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鈞一發”，“一著不慎，滿盤皆輸”
——蘇聯8.19事件失敗的教訓
李甲才
2010年10月1日
前蘇聯副總統亞納耶夫2010年9月24日死了，他是1991年“8.19事件”的主要負責人。由于他們的失誤，“蘇共和蘇聯政府上層最后一次挽救蘇共、蘇聯的努力化為烏有”。這是蘇聯資深的反共反社先驅，后轉變為誓死反對資本主義復辟，反對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的季諾維也夫的評價。據此，他又為專門寫了很多文章鞭撻復辟倒退，多次特意提示中國，千萬不要重走蘇聯的衰亡之路。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同后來的中國相類似。無能的馬林科夫被赫魯曉夫取代蘇共最高領導權。1956年蘇共“20大”，赫魯曉夫“突然襲擊”作小報告，全面否定、批判斯大林，“掘墓焚尸揚灰”。對斯大林的惡意攻擊逐步演變為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普遍批判。全方位的動搖丑化了蘇共和社會主義在人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和信念。以毛主席為首的中共進行了十多年論戰，批判、痛斥蘇共領導人推行的現代修正主義。
從1956年到1991年，歷經勃烈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到戈爾巴喬夫，35年之后，蘇共、蘇聯、蘇社被埋葬，國家分裂成彼得大帝時代的現狀。文革中日本留蘇學生新谷明生等寫了一本《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的書。最使人難忘的是驚嘆“同志”這一稱呼在蘇聯消失，“斷言蘇共和蘇聯社會主義必將在列寧的故鄉消失”。應該說這是具有先見之明的“一葉知秋”。
1985年戈爾巴喬夫繼任蘇共總書記，此時蘇共蘇聯干“蘇聯特色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搞活”已經持續了近30年，就像運載火箭一樣，在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時代，蘇聯終于在1991年12月25日駛入預定的名副其實的資本主義軌道。紅旗落地，三色旗上去。毛主席生前的預言判斷成為現實。“九評兩論”和文革中，無數次針對蘇共當時的所作所為，定性為社會帝國主義，包括中國，反復提出警惕資本主義復辟，“反修防修”，有幾人相信？回眸歷史長河，雖然人類社會從未停止過前進的步伐，但干社會主義和剝削制度的輪回轉換不同，要同舊社會的一切徹底決裂，破私立公的范圍自然包括了黨和人民，肯定不會一次設計制造的較為成功完善，有反復是難以避免的。
就在蘇聯由代表制已變為總統制，即將全面土崩瓦解時，1991年8月19日，以亞納耶夫為首組成“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事件的主要發起人是副總統亞納耶夫、總理帕夫洛夫、國防部長亞佐夫、國防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諾夫、國家安全委員會席克留奇科夫、農民聯盟主席斯塔杜布采夫、國營企業和工業、建筑、運輸、郵電設施聯合會長季賈科夫等人。
“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宣布接管國家權力，“以挽救面臨解體的蘇聯”。亞納耶夫以代總統的名義發布命令，即日起在莫斯科實施緊急狀態，要同那些“意圖讓偉大國家瓦解的人作斗爭”。這些都是正確的，也是被事實證明了的。
即將“煮熟的鴨子怎么能讓飛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反應迅速，發表譴責談話，侮蔑、誹謗、威脅之聲鋪天蓋地，多方面干預，同國內的戈葉派遙相呼應。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各國左翼聲援乏力。從8月19日到21日很快以失敗而結束。
“千鈞一發”之際，“一著不慎，滿盤皆輸”，但他們犯了兩個致命的錯誤。第一，缺乏徹底的革命性。沒有從內心明確要挽救蘇共、蘇聯，必須下決心首先要解決的是上層一批革命對象，“擒賊先擒王”。 書生氣十足，未能按“你死我活”的原則“處理”，將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為首的代表人物逮捕正法，留下了“打蛇不死反遭殃”的反撲余地。十多年后，俄副總統魯茨科伊說，“未使用武力是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嚴重錯誤”。顯然，魯迅先生當年就“德先生”與“賽先生”較量的描述所闡明的道理有普遍性意義。
各國的共產黨和人民因為都是第一次干社會主義，還沒有經歷過在社會主義制度只有名義的特殊條件下，與特殊的反革命，即上層領袖式、同志式的走資派此類敵人的“作戰”的經驗，對其危害性與危險性認識有誤。以蘇共為例，沒能把走資派定性成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危害超過希特勒一類敵人，而這類敵人能干成希特勒想打倒“共社”而打不倒的事情。不能從“共社”存亡的角度分析理解，更沒有從思想深處認為應該創造時機，將比希特勒更危險、危害更巨大的走資派（敵人）的罪魁斷然消滅。因為相互熟悉，又有“掛羊頭賣狗肉”時“羊頭”這個黨的領導的光環、招牌，欠缺原則性、堅定性，“功虧一簣”。
從經驗教訓方面看，做事距社會主義、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近一點的人們，不如反共反社的人們做事“干凈利落”， 毫不手軟“有原則性”，不講任何“熟人”、“同事”的情面。羅馬尼亞掀翻“羅共社”的一批人，從當時的新聞報道分析，說要尋找齊奧塞斯庫時已抓到，說抓到時已槍斃。今年媒體報道其家人要求“開棺驗尸”，開棺后全身的彈孔如篩子眼一樣，連其夫人也不放過。瞬息萬變，稍縱即逝，亞納耶夫等人沒有抓好到手的機遇。
第二個失誤，政治上、經濟上、思想輿論宣傳上，沒有旗幟鮮明的宣布自己的主張，未能將擁護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人們團結在自己的一邊，致使軍隊也隨之倒戈。“8.19事件”之前的全民公決，仍有76.4%的人們不贊成改變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分裂蘇聯。但他們卻侈談什么以憲法為根據云云，沒有認清人民不滿意沒有戈爾巴喬夫的戈爾巴喬夫路線。搞“政變”不按政變的基本要求“出牌”。他們不是小孩子，應該明白自己在干什么！
蘇美學者均認為社會主義的失敗，主要是來之于“上層建筑”中掌握黨政大權的走資派，將資本主義復辟強加于人民。“上層建筑”在蘇聯當時特定的范圍內決定、改變了社會（經濟）基礎。美國學者《來自上層的革命》一書有更為詳盡的闡述。著名的秋石客同志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在特定條件下，上層建筑也能決定、改變經濟基礎”，反對把馬列主義“本本化”。把社會主義“修正”成私有制的資本主義，就是上層建筑（走資派）決定、改變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他反復強調這一點，有很具體的現實性。
從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到1991年，期間74年；從1956年到1991年35年，從兩個被事實證明的時間概念對比中國，“從掛羊頭賣狗肉”到摘下“羊頭”，也僅一步之遙。如不警惕，我們有看到天安門前五星紅旗落下的那一天。這不是隨意做結論。
從1956年赫魯曉夫“改弦更張”到1991年12月，蘇共、蘇聯和蘇式社會主義全面消亡，期間35年。這是一筆無數人用生命為代價換來的教訓，也是一筆帶血的“財富”，教訓萬分深刻。
改朝換代，不包括社會主義“和平演變”成資本主義，均有很沉重的代價。1793年法國大革命死人無數。巴黎公社的社員被屠殺，血流成河。“十月革命”歷經反匪叛亂，十四國圍剿，特務、間諜、反革命的謀殺，連列寧也未能幸免，基洛夫被殺害，二戰衛國戰爭死亡數千萬人。而在沒有硝煙的“戰爭”中“死亡”于內部的敵人。
中國也一樣，推翻清朝的太平天國從起義到失敗，死亡多少人？外敵入侵、辛亥革命、十年內戰、八年抗戰、長征25000里、三年解放戰爭、抗美援朝、中印反擊戰，死去的革命志士知多少，成百萬上千萬。而社會主義制度的失敗卻在“和平演變”之中，由執政的共產黨內領導式、同志式的敵人干成。血的歷史教訓表明，像蘇中這樣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革命成功后能否持續下去，外部敵人已成為次要矛盾，最大的危險是黨內的走資派。他們是比希特勒、美帝國主義更為危險的敵人。
蘇共失敗的起點原因是：蘇共赫魯曉夫從1956年搞“三合二全”的現代修正主義，即“改革開放搞活”干另類的“蘇式社會主義”。新中國已走過61年了。從1978年開始，干類似前蘇聯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至今已經32年了。61年、32年距74年、35年還有多少距離？中國能否突破“熱月復辟”這一世界性規律？“死娃抱出南門了”，只有積極醞釀第二次社會主義的到來的問題。
蘇聯從1956年到1966、1976、1986、1991年，這幾個時段社會構成的“軟硬件”變化，分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因素的彼此消長。再來比照中國，從1978到1988、1998、2008年到目前，共產黨、社會主義僅剩下目前名義上的“紅字牌”， 還能持續掛多長時間？還認為沒失敗嗎？“十月懷胎”是漸進性的，“一朝分娩”是突破性的，“水到渠成”后也是一半天的事。戈爾巴喬夫宣布蘇聯結束的電視講話只有半小時。
往后中國如若發生類似前蘇聯的“最后一次挽救”，能否不“重蹈覆轍”？已經“重蹈”了好幾次“覆轍”了。應當重視“8.19的教訓”，有力挽狂瀾的機遇時應學習點成事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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