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藥監空殼化之憂
□ 本刊特約記者 |
“過渡期實在是太長了。”山西省一位縣級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以下簡稱“食藥監局”）工作人員程萬里（化名）如此感嘆。
2008年11月10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123號文，取消了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現行的省級以下垂直管理體制，改由地方政府分級管理。
然而，改革的推進卻十分緩慢，2009年8月，山西省機構改革方案緩慢出臺。又過了半年，即2010年3月，晉城市推出改革方案，但何時輪到他們縣呢？半年之后，還是更長時間？
據程萬里了解，山西省其他城市出臺機構改革方案的并不多，大部分市和縣還在“彷徨地等”。
記者從浙江、江蘇、廣西等省份的基層藥監工作人員那里了解到，機構改革的推進速度同樣十分緩慢。浙江省的省級改革方案頒布時間為2009年“十·一”以后，江蘇省的省級機構改革方案更是遲至2009年底才揭開帷幕。
等不起的員工
“人心惶惶，無心工作，各找出路。”程萬里用12個字來描述自己所在的食藥監局的工作狀態。
程萬里告訴記者，此次改革對食藥監局的工作人員打擊太大。他是2003年大學畢業通過山西省人事廳統一招考到食藥監局的，當時是滿懷激情，希望干一份事業。
然而，辛苦干了七年，不但一朝之間所有的努力化為了泡影，還沒有了工資。從2010年1月至今，他沒有再領到一分錢工資——因為省級財政不給了，地方還沒有接收。他現在和同學調侃說，早知藥監如此，還不如去當個村官呢。
江蘇省一位縣級藥監工作人員對記者說，2008年機構改革方案出臺以后，省、市級的食藥監局就不再給縣級食藥監局考核指標了，所以，對于他們而言，工作是干多干少一個樣，干與不干一個樣。雖然不是無人管，但是不少人消極怠工。
廣西一位市級藥監工作人員對記者說，目前不少藥監人員對前途失去了信心，很多分局都不辦案件了，“都在觀望，等待改革方案出臺”。
機構改革的緩慢，不僅對食藥監局的工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還讓一些基層食藥監管機構面臨大量的人員流失。
浙江省某市藥監局一位管理者張圖（化名）告訴記者，人員的流失已經相當普遍，僅他所在的法規處就已先后有5個人離開了。
內蒙古一位縣級食藥監局局長雷軍（化名）向記者透露的情況更為嚴重。他說，他們當地2007年招錄的基層藥監工作人員，大部分是異地的。此外，為了保證藥監的獨立性，藥監系統還著力推行了異地任職。他們當地異地任職的非常普遍，大約占60%以上。
雷軍即是一例。如果垂直管理，調任很容易。他本以為工作幾年就能回家，過上老婆孩子熱炕頭的日子。然而，現在食藥監局要歸地方了，回家根本無望。因此，現在很多食藥監局的工作人員正在到處想辦法離開。
雷軍預計，改革后，由于異地的原因可能導致部分基層食藥監局成為空殼，只剩下一個局長，工作人員全部走了。
此時人員流失還為食藥監局后期的人員招錄帶來麻煩。因為，有的地方走的不僅僅是食藥監局工作人員，還有編制，各省市縣的編制皆是固定的，即使別的地方愿意接收，也不一定有編制。
“歸地方就歸地方吧，不要再拖著了。”程萬里現在最大的心愿是，盡快結束不生不死的狀態。
漫長的過渡
“地方政府不愿意要我們。”對于改革推進緩慢的原因，雷軍如此認為。
如果當地縣里有藥廠，地方還歡迎食藥監管部門歸來；如果沒有藥廠的話，食藥監管部門對地方政府而言就只是負擔。對重視短期經濟效益的地方政府來說，食藥監管部門不像稅務局等部門可以給地方政府直接帶來經濟收益，食藥監管部門的歸來，增加的只是政府的財政負擔，包括人員工資，執法、檢驗制備支出等。
此外，藥品和食品監管的效果不易顯現：無假藥、無食品安全事故是政府職責所在；一旦出問題，卻又成為矛頭所指。
“我們食藥監局是高危部門。”雷軍感嘆道。
記者隨即從廣西藥監局某市分局一工作人員處了解到，由于藥監歸地方會帶來較大的經濟壓力，當地意見很大。以藥檢所為例，目前他們有8個藥檢所，因為不夠用，還要再成立幾個，土地、房子、設備、人員皆需要投入，地方經費很難保障。已經有傳言，改革方案是小一點的縣撤銷食藥監局，只在大縣保留食藥監局。
“一旦取消，國家前期的投入就打了水漂。”上述工作人員告訴記者。
張圖分析認為，機構改革全國并無統一模式，現在是各省省一級有一套方案，市一級、縣一級還有一套方案，改革是層層協商，推進緩慢是意料之中的事。
張圖認為，改革的方向不明是改革推進緩慢的另一原因。食藥監管成立之初是為了對藥品和食品進行獨立、專業的監管，推行垂直管理即是為此。但是現在又要把食藥監管歸入地方，同時還要求保持食藥監管的獨立性。2009年《食品安全法》推行后，又把食品安全的執法權放給了藥監部門。
“到底是要取消食藥監管，還是要加強食藥監管的執法能力呢？”張圖現在很困惑。他同時說，當政策不明朗，而中央又沒有統一政策的時候，各省、市、縣只能尋找折中的、成本最低的方案執行。
改革所涉及到利益糾葛亦加大了改革的難度。
國務院進行機構改革的時候，將食品藥品、安全綜合協調、組織查處食品安全重大事故的責任從食藥監局轉到了衛生部，同時又將食品、衛生許可、餐飲業等消費環節的食品安全監管和保健品、化妝品監管的職責劃入了食藥監局，并要求食藥監局對食品安全監管隊伍進行整合。
經過如此調整，食藥監管部門就成為了食品、保健品等行業監管的具體執法部門。而在現行體制下，上述具體監管職能一般是由衛生管理部門下屬的事業單位——衛生監督所執行的。但是，對于已經出臺改革方案的地方來說，職能的交接并不簡單。
“盼了一年多，去年年底總算是出臺改革方案了，但是職能卻一直沒有交接，工作還是沒有辦法開展。”雷軍說。
以申辦新餐館為例。《食品安全法》實施以后，工商局只認食藥監局蓋章的衛生許可證，但是，以前審批權歸衛生監督所。現在應該移交給食藥監局但又沒有移交，蓋的還是衛生監督所的章，新餐館就無法申請開辦了。
雷軍認為，沒有實現交接的原因是職能的交接還牽涉到人員接收、確定編制等一系列問題，到底保留多少，增加還是減少，目前國家沒有統一措施給予指導，地方無所適從。
除了職能交接難之外，食品藥品監管權力的弱化是很多食藥監管工作人員的另一擔憂。
江蘇省一位食藥監管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現在他們是和衛生局官員、醫院院長們一起開會，用他們的話說，現在是一家人了，還怎么對醫院進行監管，而中國80%的藥品是通過醫院使用的。
地方財政的經費保障是食藥監管工作人員的另一隱憂。食藥監管工作是需要投入的，檢測設備等都需要錢，而一些欠發達地區，連人員工資都很難保證，還能夠奢望他們對食品和藥品安全監管增加投入嗎？
雷軍分析認為，過渡期太長，歸地方以后，財政和地方保護的隱憂，已經讓執法力度的減弱和執法案件的減少成為必然。
采訪中記者還發現，改革時間過長還導致了有法可依卻無人執行的尷尬。
2009年6月1日，《食品安全法》開始實施，食藥監局為執法主體，但是由于食藥監局深陷改革之中，迄今為止，仍未建立執法隊伍，法律成了一紙空文。
2010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路甬祥對《食品安全法》的執法檢查報告顯示，《食品安全法》并未得到很好的貫徹執行，食藥監體制改革未成被認為是原因之一。
報告稱，盡管中央層面的監管機構改革已經完成，但是省級機構層面，改革還在進行當中，監管職能調整沒有完成，大多數市、縣級體制改革還未啟動。有的機構職能調整后，相應的監管體制和工作機制還未健全，隊伍建設還存在一些問題，給法律執行造成一定困難。
“這對老百姓的安全造成了很大的隱患和損害，但是責任不在我們。過渡期太長，我們只是被改革的對象。”張圖顯得很無奈。
《中國財富》 （責任編輯 姚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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