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強：抓住有利時機振興公有制經濟

抓住有利時機振興公有制經濟*　　

                         何干強　　

內容提要：公有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核心制度。但是，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嚴重下降，正在造成深層次不良問題的發展，我們應當充分認識振興公有制經濟具有緊迫性；目前是振興公有制經濟的有利時機，世界經濟危機對我國發生的不利影響有助于廣大黨員干部形成振興公有經濟的共識，“改制”私企的困難處境有利于引導它們轉向公有制。我們必須采取堅決措施，抓住關鍵，振興國有工商資本；建議必須健全公有制經濟的管理機構，引導符合一定條件的大中型私營企業國有化，用財政手段和金融手段在一些領域發展新國有企業，將過量外匯儲備的一部分轉化為經營性國有資本，鼓勵和支持有條件的國有制企業引導和控制私營企業，依靠工人階級搞好國有企業內部管理，積極培育為國有經濟服務的企業管理專家。最重要的是，各級領導干部要樹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振興和壯大公有制經濟的堅定信念。　　

一、 鞏固公有制主體地位的重要性　　

公有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核心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都規定，“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這是當代中國立國的最基本的經濟綱領，也是因物的歸屬和利用而產生的民事關系行為中必須堅持的最基本的經濟實踐原則。在多種經濟成分中，占主體地位的是公有制，起主導作用的是公有制經濟中的國有經濟。公有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核心制度。　　

打勝保穩定、保增長，保民生這場戰役必須抓住鞏固公有制主體地位這個根本問題。當前，面對世界經濟危機對我國的沖擊，黨中央正在領導全黨全國人民打響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的經濟戰役；加強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和扭轉收入分配差距繼續拉大的不良趨勢，這是打好這場戰役必須解決的兩個重大現實經濟問題。“宏觀管理要體現在中央說話能夠算數。”[①]只有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毫不動搖，中央對宏觀經濟調控的權威才能牢固的確立，并得以順暢的貫徹；解決收入差距拉大問題，更需要鞏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②] 初看起來，所有制問題似乎離開解決現實經濟問題距離較遠，其實不然。所有制是一個社會的整個經濟形態的基礎，現實的經濟問題都與所有制的實現過程和實現形式關聯著；所有制關系（生產關系）決定分配關系，分配關系決定階級關系，這是馬克思《資本論》揭示的客觀經濟規律，也是整本《資本論》得出的科學的經濟結論和政治結論。我們要打勝保穩定、保增長，保民生這場戰役，為進一步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戰略目標打好當前的基礎，就必須標本兼治，從抓問題的本質入手，而最重要的本質問題，就是要堅決地維護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維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人民群眾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維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就能廣大勞動人民看到走向共同富裕的希望，就能最大限度地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就能夠克服前進中的一切困難。　　

在關鍵時候要堅決落實公有制為主體的原則。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同志多次指出要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特別強調，“在改革中，我們始終堅持兩條根本原則，一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一是共同富裕。”[③] 顯然，這兩條原則是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的。江澤民同志也指出，“沒有國有經濟為核心的公有制經濟，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也就沒有我們共產黨執政以及整個社會主義上層建筑的經濟基礎和強大物質手段。這一點，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必須有清醒的認識。”[④]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改革開放“就是要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賦予社會主義新的生機活力，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并指出，“把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⑤] ，這是在我們這樣一個十幾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擺脫貧困、加快實現現代化、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寶貴經驗之一。可見，黨中央始終重視堅持公有制為主體這一重要的原則。問題在于一以貫之的貫徹落實，尤其國民經濟運行遇到困難之時，在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被削弱之時，各級領導干部更應當把這一原則貫徹落實到具體經濟實踐之中，這樣才能真正體現“清醒的認識”，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高高飄揚。　　

二、 振興公有制經濟具有緊迫性　　

要重視公有制主體地位被嚴重削弱的事實。目前，雖然國家統計局尚未公布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結構的正式數據。但是，近期中央報刊已經披露出，城鎮非公有制單位就業人員的比例，從1978年的0.2%增加到2007年的75.7%。[⑥] 2007年“民營經濟”創造了GDP總量約65%。[⑦]這也就是說，到2007年，公有制單位（企業）就業人員占全社會企業就業人員總數的比重已下降到24.3%，在GDP總量中公有制經濟的比重只占35%。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嚴重下降，危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鞏固，這個事實必須正視。有人認為，這種狀況反映出，非公有制經濟正在“成為我國重要的經濟增長點、提供新就業崗位的主渠道和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多樣化物質文化需求的生力軍”[⑧]。這種只看非公有制經濟絕對量和比重急劇上升、不看公有制經濟比重嚴重下降的看法顯然是十分片面的。　　

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嚴重下降，正在造成深層次不良問題的發展。主要是兩大問題：其一，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及其引起的社會矛盾加劇。盡管黨中央和國家政府在這方面采取了不少措施，但是這些矛盾并未得到得到緩解。其二，民族經濟出現某種令人憂慮的殖民化傾向。主要表現在，在我國已開放的產業中，排名前5 位的企業幾乎都由外資控制，有資料披露，目前我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已在 21 個產業中擁有資本控制權。[⑨] 這種狀況說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揭示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決定分配關系、只有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才能使中國發展獨立自主工業體系等重要原理，是反映客觀經濟規律的，是絕對不能違背的，違背了就必然妨礙經濟社會的科學發展。　　

繼續降低公有制經濟的比重而加大非公有制經濟絕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嚴重的經濟問題。能否繼續擴大非公有制經濟，用財政再分配的辦法來解決收入差距拉大的問題？回答顯然是否定的。這種思路建立在私有制市場經濟才能有高效率、把公有制經濟與市場經濟完全對立起來的這些認識誤區上。且不說英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靠財政再分配搞福利制度，都遇到不可持續的難題；也不說“私有化加公共財政二次分配”這種思路，實質上就是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立的民主社會主義的管理之路；僅從從我國目前財政收支的實際情況來看，這也是根本行不通的。眾所周知，正式公布的2009年國家財政的年度預算已達到9500億人民幣的赤字；而據財政部財科所專家估計，全國地方政府財政的負債總額，到2008年末已超過4萬億人民幣。[⑩]總共接近5萬億人民幣的赤字。再要讓國家政府追加財政支出解決諸多的社會矛盾，豈不會造成雪上加霜？　　

能否依靠擴大非公有制經濟來制止殖民化傾向？回答更是否定的。我國的民族私人資本（其人格化即民族資產階級）歷來具有兩面性，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種性質并沒有改變。目前，一些地方出現具有一定規模的私營大企業牽手外國跨國公司的現象，就是證明。[11]這就是說，在公有制經濟強大之時，一般私營經濟可以依附于公有制經濟，但是在公有制經濟被嚴重削弱的態勢下，有些私營經濟出于自身利益，就開始尋找外國資本做靠山了。同時，民族私人資本的軟弱性也沒有改變。我國私人資本絕大部分在中小企業，在這次世界經濟危機的沖擊下，它們普遍陷于困境，紛紛要求國有銀行提供信貸資金，這就很說明問題。我國私營經濟的這些天然弱點說明，它們可以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組成部分，但是它們決不能成為我國獨立自主的國民經濟體系的主要支柱。　　

事實已經表明，如果不下決心盡快采取振興公有制經濟的積極措施，促進公有制經濟恢復到應有的主體地位并得到鞏固和發展，上述兩大問題將會繼續惡化。而避開振興公有制而采取的其他措施，只能起治標而不能起治本的作用。　　

應當充分認識振興公有制經濟的緊迫性。必須看到公有制主體地位面臨的危險性。這就是，恢復和振興公有制主體地位的有利條件正在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減少。應當充分認識振興公有制經濟具有緊迫性。其實，目前比重越來越大的非公有制經濟中，只有小部分是屬于私人憑借自有資本發展起來的，對這樣的私營經濟，理所應當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毫不動搖地繼續鼓勵、支持和引導其發展；但是，相當大部分的私營經濟卻是原先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通過私有化“改制”而形成的，正是這種私有化導致了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嚴重削弱。這類“改制”而成私營企業中的“老板”，許多原先是共產黨員，受黨教育多年，他們從內心并不完全認同私有化，只是地方政府強制性要求這樣“改制”而不得不服從；這可以從一些“改制”企業的“老總”對私人購買這種“改制”方式有所抵制、有的還主動要求在企業中留下一定比例的公有股這種現象反映出來。[12] 因此，只要這些人健在，糾正私有化“改制”造成的公有資本流失、把私有化的企業改回公有制，就并不是難事。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批“改制”企業“老總”年齡將逐漸增大，經過十年左右，將會把企業交給自己的子女。如果到那時才想起“公有化”的必要性，那將要付出極大的代價。振興國有經濟具有緊迫性，這決不是危言聳聽。應當說，今后幾年，用較少的代價、在比較安定的氛圍下實現公有制經濟的振興，是具有現實可能性的。關鍵在于下定決心和采取適當的步驟。　　

三、抓住振興公有制經濟的有利時機　　

世界經濟危機對我國發生的不利影響有助于廣大黨員干部形成振興公有經濟的共識。必須看到，目前是振興公有制經濟的有利時機。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為發端的世界性經濟危機，給我國國民經濟已經造成一定的不利影響。根據唯物辯證法，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這說明，國外經濟危機導致國內發生經濟困難，這與我國國民經濟的獨立自主性發生了某些不良變化是有聯系的。在改革開放的具體實踐中，某些經濟主管部門的領導同志，由于忽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陳云同志強調的“國力論”（即發展國民經濟要從中國的國力出發），也由于頭腦中缺乏目前的經濟全球化依然是發達資本主義經濟占主導地位的、是具有“帶病發展”（即必然會發生經濟危機的）的經濟全球化，因而這些同志在指導發展“外向型”經濟過程中，主要強調增加國內生產總值（GDP）和增加政府稅收，于是許多地區盲目引資，依賴外貿，這就導致國民經濟對外資和外需的依賴性。外部世界性經濟危機一來，這就必然使國內企業缺少訂單，不少中小企業瀕臨倒閉。　　

不過，這種不利狀況卻是一貼教育廣大黨員干部樹立科學發展觀，認識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重要性的“清醒劑”：其一，它說明經濟對外開放是不能不分“姓社姓資”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固有基本矛盾和由此帶來的弊病是客觀存在的，資本主義絕沒有改變其必然滅亡的趨勢。面對資本主義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經濟全球化，我們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方向，必須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中規定的關于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方針，誰要是拋棄或者淡化這個方針，誰就要犯絕大的錯誤。其二，它說明振興公有制經濟尤其是振興國有經濟具有極端重要性。瀕臨倒閉的大批中小企業主要是私營經濟，為了解救它們，國家不能不出面采取措施。這證明非公有制經濟分散經營，是缺乏抗風險能力的。只有鞏固和發展獨立自主的國民經濟體系，才能抗擊外來風險；這就必須鞏固和發展占主體地位的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只有國有經濟鞏固了，發展壯大了，才能使國民經濟形成“全國一盤棋” ，凝成抗擊任何外來風險的整體力量。　　

“改制”私企的困難處境有利于引導它們轉向公有制。面對國際經濟危機的沖擊，大量“改制”形成的中小私企出現了資本運行困難，這為促進它們重新轉回公有制提供了時機。盡管說公有制經濟面對世界經濟危機也受到一定影響，但是私營經濟尤其是中小私營企業受到的沖擊更大。目前政府的財政和全國的金融行業仍然控制在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手中，如果國家能夠利用財政和金融手段著重支持公有制企業的鞏固和發展，并引導那些瀕臨破產的“改制”私企回歸公有制經濟，這就可以在應對世界經濟危機對我國國民經濟不利影響的同時，促進國有經濟的振興。反過來，如果不能抓住這個有力的時機有意識地振興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反而用財政、金融政策挽救私營經濟，那么，不但不能從根本上增強國民經濟抗擊國際經濟風險的能力，也會失去振興國有經濟的好時機，今后再來做這項關系國家前途和命運的工作，將會遇到極大的困難。當然，這里說的轉向公有制經濟，絕不意味著回到舊的計劃產品經濟體制，而是要在與市場經濟結合的意義上振興公有制經濟。　　

必須在領導干部中糾正對公有制經濟喪失信心的錯誤思想傾向。這種傾向是嚴重存在的，最明顯的表現是在地方經濟工作中，對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事講得多、做得更多，而對振興公有制經濟的事講得少、做得更少，甚至仍在繼續做削弱公有制經濟的事。例如，2008年8月國務院國資委有關負責人提出，“按照國務院對國有經濟布局調整的要求，中央企業到2010年將會減少到80戶到100戶。原因是，中央企業中有相當一部分企業不屬于關系國家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的企業，這些企業應該更多地進入市場經濟競爭。”[13]顯然，這種觀點認為，凡是要進入市場競爭領域的企業就不能是國有企業。這就等于認定國有經濟不可能與市場經濟相結合，也就等于認定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是對立的。這種觀點對于振興公有制經濟是極為不利的，也是完全錯誤的。須知，市場經濟本身就是競爭性經濟，如果承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是公有制經濟與市場經濟實現有效結合（或者相對于私有制經濟應能實現高效結合），那么，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的公有制經濟，通過體制改革，就必定都要進入競爭性領域。其實，從世界經濟的視野來看，當今各國經濟之間都是要展開國際競爭的，那些“關系國家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的企業”，承擔著維護本國民族經濟利益的重大責任，也必定是要積極地參與國際競爭的。我們只有堅決地擯棄把公有制經濟與市場經濟對立起來的陳舊觀念，才能充分認識振興公有制經濟的重要性，也才能意識到并積極地利用好目前存在的振興公有制經濟的有利時機。　　

振興公有制經濟具有創新體制的改革目標。抓住有利時機振興公有制經濟，是為了實現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體制創新目標。這絕不是像一些人所說的那樣，又要“回到舊體制了”，決不是又要搞 “純而又純”的公有制經濟了。這種對公有制經濟的振興，是服從于對國有經濟、集體經濟的管理體制的深化改革的，是貫徹促進公有制經濟與市場經濟高效結合的體制創新這種指導思想的；同時，又是服從于公有制占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種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所有制結構框架的，是有具體的數量規定的。振興公有制經濟，首先要根據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科學發展，以及收入差距逐步縮小的實際要求，確保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在所有制結構中應達到的最低限量，然后再根據生產社會化的進一步發展，逐步增加其比重。根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實質是生產過程中的人與人的關系或社會關系。結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規定性來看，這意味著，全體勞動者應當有50%以上的成員在公有制經濟中工作，才能體現出，與市場經濟結合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在全社會占主體地位。如果這是正確的，那么，從工商業領域看，由國有資本和集體資本構成的公有資本，在全社會工商資本數量中，就應當占更大的比重。這是因為，即使公有制經濟中的集體經濟與私營經濟的資本有機構成（可以用人均固定資本占有量來近似地表現）大體相似，但是國有經濟生產力先進，因而國有資本有機構成是明顯高于私人資本的，也就是說，使用同量資本，體現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國有經濟中的勞動者人數比私人經濟中的人數要少，所以，公有資本總量占全社會工商總資本的比重，就必定要顯著超過50%，才有可能使勞動者的51%（起碼的多數）工作在公有制的生產關系之中。這樣估算，工商業領域公有資本占全社會總資本的比重可能要達到65%以上，才能在生產關系的意義上實現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從而才能真正扭轉收入差距拉大的不良趨勢。　　

四、采取堅決措施振興公有制經濟　　

振興公有制經濟，最重要的是振興國有工商業資本。在市場經濟中，工商業資本是在國民經濟中投入生產、流通領域，創造和實現社會價值的現實資本，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屬于職能資本范疇；而銀行資本等非職能資本的運動，都是建立在職能資本運動的基礎上的。振興公有制經濟，包括振興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重要的是振興其中的在國民經濟中起主導作用的國有經濟，而關鍵又是要振興的國有職能資本即上面提到的國有工商資本體現的經濟。國有職能資本是廣大人民當家作主，實現生活共同富裕的最基本的物質基礎。　　

我們必須抓住目前有利時機，采取堅決措施，振興國有工商資本。茲提出下述建議，供決策部門參考：　　

1.必須健全公有制經濟的管理機構。振興公有制經濟是一項關系國家前途命運的戰略實踐，必須有堅持馬克思主義，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的實踐主體機構來抓。目前，就國有經濟而言，雖然國資委建立了，也發揮出重要的作用；但是從振興國有經濟的要求來看，仍然有明顯差距。主要是，國資委作為國有資本所有者和出資者的代表機構責權關系還未理順到位。例如，從所有權關系來看，各級國資委理應接受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控制與監督，可是現有的管理體制，后者卻不能直接實現這種所有權關系的規定；又如，國資委理應承擔起對國有企業體制改革方案的制定和設計，直到指導監督國有企業對國有資本保值增值的全部管理工作；但是現行的做法卻是，由作為政府部門的貿經委負責國有企業的體制改革設計，而國資委在這方面只有執行的職能。人民群眾對國資委的監督難以到位，國資委不能全面地行使應有的職能，這恐怕是國有經濟比重不斷下降，國有資本流失屢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就集體經濟而言，過去黨委和政府部門都有專門機構抓集體所有制的生產關系，在地方上，黨委機構中有農工部，政府機構中有集體資產管理局，這種專門機構的領導、管理，盡管存在一定程度的黨政不分和政企不分的缺陷，但是確實促進了我國城鄉集體經濟的蓬勃發展。但是，在“改制”過程中，本來應當是黨委、政府機構糾正缺陷、調整機構和轉變職能的改革，在許多地方卻變成了根本取消對集體經濟的管理機構，結果現在多數地區集體經濟，尤其是城市集體經濟變成了缺乏黨政領導機構支持和管理的經濟成分。全國城市集體經濟，現在是由全國輕工業聯合會這樣一個中介組織性質的機構在抓，顯然，這對于鞏固和發展作為公有制經濟的重要成分的集體經濟來說，是不能適應的。因此，要振興公有制經濟，必須首先健全管理主體機構，解決有人抓這項工作的問題。有人抓，才有可能落實措施。　　

2.引導符合一定條件的大中型私營企業國有化。這里符合條件的企業，主要指：第一，通過“經理層買斷” （MBO）而私有化的原國有企業。可以組織地方政府部門在實踐科學發展觀的活動中“回頭看”， 對這些企業實行國有化的“再轉制”。應充分認識“經理層買斷”這種“改制”方式是不科學的，因此，必須予以糾正，收回“改制”中流失的國有資本和私有化的企業。收回的國有資本及其增值部分，可以在政資分開、政企分開的條件下，作為實行國有化的“再轉制”企業的國有股；有經營管理水平的經營者可以從私企老板轉化為拿工資的企業管理者。第二，原本是私營企業，經營管理水平較高，但是在世界經濟危機沖擊下，困難很大，乃至瀕臨破產。對這樣的私營企業，根據自愿的原則，可以采取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新型公私合營方式，在提供財政金融支持幫助企業克服困難的過程中，促進其向公有制企業轉化。具體方式，可以再實踐中形成。　　

3. 用財政手段和金融手段在一些領域發展新國有企業。振興國有企業，除了向原有國有企業注資，堅持內涵擴大再生產，支持它們鞏固和科學發展之外，在目前國有經濟比重嚴重下降的條件下，有必要創辦新的國有企業。新辦國有企業，要與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結合起來；與國有經濟占領國民經濟各主要產業的制高點、取得控制地位結合起來。所投國有經營性資本的來源，可以采取多種渠道：其一，可以利用一部分財政稅收轉化為國有資本的投資。稅收的實質是廣大勞動人民創造的剩余價值，發展國有經濟理所應當可以利用。其二，將國有土地的地租轉化為振興國有企業的投資。目前，存在國有土地級差地租流失嚴重的情況，主要表現在國有土地經營權的租約期過長，因而導致經營土地獲得的超而利潤大量地流失到地產商手中，這是房地產商普遍暴富的重要原因。根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地租理論，取得土地經營權所獲得的超額利潤只能在一定時間的租約期內歸土地經營者（地產商）占有，租約期滿之后，這部分超額利潤就應當轉化成級差地租歸土地所有者（國家所有者）；但是，目前，地方政府與地產商關于國有土地的經營租約合同，租期都缺乏時間上的規范，租期普遍過長，以致誰獲準租用一塊國有土地，誰就獲得了獲取本來應歸國家占有的級差地租而發橫財的機會。如果能夠嚴格規范國有土地經營合約的時限，對國有土地根據實際情況實行定期分期簽約，不但有利于制止房地產業的腐敗現象，國家將能夠取得大量級差地租收入。用這些地租收入，轉化為國有經營性資本，將極大地有利于發展新的國有企業。其三，從全局出發籌集振興國有制經濟的啟動資金。國家可以通過向廣大人民群眾發行建設國債，籌集資金，發展新的國有制企業。[14]其四，銀行對新辦國有企業采取政策性的金融信貸支持。這是人民銀行應有的為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服務這種經濟性質所規定的責任。　　

4. 將過量外匯儲備的一部分轉化為經營性國有資本。外匯儲備可以直接用于購買國內緊缺的外國商品，可以作為必要時對外國借債的信用依據，可以作為穩定匯率（外幣對本幣的比價）的保證，因此，國家必須掌握一定量的外匯儲備。但是，外匯儲備并不是越多越好，如果超出一定限度，就有可能造成國力的損失。這是因為，外匯是本國持有的外國貨幣，不管它是由外國資本進入國內而形成，還是國際貿易順差的差額形成，儲備狀態的外匯都不是經營性的資本價值，而是外幣形態的貨幣價值。在外匯是紙幣的現代歷史條件下，國家的外匯儲備相當于外國借用我國一定價格的物質財富的借條，而這些價格總額究竟含有多少實際的價值，則要取決于紙外幣在一定時點上的含金量。一旦作為外匯的某種外幣貶值，國家持有的該國外幣構成的外匯儲備越多，國力的損失就越大。到2009年3月，我國的美元紙外匯儲備為19537.41億美元，[15] 應當說，這樣的外匯儲備規模已經超過了正常的數額。[16] 因此，國家應當把過量的外匯儲備盡可能地轉化成能夠增殖的經營性國有資本，或者轉化成能夠保值的黃金。從振興國有經濟的角度來看，可以用超量的美元外匯控股現有的外企或購買外企，尤其是那些已經在一些產業領域對我國的民族企業構成威脅的外資企業。這樣，既可以消除或減少過量外匯儲備貶值的風險，又可以通過振興國有經濟，維護民族經濟的利益。　　

5．鼓勵和支持有條件的國有制企業加強對私營企業的引導和控制。針對現在中小型私營企業數量多、大部分單個私營企業規模還不大的狀況，可以通過實力強的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擴大控制范圍，引導、組合私營企業，使之成為國有企業的配套企業或者“衛星”企業，從而使大量中小私營企業附屬于國有經濟，形成國有經濟控制的聯合“企業群”。通過壯大現有國有企業和創辦新的國有企業，帶動作為民族經濟的內企實行聯合，共同抵制外資控股，這將有利于制止經濟殖民化的不良傾向。　　

6．依靠工人階級搞好國有企業內部管理。振興國有經濟，必須搞好現有的國有企業。最根本的是堅持相信和依靠工人階級，充分發揮公有制生產關系的優越性。在企業中要堅持領導、科技人員和廣大職工群眾相結合，堅持“廠務公開”，發揮集體力量和集體智慧辦企業，堅決糾正單純依靠企業家辦廠的那種盲目照搬資本主義管理方式的傾向；要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堅決糾正那種盲目擴大管理層與職工之間收入差距的傾向，國有企業總經理平均工資不應當超過全國科學家和一級教授的平均收入；必須有嚴格的組織紀律，嚴禁國企管理人員 “一人兩制”（一面在國有企業工作，一面自己在外開公司，或為私營企業服務）。只要堅持 “鞍鋼憲法”、“三老四嚴”等優良傳統，我們的國有企業就能創造出適應市場經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企業管理方式，不斷發展和壯大。　　

7. 積極培育為國有經濟服務的企業家。實現國有制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高效結合，需要大批具有社會主義信念的、有管理能力和懂某種專門業務的經濟組織帶頭人；這可以在黨和政府領導下，利用大專院校來組織專門培訓。　　

所有這些振興公有制經濟的實踐，只有解放思想才有可能付諸實施并得到完善。而就實踐主體而言，最重要的是，各級領導干部尤其是高層干部的思想首先要從公有制與市場經濟對立的觀念中解放出來，樹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振興和壯大國有經濟的堅定信念。　　

                          （作者：南京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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