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六·一”會充滿陽光嗎？

這個“六·一”會充滿陽光嗎？

從1949年11月確立“六一·兒童節”至今已有61年，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卻仍有孩子生活在連天炮火中，仍有孩子因饑餓而離世，因無法接受教育而哭泣。因突然的災難而傷殘，因罪惡拐賣而改變人生軌跡⋯⋯今天，在這個屬于兒童的節日，我們看到了什么？我們又能為兒童做些什么？

■  環球財經記者  劉艷濤

“再有16天就是兒童節了。”住在江蘇省泰興市的張欣拿著女兒的照片盤算著日子，往年這個時候她已經開始逛商場，著手給女兒準備禮物了。而今天她卻孤零零地拿著照片徘徊在中心幼兒園的門口。張欣最后一次見到女兒是2010年4月29日，她清晰地記得那一天，因為那一天是女兒6歲生日。那一天，江蘇省泰興市中心幼兒園發生特大砍殺幼兒慘案，砍傷31人，已死8人，其中就有張欣5歲的女兒。到今天那場災難正好也過了16天，至今她還不敢也不想相信她的女兒已經離開了。
在和平的年代里，在這個被定義為快樂的兒童節，不知道是怎么了，本該是快樂的節日卻被血腥吞噬了，殺戮和天真本沒有交集，但這個節日卻意外地無法分割。3月23日，福建省南平市實驗小學發生特大兇殺案，學生8死5傷，4月12日，廣西合浦縣西場鎮西鎮小學門前發生特大兇殺案，2死5傷；4月28日，廣東省湛江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學特大兇殺案，死傷18名學生，死者均為幼兒；5月12日陜西省南鄭縣一幼兒園一起砍傷兒童事件，已造成7人死亡，20多人受傷⋯⋯
不過，視線拉到千里之外，好像這個節日人們除了看到快樂和無邪，很難看到在我們身邊和地球的另一端還有一些和快樂絕緣的人，和那些與幸福絕緣的故事。
以色列打加沙，打死打傷巴勒斯坦人逾3000，加沙地帶150萬人口中，未成年人大約占56%，13天空襲造成近257名加沙兒童死亡，哈馬斯宣稱將在全球屠殺猶太兒童報復。國際救援人員表示，“幸存兒童有生之年將飽受身心創傷的折磨”。評價哈馬斯言論，有人表示譴責，認為弱勢一方的道德優勢大為褪色。雖然戰爭自有底線，不能屠殺兒童，但對于死去的那些兒童，世界聲音又如何，關切、遺憾、抗議、敦促、呼吁，都有自己的考量。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世界上每年大約有5萬多兒童慘遭殺害。
在印度，根據測試，過去三年內印度兒童感染艾滋病的人數上升20倍。印度衛生部長阿扎德告訴國會，2006年11月印度兒童感染艾滋病的人數還只有2253人，而2009年5月，這個數字已經躥升至52973人。到今天具體的數字無法考量，但上升是一定的，2006年一項數據表明，全球艾滋病感染人數已達3950萬人，其中230萬是15歲以下的兒童。
在泰國，從事色情業的婦女有三分之一是未成年人。在巴基斯坦，平均每3小時就有一名婦女或幼女被強奸。在南非，從1996年到1998年，已知的強奸案中有40%發生在17歲或更年幼的女孩身上。聯合國向世界各國發出呼吁：采取措施取締各種兒童性交易活動，加強教育、完善立法并嚴格執法以徹底解決這一問題。但目前，全球每年有超過100萬名兒童被強迫當雛妓，或販賣作色情用途，甚至擔當兒童色情圖片和錄影帶的主角。單在亞洲，估計便有多達近百萬名雛妓，現實仍在拷問著人們的道德和良心。
11歲的女孩姆瓦卡居住的馬拉維北部地區，這里連最容易種植的木薯都成活不了。父親辛貝耶為填飽妻子和５個孩子的肚子，向鄰居安德森·卡拉博借錢度日。為還債，他把11歲的女兒姆瓦卡送到卡拉博家做了小妾。現年12歲的姆瓦卡說“我對婚姻一無所知”。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稱，在全球有6400多萬未成年女童被監護人強迫早婚，“從加納到贊比亞，那里幾百年以來已形成女性地位低下的觀念。”由于童婚現象為當地人所接受，因此官方很難干涉。馬拉維政府官員傷感地說“送交議會的提案將會把最低結婚年齡提高到18歲。女性權益保護者對這一提案表示歡迎，但同時也指出這一提案的效果可能很有限，因為當地很多婚姻不經過法定程序。”
聯合國的統計數據顯示，全球范圍內，年齡在5歲至14歲之間的童工人數超過2億，其中女性童工數量突破了1億人。勞工組織發布報告題為：《給女童一個機會：解決童工問題，一把通往未來的鑰匙》。政策研究處負責人海格曼（Frank Hagemann）說，“目前有60%的女性童工主要集中在農業領域，并擔負著與男性童工相當的工作強度，女童所承擔的家務勞作是男童的兩倍以上。”他表示，新報告力求通過詳實的數據和深入的分析向公眾展示童工，尤其是女性童工所面臨的殘酷剝削和脆弱處境，并同時打破固定思維模式，為國際社會有效抗擊童工問題提供新的啟迪。
如果檢點世界上所有的沖突、貧困、不公、不幸，想一想處于這些境地的人，我們都難免會有些悲哀。當我們在電視上看到加沙空襲，看到早婚兒童，看到被艾滋病困擾的孩子，我們會有那種要做點兒什么的沖動，但私下里我們可能會憤世嫉俗。在這樣的時刻，可能有人會說：我們還好有“無國界醫生”組織、國際救援委員會、樂施會、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他們在拯救生命。
1971年12月20日在巴黎成立“無國界醫生”組織，最初的成員皆為深信世界人類都有獲得醫療權利的法國醫生和記者，目前成員已遍及全世界，每年有2000多位志愿人員在約60個國家中服務，是全球最大的獨立醫療救援組織，無國界醫生經常深入戰亂地區，生命和義務工作。
樂施會跨越種族、性別、宗教和政治的界限，與政府部門、社會各界及貧窮人群合作，一起努力解決貧窮問題，并讓貧窮人群得到尊重和關懷。“助人自助，對抗貧窮”
50年前，聯合國大會莊嚴通過了《兒童權利宣言》，規定各國兒童應有的基本權利。《宣言》目的是滿足戰后歐洲與中國兒童的緊急需求。1950年起，它的工作擴展到滿足全球所有發展中國家兒童和母親的長期需求。致力于實現全球各國兒童的生存、發展、受保護和參與的權利。
但今天，從1949年11月確立“六一·兒童節”至今已有61年，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卻仍有孩子生活在連天炮火中，仍有孩子因饑餓而離世，因無法接受教育而哭泣。因突然的災難而傷殘，因罪惡拐賣而改變人生軌跡⋯⋯今天，在這個屬于兒童的節日，我們又能做些什么？
圣經里說，兒童是上帝的產業。耶穌說，讓小孩子到我這里來。神應該能看見冬天里的孩子，看見他們的眼淚，聽見他們的禱告，也會伸出手來，要將一切被凌辱、被踐踏的、被冷落的孩子和那些痛苦的、可憐的、無辜的精靈收歸于樂園。

失落在天涯
所有幸福的家庭都十分相似，而每個不幸的家庭各有各自的不幸。
“孩子當時才7歲，如果還活著，應該還記得村東的徒駭河。”山東濱州堡集鎮曹橋村的曹秀蘭哽咽地告訴記者，現在她最怕人提到兒童節。“我兒子當時1.3米，平頭，胖乎乎的。一笑有兩個小酒窩，左臉的酒窩里有一顆黑痣，丟的那一天穿著藍色橫條條的秋衣，下面穿著四個兜的牛仔褲⋯⋯”曹秀蘭一遍一遍地向記者說著她重復了上萬次的話。雖然有點神智不清，但她依然清晰記著6年前的那一天。
她最后一次見到兒子是在2004年中秋節的中午，兒子去給奶奶送餃子。一天后，沒有見到兒子回來，也沒有兒子的消息。她和丈夫從一個村子走到另一個村子，從一個城市走到另一個城市，幾乎走遍了大半個中國。她拿出兒子的照片給人看，詢問遇到的每一個人，帶有兒子照片的尋人啟事貼遍了他們去過的每個地方。如今，那場打擊已經過去了6年，不過她相信失蹤的兒子還活著，她從沒有一日停下來尋找兒子。
“說起來挺可憐的，以前她們家還算殷實，孩子也非常可愛，我們都喜歡逗他玩。現在完全變了樣，為了找孩子能賣的東西全賣了。丟了孩子之后，她丈夫也終日郁郁寡歡，兩年前上吊自殺了，現在曹秀蘭的精神也不正常。”曹橋村的村民告訴記者，曹秀蘭的孩子一定是被人拐賣了。而在這個不足4000人的小村莊并不止這一起，之前也有孩子被拐賣，現在他們都不敢讓孩子去沒人的地方玩。
拐賣兒童，曹橋村只是一個縮影。時至今日，在中國乃至其他國家拐賣兒童事件仍有發生，屢禁不止，像曹秀蘭一樣的母親數以萬計。
在東莞，自2007年至今，已有上千名男童遭拐帶，失蹤地點遍及東莞各鎮。在四川，2008年據17個地、市、州統計，當年上半年共發生拐賣人口案件2478件，作案成員4502人，還有4621起拐賣人口案線索待查，其中兒童居多。
在全國，據相關數據顯示，每年失蹤兒童數字在20萬以上。截止到2010年3月22日，全國偵破拐賣兒童案件共3223起，解救被拐賣兒童4218人，遣返外籍兒童98人。但這些只是鳳毛麟角，大部分孩子還是杳無音訊，數萬個家庭還一直在苦苦地尋找孩子的下落。
在和平的年代里，究竟是什么讓孩子像大白菜一樣明碼標價，進入買賣領域？在臨近兒童節的檔口，讓人們思考更多的還是，我們究竟該怎樣保護身邊的孩子？
“龐大的、需求旺盛的買方市場，是導致拐賣犯罪屢打不絕并且不斷發展蔓延的根本原因。一些地方尤其是農村，‘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兒女雙全’等思想根深蒂固。特別是‘買兒防老’做法，不僅在相對貧困落后地區存在，在富裕地區表現也較突出。”公安部副部長張新楓在3月1日國務院打拐部際聯席會議第一次會議上如是說。
張新楓的說法在廣東汕頭市貴嶼鎮蓮堤村族長張東（化名）的口中得到了證實，族長也認為，誰家買個兒子是很正常的事。“我們這里沒有男孩不行，沒有男孩就等于沒有后代。幾千年的事，傳統是改不了的。再就是收養孩子還有很多的條款，比較麻煩，所以很多想要男孩的（家庭）如果有條件都去買。”
  張東的說法不無道理。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法》規定，收養人應同時具備的條件為：（1）無子女。（2）有撫養教育被收養人的能力。（3）未患有在醫學上認為不應當收養子女的疾病。（4）年滿30周歲。所謂“年滿30歲”，包括30周歲本數在內。夫妻共同收養，則必須雙方都年滿30周歲。有配偶者收養子女，須夫妻同意共同收養。無配偶的男性收養女性的，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的年齡應當相差40周歲以上等條件。
 其實在發達和落后兩個極端的地方，買賣兒童的猖獗除了封建思想作祟，以及收養條件的限制，讓兒童進入買賣市場其實還有一條更“誘人”和成熟的產業鏈驅使著罪惡的發生——拐賣暴利。
“犯罪成本很低，用哄騙的手段拐賣兒童幾乎沒有成本，只有一個運輸的成本，而獲利是非常可觀的，一個男孩可以賣到幾萬元。”公安部刑偵局打拐辦主任陳士渠告訴記者。
2009年在昆明破獲拐賣兒童的案件中，兩個孩子被人販分別標價17000元和18000元，而據批發孩子的人販交待，在“終端”，一個兩歲女孩的價錢是5000元，而男孩的最高價格是10000~20000元不等。在發達的地區，這個數字還要高。
“只要有人買，就會有人販子拐來兒童賣，然而以前執法行動中，對于買主比較寬容，無形中縱容了婦女兒童買賣市場。”公安大學的一位教授告訴記者。刑法中盡管規定了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罪，但同時也規定了一條但書條款：只要買主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被買兒童解救，則可免于追究其刑事責任。在現實當中，由于認定模糊等原因，使得收買被拐兒童行為幾乎沒有違法成本。
法律沒有給曹秀蘭這樣的母親和所有丟失的孩子權利，很多家庭和孩子仍天各一方。可喜的是從去年4月9日開始，中央綜治辦、全國人大法工委、外交部、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全國婦聯等國家20多個部委聯手開展打擊拐賣婦女兒童專項行動，再掀打拐風暴。不過，悲傷的是在這次打拐行動中，298個被拐兒童找到了親生父母。但1900多個解救出來的孩子至今沒有找到自己的父母。
對此，陳士渠建議，將刑法拐賣兒童罪恢復為原來的“拐賣人口罪”，同時將此罪前提“以出賣為目的”改為“以獲利為目的”，這樣外延寬泛一些，更有利打擊各種新型人口拐賣犯罪活動。
“如果建立村長負責制和加大獎懲制度或許就會減少像我們一樣的家庭了。”一位丟失孩子的家長李松（化名）告訴《環球財經》記者，如果村長在下戶口時起到監督的作用，買來的孩子不給戶口，切斷買方下線；嚴厲懲治拐賣孩子的“賣方”和“買方”；同時給予舉報者豐厚的獎勵，或許可以杜絕罪惡的延續。
李某（化名）告訴記者，在這個兒童節他有兩個夢想，一是能找到已經丟失了一年的孩子，另一個是希望孩子不再成為“商品”，讓天下的父母遠離丟子之痛。
 
孤獨的守望
與被拐賣的孩子不同，在同一片藍天下，有這樣一群孩子，兒童節對于他們來說是陌生的。他們大多在經濟不發達的農村，雖然不是孤兒，卻有著和孤兒相似的命運。他們被定義為“空巢兒童”，他們有著一個共同的名字——“留守兒童”。
“我和弟弟一年到頭都見不到你跟爸爸，沒人跟我們說話，不知道找誰撒嬌，我們哭了你們不知道，笑了你們也不知道，只有跟你們說我們死了，才會引起你們的注意。”
“我恨你們寄回來的錢，你們出去掙錢，把我變成孤兒、野種，叫我被人打，有爹媽沒爹媽一個樣，不如靠我自己。爸，媽，我跟沒人管的仙人掌一樣，混身長滿刺，長的難看，扎人！”
“媽媽快回來吧，我不要你的什么，我只想你幫我梳梳辮子，為我和弟弟換上一件過年的新衣服就行，讓我睡在你的身邊，讓我摸著你的臉，讓我在你的身邊睡上一個不會夢見你哭的夢。”
當這樣的一封封家書流通于父母和孩子中間的時候，當和9歲的湖南女童龍順蘭一樣的孩子給媽媽寫信時候，相信大多數人都會心碎。當很多孩子在兒童節前夕挑選禮物的時候，“你打我的時候，我很痛很痛，但不管怎樣再痛，總比我想你的時候好受多了。”卻成了這一類孩子共同的心聲!
據統計，目前我國農村留守兒童數量約為5800萬人，其中14周歲以下的農村留守兒童數量為4000多萬人。2009年據中央教科所“中國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研究”小組抽樣顯示，甘肅、江蘇和陜西三省某5縣的留守兒童比例高達47.7％。勞務輸出大省四川農民工留守子女的比例達到70％，個別地方甚至達到了85％。
原全國婦聯主席、中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主任顧秀蓮說，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和勞動力的轉移，必然出現留守兒童這樣的問題，這也是社會發展的一種情況，“我感覺還將在相當長的時期存在。”。
工業化的進程讓世界更為美好，勞動人民創造了美好的世界，但在他們創造的美好背后我們又看到了什么？
2009年11月12日廣西賀州市發生一起爆竹作坊爆炸事故，造成13名小學在校生死傷，留守兒童！加工爆竹！同類的新聞，幾乎同樣的傷害，每每在讓人憤怒的同時也感受到無可奈何的疲憊。
在湖南華容縣終南鄉砂山村，小學二年級的“留守兒童”張毅，見到陌生人撒腿就跑；宜章縣邊村一名留守的初三女生，把自己反鎖在家，不去上學，并聲稱要去尋短見——原因是她不喜歡學校老師到家里“找爺爺奶奶了解情況”。長期以來，她從來不喊“爸爸”、“媽媽”，只有向父母要錢的時候才會和他們說句話。
在安徽，太湖一個12歲少年在祠堂邊自縊身亡。事后，在他的褲子口袋里留下一封給父母的遺書。遺書中，他留下了讓所有人都刻骨銘心的一句話：“你們(指父母)每次離開我都很傷心，這也是我自殺的原因⋯⋯”
而這些不過是眾多留守兒童的縮影。正像《留守孩子》影片中的小主人公王小福，父母外出打工后，跟奶奶一起生活，奶奶雖然身體不錯，但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遇事只有著急和哭泣；另一個主人公杜小葦，跟多病的爺爺住在一起，承擔著照顧家庭的責任；他們的同學月月在父母外出打工后，跟弟弟一起寄住在嬸嬸家，放學后一邊干著繁重的農活，一邊忍受著嬸嬸的謾罵。他們的生活狀態分別代表了“留守兒童”的幾種類型。幾個孩子在“野生”的狀態下成長，打架、遲到、去網吧玩游戲，在被網吧老板欺負后，產生了報復的念頭，在路上的伏擊中把網吧老板打得鼻青臉腫，引來了警察的介入。后來，一群孩子因為思念父母，湊錢雇了輛跑長途的汽車奔向廣東尋親。
有一個專項調查顯示，57％的留守中學生存在輕微或輕微以上的心理健康問題，其中輕度心理健康問題的檢出率為47.7％，中度為9.0％，重度為0.3％。研究人員通過分析還發現，這些留守中學生的心理健康狀況往往與父母的打工年限有關，時間越長，孩子的心理問題越嚴重。這樣的問題作用在兒童身上的結果就是：親情缺乏，心理失衡；習慣不良，學習較差；教育單一，安全難保；道德滑坡，價值扭曲；留守兒童犯罪率逐漸上升。
半年之后，不知道在黑炮竹作坊爆炸中，那些全身大面積燒傷的孩子們將如何度過他們此后的日子？貧困地區的孩子有沒有和父母團聚？但有一點是很清楚的，這13名童工的遭遇不會是“最后的新聞”。千千萬萬留守兒童何去何從的命題，也注定要如影隨形地伴隨著中國城市化的艱難過程，是這個社會難以回避卻必須面對的深刻創痛。
可喜的是，留守兒童問題如今已經得到社會的關注與重視。
國務院2004年曾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的若干意見》，其中特別關注了留守兒童的問題。此后，一些大城市相繼建立了幫助流動人口兒童學習的制度和機制，溫家寶總理還到北京的流動人口兒童學校訪問參觀時說，“同在一個藍天下，享受國家的教育和關懷”。
早前，全國政協委員、云南省麗江市副市長楊一奔委員就建言，解決“留守兒童”的治本之策，就是打破我國城鄉“二元結構”，拆除就業、醫療、住房等方面的城鄉壁壘，減少農民進城的“遷移成本”，使進城務工人員享有城鎮原住居民同等的權益。這樣就能從政策層面上鼓勵更多的進城務工人員將子女帶在身邊學習生活，遏制“留守兒童”的增長趨勢。
全國政協委員關牧村也建議，由婦聯牽頭負責，有關部門給予必要合作，基層婦聯應設留守兒童管護專職負責人，負責有關管護事宜；從國家和省、地、縣慈善基金中拿出一塊，建立留守兒童基金，主要用于需要特殊照顧的留守兒童的生活護理、疾病治療、學習輔導、必要的集體娛樂活動，及建立留守兒童檔案等。
無論怎么說，在這個兒童節，在這個屬于兒童的節日前夕，農村“留守兒童”在守望著，他們守望著幸福，守望著希望，他們也守望著公正、公平與和諧的到來。
 
一個饅頭的奢望
守望是孤獨的，至少還存有希望。但世界上還有很多孩子，繼續生存，成為他們最現實的心愿。在他們的思維中就只有“能吃到一個饅頭”這樣簡單不能再簡單的想法。
“六一”國際兒童節的到來，擁有健康、快樂、無憂的生活，享有公平、公正的發展機會，是每一個兒童向往的幸福。然而，現實世界充滿著悖論。一方面，有的國家的兒童物質生活豐裕，小小年紀竟為減肥而煩惱；另一方面，卻有大量兒童飽受饑餓、戰亂、疾病之苦，掙扎在死亡邊緣，其骨瘦如柴的形象令人心痛。
南非記者凱文·卡特獲獎照片《饑餓的小女孩》打動了無數人的心，照片中瘦得皮包骨頭的女孩無力地趴在地上，而不遠處的一只禿鷹正虎視眈眈地看著自己的“美餐”。
凱文·卡特的鏡頭只拍攝到了一個小女孩，我們無法得知這個小女孩現在的境況，而在鏡頭之外，處于饑餓狀態的兒童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非洲的撒哈拉以南地區隨處可見。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2009年發表一份報告說，糧食短缺問題是導致5歲以下兒童死亡的最重要原因之一。目前，全球受饑餓與營養不良影響的人數已超過10億。糧農組織總干事雅克·迪烏夫說，世界上每6秒就有一名兒童死于饑餓或與饑餓相關的疾病。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紐約處負責人茱迪也表示：“全世界每天都有24000多名兒童因饑餓死亡，這一比率高于艾滋病的威脅。”。
在尼日爾首都尼亞美，成千上萬的人走上街頭游行，要求得到免費的食物援助，其中的一條標語寫道：“我們太餓了，請幫幫我們。”在南部與尼日利亞接壤的地區，人們開始以一種叫“塔法薩”的樹葉充饑，而作為父母的寵兒也未能幸免。在兩國邊境，每天都有不少尼日利亞人駕著牛車或驢車，販運這種原本一文不值的樹葉。在尼日利亞北部的丹卡馬小鎮，“塔法薩”的價格已經上漲到每單位3奈拉或每袋120奈拉（1美元約合132奈拉）。對饑餓的尼日爾人來說，“塔法薩”現在已成為不可缺少的食物。
在朝鮮，因洪澇災害，朝鮮正面臨近10年來的最大糧食危機。朝鮮政府每天向城市居民配發的糧食由以往的人均450～500克，減少到150克，城市居民將孩子送往糧食情況相對較好的鄉下。500～600萬名朝鮮居民因糧食緊缺而挨餓，或以野果、草根、樹皮充饑。”
在非洲，饑荒被認為是非洲面臨的最嚴重問題之一，平均3人中就有1人營養不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說，在5歲以下的非洲兒童中，38%的兒童身高偏矮，28%的兒童體重偏輕。10個幼童死亡率最高的國家中，有9個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在東部非洲，盡管從1990年到2006年兒童死亡率下降了28%，但目前兒童死亡人數仍占非洲地區總數的三成。
在肯尼亞，玉米是肯尼亞主食，2009年玉米收成銳減67﹪，全國120萬需倚賴學校供餐的孩子面臨斷炊危險。在蘇丹、斯威士蘭、贊比亞、危地馬拉等國，饑餓孩子每日都在生死邊緣掙扎求存！
在鮮少聽聞有兒童因饑餓死亡的中美洲，也傳出兒童因饑餓死亡的悲劇。持續的干旱，造成危地馬拉主要農作物——玉米和黑豆收成嚴重欠收60％～80﹪。據官方統計數據，有數百人因長期饑餓死亡，其中不乏兒童。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專項數據顯示，饑餓造成的營養不良也是造成迄今為止，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營養不良是造成兒童死亡的最主要原因，25,000名5歲以下兒童每隔3秒鐘就有一名死亡，營養不良造成超過三分之一的五歲以下兒童的死亡。400萬嬰兒出生不足28天就夭折。
眾多兒童的不幸，折射出的是當今世界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兒童作為社會的弱勢群體，更是首當其沖受到傷害。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發表的報告認為，威脅全球兒童的各種因素中，貧窮是首要原因。
面對如此嚴酷的現實，可喜的是，糧農組織表示，盡管世界各國政府都面臨財政壓力，但農業投資和安全保障體系仍然是有效減少糧食不安全的重要手段，現在如此，將來亦如此。
“更廣泛的議程將包括有關糧食安全、營養和農業可持續性發展的全球承諾，這將有助于解決本報告所提出的關鍵問題部分，”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執行董事安·維尼曼說。
目前，盡管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解決糧食安全問題上存在分歧，但在主要方面已達成共識，那就是：貧困國家需要發展自身經濟并掌握先進的政策手段，以提高農業生產力；農業投資必須增加，因為對于多數貧困國家來說，健康的農業部門對戰勝饑餓和貧困至關重要，是經濟全面增長的先決條件。
“饑餓是孩子們的靈魂。從他們遲鈍的目光里，古老的土地向著年輕的遠方搜尋，深處無力的小手向現在求乞。他們鼓脹的肚皮充滿嫌棄，一如大地充滿希望，卻沒有人來承繼。”浪漫主義詩人穆旦的這種描述，在這個兒童節會是怎么樣？
“我就想能吃上一個饅頭。”11歲的非洲小男孩巴布魯說。
 
被鮮血驗證的脆弱
“當他們抬頭望天，從天空中飄來的，總是濃濃的硝煙和尸臭；當他們洗耳聆聽，耳邊傳來子彈紛飛撕裂空氣的呼嘯和此起彼伏震耳欲聾的爆炸聲；當他們驚恐四顧，眼中看到的是淋漓的鮮血。”這些并不是在好萊塢電影中的鏡頭，而實實在在地出現在很多國家、很多孩子的面前，這些孩子的兒童節注定與眾不同。
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許多同齡孩子不一樣，9歲的索馬里兒童奧馬爾·瓦萊德自出生以來，國際兒童節對他和小伙伴們來說只是一個遙遠的夢。
“我很害怕自己也會死，每天晚上我都會做噩夢。”瓦萊德說。2007年索馬里戰爭讓索馬里首都摩加迪沙城內，數以萬計的居民為躲避過去幾個星期以來反政府武裝與政府軍之間的戰斗已逃離該城。很多人只能繼續留在城里聽天由命，或者搬到相對安全的城區暫避戰火。而對于年幼的瓦萊德來說，到今天，還會經常出現他和小伙伴們玩耍時身邊落下炸彈的幻覺。
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7年過去了，每年臨近兒童節，17歲的埃哈卜·馬利克·穆罕穆德都心有余悸。他會清晰地想起2003年5月27日，因為那一天他在醫院被摘下一顆眼球。在一次汽車炸彈襲擊中，埃哈卜的兩個姐妹與另外3人被炸死，而他被炸傷了眼睛。
在戰爭中埃哈卜不是個例，據伊拉克勞工和社會福利部估計，伊拉克全國12歲以下的戰爭棄兒多達160萬，戰爭中傷殘兒童多達幾十萬。“毫無疑問，這場戰爭對于伊拉克兒童帶來嚴重的心理和健康影響。親眼目睹戰爭的殘酷給孩子們的心理造成陰影，我呼吁沖突各方理解人道救援的緊迫和必要，為人道工作者創造條件，盡最大可能避免傷害平民目標。”聯合國兒基會主任貝拉米說。
戰爭，作為政治和權力的爭斗最極端方式，政客為爭奪利益而進行的無聊游戲，卻最先傷及到最脆弱人群——兒童，讓他們付出肉體和心靈上的雙重代價。
無國界醫生組織駐索馬里的救援人員蒂拉納·哈桑(Tirana·Hassan)曾在自己的戰地博客中寫道，“當你在報紙上讀到這樣一段報道時，也許可以不動任何感情，是的，驅逐、逃離、離開⋯⋯但對70歲的老婦人瑪利亞來說，這是不停地逃跑、四處張望、拉扯著她的3個孫子，只有8歲、5歲、3歲⋯⋯逃出家門口時，親眼見到兒子被殺，但她沒有時間停留、思考、計劃，甚至抓住一點東西，這張小墊子是她惟一帶上的東西。她就這樣跑了30多公里的路，沒有車，沒有錢，沒有食物，甚至不敢回頭看一眼。這才是‘逃離’的意思。她希望我把她的故事告訴外面的人，那些會關心的、愿意做些什么的人。”
這樣的情景正是戰爭中老人和孩子的真實寫照。20世紀的前50年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爭從1939年打到1945年，歷經9年，傷亡無數。戰區的兒童，整日恐懼不安。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2003年報告說，自1990開始到2003年，全球共有200多萬兒童在戰爭中喪生，有600多萬兒童受傷，1200多萬兒童無家可歸，兩次世界大戰總共傷亡了9000萬人。
似乎戰爭永遠沒有休止的那一天，兒童的災難也在繼續。2008年12月27日以色列對加沙地帶發動攻勢，在這場戰爭中257名巴勒斯坦兒童死亡，占死亡人數的1/3左右，另有1080名兒童受傷。而對于只有140萬總人口的加沙來說，兒童人數占一半左右。聯合國駐中東和北非區域辦事處新聞處主任Abdel-Rahman·Ghandour表示，戰爭正在城市里進行，人們無處可逃，“孩子們注定受到傷害”。
在肯尼亞，選舉后的暴力所迫而逃離家園的30萬難民中，大約有半數是兒童。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估計，其中有8萬名兒童的年齡在5歲以下。基金會負責人說，“他們特別容易受到傷害，急需在健康、教育和營養方面的救助”。
炮彈讓兒童失去肢體，失去性命，而更令人痛心的是作為成年人為主角的爭斗也把兒童卷入其中。
“最痛心的是受害者是兒童，加害者也是兒童。最大的挑戰是讓娃娃兵的情緒恢復正常，讓他們從殺人武器變成一個正常的人。”發展心靈基金會的創建人菲利普·霍達德意味深長地說。
霍達德所說的“娃娃兵”始于20世紀60年代的南美洲規模最大和持續時間最長的內戰——哥倫比亞國內戰亂。數十年來哥倫比亞游擊隊組織一直在與哥倫比亞政府和右翼準軍事部隊作戰，直到近年，由于屢戰屢敗再加上逃兵不斷，哥倫比亞游擊隊力量大大削弱。
這個時候，游擊隊組織突發“奇想”——招募尚未成年的孩子作為“娃娃兵”加入戰斗。2006年哥倫比亞軍方發表的一份統計資料就顯示，當時已有20000名年齡不到18歲的未成年人被征召入伍。據統計資料表明，哥倫比亞全國被迫逃離家園淪為難民的兒童達上百萬之多。
在烏干達，“娃娃兵”的現實同樣悲慘。在該國的“上帝抵抗軍”中，近90%的士兵是未成年人。在長達18年的反政府武裝活動中，“上帝抵抗軍”迫使160多萬烏干達人——其中半數為兒童流離失所。
美國著名媒體評論家波茲曼曾說，至少在100部法典中，“兒童”與“成年人”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至少在100種風俗習慣里，兒童受到保護。然而在現實世界中，卻有著另一番景象。
為改變戰爭對兒童的傷害，各國組織也在積極的保護兒童權利。2007年11月20日，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受戰爭影響兒童的第一位代言人伊斯梅爾·比亞要求給生活在暴力傷害下的兒童予以關注和希望。“當每個孩子都能在日常生活中實現兒童的權利時，我們才能感到滿意。”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副執行主席庫爾·高特也如是說。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欲籌措8.56億美元的資金，用以救助全世界39個國家中受到戰爭或天災打擊的兒童和婦女。“我們知道，武裝沖突破壞了許多人的生計，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支持增加健康和營養，增加安全用水和衛生，以及確保全國兒童都能受到教育的計劃。”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駐莫桑比克代表萊拉·帕卡拉說，“一方面，我們要繼續干預，以挽救生命。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考慮長期恢復、轉型和發展的計劃，在所有對兒童比較重要的領域都是如此。”
不過，一個組織不能阻止戰爭的發生，也無法挽救世界。目前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也面臨資金短缺、人員不足的尷尬境地，但如何才能讓孩子遠離傷痛呢？
“我希望像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孩子一樣生活”一位名叫馬哈茂德的男孩說：“我希望戰爭不再發生，我們不要這些。”

看連環畫的夢想
如果沒有戰亂，沒有饑餓，對于大多孩子來說，“兒童散學歸來早，忙趁東風放紙鳶。” 成為了他們最大的夢想。
“我要上學⋯⋯”
8年前，當時10歲的小萍見到民間自發性公益組織“希望之光”的志愿者王月（化名）時，哭泣地說的第一句話。8年后，王月告訴《環球財經》記者，她至今不會忘記小萍那雙無助和渴望眼神。
小萍是四川汶川縣映秀鎮銀杏鄉沙坪關村人，6歲時父親出車禍去世，母親一人支撐著這個家，她和妹妹都面臨輟學困境。
慶幸的是，沒多久通過“希望之光”，小萍得到了北京一位林女士的資助，學業得以為繼。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幸免于難的她，現在已經是重慶工商大學的大一生。
不過，像小萍這樣幸運的孩子并不多。在大別山里很多孩子還存在于能看懂連環畫的夢想里。
12歲的小林是個小羊倌，生在大別山腹地的安徽省金寨縣梅山鎮三灣村。平日里他放羊總是拿著2年前鄰居家的哥哥送他一本《七龍珠》，不過他最大的夢想是想知道圖畫都是什么意思。“我看了好多遍了，但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因為有字。”小林無奈地說。
在中國，像小林這樣上不了學的兒童不在少數。在貧困地區，兒童因為生活貧困，經濟困難；作為家庭勞動力的補充；由于種種原因不愿讀書；因疾病或殘疾失學，據數據統計，陜西有幾萬人，全中國有200多萬人，還有將近100多萬人是因為其他各種原因而不能上學。
在中國之外，上不起學和因別的原因失學兒童也大有人在。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4年公布的數字：全世界被剝奪上學權利的兒童有1.26億人，其中女童占56％；他們中超過三分之一的孩子從來都沒有進過教室。在這1.26億失學兒童中，有1.1億多失學兒童生活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最不發達國家，一半在亞洲。南亞地區有0.465億，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約有0.46億。
在南亞，也有幾乎同樣多的兒童從來沒有上過學。“在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和尼泊爾，有些父母不愿送女兒上學，因為他們覺得這樣做沒什么好處”。 兒童基金組織發言人佩爾納茲說，“除了斯里蘭卡，整個南亞國家都很貧窮，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幾個非洲國家，貧窮更是孩子不能上學的主要因素。”
在美國，2000年布什在總統大選時，他的“No Chile Left Behind”（一個都不能落伍）教育政策為他最終坐上總統寶座立下了汗馬功勞。可惜的是，在這項政策下，美國兒童尤其是黑人種族的孩子失學率一點都沒下降，而校園暴力事件卻呈逐年上升的態勢。
2009年11月25日——教科文組織發布《2009年全民教育全球檢測報告——戰勝不平等：管理的重要性》報告稱，由于世界各國政府未能應對教育領域中深重而持久的不平等現象，致使數百萬兒童置身貧困境地，喪失受教育的機會。這份報告中說，發展中國家有三分之一的兒童（總計1.93億）在達到小學入學年齡時，大腦開發及學習潛能都因營養不良而受損。在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大部分地區，能讀完小學的人數比例甚至低于三分之一，并且大學就讀率僅為5%。
同時，報告還指出，局部預測結果顯示，到2015年，至少還有2900萬失學兒童。這一標題中出現的數字是低估了的數字，因為他并未將蘇丹、剛果民主共和國等深受沖突困擾的國家包括在內。此外：預計到2015年，尼日利亞將有760萬失學兒童，巴基斯坦將有370萬。“這兩個國家都缺乏治理力度，資金與供應上的不平等極為嚴重。”在巴基斯坦，女童與男童的入學比例仍為80:100。到2015年，埃塞俄比亞與布基納法索均有100萬以上的兒童失學。總體而言，到2015年，將有12個國家的失學兒童人數超過50萬。
教科文組織總干事松浦晃一郎評論說，“而如果教育體系垮了，后果就不那么明顯，但卻同樣是不可回避的事實。教育機會不平等加劇了貧困、饑餓和兒童死亡率，有損于經濟發展的前景。正因為如此，政府必須以更大的緊迫感采取行動。”
教育和玩耍一樣， 都是兒童應享受的權利。
在中國，政府實施九年義務教育，各地均有“希望工程”基金會專門用來幫助失學兒童上學，“希望小學”風起云涌，努力爭取讓所有孩子不因沒有錢而讀不起書。很多名人公開或是私人贊助孩子們讀書或是給學校捐款。他們的慷慨解囊，使一批批孩子能夠重返校園。
除了國家政府機構，國際上還有不少類似于中國的“希望工程”的慈善會，每年都有無數慈善人士慷慨解囊，幫助了很多由于經濟原因失學的孩子重返校園。比爾·蓋茨就是其中的一位，幾年內捐贈了幾億美元用于建學校，資助兒童上學，為生病的孩子們打疫苗。中國香港的李嘉誠等也數次為中國的教育事業捐贈大項基金。正是他們的關注，使大量失學兒童圓了他們的讀書夢。
《戰勝不平等：管理的重要性》設定了一套廣泛的改革議程。其中心思想在于，政府應更多地優先考慮公平和社會正義問題。“如果世界各國政府誠心要實現全民教育，那么它們就必須更加嚴肅地解決不平等問題”，松浦晃一郎如是說。
該報告借鑒國際經驗，確定了一系列用以補救極端不平等現象的政策。其中包括取消基礎教育學費、加大公共投資、針對女童和處于邊緣地位群體采取激勵措施、強化教育質量的承諾。相反地，權利下放的做法往往會加大貧富地區間的資金差距，從而使不平等范圍擴大。
報告引用了拉丁美洲的一個令人鼓舞的實例。該地區幾個國家推行了一種用于貧困家庭的資金調撥計劃，學費的支付視學校出勤的情況而定。墨西哥的Oportunidades計劃是其中規模最大的一個，如今正在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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