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論

　　國企工人的研究在經歷了對于他們的下崗歷程和再就業方式的研究之后，如今走向了工人的身份再造的研究范式。在研究國企工人下崗失業歷程的時候，可以概括為兩種范式：一個是理性主義的互動模式（劉愛玉，2005；王漢生、陳智霞，1998）；另一個是非理性的生存倫理模式（Cai，2002； Chen， 2000； 2006）。前者指出，下崗職工的行為雖然是無奈的，但是在體制轉型中仍然可以循著理性原則把退出作為爭取最大利益的手段；后者認為，下崗職工為了生存倫理，會不顧理性算計而進行自發的、防御性的生存之戰。而關于國企職工的再就業方式研究，一般是通過實證主義的因素分析的方式進行。他們分別分析人力資本（李培林、張翼，2003）、社會資本（趙延東，2002）、正式社會福利、非正式社會支持網絡（顧東輝，2004）等因素對下崗職工再就業的影響。這些分析未免顯得瑣碎，難以建構出什么理論模式。而最近興起的有關國企工人身份再造研究，自覺地把國企工人放在了市場轉型中的群體身份上，從而突出了理論內涵。一種方向是沿著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的思路，試圖去研究中國社會轉型中，工人階級的集體身份打造和打壓的角力（Lee， 2005； 沈原，2006）。而本研究因為是關注國企下崗職工回歸社區后，如何通過身份斗爭來謀取資源，維持生計，所以并沒有刻意導向階級分析的思路，而是沿著文化身份的意義進行分析。我試圖表明，回歸社區后的下崗失業職工的集體身份，像E·P·湯普森（2001）所言，是多重因素建構的，并且服從于布迪厄（1977）所說的實踐利益的需要。本研究是基于北京市城區社區的下崗職工的日常生活策略訪談和田野調查而來，所以我不斷地把這個群體身份放入時間（國企職工）和空間（北京人）這個坐標進行思考，來研究他們是如何通過身份政治作為生存策略的。

一、什么是北京國企工人身份

　　英國社會學家布賴恩·特納（Bran S. Turner）提出，后現代文化已經從文化公民身份角度開始挑戰現代民族國家公民身份的統一性，要求建立基于人權和人性的、承認差異性和多元性的更加廣泛的文化公民身份（特納，2007a）。而約翰·肖特（John Shotter）更是提出，社會身份的建構本來就是在一個充滿對立的、矛盾的、與不確定的時空協商中構建起來的（肖特，2007）。其實，就算不是后現代社會，市場轉型之前的中國社會有關北京市國有企業工人的身份，也不是一個統一的論述。北京國有企業工人，是一個由北京人和國企工人兩種身份組合而成的群體身份。當我們談論北京國有企業工人的時候，首先就需要去分析什么是北京人和國有企業工人。

　　（一）高貴的北京人？抑或懶惰的北京人？

　　北京的印象在中國人民心目中是有著神圣地位的，我小學時候學的第一篇課文就是“我愛北京天安門”，后來跟著藏族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瑪唱“北京的金山上”等歌曲。這些宣傳和教育，以新的話語復活了中國人關于北京皇城的神秘印象。1949年之后，解放后的新中國雖然不斷進行“文化大革命”，試圖破舊立新，建立社會主義的道德價值規范，但是這種文化革命，采取的形式卻是自上而下發動動員的權威模式，群眾參與是對偉大領袖的敬仰和崇拜心理下的積極響應。這種新形式的權威崇拜和符號塑造，在潛意識里傳承了人們對皇城北京的神秘敬仰的心理。到現在，雖然不再談個人崇拜和群眾運動，但是故宮和長城依然是外地人欽慕北京的兩個符號。北京是三朝古都，“首善”之區是北京市的定位，北京應該成為全國的典范。

　　記得我剛到北京的時候，除了逛天安門廣場、北海公園、宋慶齡故居、景山公園、頤和園、長城等景點，就是喜歡逛北京北海附近以及積水潭一帶的胡同。和胡同里的老北京聊聊天，看看他們的房子、擺設，追憶老舍筆下的羊圈胡同的印象。逛累了，就到新街口附近的小吃店喝碗北京炒肝、吃幾個慶豐包子、或者吃碗北京炸醬面，都感覺是那樣的美味和享受。北京對于我這個外來的新移民充滿了神秘和向往。我對北京人的印象也是積極向上的，覺得北京人熱情、大方，隨便走到哪里，迷了方向，問一下路邊的帶紅袖箍的老頭老太太，他們都會熱心、而且不厭其煩地告訴你“如何如何走”。我喜歡北京的大氣，雖然有時候，你會覺得北京人喜歡擺個架子、教訓你幾句，顯示出一種居高臨下的優越，但那也是熱心地教導和提示，很少有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媚俗和輕浮。能夠作為北京人，是一種令人羨慕的尊貴身份，解放后的新中國打造出了一個令全國人民羨慕的北京地區身份。

　　然而，此番關于回歸社區后的北京下崗失業職工的日常生計研究，各方關于北京人的評價卻大大出乎我的意外，一路談來，盡是負面的評價。

　　“北京人又懶又饞，吃不了苦，受不了罪。”

　　“北京人是懶、饞、奸、滑，都是皇城根的八旗子弟作風，提籠架鳥、抱個貓遛個狗的。”

　　“北京人都是爺，不是爺的，也是伺候爺的，豈能像外地人那樣什么都干、什么人都伺候。”

　　比較完整的論述是：

　　“北京人是有名的又懶又饞。雖然我是北京人，我自己也不避諱。為什么呢？因為北京是個皇城，以前北京人都是圍繞著皇宮轉的。達官貴人圍著皇帝轉，小老百姓圍著達官貴人轉。北京人就比外地人有這種優越感，能夠和朝里的當官的沾上邊。你現在讓北京人去和外地人爭這碗艱苦飯，他不干！你不信，你去問問，北京人可以要到這個特權，比如開個門市、擺個攤點什么的，但是他們不愿自己干，他寧可租出去、或者轉包出去，少掙幾個錢，也不愿受那份罪、吃那份苦。”

　　這是亞運村附近一社區社保協管員在和我聊天時談到的評論，而他本人就是一位失業后被社區招聘去的社會保障協助管理員。這種看法不僅僅是他一個人的，我訪談四個社區的居委會干部，談到社區中的下崗失業職工，差不多都是這種態度。

　　而且，即使下崗失業職工本人，也都不忌諱這種負面評論，坦然承認、甚至主動剖析北京人無法再就業的文化現象。比如玉河社區居委會的下崗失業職工老李就告訴我：“這還就是，北京人就是懶，下不來這面子。這老輩兒都說，北京人都是提籠架鳥的爺，你讓他早晨3點鐘去進貨賣菜，那恐怕沒人干。他不能干這么辛苦的活。很多在北京謀生的外地人，像溫州人、河南人什么的，人家剛來的時候就拿幾百塊錢，經過幾年的拼搏，房子也買了，老婆孩子也接來了，他們就說：‘你們北京人就是懶’，還是有飯吃，不肯干這辛苦活。”

　　初始的訪談，差點讓我沿著貧窮文化理論，去追尋到底為什么回歸社區后的北京下崗失業職工，不如外地人那么積極投身競爭性市場，謀取生計，而寧愿“守著金盆，靠國家的救濟要飯吃？”根據劉易士的貧窮文化理論，貧窮文化的養成，究其根本，乃是因為不公平的就業機會和生活環境等塑造出來的一種生活習慣，對窮人來言，“是一個精神、一種理路、一套防護機制，缺乏這些窮人是活不下去的。”（劉易士，2004）。或者如威爾森的細致分析，貧窮文化雖然不是一種窮人的價值認同，但至少是他們在特定社區情景下的適應性行為模式（Wilson， 1996： 71-72）。可是，我不能理解的是，北京的下崗失業工人并不是長期生活在一個貧窮落后的孤立社區，他們曾經是中國社會等級結構的工人貴族，享受著社會上比較優越的工資福利待遇和社會政治地位（Lee， 2000； Walder， 1984），套用貧窮文化理論，顯然是文不對題。

　　（二）是企業的主人？還是工人貴族？

　　上邊我指出，國企工人曾經是中國社會等級結構中的工人貴族，享受著全面而優越的工資福利和社會政治地位。然而，關于社會主義國企工人當年工廠生活的認識是充滿爭議的。右派人士認為，國有企業效率低下、人浮于事、管理混亂（陸風，2000）；左派的看法卻認為，國有企業工人的勞動效率高于資本主義類似企業工人的勞動效率，國有企業的經營效率問題是因為官僚專制主義體制（Burawoy and Lukáce， 1992）。歷史已經成為過去，我們無法再去通過實地經驗研究，來進行中國當年國有企業的工廠民族志書寫，而只能根據人們的回憶進行歷史的表達。雖然，回憶總是帶著當今時代的情景比較，并沒有客觀真實的歷史再現，然而我們還是可以從他們的表述里，細致梳理出當年工廠生活的影子和他們的感受。

　　對于當年國有企業的崇高的政治地位和工人們的自豪感，現在他們回憶起來依然內心滿足。一位當年在北京市針織總廠上班的下崗工人回憶說：“當時分到這個工作挺高興的，國營大企業，北京市針織總廠還是挺有名望的，也是毛主席抓的‘三廠六校’么，國家領導人三天兩頭去。當時咱們這個朱老總，朱德帶著他的夫人康克清，就兩個人帶著司機開著車，三個人來到我們總廠。當時我參加工作屬于保衛科，干了一段廠內保衛。朱老總啊，那么大的官，就兩個人下到工廠，咱不說什么，就說那個時候偉人啊，這個、這個，很平易近人。所以說，那個時候我們工廠，中央領導人，外國元首經常去。”

　　而一位從北京五星啤酒廠下崗失業的工人也回憶說：“像我們這個歲數的人，50多歲的人，都特別懷念毛澤東。為什么？毛澤東在的時候，雖說不管你吃的好壞，你溫飽不用發愁。所以，那個時候特懷念。因為我們剛上班的時候，掙錢少，幾十塊錢，也沒獎金。哎，都活得挺充實、挺充實，也沒什么歪門邪道、什么偷東西啊，這個那個的。”

　　當然，工人的自豪感是和其所在工廠的級別、行業相關的，像大型國營工業企業里的工人當然是內心感覺自豪和滿足的，而商業企業和集體企業里的工人自豪感就不如上述國營工業企業里的工人那么強。比如原來在北京市第一商業局下屬的北京信托物資公司上班的下崗失業工人就說：“1975年國家正式招工，我從農村插隊回來，進入國營企業，正式職工，一直干到2000年，整個工作了20多年。工作環境雖說不是特別好吧，那個時候我干勁十足的。你有一份穩定的收入，而且那個時候也沒有什么亂七八糟的，比較正規，8點鐘上班，下午5點下班。”

　　而一位在北京市鐵路南站一家鐵路公安局下屬的集體旅館工作過的下崗女工則告訴我：“從1981年到2002年，干了20年了，等于他們就把我們給轟回去了。我覺得反正（我們公司）是個企業，和其他企業也沒什么差別，反正也有什么醫療，也一年年漲工資。有一段效益挺好的，因為是鐵路自己辦的么，人家也相信我們，而且那一片剛開始的時候就一個或者兩個旅館，你不用招呼客人，人家旅客自己就到了。”

　　對于當年工廠內的職工之間的關系，幾乎所有的職工都懷念那種充滿人情味的互相尊重和關懷的關系。這不是說工廠里不存在華爾德描述的中國工廠里的派系競爭和庇護關系（華爾德，1996），而是說現在的下崗失業工人對當年工廠生活的回憶，已經不像華爾德做研究訪談時那樣，強調國營工廠里的政治競爭和壓抑{1}，而是對比了國企改革帶來的生計破壞之后，開始懷念當年那種帶有傳統意味的工廠人情關系。

　　北京五星啤酒廠下崗失業的那位工人告訴我：“一進來的時候跟你選師傅、給你分。這個師傅姓張，跟著學。那個時候師傅跟現在不一樣，那個時候師傅告訴你，沒有保留的。告訴你，怎么干，明天不會干，再告訴你。后天再不會干，你還別問，稍微一什么，上去就是‘當’的一腳，‘干嗎了你，給你說兩遍了，還記不住啊？’真能學到東西。那真是覺得師徒關系跟父子關系一樣。到現在跟我師傅關系都很好，婚喪嫁娶那咱就是自己家，真的跟我師傅關系相當好。”

　　他還告訴我，當年他們工廠里人際關系很復雜，到處都是親戚套親戚，各種關系互相影響制約。我問他：“你覺得當時廠子里涉及到提升、漲工資、分配福利，這些涉及職工切身利益的事，當時廠子里是一個什么樣的標準和原則？”

　　他說：“這標準就是沾親帶故的、七大姑八大姨的、跟廠長有點親戚的，全當官，甭管是八桿子打不著的都當官。你跟他沒親戚的，你當不了。像咱這，你要是不小心的話，不留心眼的話，你真的很難在里面生存。”

　　但是他也認為，靠自己的努力，處理好各種人際關系，即使沒有庇護關系，也能獲得提升和生存：“像我這為什么能夠在里面生存這么久，咱就掌握一點，少說話、多干事，多為老百姓干事。我剛進廠，跟師傅當學徒，后來當班長。那時候技術不錯，說白了，干活啦、作風啦、不怕臟、不怕累，當班長。班長完了，團委、團支部書記，段長、工段長。然后給我提上去了，到動力科，開始是科員，后來是副科長。”

　　除了當年工廠中復雜的人際關系影響工人的升遷和工資，但是他指出那個時候的生活穩定和保障的重要。他跟我回憶那時候的生活說：“那時候我掙60多塊錢，我拿回家去，我能養倆孩子、一個老人，4口人生活。現在你給我兩千塊錢，我連一個孩子也養不起。以前六個像咱們這樣的小伙子啊，出門上西單胡兵樓，那時候北京最高級的飯店了，現在不行了，那時候相當不錯了。六個小伙子，拿多少錢去？5塊錢。到那里哪個菜好要哪個，找你們最好的菜上，然后最好的酒上。吃完了、喝完了，5塊錢還用不了。兜里裝5塊錢，我就敢請你們5個吃飯去。現在誰敢去？” 

　　當年國營企業的管理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確實比較混亂，但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改革的初期，因為主要是放權讓利，實行承包制，職工回憶起來，感覺和現在比起來感到有更多的制度保障和機會參與工廠的民主管理。

　　一位從北京遠東儀表廠退休的大姐就說：“這個（企業體制改革）對收入分配的影響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覺得跟領導個人素質、領導作風有關系。那天我去看我們的老書記，他后來調到了集團公司當黨委書記了，還聊到這個話題。后來我們的廠長也就是我們的董事長，實行的是一種家長制作風，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但是那個時候就開始改制了。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原來廠子里有職工代表大會，這是一個制度。八幾年的時候，它還能發揮作用，替職工說話什么的。但是后來就不行了，就成一個擺設了，變成了一個御用工具了。另外就是工會，它本來應該是工人利益的最高代表組織了吧？但是我覺得，工會已經大不如從前了。你別說和戰爭年代的工會組織發揮的作用比，就是和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工會比，現在的工會發揮的作用也大不如從前了。以前的工會，都能被當作娘家，有什么委屈啊、苦難啊，都可以找工會去宣泄，去投訴。工會替你反映。現在的工會呢？我覺得有兩個因素：一個因素就是經濟轉制啊，權力集中啊、領導素質啊，感染了領導作風，使他們脫離群眾；另一個因素，就是單位主要領導不重視工會。”

　　當我問到工廠領導和工人關系，是否能夠影響工人的主人翁意識的時候，這位大姐告訴我：“我給你舉個例子吧。我們廠九十年代的時候已經實行了董事長、總經理制度了，權力絕對集中了。我曾經給廠子里提過一個合理化建議，要提高我們工廠的知名度，才能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我說應該宣傳我們公司的形象，在我們的班車、一些大型貨車上等打上一些宣傳口號或者介紹信息什么的東西，讓大家都知道我們遠東儀表公司主要經營什么的。但是過了一段時間，我反思這個事，因為我這個人比較直，有啥說啥，在后來的一個座談會上，我就說，‘我當時寫的時候不知道怎么想的。我覺得是為了廠子出謀劃策，為了廠子的利益去寫的。后來我就想抽我自己大嘴巴。我干嗎寫呢？廠子的好壞跟我有什么關系呢？掙錢掙老板自己腰包里了，給你個人解決什么問題了呢？有什么關系呢？’原來八十年代的時候每年還給職工漲工資什么的，雖然工資級別比較低，但是你還能感覺到廠興我興、廠敗我恥。現在感覺企業效益好壞跟工人沒什么關系。原來八十年代的時候，工人漲工資都是車間公開討論的，都給你公示，讓你參與，讓你提意見。但是后來就不是那么回事兒了。因為這個時候公司已經是董事長的家天下了，他們自己說了算，他說什么就是什么、他說用誰就用誰。中層干部也都要仰他們的鼻息生活，你要想當個中層干部必須跟他們趨炎附勢，連黨委委員也都要看他們的臉色。不要說工會了，黨委也變味了。原來黨委都是從基層選拔出優秀的黨員組成的，現在都是跟他意見一致的就用你。董事長是老子天下第一、唯我獨尊。”

　　這位大姐的話提示，當安德魯·華爾德（Andrew G. Walder）正在寫他的《共產主義的新傳統主義》（1986）的時候，其實正是中國工廠里發生由七十年代的車間領導和工人的依附關系轉向九十年代工廠權力向廠部領導高度集中的過渡期。這個時期正如這位大姐所言，隨著工廠的承包制和放權讓利，工廠里一度比較民主和公開，工人們能夠通過工會、職工代表大會參與工廠的管理和決策，而且也能較大比例地參與工廠的經濟利益分享。但是，隨著九十年代現代企業制度的推行，管理權限高度集中到廠部高層領導，廠內基層民主管理日益空洞、而利益也日益集中到了高層管理人員。工人們在工廠里的主人翁意識嚴重挫敗，更不要說工人貴族的特權地位。

　　從上述描述來看，當年的國企工人們的生活雖然談不上是工人貴族，但是相對現在的生計不穩定，他們卻非常懷念當年那種比較平等、穩定的社會生活；而工廠的人際關系雖然摻雜著華爾德所說的傳統主義的派系競爭，然而確確實實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曾經有過一段工人民主參與管理和決策的美好時期{2}，雖然談不上是企業的主人，但至少相對于現在的工廠管理專制，已經讓工人們覺得愿意關心企業經營。無論北京國企工人的身份有多么地多樣、變動和爭議，經過幾十年的工廠生活，國企工人的群體認同已經牢牢地建立，他們在工廠生活中也會有他們的利益競爭和政治沖突，但是那畢竟給了他們一個相對穩定、規范的工廠生活，塑造了他們的心理歸屬和心理動力，給了他們一個群體身份。問題是這種國企工人的身份感已經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期的國企改革和市場轉型所需要的原子化的市場主體身份格格不入。下一節我將分析圍繞著他們的身份再造而出現的分類斗爭。

二、市場轉型中北京國企工人身份的再造

　　有關市場轉型引起的中國國有企業工人身份的再造是中外學者的研究焦點（ Lee， 1998， 1999， 2005； 沈原，2006；佟新，2002）。大家都逐漸清晰地認識到，中國市場轉型，正在逐步地把原來的國有企業工人的身份，拆解成一個市場原子化的勞工主體。而當工人們面臨著真正工廠生活的中斷時，他們開始努力地維護自己的國企工人身份，作為抗爭市場沖擊的斗爭策略。伴隨著改革、轉型過程，中國國有企業工人的身份經歷了早期的“一家兩制”、“雙體制人”、“下崗職工”、“失業職工”等漸變的過程。如今，他們已經不會再幻想靠國有企業來安置他們重新上崗，但是他們卻仍然緊緊抓住“國企下崗失業職工”這個身份，在努力地和勞動市場上的“外來打工者”區別開來。因為正像艾森和吳德（Engin E. Isin & Patricia K. Wood）所言，群體身份（Identity）總是和一定的地位（Status）、權利（rights）和利益分配（redistribution） 等所謂公民身份（citizenship）相聯系的（Isin and Wood， 1999）。在中國還沒有普遍的公民身份之前，這些曾經享有全面保障的國企工人們，必須通過身份大戰，來爭取他們日漸削弱的社會地位和權利。當然，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總是期望把他們類比為外來打工者那樣的原子化的市場身份。正如布迪厄所言，階級身份本來就圍繞著相關的利益和權利，而進行的一場依靠符號表達啟發群體意識和動員集體行動的實踐策略，而不僅僅是一種客觀的社會生產關系，也不僅僅是一種理論建構（Bourdieu， 1987）。本節我們集中闡述，回歸社區的國企下崗失業職工是如何通過和退休人員、外來打工人員、社區管理人員的身份斗爭，作為一種生計策略，展開日常生活實踐的。

　　（一）和當地退休人員的身份爭執

　　當前的北京基層社區里大致可以分出這么幾類人：退休職工、下崗失業職工、外來打工者、社區管理人員。他們之間都在挪用和生產著話語資源，建構自己的群體身份，轉換成一種生存策略。在社區里，一般老年人會代表主流意識形態發聲，對不同群體進行評論。面對曾經是自己的相同階級成員下崗失業職工，在社區中過著安穩、悠閑生活的退休職工，就代表主流意識形態對社區中不去市場上再就業的下崗失業職工表現出不滿和譴責。

　　我所研究的社區有一個小公園，里面每天都有退休人員和下崗失業人員在那里聊天和休閑。一天早晨，我在那里和一個從西城區公安局退休的老干部聊天，他就跟我說：“你看這些整天在這塊打牌的八旗子弟，無所事事，坐吃山空。哪像人家外地來的，知道干啥的。這北京人就是好吃懶做，都是提籠架鳥、遛個狗、抱個貓的大爺。早晚這幫人得讓人家外地人超過他們。”

　　可以看出來，這位退休干部是參照市場上的外來打工身份，來比擬下崗失業職工，而把自己的退休生活狀態在論述中隱去。當然，一般退休職工都會通過闡述自己當年的光榮史，來合理化自己的退休生活。比如這位退休干部就給我講到，他當年當過兵，當偵查兵，帶領弟兄們在野外開荒種菜，改善駐地的生活條件。后來從部隊轉業到北京公安局，多少年都是單位的先進，自己是一步步干出來的。現在退休了，孩子們都有自己的工作，他沒什么顧慮，每天就遛遛狗、聊聊天，在外面吃完早點，從早市買點菜，回家準備中午飯，感覺挺自在。所以，退休干部和職工以自己的奮斗歷史來合法化自己現在的退休生活，而對于下崗失業職工卻參照外地來的經商務工人員來抨擊他們懶惰。

　　到底下崗失業職工又是如何定性自己的生活狀態的呢？這些社區中的下崗失業職工，所參照的恰恰是退休職工的生活模式，他們力圖維持自己作為北京產業工人的工作、休閑模式，通過爭取國家的政策優惠，來確保自己的退休保障。他們無論如何都不會進入競爭性社區市場體系，做一個和外地人一樣的平等競爭者。

　　玉河社區老李曾經是一名下崗職工，現在社區里做“志愿”{3}的老年工作委員會主任。他告訴我，“我就是從輕型汽車公司下來的，到退休還有幾年。現在把檔案放在了街道社保所。他們給我辦了個靈活就業，可以享受‘三險’優惠政策。然后我在社區幫忙，一個月有600多塊錢的補貼。這就行了，每天在家附近，可以照顧到家里。現在去市場找工作，不給上‘三險’的，一個月千把塊錢，如果給上‘三險’一個月也就是六、七百塊錢。”

　　老李可以享受三年的社會保險繳費期，這個優惠期馬上就到期了。他告訴我，他會繼續跟街道協商爭取這個優惠，來確保自己的退休保障。老李說：“我已經跟街道說了，街道應該給我接著繳納社會保險費用中的單位應繳納的部分，否則街道給我的那點補貼一年繳完社會保險費就不剩多少了，那我干這個居委會工作就沒什么意思了。街道已經初步答應我了。”

　　在社區賦閑的下崗失業職工老袁也告訴我：“咳！到時候再說吧，看街道還招什么工作不招，反正不能餓死，得找個活干，得把這‘三險’給靠上，不能斷了。我去街道問了，繳納‘三險’累計25年就可以享受養老和看病的待遇。我已經差不多20多年了，再繳幾年就夠了。到老的時候，可以享受養老、看病什么的就行了。平常的生活，怎么都能過了，你說是吧？”

　　退休職工嫌下崗失業職工懶惰，不如外地人勤奮、吃苦、耐勞。下崗失業職工自己也承認，但是他們認為這是北京人的通病，不是他們下崗失業職工的表現。老李就說：“這還就是，北京人就是懶，下不來這面子。這老輩都說了，北京人都是提籠架鳥的爺。”

　　老袁也承認這一點：“你知道吧，這北京人‘奸、饞、懶、滑’，你說這臟活、累活，他不愿意。你說那會兒上班清閑慣了，你讓我受那累，除非是過不去了，我不會去干的。我這北京人，我也不怕別人說什么的，這大家都知道。”

　　但是老李并不認為國企下崗失業職工就比其他北京人懶惰，而是承認大家生活的不容易。他說：“從國企下來的這幫人都挺難的，上有老、下有小的。當時就是各個單位根據自己的情況對職工進行了一次性補貼，就算解除勞動合同了、失業了。然后就靠那幾萬塊錢養家戶口，能撐多久？自己有關系的可以另謀高就，要么是靠自己的房產租出去養活自己。大多數都沒什么關系，只能干耗著，那點錢坐吃山空。”

　　而老袁提起現在退休的那些企業干部，甚至很憤怒：“我們那時候根據工齡計算補償金，工齡長、接近退休的最劃算，一年6千，30年工齡，就是一、二十萬，夠半套房子錢了，然后，兩三年就退休了，照常拿退休金，多劃算啊！白撿的啊！”

　　他說：“我不愿意跟他們走那么近瞎聊。你像我們樓下幾個老太太，太愛管閑事了，沒事了就在那里嚼舌頭，說人家這個不干活了、那個有問題了。她怎么不說自己的孩子吸毒了、賣淫了？要么就是說誰家孩子不行了，又吃胖了，你管得著么？我就最煩這幫老娘們兒在那里瞎議論。”

　　所以，很清楚作為土生土長的北京人，雖然下崗失業了，父輩們享有的悠閑生活，到他們就突然斷裂，像外地人一樣轉為工作倫理導向。他們也會為生計和利益去奮斗，但是他們的策略是其過去的生活場域中內化的行動習性，通過政策資源、關系資本來獲取利益，而不是下降到和外地人一樣，通過拼命工作賺取利益。下面我們來討論下崗失業職工如何和外來商販區分開來。

　　（二）和外來商販之間的身份區分策略

　　除了來自社區內退休職工的輿論壓力，下崗失業職工還要遭受來自外來打工經商人員的輿論壓力。只不過，涉及到和外地人之間的關系，會顯得更加復雜。外地人對北京人是既羨慕又輕視的矛盾心態，羨慕北京人中有錢人多、有權人多、有關系的人多，但又看不起北京普通老百姓的懶惰、傲氣、愛面子和悠閑自在。而北京人（普通老百姓）也是一方面敬佩外地人能吃苦、勤勞、敢闖、拼搏奮斗，另一方也看不起外地人不懂規矩、命賤、貪錢等。

　　一天，我在玉河社區的早市里和一位河南來的商販聊天，“你說這北京的，有的為什么那么緊張，就不能在市場上也擺個攤呢？”

　　那位河南來的大姐說：“對呀，我也弄不清楚，人家放不下那個架子吧？其實就干幾個小時，掙得夠吃夠喝的，多好啊。想吃啥吃啥，也不用偷偷摸摸的，或者撿那孬菜買。有的是看著真緊張，可就是不干我們這行兒，嫌累、嫌臟。其實，哪有上班那么死板呢？”

　　在早市門口一位推著自行車賣期刊雜志的大爺也說：“人家北京人都是皇城根的，那都是伺候皇宮里的，身份比較高貴。反正他們不參與這市場里來，人家是爺啊！”

　　另一位早市里擺攤兒的河南大姐也說：“他們（北京人）干不了，哪受得了這罪啊？早晨3、4點多就起床去上貨，一直到9點多鐘，剩下的還要到馬路上去賣。馬路上賣東西，城管的來了還得趕快跑。北京人哪受得了這罪啊？”

　　我們可以通過馬路市場的一段對話，來體會北京人和外地人之間的身份差異。馬路市場因為不那么集中，所以生意也不太緊張，外地商販是把這當作一種放松和休閑。

　　有一天，我在早市門口，和那里散攤以后的幾個商販聊天。河南來的一位賣菜的商販在談他兒子，兒子在老家上中學，放寒假到北京來找爸爸媽媽姐姐哥哥玩。這位商販在訓兒子說：“反正我給你們一個個都掙足了學費，供你們上學，上不好可不是我的事了。我們那個時候天天吃不飽飯，不上學了，出來打工。現在你們不好好上學，就只有像我們一樣受罪了。”

　　一位北京的大爺對這個商販說：“你這得能夠坐得住、撐住。我兒子大專畢業了，沒找著工作，就天天在家里玩電腦，成了一個玩家。這不，一家公司最近看中他了，讓他去上班，一個月5000塊。你不能嫌你孩子在家待著，他得等機會，當然還得有點本事。” 

　　老實說，確實存在著年輕人因為玩電腦而有工作前途的，但是這畢竟是非常稀少的特例。然而，這個對話盡顯出來北京人和外地人的人生態度和對子女成長的心理期待的差異。北京人不是太強制孩子要刻苦讀書，作為一種出人頭地的途徑，他們能夠坐得住，即使是長期沒有工作和收入，也可以利用當地人的身份熬過去，等待著機會的出現。外地人的生活世界里本身就缺乏這些機會，所以比較強調通過合法或者非法途徑來拼搏，從而改善生存條件。

　　我問那個外地商販說，“你們批的蔬菜、水果，早市收攤以后賣不完咋辦啊？”

　　他說：“拉回去，明天再賣。”

　　“不在家門口、馬路邊上賣一點？”

　　他說：“那要看情況了，得提防著城管和交警，抓住了就罰款，搶東西，沒收三輪車。”

　　“為什么要沒收你們的三輪車呢？”

　　“欺負窮人吧，說我們的三輪車不合法。”

　　“你們不會辦個證？”

　　“辦證？誰給你辦證？這都是不允許的。”

　　“不允許？你說的是給三輪車上安裝機動裝置吧？”

　　“是啊，現在警察查得可兇了，有時候都跑到市場里查了。”

　　“警察不讓你們上路？”

　　“是的，所以我們都是早晨上貨，警察沒上班，沒事。但是白天在外面跑，發現了就不行了，抓住了就罰錢，有時候把車子都扣走了。”

　　“那一次罰多少錢啊？”

　　“難說了，50、100、200不等。”

　　旁邊一位賣菜大姐說：“我可遇見過好說話的。有一次我早晨騎摩托車，碰上了一位交警。我說壞了，我什么都沒帶，我就實話實說吧，我說我剛從河南老家回來，什么都忘了帶了，你就饒了我這次吧。我心說，他這不定要罰多少呢？誰知道，人家真不錯，就要20塊錢。我趕緊給人家20塊錢就走了。”

　　“那你和他要票據了嗎？”我問。

　　“還要票，人家饒了你了，才跟你要20塊錢，你還不識相點，趕快走。要票據，他罰你50、100呢！”她說。

　　旁邊他丈夫說：“我可不那么幸運。有一次我們一家開這輛車，我兒子在旁邊就沒有系安全帶，我什么證都齊全，結果警察看見了，就非罰200塊錢。”

　　所以外地人在北京謀生，為了圖點方便、實惠，就需要學會對北京的管理者識相，看他們的臉色行事，自然會生出一種對北京權勢階層的敬畏和機智應對。這需要這些商販們常年在北京摸爬滾打，熟悉了周邊的環境和管理風格，從而積累實踐中的智慧。

　　除了這種生存智慧表現出來的對北京管理者的識相和機智，他們更是欽佩那些有特權關系的北京人，而不去關心這種特權是否公平。比如，有一個外地商販就對我直接表達出對北京特權階層的羨慕之情：“你可別小看這個早市的承包人，那老太太可不得了，一個月那咋也得有幾萬塊錢的收入。你可以算出來，這個市場上統共四排，一排20個攤位，按照最低的租金算，一個月也有24000塊，如果按平均價，可能有48000塊，扣除四個管理員的工資，老太太怎么也得有幾萬塊錢。我原來擱河西邊的一個市場上擺攤，乖乖！那里的老板更黑得不得了，一年咋也得有上百萬。那里的攤位貴的時候一個月租金一、兩千塊。你說，在那里賣菜，不缺斤少兩，那咋能賺到錢？”

　　“我這個攤兒是從一位北京地痞手里租來的，人家有門兒，手里有好幾個這樣的攤兒。一個月給他幾百塊錢，省事了。有什么麻煩，打一個電話給他，他啥都給你擺平了。”

　　所以，社區中外地商販在北京的生活處境，使他們對北京的特權和權勢階層采取一種很實用和欽佩的態度；而對那些沒有權勢而又愛擺架子的普通北京人則表達出一種不屑和鄙夷。那到底北京普通老百姓是如何維持北京人和外地人之間的關系呢？

　　在早市旁邊參與聊天的那位北京大爺給我講的故事，說明雖然北京當地老百姓日子也是緊巴巴的，但是他們仍然希望外地人對他們禮讓和尊敬，畢竟當地人會在特殊時刻能比外地人動員起來更豐富的社會關系解決問題。那大爺手里拿兩個鋼球搖來搖去，據說是一種健腦的方法，頭上帶著一頂黑皮禮帽，但是腳上卻穿著北京特色的圓口平底布鞋，我猜可能是“內聯陞”，因為北京人連臭豆腐都認“王致和”的牌子，鞋子更是要認牌子的。

　　那大爺說：“我們小區里一個小伙子常年在那里賣水果，但是一點兒眼力勁兒沒有，跟人忒計較。有一天，我看他手里提兩條煙在那里晃悠，我說，‘怎么了？有事啊？’那小伙說，‘我三輪車讓派出所給扣了，想找個人給弄出來。’想讓我幫他。我心說，‘孫子，就你這平時斤斤計較的，出事了弄兩條煙就想讓我幫你？’”

　　他還說，“其實那派出所所長原來是我們這片兒的，從小看他長大的，我認識他。那所長也夠生的，連他二大爺的摩托車都敢扣。但是，我要去找他，他會給這個面子。不過，我不愿管這個閑事兒。”其實，你能感覺到，他是明顯地對那個外地小伙子平時對他不恭敬的懲罰。

　　除了這種特殊時刻可以展現出北京當地人的社會關系優勢，就一般抽象關系來言，北京老百姓確實認識到在北京的外地人展現出來的拼搏、奮斗精神，坦承在這方面北京人不如外地人那么努力。比如運河社區的一失業職工就告訴我，“第一，外地有外地的好處，外地人能吃苦；第二呢，很多人，北京人相信外地人，不相信本地人；第三呢，北京市的人比較懶，吃苦耐勞的精神比較差。你比如說這房子啊，我租給外地人，我租300塊錢，你要是北京人，他寧可要500塊錢。他人和人之間，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那種感覺。”

　　但是認識到外地人能吃苦、敢拼搏，并不等于北京人就要屈尊俯就，也像外地人那樣去做。相反，這更使他們覺得自己的生活模式珍貴。比如上述玉河社區老袁的例子，“我跟你老實說，我可受不了這罪，咱老實承認，這北京人就是懶。早晨3、4點鐘起來去上貨，大冬天站這兒冷呵呵的，我哪受得了這罪啊？就我這身子板兒，幾天下來小命兒就沒了。我們那時候上班，一天才工作幾個小時，你讓我現在這么干，哪受得了啊？我還是惜命吧！”

　　“惜命”，這是很多北京人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他們寧可少掙些錢，降低一點生活水平，也不會拼了老命去奮斗。對于他們來說，生活的意義在于維持一種自然、舒適、穩定的社會關系和生活節奏。就是做生意掙錢，也是要靠一種社會關系和機會，而不是滿大街的去“撲騰”。北京西站社區的失業職工英杰就說：“經濟這個東西，你要是看得特別什么……還是主要靠關系。沒準你趕著一個機遇，你一下就可以，那什么了。因為你滿街上去撲騰去，亂找去，那肯定是上心了。但是，咱說，未必有幾個成功的。你像大街上，鋪面上招租的，咱說，肯定不會便宜。” 

　　而西站社區另一位失業職工景仰先生也說，“現在不能找活干，好漢不掙有數的錢，對吧？做生意也不好做，你說做什么生意啊？這幫地方狗官們，派出所的、工商的、稅務的、衛生的、檢查的，說白了，哪個你不得去呀？做個小販受累不掙錢。”

　　所以，北京普通老百姓盡管承認外地商販比他們吃苦、勤奮、拼搏，但是他們根本就不屑于這種謀生方式，更難像外地商販那樣去通過市場的滾打，積累和管理權貴們互動的實踐智慧。他們比較珍惜自己的性命，珍惜自己的生活方式。在他們的觀念里，做生意掙錢也不是滿大街“撲騰”、掙“有數的錢”，而是要靠關系、等機會，否則，他們寧可降低生活水平、動用自己的積蓄、靠福利救濟等手段維生。這就是北京基層老百姓的身份區分策略，在區分于外地商販謀生方式的同時，其實是努力抵制市場化競爭對舊有社會生活的破壞。

　　（三）和社區組織互動中的身份協商

　　圍繞身份問題，北京市下崗失業職工除了面臨社區中退休老人和外來商販的口舌之爭，還有就是和社區組織互動中的協商與較量。從這個側面更能看出來主流意識形態關于下崗失業職工的身份打造策略，以及下崗失業職工的抵制策略，因為社區組織的工作人員都是代表政府的意志提供服務的，盡管他們大多數曾經也都是國有企業的退休或下崗失業職工。

　　一天，我問玉河社區居委會主任，為什么社區下崗失業職工不能利用社區環境實現再就業呢？

　　她說：“當然是這些人懶惰了，你看人家外地人都能拖家帶口地在北京租個門面房活下去，咱北京人為什么就不能呀？還是他們有飯吃，餓不著！”

　　這是一種普遍的認知，在前邊第一節我已經就北京人的概念描述了這種論述。大家都認為北京人不管是下崗失業職工、還是其它群體都是又懶又饞，還有自身的優越感，不愿意像外地人那樣到市場上去撲騰掙錢去。那社區如何給這些下崗失業職工提供什么服務呢？

　　玉河社區的社保協管員告訴我：“（這社區）一共有200多下崗失業人員，國家有個基本原則，有勞動能力的不能吃低保，得去找工作，自己找不著的，社保所負責推薦就業，推薦就業主動放棄的，不能吃低保。現在在家待著的，都是挑三揀四的，那我們就不管了。”

　　亞運村社區的社保協管員也說：“他們（指下崗失業職工）落到社區里，已經是不容易了，主要是給他們提供好服務，讓他們別提意見、別出問題，幫助他們解決好力所能及的問題，也就算工作完成了。”

　　西站社區的居委會主任也告訴我：“下崗失業的群體我們國家說是有優惠政策和各種服務，但是其實并不能真正解決他們的問題。所以只要能保證上繳三險，自己就零星地找些自己的活干。”

　　她所謂的真正解決下崗失業職工的問題，是指給他們安置一份穩定的工作。目前北京市已經認識到這個問題——下崗失業職工需要一份穩定的工作，而不管這份工作的收入高低，只要能保證有三項社會保險，能維持生活就行，所以北京市也在大力開展公共就業援助。

　　運河社區的居委會主任就告訴我：“這些老北京社區居民每個人收入可能也不高，一個月也就是千把塊錢，住房緊巴巴的，但是他們就是不如外地人那么拼命地去干。他們也就滿足了這點狀況，反正北京的三險政策（指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對老齡職工比較優惠，他們也沒有太大的后顧之憂，寧可清閑點，緊巴點，也不會去掙那些拼了老命的辛苦錢。”“老百姓也很知足，只要讓他們能生活，他們也就很感激。像我們這里最近剛給住戶的房子刷新了一下，胡同里的路也硬化了一下，他們都很感激。我們介紹出去的社區再就業，比如交通協理員，他們都挺滿意，有時候回來看我們，都挺感激的。”

　　雖然公共就業是政府提供的，但其實政府的公共就業崗位也是采取了一種靈活、彈性、低薪的形式，只不過政府通過志愿服務、義務工作、公共就業等詞語進行了包裝，從而掩蓋了公共就業的低劣屬性。當然，也得承認政府的公共就業確實比市場就業機會要更加穩定，而且政府本身還是更容易獲得下崗失業職工的信任，因為他們一直在期待著政府重新安置他們重新上崗。在市場就業普遍走向了靈活、彈性、低薪等非正式形式狀況下，只要政府的公共就業能夠幫助他們解決社會保險問題，其它條件已經不允許下崗失業職工再挑三揀四了。所以，經過了長期的下崗失業狀態，能夠獲得政府提供的公共就業援助，已經讓下崗失業職工心滿意足。

　　運河社區的兩位獲得了公共就業援助的失業職工就表達了這種心態。一位年齡偏大的失業職工說：“所以說正好呢，2004年吧，咱們街道找我，說有一個城管協管員，這個工作挺合適，說能干你就去。這樣呢，說是北京市一共招了七十幾個人，當時是在地壇報名呢，報名的人特別多，下崗的人也特別多，我看有好幾千人。結果撒來撒去，我們街道有七、八個人選上了。反正我們辦事處有我，經過培訓、考核，就合格了。反正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吃低保的。國家照顧吃低保人員，‘四零五零’人員，安排再就業。這樣呢，就從零四年干到現在。……一參加工作啊，心情也舒暢了，所以我現在也比原來胖多了，原來我最瘦的時候才多少？100斤啊！現在我達到120多斤了。……很滿意，因為我這個班啊，是屬于城管協管員，服務于王府井和這個王府井大街。對這個無照經營的，協助他們城管的管理一下。不累，工作性質不累，一天五、六個小時，挺適合我們這個年齡段的。我覺得像我們五十多歲的人了，賣力氣你又不行了，技術呢，你這技術又用不上，所以只能干這個。”

　　另一個年輕一些的失業職工也說：“就咱這個階段啊，這個工作正合適的。正好有一個城管協管員，他說是招‘四零五零’。反正我就是35歲，行了，我說試試吧！到那兒，說‘多大呀？’我說‘35’。說‘那個，35？我們這兒收四零五零’。我說‘你們就讓我試試吧’。他說‘你就先考考，試試吧，不知道，成與不成我可不知道，你先考’。我說考吧，考完了最后我才知道，比我還小的還有呢！二十多歲的也有。可是有了這份工作以后呢，特別珍惜。要不然，總比在家拿三百多塊錢好吧！而且，這個好很多，而且干得心情特好！……有一個公益性組織啊，雖然工資是少點，但是心情好！起碼說，人家問‘干嗎去？’咱說‘上班去’。有個班上了，就感覺著，甭管掙多少錢，唉，甭管掙多少錢，雖然說掙六百多塊錢，感覺是上班了，比在家里游手好閑好得多！”

　　所以，顯然經過了將近五、六年的折磨過程，借助于市場的打壓，政府已經很輕松地通過略施恩惠——提供一份穩定但低薪的公共就業，就已經把下崗失業職工轉化成一個介于產業工人和市場勞工之間的特殊過渡身份。這個身份既保留了產業工人的穩定形式和政府雇傭的特征，但是條件卻是雷同于市場就業的惡劣條件。這可能是下崗失業職工和市場、政府互動之后三方均衡的身份再造了。

三、身份之爭的意義所在

　　下崗失業職工的身份再造不僅僅是圍繞著他們的身份建構進行的一種口舌之爭，其實它服務于中國市場轉型過程新的就業生計模式的塑造。布迪厄多次談到，符號分類體系之所以能夠起到力量作用，不僅僅因為它是一種話語體系而已，而是這種分類體系深深結合在一種實踐場域的結構體系中，和人們的行動模式相吻合，從而讓人們誤識了這套分類體系，這才能夠發揮符號分類體系的暴力作用（Bourdieu， 1977：183； 1984： 480； 1987： 15）。他提醒我們身份建構不是如主觀建構主義所言，是一種開放、隨意、耦合的過程，而是依附于社會實踐場域中的結構性關系的，服務于社會實踐的緊迫性需要。最成功的建構效果，是讓社會成員都默認和誤識一套分類體系，并且深深嵌入自己的身體中，在日常行動中自發地即興發揮出來，其次才是依靠霸權話語體系支配社會大眾（Bourdieu，1977）。當然，也正因為如此，在社會轉型期，要想重新打造社會群體的身份，就更加艱難。因為社會轉型不是社會縱向的流動，而是各種資本重新在社會空間中轉換和結構化（Bourdieu， 1984： 132）。社會群體會在一個失效的實踐場景里，延續他們以往的行動程式和習性，這一方面是為了保護他們的自尊，另一方面是因為社會要對過去的行動習性的效力做出讓步，放慢過去一些資格資歷的貶值的速度（Bourdieu， 1984： 142）。這種行為的惰性或者滯后慣性的力量不可輕視，有可能激發社會動蕩。主流統治者為了社會穩定，必須在社會轉型中對社會大眾的行動習性做出讓步，從而給出社會大眾參與社會轉型的縫隙。

　　中國市場轉型中的國企工人的身份再造，正是圍繞著這樣一種日常生活實踐策略展開。主流意識形態試圖把他們類比為外來的市場上的打工商販，而他們自己卻緊緊抱著北京人的身份資源，抵制市場化就業，迫使政府提供公共就業援助和社會福利，從而協商建構出一種既不是市場身份、也不是國企身份的模糊身份。這種身份的意義一方面維護了他們習以為常的生計模式，另一方面扭轉了市場轉型中的原子化就業機制。

　　（一）身份政治的生計實踐意義

　　從微觀層面來言，我同意布迪厄的意見，身份之爭是服務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實踐的。就算是當今的新社會運動的身份政治，其實也是為了獲得某種地位、資格和權利，只不過它打破了傳統社會運動的階級概念的支配地位。我承認，正如華爾德（1984）所言，在改革前的中國，國企工人確實在整個社會職業分層中是一群公民權利最充分和完備的群體。甚至在改革的前期，這個群體的經濟福利和社會地位也是改善的。比如我訪談的下崗失業職工棟梁指出，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改革的前期，他也都利用周末、或者其它私下時間，憑自己是國營大型服裝企業的技術工人，到鄉鎮企業里兼職，賺取外快。也或者如西站社區的景仰通過停薪留職的辦法參與到當時倒賣計劃內物資的商業大潮中。亞運村的老蔡甚至告訴我，當時他們廠派他到外地去做面點師傅，幫助指導外地食品企業，當時也是風光過。但是，伴隨著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晚期而來的徹底市場化轉型，這個群體的公民資格權利在迅速、徹底地損害，他們被拋棄、下崗、失業，被要求像外地農民工一樣原子化地參與市場自由勞工契約，或者成為一個自由商販，放棄本來整個社會都應具備的工作保障權利和社會福利權利。整個中國社會重新出現了T·H·馬歇爾曾經說的英國十九世紀公民資格的自身分化敵對——發端于鄉村社區的社會權利站在舊的一面，而產生于市場經濟的自由市民權利站在新的一面（Marshall， 1950：22）。

　　面對著自由主義市場學派提出的市民的自由契約權利，注重社群資格和福利權利的社會權利到底是不是應該受保護的公民資格權利的一部分呢？正如卡爾·博蘭尼在分析英國1795年的斯賓漢姆蘭（Speenhamland）體系時那樣，我們一方面可以批判斯賓漢姆蘭體系代表著陳舊的勢力，阻礙了勞工的自由流動和勞動權利，把勞工變成一種沒有尊嚴的依靠福利生活的狀態；但是另一方面必須看到，1834年的濟貧法改革法案，使英國走向了缺乏社會保護的純粹自由契約的商品化勞動力，必然導致一種更加非人性的社會破壞力。博蘭尼說，“假如史賓翰連意味著腐蝕之溫暖的悲慘的話，現在的勞工卻是無家可歸。假如史賓翰連制度濫用街坊、家庭及鄉居環境之價值的話，現在的人卻是遠離家庭及親人，并從他的根及所有有意義的環境中飄蕩出來。簡而言之，如果史賓翰連意味著停滯的腐朽的話，那么，現在的危險是遺棄之死亡。”（博蘭尼，1989：165）

　　中國當前的市場化改革正處在這么一個階段，一方面因為當年國有企業的全面官僚制度影響了工人的勞動積極性，進而提倡廢除這種全面官僚管理體系，實行企業改革。但是市場化轉型同時也把職工的基本工作保障權利和社會福利保護權利拋棄，把國企工人試圖趕向一個純粹商品化的勞動力市場，這怎能不激發起國企工人的抵抗呢？他們把這種純粹的商品化勞動力改革視做打掉了飯碗。

　　正如西站社區的景仰所言，“磕食罐，給你磕食罐給端了。就是什么呀？養鳥，鳥籠里有倆小碗，那叫磕食罐。這磕食罐從哪來呀？從那個清朝，清朝滿人，他不是提籠架鳥么？從他們那傳來。一個鳥籠里有兩個罐，一個水罐、一個食罐，那叫磕食。就是磕瓜子的磕，就是給鳥吃的飯，給鳥吃的飯就叫磕食，磕食面。老百姓的話，給你家的磕食罐端了，那意思就是飯就不給吃了。”

　　所以，當他們不能再維持基本勞動工作權利，又不愿意“遠離家庭及親人，從他的根及所有有意義的環境中飄蕩出來”，走向“遺棄之死亡的危險”，他們就會強化自己的群體屬性，依靠傳統文化資源構建新的群體身份，作為要求基本生活權利的條件。這正是本文闡述的圍繞著北京下崗失業職工的群體身份而展開的分類大戰的意義所在。他們要借助北京產業工人的文化資源，即使是負面的形象，也要作為一種博取政府公共福利救助和就業援助的手段，抵制如外來民工那樣落入自由市場的任意壓低工資、惡化勞動條件和缺乏勞動保護的不穩定、不人道的就業方式。

　　你可以說，為什么外來民工都能接受原子化的純粹商品化勞動契約，而北京的下崗失業職工不能呢？外來民工也在為他們的勞動權益而奮斗，最關鍵的是他們現在的勞動力再生產是一種拆分組合狀態——靠農村老家養老和獲得社會地位（沈原，2007）；而城市下崗失業職工必須在同一個地方實行勞動力的再生產，而當前城市低端勞動力市場因為農民工的到來已經把工資壓迫得低于城市當地的勞動力再生產成本，不能解決他們作為一個合格社區成員的基本生活。當然另外一個因素就是布迪厄講的認知范疇和行動習性的滯后性，他們依然根據自己的實踐慣性沿循原來的認知圖式和行為習性，雖然不夠有效，但是這是實踐邏輯的本然。在一個社會還處在社會轉型的時期，還沒有成功構造出新的結構化空間，沒有形成新的有效認知圖式和行動模式之前，這些舊有的認知圖式和行動習性還是依然發揮作用。如果社會的轉型不是改善人類生活，而是破壞人類生活，那這種行動習性的滯后性可能就不是像自由主義理論家所批判的文化墮落，而是有一種維護社會生活的人道、自主性的積極意義。

　　（二）身份政治的公民身份權利建構意義

　　毫無疑問，市場轉型存在著消解傳統社會主義官僚管理作風的積極意義，也具有構建自由、自主公民身份的積極意義。然而市場的轉型卻存在著博蘭尼所說的極端自由主義帶來的破壞社會生活人道主義屬性的危險。如何防止市場轉型帶來的社會危害性，不是僅僅靠思想家的社會辯論來解決，也不是主要靠社會精英主導扭轉，而是要關注基層社會生活中本就存在的辯證的抵制方式。對于中國市場轉型中基層民眾的作用和力量需要區別看待。當前中國基層民眾的公民身份建構都是一種過渡狀態。按照T·H·馬歇爾的公民身份的三個構成——市民權利、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這三種權利在英國是經歷了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上半期等過程逐步實現的（Marshall， 1950）。雖然人們批判馬歇爾的論述假設了一種和平的時序進步模式，忽視了公民權利實現過程的社會斗爭力量，沒有解釋公民身份如何擴展的原因（特納，2007b），甚至質疑馬歇爾的公民身份概念背后的西方民主共和體制的想當然假定（辛德斯，2007），但是分階段實現公民權利確實是英國工人階級的公民身份的歷史建構過程。然而，當前中國的市場轉型中公民身份的建構卻體現了類似各種文化公民身份的打造過程的特征：一種共時性、差異性和群體認同的特征（史蒂文森，2007）。而且，中國公民身份的建構還有一個特征，就是如布賴恩·特納所說的不同群體在不同的社會秩序中以不同的方式經歷著社會變遷（特納，2007b：9）。中國兩類勞工群體以兩種不同的方式同時參與建構中國公民身份的不同部分：農民工群體在參與建構公民身份的市民權利的同時，城市國企下崗失業職工群體在維持那逐漸弱化的公民身份的社會權利。

　　農民工參與到中國城市化和工業化社會轉型中的積極作用，就是他們打破了鄉土束縛，爭取了他們的自由勞動者身份，這是公民身份最基本的市民權利成分。然而因為農民工的移民勞動力屬性，他們的身份認同仍然是分裂的，一方面向往城市市民身份，但是也懷戀鄉村社區的成員資格身份。至少就第一代農民工來說，他們主要關注的還是作為自由勞動者的權益保護問題，而不奢求城市市民資格的社會權利。我這么說，不是說農民工不應該獲得城市市民資格的社會權利，而是說他們基于現階段的群體身份的歷史文化原因，他們還沒有形成清楚的城市市民意識和行動要求。他們可能已經涉及到最為緊迫的子女教育權利的追求，也會涉及到城市戶籍的要求，但是卻難以突破阻礙，奢求城市社會福利權利。

　　而城市下崗失業職工本來就具備城市市民資格，他們在市場轉型中的積極作用恰恰表現在爭取城市市民的社會權利要求。他們本來具備穩定、保障的勞動工作權利，而他們面臨的威脅是過度自由化市場轉變帶來的對穩定、保障勞動工作的破壞。所以在他們的脈絡，他們的要求不是自由勞動契約的權利，而是勞動工作的保護權利以及社會福利保障權利，這種社會權利的爭取被扭曲地表述為北京國企產業工人的特權。我們必須承認，傳統體制下國企工人的勞動工作狀態存在著高福利、全面保障的優勢，但是也必須承認他們的低工資也為國家做出了貢獻。社會不能借口國企工人的高福利、全面保障這個歷史特征，來打壓現在本該保護的勞動權利和社會福利權利。而現在中國的社會政策已經被迫對這個群體做出了讓步，通過優惠政策滿足他們的退休保障，通過公共就業援助滿足他們的勞動權利。只不過，國家的政策借外來勞工市場，已經大大壓低了他們的勞動條件和勞動待遇，使他們成為一種介于自由市場勞工和充分公民身份之間的過渡身份。但是無論如何，通過他們的身份政治，他們已經成功地獲得了一份勉強維生的公共就業，保住了自己的退休社會保障。

　　在整個全球化自由市場轉型的過程中，我并不能像馬歇爾那樣，斷言未來中國勞工權利將是一種逐步擴展的充分發育的公民身份——充分就業、自由勞動契約、集體勞資協商和社會福利保護。現在看到的趨勢則是，不同的基層群體只能根據他們的群體身份享受到不同的公民權利。中國公民身份權利是一種分裂、破碎的發展趨勢。但是至少我已經看見，基層勞動者并不是市場任意買賣的減價商品，他們是有自主行動能力的人，他們會借助不同的群體身份，結合自己的歷史文化，爭取自身的權利、地位。一部分人（農民工）突破原來的身份限制，自由參與到勞動市場中來，爭取到自由、平等的勞動權利；另一部分群體（城市國企工人）則不滿意市場化帶來的勞動保護和社會福利的破損，力圖通過自己的抵抗，繼續爭取政府的勞動保護和社會保障。

參考文獻：

奧斯卡·劉易士，2004，《貧窮文化》，丘延亮譯，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巴里·辛德斯，2007，“現代西方的公民身份”，載布賴恩·特納（編），《公民身份與社會理論》，郭忠華、蔣紅軍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第21—40頁。

博蘭尼（Karl Polanyi），1989，《巨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黃樹民、石佳音、廖立文譯，臺灣：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布賴恩·特納，2007a，“后現代文化/現代公民”，載巴特·范·斯廷博根（編），《公民身份的條件》，郭臺輝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第174—190頁。

——，2007b，“公民身份理論的當代問題”，載布賴恩·特納（編），《公民身份與社會理論》，郭忠華、蔣紅軍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第1—20頁。

E·P·湯普森，2001，《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錢乘旦譯，南京：譯林出版社。

顧東輝，2004，《支持與回應——社會工作視野中的下崗職工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華爾德，1996，《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主義》，龔小夏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李培林、張翼，2003，“走出生活逆境的陰影——失業下崗職工再就業中的‘人力資本失靈’研究”，《中國社會科學》，第5期，86-101頁。

柳可白、王玫、閻春芝等，2005，《當代工人市場化的演變與趨勢》，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劉愛玉，2000，《選擇：國企變革與工人的生存行動》，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

路風，2000，“國有企業轉變的三個命題”，《中國社會科學》，第5期，第4-27頁。

尼克·史蒂文森（編），2007，《文化與公民身份》，陳志杰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沈原，2006，“社會轉型與工人階級的再形成”，《社會學研究》，第2期，第13-36頁。

——，2007，《市場、階級與社會：轉型社會學的關鍵議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佟新，2002，“社會變遷與工人社會身份的重構——‘失業危機’對工人的意義”，《社會學研究》，第6期，第1-12頁。

王漢生、陳智霞，1998，“再就業政策與下崗職工再就業行為”，《社會學研究》，第4期，第13-30頁。

約翰·肖特，2007，“心理學與公民身份：認同與歸屬”，載布賴恩·特納（編），《公民身份與社會理論》，第131—162頁。

趙延東，2002，“再就業中的社會資本：效用與局限”，《社會學研究》，第4期，第43-54頁。

詹姆斯·斯科特， 2001，《農民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程立顯、劉建譯，南京：譯林出版社。

——，2007，《弱者的武器》，鄭廣懷、張敏、何江穗譯，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譯林出版社。

Bourdieu， Pierre.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London and New York： Rontledge & Kegan Paul.

————. 1987. “What Makes a Social Class？ o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istence of Groups.”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32（1）： 1-17.

Burawoy， Michael and Lukács， János. 1992. The Radiant Past： Ideology and Reality in Hungary’s Road to Capital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ai， YongShun. 2002. “The Resistances of Chinese Laid-off Workers in the Reform Period.” The China Quarterly 170： 327-344.

Chen， Feng. 2000. “Subsistence Crises， Managerial Corruption and Labour Protests in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44：41-63.

————. 2006. “Privat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in Chinese Factories.” The China Quarterly 185：42-60.

Isin， Engin F. and Wood， Patricia K. 1999. Citizenship and Ident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Lee， Ching Kwan. 1998. “The Labor Politics of Market Socialism： Collective Inaction and Class Experiences among State Workers in Guangzhou.” Modern China 24 （1）： 3-33.

————. 1999. “From Organized Dependence to Disorganized Despotism： Changing Labour Regimes in Chinese Factories.” The China Quarterly 157： 44-71.

————. 2002. “From the Specter of Mao to the Spirit of the Law： Labour Insurgency in China.” Theory and Society 31（2）： 189-228.

————. 2005. Livelihood Struggles and Market Reform： （Un）making of Chinese Labour after State Socialism. Geneva： UNRISD.

Lee， Ming-Kwan. 2000. Chinese Occupational Welfare in Market Transitio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Marshall， T.H. 1950.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1. The Right to Welfare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Walder， Andrew G. 1984. “The Remaking of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1949- 1981.” Modern China 10（1）：3-48.

Wilson， William Julius. 1987.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6. When Work Disappears： The World of the New Urban Poo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