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兩會”開幕前夕，世界銀行發布了一份《2030年的中國》專題報告，建議中國繼續推進市場化建設，降低壟斷企業對市場負面影響的建議，引起廣泛關注與討論。甚至有論者指出，此舉是給中國經濟“下毒”，私有化國有資產的建議，只會導致國有資產流失。 到底朝哪個方向進行改革，網友、學界討論激烈，尤其是網絡上，甚至形成了左、右派的對壘與罵戰，這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當前關于改革方向討論的激烈。
實際上，關于改革的左右派之爭，對于中國來說并不是新鮮事。改革開放以來，就發生了三次重大的思想爭論。歷次爭論都并非空泛的非理性爭論，都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價值，都對改革的大政方針和政策措施的演變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當前，隨著改革的深化，一些深層次矛盾開始顯現，改革仍將面臨一場攻堅戰。不改革或放棄改革是死路一條，只有改革才有生路;要通過改革化解風險，重建改革和發展動力，修復結構裂痕。那么，改革究竟應該朝哪個方向前進呢?
改革有不同方向，有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方向。改革到底是堅持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呢?這個問題要搞清楚。不能簡單地說，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準確地說，不堅持社會主義的改革就是死路一條;堅持了資本主義的改革，也是死路一條
當前改革面臨著兩條道路、兩個前途：一條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一條是資本主義私有化，建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F在這兩派的較量日益明顯，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當前存在著如果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的說法，這個說法是不精確的。改革有不同方向，有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方向。改革到底是堅持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呢?這個問題要搞清楚。不能簡單地說，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準確地說，不堅持社會主義的改革就是死路一條;堅持了資本主義的改革，也是死路一條。
我主張，不要簡單地重復“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這個說法不精確，容易將改革引到錯誤的方向。我主張，要恢復鄧小平在1992年南方講話中的說法，“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我們應該堅持鄧小平思想，不能只強調改革開放，不講或者淡化四項基本原則，不講或者淡化社會主義。如果只講改革開放，只講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條，那就是有意識地或者無意識地把改革引向資本主義的邪路。我希望十八大報告能夠把這個事情講清楚，不要再給人以含糊的余地。
經過三十幾年的改革開放，當前改革正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對于改革中的一些關鍵問題要有正確的認識。
關于經濟運行機制：在繼續堅持市場改革的同時，要重新強調國家宏觀計劃調控的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運行機制逐步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推動我國經濟生動活潑地向前發展。在全部商品流通總額中，目前市場調節部分已占到 90%以上。幾年前有人估計，我國市場經濟在整體上完成程度已達到70%左右?？梢哉f，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初步建立。但是，目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不夠充分、不夠完善，還有一些不到位的地方，如資源要素市場、資本金融市場等，都還需要進一步發展到位。此外，還有因經驗不足、犯了市場幼稚病，從而導致過度市場化的地方，如在教育、醫療、住宅等不該市場化的領域也搞市場化，以至于發展到對市場迷信的地步，帶來一系列不良后果。
市場經濟初步建立之后，市場的積極方面和消極方面都充分展現出來。市場經濟在發揮激勵競爭、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經濟效率等優越性的同時，其自身固有的缺陷，經過三十幾年的演變，也逐步顯露出來。特別是在總量綜合平衡、環境資源保護以及社會公平分配上引發的問題，在我國不是市場經濟本身能夠解決的。因此，三十幾年的結果，一方面經濟發展取得很大成績;另一方面社會經濟出現新的矛盾，資源環境、分配民生等矛盾越積越多。這與國家宏觀計劃調控跟不上市場化的進程有一定的關系。
本來我們所要建立的市場經濟，就是國家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這一根本點在1992年就明確地寫入了黨的十四大文件。這些年來，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水平在不斷進步，我們在短期經濟波動的控制上，先后取得了治理通貨膨脹和治理通貨緊縮兩方面的一定經驗。但是，國家計劃對短期和長期宏觀經濟發展的導向作用明顯減弱，這影響到宏觀調控的實效，造成國民經濟發展許多方面失衡。
現在是到了繼續堅持市場取向改革的同時加強宏觀計劃調控的作用，強調國家計劃在宏觀調控中的指導作用的時候了。針對國家宏觀計劃調控跟不上市場經濟發展形勢的狀況，黨的十七大就已經提出：“發揮國家發展規劃、計劃、產業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綜合運用財政、貨幣政策，提高宏觀調控水平?！?十八大報告應該進一步強調發揮國家計劃在宏觀調控市場經濟中的導向作用，現在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強調國家計劃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講的那樣“要回到傳統計劃經濟模式”。國家計劃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不同于過去“傳統計劃經濟”，而是計劃與市場在更高層次上的新的結合。其主要表現：一是現在的計劃不是既管宏觀又管微觀、無所不包的計劃，而是只管宏觀層面，微觀的事情主要由市場調節。二是現在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手段是市場，計劃是彌補市場缺陷與不足的必要手段。三是現在的計劃主要不再是行政指令性的，而是指導性、戰略性、預測性的計劃，同時又要有必要的約束和問責的功能。國家計劃導向下的宏觀調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應有之義，不能把“計劃性”排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含義之外。
關于所有制結構：在堅持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同時，要重新強調“公有制為主體”
從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一直到現在，黨的文件一貫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形式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沒有一個文件不要公有制為主體。強調“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這當然不是一句空話，不是停留在文字上，而是要堅決貫徹落實的。
現在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即毫不動搖地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毫不動搖地發展多種所有制形式，不能只強調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不能只強調一個毫不動搖。
有人說公有制效率低，是官僚經濟，是權貴經濟，不是國家的財富，而是少數人的財富。我在一篇文章中談到這個問題，公有制并非注定效率低。60年代我國的“鞍鋼憲法”，有很好的經驗，日本等國有企業管理都吸收它的經驗，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資本主義國家也有國有企業管得好的，并不是一概效率低。
改革開放以來，國有經濟內部管理也有問題。某些企業管理不善，變國有資產為少數企業高管人員的個人財富，變為私有財產;就算沒有MBO，一些國有企業的領導層也在腐化變質，有的企業領導自定薪酬，幾十、幾百萬年薪的高工資，而普通職工月薪只有幾百、幾千元。這些都不是公有制固有的屬性。人家攻擊我們國有經濟已經不是公有制，并非完全虛指，也指出了一些問題。但是，這些弊病過去“計劃經濟”時期并不存在，市場化的改革以后才發生的，這也值得我們深思。
國有企業本身應進一步改革，既不能變回到過去“大鍋飯”的舊體制，也不能維持現在被扭曲的形象，要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解決目前存在的行政性壟斷和腐敗問題，解決企業內部的激勵機制問題;要使得國有企業既真正體現社會公平，同時又有激勵機制。這種探索，西方國家不是沒有先例。西方國家也有國有企業，也有國家公務員，看看二者的收入比例，差距不會像我們現在拉得那么大。國有企業的領導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一樣，都是國家的公職人員，不能完全按照私有經濟的法則辦事。所以，國有企業管理腐敗一定要治理。
重新強調“公有制為主體”，并非恢復過去“大一統”的公有制經濟，也不是恢復舊模式的國有經濟，而是在保障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毫不動搖地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毫不動搖地保護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并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原則深化國有經濟改革。
關于分配關系：要從“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轉向“更加重視社會公平”
從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到拉開收入差距，允許一部分人通過勤勞先富起來，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如果收入差距拉得太大，以至于貧富分化造成難以逾越的鴻溝，出現兩極分化，就不對了?，F在要讓先富帶后富，縮小貧富差距，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在改革開放后的一段時期內，強調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有其正面的積極作用，可以促進效率，促進生產，促進經濟發展。但是，過了這個階段，貧富差距擴大，不能實現先富帶動后富，不能實現共同富裕，不能實現公平的目標，這個時候，就必須強調效率與公平二者同時并重，而且更加重視和強調社會公平。
淡化“優先、兼顧”提法，強調“更加重視社會公平”，不是要回到過去，不是回到過去的“大鍋飯”，不是回到過去的平均主義，而是在更高層次上的提高。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所有制決定分配。但是，人們常忽略了這個觀點。在分析我國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時，舉了很多緣由，如城鄉差別擴大、地區不平衡、行業壟斷、腐敗、公共產品供應不均、再分配調節落后等，不一而足。這些緣由都能成立，但不是最主要的。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最根本原因被忽略了。
財產占有上的差別，是收入差別的最大的影響因素。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薩繆爾遜都承認，“收入差別最主要的是擁有財富多寡造成的，和財產差別相比，個人能力的差別是微不足道的”，他又說，“財產所有權是收入差別的第一位原因，往下依次是個人能力、教育、培訓、機會和健康。”三十多年來我國貧富差距的擴大，除了上述一系列原因外，跟所有制結構變化，跟“公”降“私”升和化公為私的過程顯然有關。這種關系，被某些學者在分析收入差距原因時，有意無意地忽略掉了。
在調整收入分配差距關系、縮小貧富差距時，要多方入手。人們往往從分配關系入手，特別是從財政稅收、轉移支付等再分配領域入手，完善社會保障，改善低收入者的民生狀況。這些措施都是完全必要的，我們現在也開始這樣做了。但是，僅從分配和再分配領域著手是遠遠不夠的，不能從根本上扭轉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還需要從所有制結構，從財產制度上直面這一問題，從根本上阻止貧富差距擴大、兩極分化的趨勢。這就是鄧小平所說的,“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p>
所以，所有制發展上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毫不動搖地發展公、私兩種經濟，不能只片面強調一個毫不動搖;要延緩“公”降 “私”升速度和程度，阻止化公為私的所有制結構轉換過程，堅決制止目前借反壟斷來瓜分國有企業的浪潮，才能最終避免兩極分化的前途。
總之，無論是所有制結構、運行機制還是分配制度，都要堅持正確的發展觀。倒退沒有出路，也不會有回頭路。不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中國沒有出路; 市場化走過了頭，也沒有出路。完全市場化，不要國家宏觀計劃調控;完全私有化，不要公有制為主體;完全的兩極分化，不要社會公平;這不是我們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這是小平同志講的。因此，改革開放必須走向更高階段，不按這樣的道路走，改革開放就會失敗，按這樣的道路走，改革開放的道路會光明燦爛。
(作者為知名經濟學家，首屆中國經濟學杰出貢獻獎獲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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