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的未竟事業
——中國市場改革停滯不前的代價
作者：[美]德里克·西瑟斯 著 來源：《國外理論動態》2010年第7期
摘要： 美刊《外交事務》2009年5/6月號刊登了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美國保守派智庫。——譯者注）研究亞洲經濟的研究員德里克·西瑟斯（Derek Scissors）題為《鄧小平的未竟事業——中國市場改革停滯不前的代價》的文章。作者指出，中國現任領導層上臺后，市場自由化就退居次要地位。市場自由化政策已被更加新穎的國家干預措施——價格調控、取消私有化、壓制競爭以及設立新的投資壁壘——所取代。作為美國保守派智庫成員的作者從美國利益出發，針對中國政策中的這種變化，建議美國當局在這種情況下，不應采取與中國局部脫離的政策，而應該與中國采取密切接觸的政策，但是在雙邊對話中，美國應該設立有利于美國利益的推進中國經濟進一步自由化的議題，特別是推動中國資本賬戶自由化，這將從根本上限制中國政府調控中國經濟所能調動的金融資源。文章內容如下。
2008年，中國的市場改革已經歷了三十年的歷程，或許三年前中國的市場改革就已結束了。中國現任領導層上臺后，市場自由化就退居次要地位。由于市場自由化政策的停滯，這類政策已被更加新穎的國家干預措施——價格調控、取消私有化、壓制競爭以及設立新的投資壁壘——所取代。
中國為什么會在市場改革卓有成效的情況下，退回到國家控制？原因在于政治策略隨意性大。七年前，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當局采取調控手段時，像中國任何新的執政當局一樣：他們致力于通過經濟刺激措施來鞏固權力。他們執政后不久，國有銀行貸款以及國家的和地方的國營企業投資增長迅猛。由于得到非常寬松的國際金融環境的支持，從許多經濟指標方面看，中國發展得不錯。經濟的順利發展在政治界和經濟界產生了一批支持者，他們不計代價，只沉醉于經濟增長。這種增長今天看來明顯是由政府主導的，靠國有企業的投資推動的，靠旨在保證政府控制經濟的強有力的調節措施調控的——所有措施都與從前的改革措施大相徑庭。
中國共產黨不再認為更加深入的真正市場化改革是其利益所在。定向刺激措施使中國共產黨確信，有時真正的自由化還費心費力，自由化現在是不必要的。先進行定向刺激，接著經濟增長的爆發就出現了。必須認識到，無論奧巴馬政府的目標是什么，要很快讓北京改變觀點是困難的。在中國真正明晰的市場化改革應注意美國經濟政策的長期目標。當下，奧巴馬政府應該把它的經濟外交集中在評估和回應中國政府主動推進的由政府領導的增長上。不應認為，北京總會很快再次進行市場改革。
美國政府犯不起這個錯誤。由于全球經濟危機日益增大的壓力，有些人呼吁實行局部脫離的政策。但是，美中雙邊的經貿關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2007年美中GDP加在一起超過世界GDP的30%。2008年，美中雙邊貿易額達到4090億美元，遠超2060億美元的美日貿易額——中國對美國出口約占中國GDP的 77%。2008年末，中國是美國國債的最大債權人，有7000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
進一步改善這一意義非凡的關系會帶來巨大的經濟收益，更何況鑒于最近全球金融體系崩潰的情況。這場危機部分地是由美中經貿關系不平衡引起的。（2002年底開始，美國貨幣政策刺激了美國本已過高的需求，這一需求為本已過量的中國供給提供了更大的出路。北京直接進入美國寬松的貨幣流通市場,通過反復利用貿易賺得的美元購買美國債券,這一策略是從北京保持不放開資本賬戶以及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的決定開始的。）同時，如果過快實施校正美中經貿關系不平衡的措施或者采取錯誤的方法，情況就會相當糟糕。華盛頓擔心其在國內繼續保持金融公共開支的能力，而中國，由于持有美國債券，對于華盛頓在國內保持金融公共開支的能力是重要的；北京對保持其出口、經濟增長并最終實現充分就業表示擔憂，而美國市場對此十分重要。這場金融危機僅凸顯出美中經貿關系健康發展的契機。
問題在于與中國密切接觸的最佳方式。自由貿易向商業和消費者提供各種機會和選擇；貿易保護主義限制商業和消費者的機會和選擇。1930年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是令人難忘的記憶，這一記憶暗示，在目前的環境中，巴拉克·奧巴馬總統告別開放貿易會十分危險。因此，奧巴馬必須與中國密切接觸——他必須在與中國密切接觸的同時，根據北京在討論諸如國有企業的政府補貼以及北京看起來中斷市場化改革這類問題缺乏興趣的情況，重新調整美中貿易政策。華盛頓應該鼓動中國政府集中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能源、環境以及雙邊投資都是雙方談判的好議題，但應該重建議題，以強調一系列有計劃的意義深遠的改革，例如，放開價格限制，削減政府在企業中的控制，按照商業原則保護美國企業，允許貨幣在中國境內外自由流動。比起G-2的臨時呼吁創意，或者高端的非正式論壇和建議來，這將更難也更耗時。先要懂得中國經濟的狀況，進而才能對它有所期望。
看得見的手
在中國經濟中，國家參與一點也不新鮮——國家參與甚至在鄧小平領導的改革時期也是一個特征。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中國提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際，江澤民主席和朱镕基總理努力讓中國國有企業加大投資。2002年到2008年間，在胡錦濤和溫家寶領導下的不同之處在于，盡管經濟沒有衰退，中國政府還是持續提升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但由于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需要作出一些讓步——例如更低的關稅，這些讓步到2005年基本得到實現，中國政府目前更加超前的地位已有效地迫使市場萎縮。在當前危機情況下，中國政府擴大其對經濟的管控范圍，而且這種辦法中國政府已沿用多年了，似乎順理成章。
美國前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一個多年的樂觀派，在2008年9月寫道：“今天中國領導人致力于改革，在最起碼的意義上，改革會改善中國的政治經濟穩定。”但是，只有當人們承認“改革”具有非常不確定的定義，而且不顧改革已停止的明顯證據時，這才是真實的。價格自由化，這一市場改革的核心已部分停止。最初是私有化被停止，然后是明顯的倒退。加大企業法人競爭的主動性也被取消。中國政府正日益越出正常的界限，在相關對外開放領域限制引進外資，對出口課稅。
中央政府近來已抹殺了改革頭20年間中國在價格自由化方面取得的顯著進步。由于政府很大程度上無限制的干預，勞動價格（工資）維持不變，但這與資產價格（利息率）的狀況相去甚遠，對此，中國人民銀行制定了強制的區間很窄的波動范圍限制。政府干預經常扭曲基本的資產價格，如土地，其價格常常因為簡單禁止或促進交易而被扭曲。國務院反復規定所有關鍵服務的價格：公用事業、醫療衛生、教育和交通運輸。雖然過去三年來已逐步放開匯率，但是中國人民銀行調整每日估值，以此進行人民幣與美元的交易。流通貨幣波動還完全受限：人民幣對美元的日波動率不許超過05個百分點。中國的市場從來沒有靠市場本身來真正決定許多普通商品的售價，而且過去幾年來這一趨勢已擴大到對商品的價格管制。政府對農產品分配的完全控制已經扭曲了大量的農產品價格；近來的這場通脹還促進了對零售食品的限價。能源部門一直受到牢固控制。當2008年上半年全球原油價格沖頂時，政府主導對煤和石油產品的最高限價，比如汽油，然后，一旦價格衰退就提價。2007年末，國務院發布的能源部門的最新計劃保留了政府的絕對定價權。
同樣，雖然中國的某些國有資產在改革期間——特別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被私有化了，但是，自由化卻從來沒有鋪開，而且在改革的第三個十年，經濟自由化淡出了。僅僅2006年間，個體經營戶的數量就下降了15%，達到2600萬戶——比起13億多的全國總人口來，這一數字微乎其微。官方公布的最新數據表明，2007年頭三個季度私營企業對國家稅收收入的貢獻不到10%，而且2008年上半年這一數字還更低。
弄清楚哪些公司真的是私有的很重要，因為私有化常常與股權分置和少數股份出讓攪和在一起。在中國，全部國有企業的所有權常常以所有權分割入股的形式被削弱，其中有些轉移到非國營參與者的手中，比如轉移到外國公司或者別的私人投資者手中。在中國幾乎三分之二的國有企業和附屬企業已開始這樣的改革，從而使一些外國觀察家重新把這些企業看成是“非國有的”，甚至看成是“私有的”。可這種分類是錯的。股份出讓本身絲毫不會改變國家控制：許多企業在國外證交所上市，還完全由國家控制。實際上，在大約1500家在國內證交所上市的企業中，四分之三是國有企業。
不管國有企業的股權結構如何，構成中國經濟核心部門的全部國有企業依法歸國家所有或由國家控制。這些部門包括電力的生產和銷售；石油、煤、石化產品、天然氣；電訊；軍工；航空及船運；機械及自動化生產；信息技術；建筑；還有鐵、鋼以及有色金屬的生產。此外，鐵路、糧食分配、保險，即使沒有正式公布，也由政府控制。另外，國有企業像政府一樣，在國有企業內選拔其頂級管理層。通過中央任命，中國官員在國企和政府職位間來回任職全屬正常。
此外，國家通過金融系統，尤其是通過銀行，實現對其余大部分經濟的控制。到 2008年底，貸款總額猛增到近5萬億美元，年貸款增長接近9%并且正在加速；換句話說，貸款可能是中國的主要經濟推動力量。中國政府擁有所有的大型金融機構，中國人民銀行每年給這些機構分配貸款指標，按照政府授權管理貸款活動。
這種體制不能滿足私營經濟的借款人。私營借款人可能通過出讓債券或股份來加大投資，但賣出債券和股份也受到政府的管制。政府發行債券的數量是公司發行債券數量的12倍；私營公司被排除在外。政府決定推進低迷的股市發展之后，2006年和2007年中國國內股市瘋狂上揚。但政府做到這一點的方法就是讓數額巨大的國有股暫時停止交易。2008年間，隨著國有股交易禁令到期，國有股又洪水般逼進股市，股價下降到最低點。2009年初股市主要受高流動性的驅使；2009年2月下旬上證綜指比其在2007年10月的最高點下跌了66個百分點。
改革逆轉
華盛頓忽視了改革的逆轉，一個理由是中國正按部就班地進行經濟結構調整。但是這種努力絲毫不具有市場改革的特征。其目的在于在許多行業內裁減參與者，擴大現有企業規模；通過雙重措施，減少競爭。這并不是中國獨有的戰略：日本和韓國也創造出被稱為國有巨人的大企業，這些巨型企業支撐著大的企業集團，它們認為其企業集團的規模足以使它們在全球市場上競爭。這一政策的言下之意是，國內外的私營企業與這些特權企業的競爭常常處于防御地位。至少十年來中國已熱衷于國有大型企業的概念，而由于胡錦濤和溫家寶威望上升，這種狀況更是如此。
此次重組的結果引人矚目。引起廣泛關注的電信業重組方案實施后，運營商由四家變為三家，重組后的石油和石化、天然氣、煤炭、電力、電信以及煙草行業中，現僅有國企17家。中國航空工業第一集團公司和中國航空工業第二集團公司進行了合并重組；顯然，原來兩家公司在航空業中很大程度上是一家。合并潮席卷了各個行業。目前，國家在與石油相關的產業中占據著核心地位。現在的做法是，國家發改委提高對三家國有石油巨頭——它們共同構成整個原油產業——征稅（石油特別收益金。——譯者注），同時在面臨小型煉油企業競爭的煉油行業為各個國有石油巨頭下屬煉油企業提供國家財政補貼，而不是允許競爭，以降低原油暴利，淘汰低效的石油產品供應商。
自2005年下半年開始，中國對外國直接投資（FDI）設置了越來越多的壁壘，這對經濟自由形成了制約。除少數幾個月出現波動外，2006年新的外國直接投資交易開始萎縮，甚至在當前的經濟危機爆發前，投資交易就已經不活躍。令人滿意的官方數據與事實不符。據政府數據，在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2007年度增長超過13%。但是，歐盟公布其在中國的投資從2006年的79億美元左右銳減至2007年的15億美元左右。 官方的外國直接投資數據由國內企業通過香港和海外資本中心匯回的資金推動。這類投資沒有獲得很好的投資回報。 商務部估計，2008年頭5個月間，外國直接投資總額同比增長55%，但在投資有明顯效果的固定資產領域的投資，同比下降了4個百分點。2008年外國直接投資增長的主要原因是金融投機，而不是為了開發新技術或創造良好的就業機會。
真實的外國直接投資短缺絕非偶然：北京當局刻意限制市場準入。2005年秋，其重商主義傾向急劇加劇，這在中共中央全會針對出售國有銀行少數股份的討論中得到體現。隨后，2005年10月，凱雷集團——美國私募股權公司，對國有徐州工程機械集團的開創性收購案以失敗告終。在2006年3月的全國人大會議上，先前已獲批準的幾個出售案也遭到否決。其他行業被規劃為“有戰略意義的”，從而成為外國投資者的禁區。在2006年秋季中共召開的全體會議上，這種限制演變為全面禁止任何類型威脅“經濟安全”的外國直接投資（威脅“經濟安全”的概念從來沒有明確過）。
在2007年3月全國人大會議召開前，商務部頒布了關于外資收購國內企業的規定，這使得該部委有權禁止一切所謂損害中國經濟安全或損害其國有資產的收購方案。第一個標準可以產生把外國買方擋在所有經濟產業之外的效果，第二個標準可視許多報價不可接受而加以拒絕。在股票價格飆升時，中國監管機構會說，相比市值而言，外國投標人低估了國有企業的價值。但是，當股票價格偏低時，政府會以市場價格低估了國有企業的價值為由阻止交易進行。不能收購擁有著名商標的國內企業，而商標著名與否正是由商務部決定——并且決定通常是在買方報價后作出。用這種方式管理的部門的數量遠遠超過國家明確控制的部門的數量。
新近頒布實施的兩部市場改革法律，實質上將對外國公司在中國的活動進行更多的限制。中華全國總工會正在實施旨在提高工人權利的新勞動法，中華全國總工會對國有企業濫用權力的行為一律視而不見，而對外國公司相對較輕的違規行為則定期予以抨擊。盡管新的反壟斷法名義上有效，但它不會促進競爭。旨在保護“公眾利益”及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新的反壟斷法禁止主導市場份額的企業以“不合理”的價格購買或出售商品和服務，但它既沒有對市場作出明確的規定，也不提供任何確定何為不合理的方法。最為明顯的是，新的反壟斷法對由國家控制的行業以及被視為關乎國家安全的行業均作了專門的規定。該法律還規定，對外國投資者提出的收購進行國家安全審查及反壟斷調查。很多國家都有類似的審查制度，但由于中共對“國家安全”采用了極其廣泛的定義，實際的情形就是非常廣泛的審查。此外，令人憂慮的是，如果監管機構認為知識產權在產生壟斷的行業中被濫用的話，它們可以中止或限制該知識產權的實施。中國政府長期以來認為許多知識產權不公平，但現在中國已經有了合法的方式來回應這些不公。中國政府可以運用反壟斷法回擊那些尋求保護知識產權的外國公司或政府，如2007年中美知識產權WTO爭端案及2008年法國達能公司訴國家商標局案。
貿易面面觀
貿易方面的問題不是那么敏感。如果中國的出口貿易在很大程度上保持開放和競爭狀態，中國的進口貿易也還會面臨某些旨在保護國家特權或重要行業，如能源和農業的非關稅壁壘。進一步講，在整個經濟關系中，美中貿易關系爭議的焦點實質上是匯率問題。匯率爭端的原因是明顯的：中國持續的巨額貿易順差本應推動人民幣升值，但因中國人民銀行固定了貨幣價格，人民幣并沒有升值。如果中國金融改革大范圍重啟會給美國帶來巨大的好處——好處之一就是北京會放寬匯率管制。但是，僅僅開放匯率本身未必會使美國從中受益。
在經歷了2005年7月21個百分點的重新估值后，人民幣對美元的比價攀升了16個百分點，幾乎正好在三年后達到峰值。但在同期，人民幣對歐元比價下跌了6個百分點。2008年下半年，人民幣對美元比價保持穩定，而人民幣對歐元比價大幅上揚，在10月份的短短幾周內攀升了14個百分點。換言之，人民幣對其他主要貨幣的交易價格被低估的程度甚至可能遠遠高于美元價格被低估的程度。因此，目前尚不清楚，美國既定的兩個目標——允許更寬大的日交易浮動區間和調整人民幣對一攬子貨幣的掛鉤交易——是否會導致人民幣對美元的短期升值。
一種顯見的替代辦法可能是，華盛頓要求實施一次更大幅度的一次性重估，提升人民幣對一攬子貨幣或單獨對美元的估值。但這樣做可能使談判偏離主題——且收效甚微。2005年上半年間，當時人民幣匯率還是完全固定的，美國與中國的貿易赤字為900億美元。但后來，2008年上半年間，當人民幣對美元的交易價接近其峰值時，美中貿易赤字超過了1150億美元。換言之，更昂貴的人民幣并沒有阻止貿易不平衡的加劇。雖然，因為推行自由度更大的匯率能夠抑制貿易不平衡，符合美國的長期利益，但是，奧巴馬政府應當謹慎設定其當前的期望目標。
一個解決美中貿易問題的更加可行的辦法應該是，鼓勵北京放開資本賬戶，這將使資金自由進出中國。（經常賬戶——商品和服務的進出口收支賬戶——和資本賬戶一起構成一國國際收支平衡的主要部分。）外界曾經認為，中國開放資本賬戶的艱難過程會在中國開始遵守加入世貿組織的規則時順利啟動；開放資本賬戶的批準將不遲于2007年中共全國代表大會期間。但這一進程在胡—溫當政期間一直沒有取得進展，或者說甚至出現了倒退。北京方面對允許設立跨國公司沒有表現出多少興趣，更不用說中國公民對將其收入或存款自由匯出中國了。
由于資本賬戶自由化將允許利潤無限制匯出，所以，美國商界長期以來一直有此主張。但它也帶來了一個不太明顯的而又更加重要的好處：通過使財政政策與市場行為吻合，可以大大減少中國政府對中國經濟的干預。一個開放的資本賬戶將允許資本退出中國，這將限制目前中資銀行抽取部分保證金的通行做法。這反過來將抑制國家指令性貸款的數量，此類貸款實質上阻止了私有化并破壞了競爭。盡管這種開放仍然要到將來才能實現，但現在是時候去推動它了。
增長，增長，增長
市場化改革在中國銷聲匿跡的部分原因是該國領導人為追求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而不惜一切代價。該項決策也有其優點：如果不是因為中國在過去30年中矚目的經濟成就，特別是在2002年至2008年間的突出表現，中國就不會被視作全球主要經濟體。盡管北京方面對出口疲軟一直苦無良策，但2008年仍實現貿易順差2950億美元——當年8—11月創下連續月順差紀錄后，這一數字創造了新的年度紀錄。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2002年6月至2008年6月間，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3倍多，出口額增長4倍多。（與之相比，2008年全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9%的速度被認為是危險而緩慢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快速增長創造了就業機會：至2008年6月末，城鎮登記在冊居民中的失業率僅為4%——這一數字甚至低于政府制定的45%的目標。由于忽略了農村的以及城鎮沒有登記的就業人口，該數字可能低于真實的失業率，但它準確地反映了更廣泛的就業情況的趨勢。眾多來自農村地區的農民工被吸收到城市的勞動力中，據報道，有2000萬農民工在2008年底失業，但仍有1億多進城打工的農民工留在城市工作。城市工資大幅提高，據官方數據，2007年至2008年間上升了18%（未考慮通貨膨脹因素）。在此期間，實際工資增長是商品零售額增長的21%（同樣未考慮通貨膨脹因素）。
當然，6年的高速擴張也產生了一些弊端。最明顯的是食品和能源的通脹。根據官方數據，食品通脹率在2008年4月達到最高值，上升了21%，而能源通脹率則在2008年8月達到驚人的程度，上漲了30%。而且，這些官方結論沒有充分考慮通貨膨脹的影響，因為對能源價格的控制一直在發揮著作用，并且這種控制也擴大到了食品業。然而，即便在國內生產總值達到并保持兩位數的增長、創造就業機會超過預期目標、通貨膨脹迅速攀升的情形下，財政和貨幣政策依舊激烈擴張。2007年，經濟增長高峰期，貨幣政策變得日趨松散，而2008年，在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放緩時，政府則迫不及待地提供財政刺激。
2007年，調整通脹的“實際”利率開始出現負增長——這是實施反常貨幣政策的最終信號——2008年一季度這一情況更加突出。盡管出現嚴重通脹，中國人民銀行仍然設置了固定的存貸款基準年利率。2008年6月底，官方消費物價通脹率和生產價格指數均接近8%，而一年期存款的回報率僅為4%。2008年1月，銀行間債券收益率為281%，經過實行6個月的貨幣緊縮政策后，2008年7月，銀行間債券收益率達276%。金融危機前，經濟增長率仍為兩位數，且通貨膨脹率攀升接近兩位數時，北京試圖進一步刺激經濟。
由于出現金融危機，消費膨脹開始減退，實際利率有所回歸。但是當政府提供更多財政支持時，同樣的情況又會出現。2008年前三季度中國的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大幅上升了28%。由于年末固定資產投資明顯下滑，全年增幅達到26%。北京已決定進一步加大投資力度。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家汪同三在2008年8月說：“我們需要積極擴大內需，保持經濟運行穩定”，“投資是擴大內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采取擴大內需措施時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不高于10%，如果擴大內需的方式不會增加城鎮投資——目前已超過25%，那么，這將是一個站得住腳的說法。
這些特征表明，中美在能源和環境問題方面的合作可能比普遍的看法要更困難。中國有意保護環境和轉向清潔能源，但是，中國嚴重扭曲的金融體系和過快的投資增長使生產還繼續處在消耗大量的能源和環境的水平上。而且，中國領導人為了創造就業機會又急于把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拉回到兩位數。2007年，中國開始在空氣和水污染測定方面報道節能減排的謹慎增長。但這些已經被經濟增長取代了，并且將繼續被經濟增長取代。譬如，北京在核能、天然氣和風力發電方面投入了大筆資金，試圖使國家的能源來源多樣化，減少對煤炭的依賴，并試圖關閉小煤礦。然而，煤炭產量從2002年的525億噸上升至2008年的126億噸，增長驚人。2008年8月，國務院強調了提高煤炭年產量以支持更多的工業生產需求。
尋求一致
由于中國的經濟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不受華盛頓限制，奧巴馬政府能做的就是如何與中國政府建立緊密的聯系。值得慶幸的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有效框架已經建立：中美戰略經濟對話（SED）——由布什總統與胡錦濤主席于2006年9月共同倡導建立，旨在對日趨混亂不堪的雙邊高層機構設置形成補充。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包括中美商貿聯委會，其成員有美國商務部、美國貿易代表及中國分管貿易的副總理；科技聯委會，成員有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和中國科技部；全球問題論壇，成員包括美國國務院和中國外交部。
由于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在眾多議題上面臨共同的和相互沖突的利益——貿易、投資、能源、環境、醫療和科研，出現這種體制性的混亂就很正常。單純對傳統經濟問題的討論需要商貿聯委會、經濟聯委會以及經濟發展與改革對話的參與。這意味著，在美國方面，有商務部、國務院、財政部和貿易代表的參與；在中國方面，則由副總理率領，由來自商務部、財政部、國家發改委的代表組成的代表團參與。任何一個問題都涉及幾個部門的意見：例如，資本賬戶自由化問題就涉及美國商務部、財政部和美國貿易代表，涉及中國商務部、中國人民銀行和國家發改委。
重要的是對各部門的目標進行協調，并且有一個級別更高的權威機構實施跨議題的談判協商，如果對各議題分別處理，則會難以解決。這就是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應有的作用。即使奧巴馬主張對中國采用更直接、更主動的方式，而不主張目前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機制下可能出現的雜亂的和低效的方法，在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或類似等級的機制內建立一個諸如能源政策對話的平臺還是有利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應當得到保留，或者是創建一個同等的機構。
另一方面，美國財政部在該機構內不應再發揮主導作用，因其限制了中美戰略經濟對話與內閣成員的接觸，從而削弱了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主要優勢。美國內閣部長的中方對應職位是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這些職位在中共的權力等級結構中處于較低的職位。在美國的努力下，中方的一名副總理參與了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理想的情形是，由國務院總理及下屬相關部委牽頭代表中國參加此類討論。同樣，美國副總統應被賦予代表美國進行談判的實權。簡言之，應當對一名來自美國財政部、商務部或國務院的實力派內閣成員授予相關經濟政策或中國事務的附加頭銜。這樣將會推動中國政府授權一名副總理在分歧較大的情形下與美方達成妥協。希拉里·克林頓是擔任國務卿的理想人選：中方認為她不僅擔任著相關職務，而且還能發揮比普通內閣成員更大的作用。相比之下，美國現任財長蒂莫西·蓋特納并不具備前任財長保爾森對北京的影響力，保爾森被認為是美中關系的信使。
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會談應致力于獲得中國領導人關于放開利率、匯率和能源價格的明確的長期承諾。這將有助于解決中國深層次的經濟扭曲，而不僅僅是其中一些表現形式。奧巴馬政府應當尋求更加務實和可行的改進，而不是要求一個不會接受建議的聽眾實行徹底的私有化。實施過程中應采取強有力的措施。例如，如果中國政府拒絕明晰其對國企特別是大型國企提供的支持，美國可提出要就中國政府在經濟中的主導作用所造成的有害影響向世貿組織提出申訴。
奧巴馬政府還應尋求獲得北京對外國投資者開放國企的正式承諾，即使北京堅持進行一定的限制，華盛頓也應將重心從要求北京放開匯率轉換至說服其開放資本賬戶上來，華盛頓應要求北京方面提供開放資本賬戶的完整時間表。美國政府還應強調中國的新勞動法和反壟斷法對外國公司的歧視性適用是不可接受的。只有在這些領域取得了令人滿意的結果后，才能在雙邊投資條約的簽署方面取得進展。
美國現行的一些目標與中國政府認為非常成功的國家主導的發展模式相悖。合理預期是：目前——或者直到其信奉者發現中國模式的缺陷變得越來越明顯時才能取得適度的進展。經濟危機可能會提供足夠令人信服的證據，但條件是它能證明中國的復蘇滯后或中國的復蘇依賴于美國的復蘇。在任何情況下，促使中國推行真正的市場化改革始終是美國的最終目標，因此奧巴馬政府應當繼續推動中國經濟更大程度的自由化。這在短期內將會非常困難，但它將會大大加快北京是否及何時重新開始市場化改革的進程。保護主義不是問題的答案。即使保護主義對中國的損害更大，它也會損害美國的大量利益，而且保護主義將意味著領導地位的放棄。美國政府必須通過顯示其在國內、在全球市場和在中國的競爭環境中蓬勃發展的信心來展示其持續的領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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