得利的傾向，導致違約欺詐的泛濫，無罪推定如果延伸到民事變成無責推定，則對于受害者是怎么樣的不公平？怎么就沒有替受害者呼吁的聲音呢？這是非常奇怪的現象。
對于這樣的問題，美國的司法制度對于行為事實的認定是民事與刑事的分開，也就是說刑事判決書對于被告人的行為認定與民事判決書的認定是可以不一致的，這里最著名的案例就是美國的辛普森殺人案，在刑事上對于他實施了無罪推定疑罪從無把他認定為無罪，但是民事上卻認定他就是殺人犯而要賠償巨款，這樣的做法在中國的刑訴法里面是沒有的，沒有這樣的制度下單方面照搬西方的無罪推定是一種拔苗助長。
中國的刑事處罰和民事賠償的不分家是有中國的歷史傳統的，中國的刑罰是有賠償性質的，就如中國講殺人償命，講以命抵命等，都是一個賠償的概念，所以中國廢除死刑很難就是殺人償命是賠償受害人的命。西方的刑罰是國家對于犯罪行為的賠償而民事索賠則是罪犯給受害人的賠償，西方在國家公權力上與犯罪嫌疑人的力量不對等，所以在刑事程序法上限制國家的權利，而民事則沒有。但在中國則刑事與民事是分不開的，刑事處罰帶有給受害人公道的含義強于國家維護制度的含義，這也是人治與法治的區別，這樣的區別不僅僅是法律條文的差別，更是要民眾的統一認識。
對于無罪推定也是有一個范圍的，美國等西方國家在國家安全等方面就要有罪推定，這里有罪推定的原因就是對抗間諜和叛國等行為，國家公權力所針對的不再是個人而是這些間諜背后的敵對和競爭的國家和機構，他們的實力很可能比國家的公權力還要強，怎么能夠限制自己國家對抗外敵和國際競爭的力量，讓自己國家輸在起跑線上呢？一個體系是難以在拒識率和誤識率兩個指標間同時優化的。新刑訴法為了保護嫌疑人的權利，對于案件調查過程中證據的收集及案件本身在調查之中的保密性都無法很好地做好，立法層面讓案件公開化。想一下寧可錯殺一千不能漏網一個的邏輯，如果是戰時一個間諜的情報可以讓10萬人因此喪命的話，那么為了不讓漏網出現是必須犧牲一千人的，這與打仗當中的犧牲一個一千人的團保護10萬人的軍團安全是一樣的道理。
在大家講無罪推定的時候，還有一個不能忽視的因素就是證據規則的差異，在什么樣的證據下講無罪推定才是有意義的，在證據確鑿下是談不到有罪和無罪的推定的，這里我們要注意的就是中國與西方的證據規則是不同的，西方的證據規則是遠遠寬于中國的，西方的證據是心證體系而中國是實證體系，西方經過內心確信以后的認知就可以變成證據了，這叫做自由心證，而中國這樣做是不允許的，并且西方也在中國把這樣的思考和證據規則妖魔化為陰謀論，在西方的法庭上被告人的一貫表現尤其是在法庭上的撒謊是可以成為證據讓陪審團內心確信其本次也是在說謊，可以成為證據的，這樣的做法不是有罪推定；但是在中國被告人以往如何，甚至就是在本次庭審當中屢次說謊，也不能成為認定他在說謊的證據，如果你這樣認定在中國就變成了有罪推定，所以在中國法庭上的有罪推定可以成為西方法庭上的無罪推定的，中國當前還沒有《證據法》的情況下就講無罪推定，中國的證據規則與西方不接軌而無罪推定接軌的背后，就是放縱大量的犯罪，西方對此給中國的藥方是帶有明顯的缺陷的。
對此我們再舉一個大家熟知的案件，這就是泰森強奸華盛頓的案件，在法庭雙方各執一詞沒有旁證則變成了華盛頓與泰森的一對一的陳述，以現在中國的司法證據規則和無罪推定，則是要疑罪從無的推定泰森是無罪的！西方的做法就是陪審團的內心確信進行投票判定，這個心證成為了證據。對于中國歷史上的做法是奸出婦人口，只要女人告而被告沒有不在場的證據就認定是強奸，這樣的證據規則的基礎就是中國歷史上男女有大防，男人要主動回避與女人獨處，否則她告你就對你有罪推定，罪名無條件成立，現代社會婦女解放這樣的證據規則是不行的，古代還有的就是刑訊、口供等，現在也不行。但是對于受害人華盛頓小姐而言肯定是明知泰森是強奸犯的，這樣的制度對于華盛頓小姐公平嗎？怎樣體現對于受害人的保護呢？
我們在這里還要看到的就是西方的無罪推定的同時限制了上訪，中國是可以無限質疑的，所有問題都可以上訪到中央，但是在西方的司法制度之下，對于法庭的判決卻只能通過上訴來完成，即使是上訴，也不能推翻陪審團認定的事實，也就是陪審團認定你有罪了，以后一切上訴就只是圍繞有罪的處理方式上了，你對于有罪是不能否認的，這是在西方金錢決定一切的時代的結果，是資產階級的利益訴求，在歷史上西方的情況是與中國現在接近的，了解這個可以就如莎士比亞的名著《威尼斯商人》來分析，這里給夏洛克的就是有罪推定！看威尼斯商人的教材和譯本，就可以發現公知們美化西方司法怎樣無恥的篡改了原著，鮑西亞被當作了律師，而臺詞當中都是稱她為法官的，劇情也是她以法官身份進行宣判，這里的差別就是如果是法官則按照西方司法她與安東尼奧特殊關系應當回避的，正義性沒有了，如果她是對方律師夏洛克還會上當嗎？西方的無罪推定的背景恰恰是在創作《威尼斯商人》之后的以猶太人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推行的，其目的就是要保護夏洛克這樣的商人和資本的力量。
看西方歷史上是與中國現在接近的，就可以知道中國現階段的主要矛盾不可忽視，矛盾的主要方面也不可以忽視。中國當前老百姓成為被公權力侵犯的犯罪嫌疑人的情況多還是被各種權貴、黑惡勢力侵犯的情況多呢？這決定司法到底向哪一個方向傾斜，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這個準繩可能是有寬度有偏差，但是絕對不能是兩根準繩，現在中國社會的分裂就是在想到被公權力制裁的時候要無罪推定的準繩而想到自己受害的時候是有罪推定的準繩，這樣的雙重標準才是人治的根本，老百姓是希望對于侵害自己的權貴、黑社會、貪官、枉法城管們的行為搞無罪推定嗎？在權貴、黑社會、貪官、枉法城管們侵犯了老百姓權利的時候承擔責任的民事訴訟中沿用刑事認定變成無責推定嗎？現在是老百姓被非法偵察的多還是權貴欺壓老百姓的時候多？這樣的標準準繩建立起來，肯定是侵權老百姓的權貴得利的，這里中國反腐敗是更關鍵的主要矛盾，需要通過有罪推定來和腐敗斗爭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翻開中國無罪推定的由來歷史，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樣爭取權利而取得的勝利，而是權貴要逃避嚴懲而搞出來的東西，當年清華的鉈中毒案件為了讓嫌疑人免罪，她的家族本人就是高官，再加上托請的領導和受到案件關聯影響的領導等一致積極推動了無罪推定疑罪從無，但是卻沒有推動與無罪推定配套的心證、證據法等內容，為了讓嫌疑人逃脫罪責公安機關一直等到兩年后新的刑訴法生效以后才傳喚訊問嫌疑人，結果就是讓嫌疑人成功的逃脫了法律制裁，如果按照有罪推定嫌疑人是要承擔罪責的，而如果是按照無罪推定卻有自由心證的西方司法體制嫌疑人也是難逃罪責，但是在中國拔苗助長危害很大的大躍進當中卻可以逃避罪責，因為對于熟人的下毒，沒有口供要有足夠的證據幾乎不可能，想一下熟人下毒如果自己不承認，有目擊證人是一對一難以確實的，二對一如何？但是你化驗了人家放入的東西嗎？此案有合理下毒條件的能夠接觸到毒藥的只有一人，其他人就算拿到毒藥也沒有條件下毒，其拍攝的近親屬拿到有毒物標簽的瓶子證據效力很有限因為完全可以是在嫌疑人的引領下導演拍攝的。對于類似的案件經過網友搜索，西方多起類似且證據比鉈案少的案件都被陪審團確定有罪了，只不過中國是例外。
我們還要注意到的就是對于無罪推定只是在審理階段，在世界各國偵察階段都是有罪推定的，如果警察內心都推定嫌疑人無罪，怎樣去調查他？將無罪推定圣神化的背后就是將政府的執法行為妖魔化，也就是說警察的一切行為都被推定帶有罪惡的想法，所以要神圣的無罪推定。在有罪推定下如果執法機關不是刻意陷害你，對于受害人是最好的保護，西方的三權分立在中國某些人的眼里被極端化了，變成了三權斗爭，西方的分立是合作性的制衡，而這些到了中國的立法就變成了立法與國家行政、司法的惡性斗爭，立法是需要限制政府和司法的權利，但是不是把政府變成一個邪惡的對象，似乎政府有一點權力就是要魚肉鄉里，這里是沒有區分政府當中的腐敗分子和政府本身，不承認政府本身的合法正當性的以有罪推定進行限制是問題很大的，就如司法要執行怎么能夠不強制，我們應當反對的是非法拆遷而不是合法的強制執行；警察抓捕罪犯能夠事先告知罪犯嗎？如果不告訴罪犯的抓捕都是秘密抓捕啊！這樣的秘密抓捕有什么錯？如果你是受害人，你的親人被綁架，在親人沒有被解救的時候你愿意通知罪犯家屬讓其同伙撕票嗎？還有抓住了人販子，你通知了罪犯家屬你的親人怎樣解救？
無罪推定是一項司法系統工程，所以中國的新刑法這樣定保護了嫌疑人卻傷害了受害人，這樣的結果就是破案率降低讓受害人的利益難以保障，中國要推動無罪推定，就需要在證據法、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的分離等多方面進行大規模的修改的，中外雙方不同的司法制度不是一兩個法理上的區別，而是整個思維的系統性差別，同時也是社會行為的差別，中國的社會思維就是有罪推定的，如果此時按照利益實行無罪推定是會造成社會意識的扭曲的，對于自己喜歡的是無罪推定對于傷害自己的是有罪推定，這樣的雙重標準本身就不是法治而是人治，人治的思維不僅僅是在統治者的心中，也在普通老百姓的腦海里面，盼望著有青天大老爺來按照戲曲中的包公一樣進行審案，而這樣的過程就是一個有罪推定，因此實行無罪推定是需要法治環境和法治基礎的，否則實行無罪推定以后肯定是老百姓難以接受大量的嫌疑犯和案件抓不到罪犯，或者侵害者在司法上難以有足夠的證據來定罪，社會的動蕩一樣會非常強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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