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要應對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對中國的巨大挑戰，我們必須警惕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新自由主義這種思潮主要是由資產階級右翼政黨如英國的保守黨等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模式，第一強調經濟的非調控化，主張市場萬能。第二是主張私有化，反對公有制。第三是主張經濟完全的自由化，而這個自由化又維護美國等發達國家主導下的不公正的經濟、政治秩序，反對發展中國家改變現有的很多不合理的國際經濟規則和秩序的要求。第四是主張福利個人化，反對福利國家、福利政策等等。這種主張是國際大壟斷資產階級的一種經濟意識形態。當前新自由主義深陷危機之中，在世界上已經臭名昭著。由于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具有巨大優勢，我國受西方危機的影響還不很嚴重，因此有不少人對于新自由主義的危害還認識得不夠，還總想繼續在中國推進這條道路。這可以說是不知天下大勢的夢囈。
凱恩斯主義主要由各國的社民黨、英國的工黨等資本主義中右翼政黨推行。在新自由主義一統天下后，這些政黨的政策也吸收了很多的新自由主義因素，甚至趨同于新自由主義。凱恩斯主義主要是在不改變資本主義的基本制度的情況下，力圖通過國家干預來克服資本主義危機，實現平穩發展。當前也有不少人認為中國可以通過經濟上的凱恩斯主義 ( 比如私有或民營經濟為主體的混合經濟) 、政治上的民主社會主義來克服中國面臨的困難。這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的另一個沖擊。其實，這條路也是不通的，西方新自由主義就是為了克服 20 世紀70 年代凱恩斯主義的失敗而興起的，但又不斷地引發資本主義危機。這幾年資本主義國家凱恩斯主義式的克服危機的政策也沒有完全奏效，導致世界危機還在深化。其實，所謂的凱恩斯主義在 40 年代后曾經成功的說法也是不符合事實的: 羅斯福新政實施后幾年并沒有使美國就業和經濟大規模好轉，經濟只是被維持住沒有崩潰而已，其實增長仍很緩慢，后來美國是通過不斷的戰爭才真正克服了生產過剩等問題。戰后的繁榮除了與戰爭摧毀過剩生產能力有關外，還和科技革命和世界性的社會主義力量壯大有關，不能將功勞主要歸于凱恩斯主義。可見，指望凱恩斯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克服危機也是欺人之談。
中國出現某些問題并且長期得不到解決，是和這兩種思潮在很多經濟領域的重要影響密切相關的。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模式才是中國未來的正道。這一模式可以概括為“四主型經濟體制”: 一是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 二是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種分配模式并存; 三是國家調節為主導、市場調節為基礎的雙重調節機制; 四是自力更生為主導，同時又多方位開放。
這種模式，使我們國家調節的力度、水平和有效性都超過西方，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為人民服務、以人為本，強調民生和共同富裕，強調發展經濟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新自由主義不必論，即使凱恩斯主義主張要保留相當程度的國有企業和國家干預，由于它不觸動以私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還是以維護私人資本利益為宗旨，因而實現不了社會化大生產所要求的公共利益控制生產，克服不了各種矛盾和危機。
相反，不僅中國，而且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越南、實行 “市場社會主義”的白俄羅斯以及實行 “21 世紀社會主義”的委內瑞拉等國家，也都呈現出發展又好又快的新局面。這些國家的成功經驗表明，各種社會主義特征的新型經濟體制模式，比美國等新自由主義和北歐等凱恩斯主義主導下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框架更加有效。
中國需要在各種挑戰中繼續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和機制，在當前當務之急是要處理好如下幾個問題: 注重勞動收入份額提升、鞏固和改善國有經濟以及推動國際新秩序的建立。
注重勞動收入份額提升
綜合各種文獻的估計可以得知，2002—2006 年，我國勞動收入份額的樂觀估計大概是 50%，悲觀估計是在 40% 左右。研究數據表明，近年來我國勞動收入份額下降到歷史最低水平是個不爭的事實。
和資本主義國家勞動收入份額相比，我國的差距也很明顯。二戰以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勞動收入份額普遍經歷了一個上升過程。1952 年，美國的勞動收入份 額 只 有61% ，1970 年代 末 上 升 到 了 68% ，之 后 雖有所下降，但一直都維持在 65% 左右。1955年日本的勞動收入份額只有 40%，此后不斷上升，從上世紀 7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末期一直維持在 55%。
和美國、日本、英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相比，我國勞動收入份額上升還有很大空間。如果中國的勞動份額能從目前的 40% 左右上升到 60%，勞動者收入將會有很大的提高，這對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將有很大的帶動作用。
我國勞動收入份額過低與低附加值產業發展不無關系，而之所以會陷入低附加值產業發展模式無法跳出，主要在于我國的最低工資政策沒有得到嚴格執行，落后產能不能淘汰，企業沒有技術升級的動力。馬克思曾經指出，由于工資太低，使用機器反而會使生產變貴，因而英國發明的機器曾經只能在北美使用。
而要提高我國勞動收入份額，必須發揮政府與工會兩大經濟主體的作用，嚴格實施最低工資制度，建立合理的工資增長途徑，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1. 發揮國家和工會兩大經濟主體的作用。第一，構建國家主導型勞動者維權機制，是提高勞動收入份額的首要條件。目前我國 70%以上的勞動者在非公企業就業，加不加工資主要由老板說了算，政府干預的空間很小。過去在西德，在企業董事會中的雇員比例制和收入共決機制作用下，工會依據企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來談判雇員收入的合理增長; 在日本，企業依據職工工齡的增加而提高收入，這些措施都可以為我國借鑒利用。我國政府應當像當年英國政府一樣向企業派出工廠視察員，對于侵犯職工利益的行為直接進行起訴，而不能僅僅要求每個單位的工會一對一地進行集體談判。第二，加強工會力量，實現勞資共決。要提高勞動收入份額必須加強工會在工資決定中的談判作用。通過勞資談判，可以建立工資形成的共決制度。工資共決和利潤分享制度可以抑制雇主對于工資的過分壓低，可以在一定條件下改善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調整社會所有制結構基礎上重點縮小國民收入在企業層面的初次分配中的貧富分化和收入差別，比只屬于微調性質的再分配改良肯定重要得多。
2. 嚴格實施最低工資制度，建立合理的工資增長機制。第一，嚴格實施最低工資制度。勞資沖突的核心是利益分配沖突，市場經濟條件下要有效緩解勞資沖突，必須建立勞、資、政三方協調機制。西方國家經過100 多年的發展，已經建立起有效的勞、資、政三方協調機制，而這一機制在我國還處于建設、探索過程中。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只有通過嚴格實施最低工資制度，才能改善勞資分配，緩解勞資矛盾。第二，建立合理的工資增長機制。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逐步建立了工資決定的市場機制。但政府對工資的調節機制并沒有相應跟進。在當前勞動收入份額不斷下滑的情況下，可以通過政府的工資調節機制矯正市場工資決定機制，使政府力量和市場力量相結合，形成合理的工資增長機制。合理的工資增長機制包括兩方面內容:
( 1) 職工工資增長的指數化。從勞動報酬的絕對量來看，勞動報酬應當使勞動者及其家庭維持一個不斷進步的社會最低生活水平以上的收入量。要使勞動報酬增長與 GDP增長大體同步，必須采用指數化工資，即每年參照 GDP 的增長率制定工資的增長率。
( 2) 高層管理人員薪酬增長和職工工資增長等指標掛鉤。近年來我國勞動收入份額出現降低，但企業高層管理人員薪酬增長卻很快。企業高層管理人員薪酬的快速增長，拉大了國民收入差距。政府不應當支持和批準高層管理人員薪酬的不合理增長，而應出臺法規，規定企業高管層薪酬 ( 含變相收入即福利) 和職工工資增長、企業勞動生產率、利潤增長保持一定比例。
3.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現勞動收入份額的提高，長期看，必須提高經濟效率。要提高我國的經濟效率，必須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我國的經濟增長一直以來都是靠高積累、高投資推動，在計劃經濟時代，高積累、高投資的主體是國家，而在向社會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高積累、高投資的主體既有國有、集體企業，也有民營企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高積累、高投資表現為新增價值分配中資本收入份額較高，而勞動收入份額較低，這必然會降低勞動收入份額，壓縮國內消費，不能發揮出國內居民消費對經濟的貢獻。
如果我國現在嚴格實施不斷提高的最低工資制度和職工福利制度，勞動收入份額就會逐步提高，高投資、低回報率的增長模式就會得到一定程度的轉變。企業提高資本使用效率，逐漸轉向附加價值高的產品和產業，可以實現勞動收入份額提高和產業結構升級相互促進、良性循環。這也是我國產業發展走出粗放型發展、進入集約化經營的重要條件。實現產業發展的這一轉變有兩方面的好處，一方面會提高內需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另一方面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我國的外貿依存度。
鞏固和改善公有制經濟
公有制在生產力和價值雙重標準上都全面超越私有制。從生產力角度來說，它比私有制效率更高; 從價值觀角度來說，它比私有制更有利于公平。
私有制在發展過程當中影響了生產力的發展，比如說它每過幾年出現一次經濟危機，這種經濟危機導致了社會財富的損失、發展的緩慢以及民生問題的倒退。危機的總根源，實際上仍然是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所揭示的，是因為生產的越來越社會化，這個社會化客觀上要求公有制，但是由于生產資料是由私人來占有的，這個生產的社會化和私有制就互相沖突，這個沖突就要求實行公有制，以適應越來越高度發達的社會化的生產、現代化的生產。
另外一個方面，如果從價值標準來看，公有制體現的經濟平等肯定是要高于私有制。公有制在生產資料的占有和所有上是平等的，同時所有制的平等又會影響到分配。在分配上，簡單來說利潤不是個人得，而是集體的或者是國家的。集體拿了這些錢可以擴大再生產，可以搞集體福利。國家拿了這些錢如果合法使用的話，也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從這個價值觀角度來說，公有制的公平程度肯定比私有制要高。
總之，只要是私有制為主體，肯定若干年后會出現經濟危機的，馬克思那個年代是這樣的，當代也是這樣的。包括瑞典等民主社會主義國家在內，由于還是私有制為主體，因而仍然是一個貧富分化的社會，而不是一個共同富裕的典型，而且它的經濟現在也出現了巨大的危機。
中國當前的生產力問題，如科技自主創新，以及公平問題，如縮小貧富差距，都有賴于鞏固和改善公有制經濟。但是竟然有人公開大講特講，說中國模式有兩大缺點，第一國家宏觀調控太多，第二國有企業太多，要像美國才對。
還有一種錯誤觀點認為，國企不要與民企競爭，國有企業只是拾遺補缺的，這就是資產階級典型的口號，這種觀點所說的那個民不是人民，是私營業主和資本家，尤其是大的壟斷資本家。西方資產階級執政黨以及他們的理論家就持這樣的觀點。這些國家是私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是為私有經濟服務的。平時如果某個行業是虧損的，或者投資收益比較低，私人不能干，就國家去干。干了盈利了，再賣給私人。什么叫資產階級政府? 什么叫人民政府? 在國企問題上就是最典型的區別。人民政府允許私有制部分發展，按照鄧小平的講法是為了鞏固公有制，而資產階級政府是為了鞏固私有制才發展一點公有制，兩者性質是根本不一樣的。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國有企業不是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不要說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我們就看《江澤民文選》第 3 卷，有一篇關于加強和鞏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文章，主張公有企業主要是指國企，是共產黨執政等上層建筑的經濟基礎。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是包括非公經濟的，但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基礎就是單指公有制。在美國出版的經濟學大辭典中，當講到什么是市場社會主義的時候，運行機制、調節方式可以是市場機制，但是公有制占主導，這是主要的本質性特征，西方有一些學者也看到了這一點。
當然，國有經濟的管理也需要改善。比如說利潤，財政部或者國資委只允許交 5%的利潤，后來又說 5% 到 15%。這個定得太死，應該根據每一個企業的情況，國家需要這個國有企業繼續大規模發展，那么就是一分錢不交也是可以的，如果不太需要這個國企發展，那它就應該交超過 15%的利潤。重慶規定國企的利潤 30%交財政，然后財政里面 50%用于民生。其次是國企老總和員工收入過高，激起了廣大群眾對國企強烈的不滿。國企的管理層拿那么多的薪水，根本不符合國際慣例。北歐的一個國家的國企負責人的平均收入只相當于公務員的 1. 5 倍，當然也有更高的，但是沒有高出十幾倍的。現在部長一年工資也就 10 萬左右，我們沒有聽說過哪個部長跳槽。國企員工的福利普遍高于私有企業，這個問題要有更具體的分析。三年前制定國資法，我就主張要加工人工資，當然我說加的對象不只是國企工人，還有私有企業工人。企業一般的職工收入包括福利，應該和高管層的收入和福利掛鉤，絕對不能像美國，管理層增加了 300 多倍，工人只增加了百分之幾十。第二就是和企業的勞動生產率掛鉤，和企業三五年內的利潤率掛鉤，還有就是和當地的物價掛鉤，應該四個同步掛鉤。但是這些還沒有落實。勞動者的利益是應該靠國家來維護的，是應該由國家主導的。國家如果不主導這件事，事實上就是交由私人壟斷、資本家壟斷，那么工人收入問題就永遠得不到真正改善。
建立全球經濟政治文化新秩序
1990 年至今，隨著冷戰的結束，美國成為了唯一的超級大國，沒有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能夠扮演平衡者的角色。為了鞏固 “全球領導地位”，美國不斷交替使用 “單邊主義”、 “多邊主義”戰略手段阻遏多極化趨勢，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能源機構和北約軍事組織等，主導國際規則的制定，推行新自由主義、新帝國主義政策，使南北鴻溝越來越大，世界越來越動蕩不安。
現代的南北鴻溝主要來源于發達國家對知識產權的壟斷。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階段，商品輸出是主要特征; 到了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其特征是資本輸出。現在，資本輸出、商品輸出仍然是存在的，但是作為上世紀90 年代以來的經濟全球化階段的輸出，其突出特征是知識產權輸出，壟斷也不是一般的資本壟斷，而是知識產權壟斷。知識產權壟斷導致南北差距比過去更大。它是靠商標、專利，靠核心技術、技術標準、技術許可證轉讓等手段，來拉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差距。發達國家是“腦國”，發展中國家是“軀國”，知識產權這個經濟發展的腦袋被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控制了。
導致南北差距巨大的第二個原因是美元霸權。美國通過美元的國際儲蓄機制，合法地掠奪各國的、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財富。以中美之間的經濟交換方式為例，能很清楚地揭示這種掠奪本質。中國利用廉價的勞動力、土地、生態資源、中高級人才等等各類資源進行多種類的生產經營，生產之后廉價賣給美國，美國就不生產了；然后，美國印鈔票來換你的商品，你把賺來的錢又存在美國，等于又借給美國用，美國用的時候還不給你保值、增值，利息是負的，因為它大量發行美元導致美元貶值; 到最后，它還倒打一耙，指控你制造了經濟失衡。
展望未來，超越霸權治理、實現全球經濟政治的民主治理，任重而道遠。為了提升現時期全球經濟政治的民主治理水平，必須首先改革聯合國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機構，構建聯合國主導型治理框架。應改革聯合國安理會的構成和機制，增加發展中國家的理事名額，激勵世界各國和地區的政治實體共同參與全球事務決策，提高其代表性和決策效率; 應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代表機制和表決權等，改變少數富國對重大決策擁有否決權的現狀，制定更有效的金融規則和危機處理機制，加強對全球資本流動的監管; 應改革世界貿易組織及其規則，保證發展中國家更多地參與決策并從中受益，確保貿易活動不損害民族利益和勞工權益; 應盡快確立全球統一的貨幣即“世元”，全球統一的語言即“世界語”; 取消美國控制下的北約和某些國際法律機構，重新建立聯合國領導下的維和部隊和國際法律機構。只有這樣，才能重新建立一種各國共同負責的全球經濟政治文化新秩序，公正發展經濟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樣化、軍事自衛化。
面對現實，發展中國家若要更好地維護本國以及世界勞動者的利益，就必須加強合作。合作對象有哪些呢? 一是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合作。比如說在哥本哈根氣候會議上，中國、印度等國家加強了合作，對美國推行“氣候霸權”起了重要的遏制作用。我們越是團結得好，合作得好，就越能最大限度地維護發展中國家人民的利益。二是加強政黨之間的合作。現在是政黨政治，尤其是對那些共產黨或左翼黨沒有掌權的國家，只能通過政黨的合作在國際上造輿論，使得各國的右翼力量受到遏制，國際社會因此而進步。三是加強全球工會的合作。因為除了共產黨、左翼政黨外，工會也是代表工人階級、維護勞動者利益的一支重要力量。四是世界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和左翼學者的合作。因為他們掌握一定的話語權，可以從學術和政策研究方面，從輿論方面，來促進世界更加和諧。媒體如果單獨拿出來，就是第五個要合作的力量。中國要打破西方的政治封鎖，打破他們在新疆、西藏、臺灣等問題上丑化、妖魔化中國的局面，就必須加強與世界各國的媒體間的團結合作。中國現在外匯很多，媒體也很多，中國大的媒體集團應該主動地走出去并購美國等發達國家的重要媒體 ( 或采取其他合作方式) ，促使它們客觀報道中國，維護世界公眾的利益。當然美國等肯定會極力反對，那么，我們就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指出其虛假的經濟自由和新聞自由。
有些合作要加強，有些則要削弱。比如，世界財富論壇以及世界經濟論壇為什么總提要保護知識產權而不說財富分配不公的問題呢? 因為它是跨國公司支持的，所以強調的始終是片面的經濟自由化和全球化，有利于鞏固發達國家的各種壟斷地位。對這種論壇，不必太熱心。全世界左翼則搞了一個世界社會論壇，參會的非政府組織比世界經濟論壇更多，出席的人也更多，對于當前的世界，這個論壇揭示了很多真相和真理。我主張中國應該派人去參加世界社會論壇，甚至也可以在中國舉辦。這樣，我們才能對世界的經濟、政治、文化和軍事發展的大趨勢有全面客觀清醒的認識。再如，中國是社會主義大國，大國要有大國的風范，要與其他國家平等交流，外交上要講對等原則。美國的社會科學學者、哪怕是諾貝爾獎獲得者來華，也根本沒必要過于重視他們，因為諾貝爾經濟學獎是有很強的價值和政治偏見的。對待西方左中右學者的方式至少應是一視同仁的。這些西方主流經濟學大家到底有多少見識呢? 面對全球危機，他們個個面面相覷，啞口無言，以至于英國女王不久前責問他們為什么沒有一個提出預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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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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