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復雜：軍事戰略能力當務之急

應對復雜：軍事戰略能力當務之急

    ●我們渴望和平發展，但不能做和平的理想主義者；我們反對國際事務中的實力威脅，但必須不斷增強自己的實力

    ●戰略資源是國家軍事戰略能力形成的“基石”，轉化機制是國家軍事戰略能力形成的“橋梁”，戰略籌劃是國家軍事戰略能力形成的“靈魂”

    “從軍事力量的天平上看，鋼鐵至少和黃金一樣重”

    西方軍事戰略家約米尼早就說過：“富有黃金的大國，其國防可能有時很差。歷史證明，最富有的民族并不一定是最強大的和最幸福的。從軍事力量的天平上看，鋼鐵至少是和黃金一樣重。”

    我們渴望和平發展，但不能做和平的理想主義者；我們反對國際事務中的霸權威脅，但必須不斷增強實力。這是歷史的辯證法，也是當今世界各國的共識之一。國家利益的維護發展固然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實現，但軍事力量與軍事方式仍具有基礎性、核心性重要作用，并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無可替代，軍事戰略能力必須成為其它各種維護方式的重要戰略支撐。特別是對我們這樣一個奉行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安全環境又非常復雜的大國而言，擁有與國家戰略地位相稱、同國家發展利益相適應的軍事戰略能力至關重要。

    中國的和平發展，是在融入經濟全球化和推進世界多極化的偉大歷史進程中展開的。在普遍重視綜合國力競爭的當今世界，如何適應國家發展的安全需求，科學提高和運用國家軍事戰略能力，仍然是戰略研究的重中之重。歷史表明，人類社會倏忽敗亡的國家民族，莫不與其軍事戰略能力的弱化甚至頓失緊密相關，而國家強大民族強盛的法門，則無不在于自己軍事戰略能力的不斷增強和科學運用。

    時代的判斷是最高層次的戰略判斷。我們今天面臨的國家安全需求，是全球化時代國家發展的安全需求。全球化給國家發展安全帶來的一個深刻變化，即是國家安全問題的綜合性、復雜性、多變性進一步增強，對國防和軍隊建設提出新的時代課題，對國家軍事戰略能力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正是著眼新世紀新階段的時代特征和國情軍情，胡主席一直強調要從政治高度和國家利益全局思考和處理軍事問題，要從維護國家發展重要戰略機遇期、支撐國家戰略利益拓展的長遠思考籌劃軍事斗爭準備和軍隊建設，既深刻反映了從戰爭年代的革命軍事制度向和平發展的國家軍事制度轉變的必然趨勢，更科學揭示了國家安全戰略的根本和軍事戰略能力的重心之所在。

    “謀先事則昌，事先謀則亡”。國家軍事戰略能力概念的一個核心，是強調“成功運用和勝利實現”。這里的“成功”和“勝利”，實際上就是有效性,既包括過程的有效性，更包括結果的有效性，這也為當今形勢下我國軍事戰略能力的轉型和提高指明了方向。

    尋求國家軍事戰略能力新的增長點，提升軍事戰略能力的可用性

    一般認為，21世紀的國家軍事戰略能力提升，主要包括軍事思維方式轉變、軍事理論創新、指揮控制得力、軍事科技革命、武器裝備水平提升、人才知識結構更新、軍隊體制編制調整、軍隊訓練水平提高等許多方面。作為一個方方面面均處“后發劣勢”的發展中大國，我們只有將其作為一個有機整體，切實融入國家建設發展的總體大系統，按照科學規劃，突出重點，分步推進，才有可能逐步實現國家軍事戰略能力的增強提升，擔負起保障國家利益與國家發展安全的歷史使命。

    積極尋求國家軍事戰略能力新的增長點，是新時期“應對復雜”——提升國家軍事戰略能力可用性的重要實踐。近年間，我國軍事力量按照國家總體發展戰略，越來越多地參與國際反恐演習、世界維和救災、護漁護航打擊海盜和多軍兵種跨區聯合作戰演練等，與政治、經濟、外交等密切配合，改善中國戰略環境，減少不安全和不穩定因素，有效提升了國家軍事戰略能力的可用性。當然，我們積極尋求軍事戰略能力的新增長點，與西方軍事強國的“軍事存在”、“軍事威懾”等，在戰略目的和運行方式上都有本質的不同。我國貫徹積極防御的軍事戰略方針，提升軍事戰略能力，是社會主義國家性質和積極防御戰略的本質體現。

    提升國家軍事戰略能力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必須促成各要素的良性互動。基辛格說：“今天實力的含義較以前復雜了。具有軍事力量并不能保證就具有政治影響。經濟巨人在軍事上可能是軟弱的，而軍事實力也許并不能掩蓋經濟上的虛弱……因此，只談一種力量對比是錯誤的，因為有若干種力量對比，而它們必須是相互關聯的。”國家軍事戰略能力是一個大系統。作為國家軍事戰略能力的三大要素，戰略資源是國家軍事戰略能力形成的“基石”，轉化機制是國家軍事戰略能力形成的“橋梁”，戰略籌劃是國家軍事戰略能力形成的“靈魂”。戰略資源的多寡，并不必然帶來軍事戰略能力的強弱，因為二者之間存在著轉化機制這個介質。沒有良性轉化，客觀性的戰略資源與主觀性的戰略籌劃難以發生有機聯系。依據信息論、控制論和系統論的有關原理，必須建立預警機制、控制機制、協同機制、整合機制和動員機制。各個機制之間有秩序地密切聯系，才會不斷推動戰略資源向國家軍事戰略能力的轉化。另一方面，軍事戰略資源、轉化機制和謀略籌劃之間以及這三要素內部各子要素之間，需要在時間上實施“有序鏈接”。國家軍事戰略能力是一種在實踐中產生并在實踐中加以運用的能力，一直處于動態過程之中，時間因素是其不可缺少的坐標。如果國家軍事戰略能力不能在有效時間內到達其需要施加的客體，就會引發遲滯效應放大，導致其作用因失去意義而化為烏有，不能實現其預設的國家利益目標；如果國家軍事戰略能力鏈條軍事戰略資源→轉化機制→謀略籌劃中的任何一個環節在時間上中斷，也就意味著國家軍事戰略能力形成機制的中斷，即使恢復之后再運行，也需付出幾倍的力量和代價，且亦很難再達到原來的水平。

    作戰能力是國家軍事戰略能力的核心，是應對復雜安全威脅的基礎

    我國軍事戰略能力的轉型提升，必須立足于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這是綜合考慮了世界軍事變革新趨勢，以及威脅國家發展安全各種現實因素，著眼于應對最復雜、最困難情況下防衛作戰準備而確立的軍事目標。黨的十七大要求軍隊著眼于應對多種安全威脅，提高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的能力。作為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的基礎與核心，軍隊作戰能力既是應對國家發展安全多種威脅的切實保證，也是國家軍事戰略能力的核心構成，任何時候都不能有絲毫放松與懈怠。

    必須提升戰略籌劃和指導的能力。軍事力量的戰略能力，首先要求軍隊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具備良好的戰略素養，有很強的戰略意識。戰略意識又是全局意識，要求很強的全局觀念和寬廣的世界眼光，謀全局大勢為本，利全局大勢為上，從國際戰略全局和國家利益大局籌劃軍隊建設。戰略意識還要求預見性和前瞻性，能夠審時度勢、把握先機、多謀善斷、爭取主動，有為維護國家根本利益而斗爭到底的戰略意志和堅定決心。

    必須提升遏制和打贏戰爭的能力。通過戰略威懾遏制、延緩戰爭，最大限度地保持戰略穩定，是國家根本利益的要求。打贏能力是遏制能力的前提，但遏制能力則在政治上要求更高。應進一步發展人民戰爭的軍事戰略思想，提高戰略核能力的突防能力、防護生存能力和快速反應能力，建設可靠的戰略威懾力量。應從傳統的重陸輕海向陸海空天并重轉變，堅持諸軍兵種協調發展，提高奪取制海權、制空權、制天權、制電磁權、制網絡權和制信息權能力。應加快從機械化向信息化轉型，全面提高預警偵察、中遠程機動、精確打擊、信息對抗、聯合作戰和綜合保障能力。

    必須提升應對危機和突發事件的能力。當前，傳統安全問題依然存在并有新的發展，恐怖主義、跨國犯罪、環境污染、自然災害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正在不斷上升，社會轉型期的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問題面臨新的挑戰，國家發展安全威脅呈現多元化、不確定性、突發性和防范難度大等特點。軍隊既要能應對傳統安全威脅，也要能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既要能應對戰略力量對比失衡情況下的外部威脅，又要能應對國內不穩定因素帶來的內部威脅；既要能遏制和打贏戰爭，還能處置突發事件和控制危機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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