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守則運動下的中國“血汗工廠”

【內容摘要】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對著“彈性生產”的出現，發展中國家出現“血汗工廠”，引發了發達國家人們旨在反血汗工廠的“生產守則運動”。然而，在生產守則運動下中國仍然存在“血汗工廠”。這是由生產守則運動僅僅是跨國公司等組織的“合法性機制”性質以及生產守則運動運作的內在缺陷所導致的。
【關鍵詞】生產守則運動、“血汗工廠”、合法性機制

一、問題的提出：富士康“血汗工廠”
英國《星期日郵報》6月14日一篇名為《iPod之城》的報道指出：富士康深圳龍華工廠存在嚴重的違反國際勞工公約的“核心勞工標準”，是一家典型的“血汗工廠”：月收入僅有27英鎊(約合人民幣387元)，但每天的工作時間長達15個小時，員工收入主要靠加班，住在可以容納100人的宿舍里面……富士康作為美國著名的蘋果公司的代工廠（供應商），雖然蘋果公司在西方的生產守則運動的背景之下制定了自己的行為守則，并且以“訂單轉移”為壓力要求其供應商遵守，但是，富士康仍然具有“血汗工廠”的特征。事實上，這種由西方“消費者”主導與發起的目的在于反血汗工廠的“生產守則運動”依然沒有消除“血汗工廠”在發展中國家出口加工區的出現。富士康“血汗工廠”的被揭露只是整個中國問題代工廠的冰山一角，“血汗工廠”[1]依然大量存在。
在由跨國公司、消費者、學生組織、跨國NGO等組成的“生產守則運動”（Code of Conduct）背景之下，在發展中國家依然存在“血汗工廠”的困境，反映在理論上則是人們對“生產守則運動”在以下三方面的質疑和批評：生產守則自身的有效性，工人的自組織與賦權，國際法與地方法的強化與實施。實際上，生產守則運動中存在缺乏對工人的賦權、監察的困難性等缺陷。在中國，生產守則下出現“血汗工廠”的原因在于作為“弱意義的合法化機制”的生產守則運動自身存在缺陷。

二、彈性生產：生產守則運動的出現
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高科技的發展，尤其是計算機的普遍使用，以及經濟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導致組織制度變革，傳統的大規模生產的“福特生產方式”逐漸無法適應全球化背景下的需求多樣化與復雜的競爭環境，“彈性生產”（flexible production）應運而起。 對于“彈性生產”，德里克（德里克，1999）認為：就社會而言，新技術賦予資本和生產以空間的流動性，因而生產的定位似乎處于一個永恒不斷的流動狀態，為資本對抗勞動力尋求最大利益，同時也擺脫資本活動的社會和政治干預。這種“彈性生產”式的跨國公司在全球統一市場上調配勞動力和資源，以謀求自身利潤的最大化，這種生產方式既使得跨國公司通過“空間轉移”（Harvey, 1998）的策略——地理擴張來緩解西方發達國家工人階級的壓力，增加了資本的分量，又可以降低生產的成本。
“彈性生產”的興起，引起了“合同生產網絡化”（CPN）——跨國公司將生產和生產過程委托給代工廠，自己主營品牌與銷售。在發達國家，由“彈性生產”引起的制造業的外遷，隨之而來的是工人階級人數的銳減，工會力量的削弱。[2]發達國家的工人階級漸漸隱退，以至于有人認為在發達國家工人階級日益遠離政治舞臺，是一個無意義的概念。同時，由于發展中國家潛在的低廉的勞動力競爭，使得發達國家勞工有“向下競爭”（race to bottom）的趨勢，工人階級以往對企業的抗爭轉變為由于企業外遷的擔心。為此，西方發達國家的工會、NGO將目光轉向發展中國家，呼吁消除發展中國家的“血汗工廠”，以減輕對發達國家工人的壓力。
“彈性生產”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主要在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加工區。由于跨國公司將生產線轉移到生產成本低廉的發展中國家，世界范圍的資源流動和生產使得跨國公司不受當地勞工立法的制約，同時減少了對生產工人的直接的管理與保障。同時，跨國公司不斷地尋求最低成本的代工廠（供應商），在跨國公司的這種“訂單轉移”的策略下，發展中國家的企業為了爭取到訂單而不得不陷入一種“向下競爭”（race to bottom）：低工資、延長勞動時間、強制加班、嚴格管理，勞工權益缺乏保障，同時造成對環境的破壞。
跨國公司及代公司存在的問題，如低于基本工資，工作時間長，逐漸引起人們的注意。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的消費者、工會、學生組織、跨國NGO批評跨國公司的“血汗工廠”，并紛紛發起“反血汗工廠”（anti-sweatshop campaigns）的運動，要求跨國公司承擔公司社會責任（CSR），要求企業在賺取利潤的同時,應主動承擔對環境、社會和利益相關者的責任（譚深等，2003）。
生產守則運動便是公司社會責任運動的最主要形式之一。它是一場要求跨國公司在參與市場競爭過程中擔負其社會責任的網絡化社會運動，其重要的內容之一便是維護勞工的基本權利。20世紀90年代初，在西方消費者運動的壓力下，發達國家的一些跨國公司為了維護品牌形象和市場競爭的需要，紛紛開始制定“公司生產守則”，承諾承擔社會責任、遵守投資所在國的相關法律，維護勞工權益，改善勞動條件，并要求其供貨商和分包商遵循同樣的生產守則。除了跨國公司參與這一社會運動外，消費者組織、行業性組織、工會、宗教和其它一些社會團體等也紛紛參與，從而擴大了生產守則運動的參與主體，使得其聲勢日漸強大。
下圖為生產守則運動的組成，詳細內容詳見《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勞工運動：現象、問題與理論》（引自余曉敏，2006）。
 
同樣，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跨國公司，尤其是一些大型的零售商品牌公司，越來越傾向在其中國合作伙伴（供貨商及分包商）的企業中推行其生產守則，并贊助了一系列機構從事了相關的監督與調查（譚深、劉開明，2003年；潘毅，2005；黃巖、郭巍青；2006）。

三、生產守則運動的理論視角：合法化機制
生產守則運動現象與組織社會學的制度學派研究的兩個中心問題密切相關：在現代社會中，為什么不同的組織其結構越來越相似？組織的效率原則要求不同的組織具有不同的目標、任務、環境，從而具有不同的結構，但在實際生活中很多不同領域的組織其結構與運作很相似。第二個中心問題是，為什么組織或企業會花很多的資源去做對組織經濟效率沒有關系的活動？組織的這兩個問題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結合生產守則運動，我們可以發問：為什么跨國公司要紛紛制定生產守則？
組織社會學新制度主義學派的創始人邁耶（John Meyer）給出了答案，他在研究了美國各州的教育制度之后，發現美國各州的教育制度具有趨同性的傾向，他同時發現組織制定的許多規章制度與組織的內部運作毫無關系。邁耶認為，組織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問題在于，組織是嵌入于社會之中的，組織在其運行的過程中，面對兩種環境：技術環境與制度環境。組織的技術環境要求組織遵循市場利益最大化原則，而組織的制度環境則要求組織必須考慮社會的文化、傳統、法律等各種因素。在很多時候，組織的技術環境與制度環境是相互矛盾的，組織的制度環境要求組織服從“合法化”機制，采用那些在制度環境下廣為接受的組織形式與做法，而不管這些形式與做法對組織的效率是有無幫助，甚至是有害的。合法化機制它認為：社會的法律制度、文明期待、制度觀念成為人們廣為接受的社會事實，具有強大的約束力量，規范著人們的行為（周雪光，2003：74）。合法化機制是指那些誘使或迫使組織采納具有合法新結構的組織結構與行為的觀念力量（周雪光，2003：75）。
在由消費者發起的“消費者運動”以及社會道德壓力的制約之下，跨國公司開始了其合法化的進程，以取得合法化的地位：Levi-Strauss、Reebok、Nike、Adidas-Salomon、Hasbro等跨國公司相繼頒布自己的生產守則，內容涉及健康與安全、人權、消除性別歧視、工作條件、童工、加班與工作時間、組織工會等方方面面。同時，在中國的供貨商、代工廠執行跨國公司的、行業的生產守則。
新制度主義在合法性機制對組織行為的影響上，存在著強意義與弱意義之分：前者以邁耶、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為代表，后者則有迪瑪奇奧（DiMaggio Paul）與鮑威爾（Walter Powell）。強意義的觀點認為組織的行為是由制度所決定的，而弱意義上的合法性繼之則認為制度通過制度分配或資源激勵影響組織行為。實際上，由跨國公司、消費者、NGO發起的公司社會責任與生產守則運動只是弱意義的合法化機制，生產守則并不具有真正的約束力。全球化下跨國公司的生產守則運動是在通過消費者的購買、工會與NGO的批評、人們賦予公司社會道德等激勵的措施下出現的。生產守則并不具有法律效應，更不是傳統工人斗爭的結果，只是激勵手段的結果而已。在跨國公司的生產守則中出現的是“承諾”（commitment）、“應該”、“不具約束力”（non-binding section）內容等詞匯與內容，同時很多跨國公司的生產守則中并沒有出現要求供貨商建立工會的條款，就反映了這種“不具約束力”[3]。

四、生產守則下的勞資關系變化
盡管生產守則運動在全球轟轟烈烈地進行，但從新聞媒體頻繁報道中可以窺見，“血汗工廠”問題在大陸的代工廠中依然嚴重。根據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HKCIC)的調查，中國大陸接單生產麥當勞玩具的廠商其勞動條件遠不如中國勞動法令的標準；雖然麥當勞訂有生產守則，然而廠內的工人幾乎都沒聽過，顯然生產守則的監察系統沒有作用。國際自由工會聯盟 (ICFTU) 2005年發表報告稱隨著大量中國農業人口和國有企業下崗工人在城市里爭搶工作崗位，從而打壓了工資，中國正成為世界的“血汗工廠”。國際自由工會聯盟秘書長簡禮達(Guy Ryder)的一番話很能說明問題：“多數人只看到中國的經濟成果，而無視其陰暗面。別國國內擔心的是自身的貿易逆差，以及來自中國的廉價進口商品可能造成的就業崗位流失，從而掩蓋了國際社會可能有的任何懷疑，即中國企業究竟是靠什么辦法，生產出售價不到50美元的DVD播放機的。”（Andrew Taylor，2005）中國正是憑借其壓榨工人才能在“向下競爭”的全球市場環境下占有一席之地。
為什么在全球范圍內生產守則作為“準入”門檻——否則會受到人們指責與拒購——的今天，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代工廠中依然存在嚴重的“血汗工廠”現象。要解釋這種現象，我們首先必須了解生產守則運動對勞資關系產生的影響及其運行機制。
生產守則運動對發展中國家的勞資關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佟新，1999；余曉敏，2006）。傳統的三方機制被取代，跨國公司、跨國NGO、消費者、工會、政府等參與進來。但是由于利益關涉主體所處的位置不同，力量不對稱，出現了勞資關系的新問題。
古典依附理論的代表之一弗蘭克在論及全球化背景下的核心國家與邊緣國家之間的不平等時，他認為由于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出現，使得“打碎轉移這種剩余價值的依附鏈條”的夢想破碎。弗蘭克認為，跨國公司從經濟上控制了第三世界國家的原材料和勞動力，它們就能通過各地的業務網去控制從生產到銷售的全過程（張敦福，2000）。實際上，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國生產是一種“買家主導型的商品鏈”（buyer-driven commodity chains）：大型零售店和貿易公司占據主導地位，在發展中國家完成生產的網絡（余曉敏，2003：164）。由于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處于產業鏈的低端，相對于跨國公司，其談判的力量是微弱的，跨國公司在制定游戲規則方面處于主導地位。
在生產守則運動下的勞資關系中，作為雇主的跨國企業扮演了一個非常特殊的角色：一方面，跨國公司作為資方，其利益是與工人相對立的；另一方面，跨國公司制定內部生產守則，并要求其供貨商執行，跨國公司巧妙地將來自消費者等的壓力轉移到其供貨商頭上。跨國公司扮演了工人的庇護人的角色。跨國公司的這種“雙重”角色使得跨國公司在生產守則運動中處于主動的主導地位。跨國公司的主導地位顯示了資本的強勢（佟新，1999）。
然而，生產守則運動的受益人——工人在這場運動中表現得并不積極，甚至由于生產商將其利益與工人捆綁在一起導致工人淪為生產商的依附。[4]中國工人沒有維護自身權益的意識，依然沒有團結起來，在勞資關系博弈中處于的從屬地位。在此背景之下，以企業、工人與國家為三方主體的傳統勞資關系在生產守則運動下遭到了沖擊與瓦解。以往以工人運動（工會）為勞資抗爭的源動力如今被國外（西方發達國家）的消費者、NGO等新生力量代替。工人在勞資關系中的主導地位受到極大的削弱。
因此，生產守則運動下的勞資關系具有如下特征：生產守則運動使得雇主“工人負責制”轉變為“消費者負責制”：雇主向消費者等組織負責而不是工人，西方發達國家學生組織、跨國公司、NGO是參與的主體，而發展中國家的從事生產的工人卻邊緣化了，工會更是扮演了微不足道的角色——很多代工廠沒有建立工會，有些雖然有工會，但其管理者代表的卻是工廠的利益。正是這種畸形的勞資關系使得在生產守則下中國的代工廠出現“血汗工廠”的隱患。

    五、生產守則下的“血汗工廠”： 生產守則的運作邏輯
我們知道，生產守則運動的流程一般為：西方發達國家的媒體、消費者和工會等組織揭露跨國企業及名牌公司的海外生產劣行，要求品牌公司為海外供應商的勞工負責，改善供應商的勞動人權，以挑戰跨國企業和名牌公司在分包生產到世界各地之后，與海外的外包商以及勞工沒有雇傭關系及法律責任的問題。運動的有力武器是國際上的輿論壓力以及道德批判，并藉此迫使企業改善工人的權益。即動力源（消費者、跨國NGO、學生組織、國際勞工組織等）®制定者（跨國公司、OEM）®執行者（代工廠、供應商）®工人®監督者（獨立的監督機構），當然生產守則運動并不是直線型的，其中還有當地政府、工會的參與。生產守則運動的形成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出口加工區工人的權益，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然而，生產守則運動參與主體的變化及其游戲規則，導致在生產守則的實際施行過程中存在一系列的潛在的問題，生產守則實施的有效性受到人們的反思。
首先，生產守則的適用對象往往是生產終端產品的廠商，因此在層層外包[5]的生產網絡中，這些外包廠的工人往往難以適用生產守則。這些工廠工人權益能否得到保障，還是一個問題。生產守則往往關注著名的品牌公司，而非品牌公司及其代工廠則在人們關注的視野之外，譚深（譚深等，2003）在調查中發現，非品牌公司代工廠的工人權益狀況相對較差。
其次，跨國公司的“雙重地位”使得跨國公司祭出生產守則就可以擺脫消費者以及輿論的指責，本身就處于產業鏈下端的代工廠承擔了生產守則的成本：本身只有有限的利潤空間，還必須承擔額外的成本。
第三，生產守則運動在勞工賦權方面質疑聲一直不斷。勞工在生產守則的制定、監察中沒有發言權，工人的主動維權行動更是沒有。盡管生產守則越來越重視勞工權益培訓，以此給工人賦權。但是，生產守則下勞資關系中勞工處于邊緣化的地位無可置疑。雖然有一些跨國公司的生產守則中有支持代工廠結社、組建工會的權力，但是傳統的結社自由和集體談判基本上被放棄，代表工人利益的工會在生產守則運動中一直起著微小的作用。
第四、生產守則存在監督問題：最初的生產守則忽視外部監督的問題，因此遭到人們的批評。經過改進，現多數的生產守則包括內部監督與外部監督。內部監督是指跨國公司制定自己的生產守則，并要求其供貨商執行；外部監督是指公司雇傭獨立的第三方機構進行監督。公司的內部監督一直受到人們的質疑，因為跨國公司很有可能以之作為公關伎倆；然而人們也逐漸開始注意到外部監督的有效性，質疑監察第三方的獨立性問題，認為所謂的獨立其實是受跨國公司的操縱。[6]
從生產守則運動的弱意義的合法性機制與勞資關系來看，生產守則的制定與實施并不是跨國公司與代工廠基于工人權益自發的運動，更不是工人積極推動的結果，而只是在消費者發動下進行的不得已的行為。在生產守則的動力來源意義上看，生產守則是注定要失敗的。這種合法化機制表明，跨國公司尤其是代工廠，在動力源®制定者®執行者®工人®監督者的環節上任何一個環節不能出現差錯。所以在生產守則任何環節上的一個微小差錯將導致運動的失敗。由于工會在生產守則運動中，幾乎完全缺位，其為工人的維權能力進一步削弱；而工人作為利益的主要受益人，只是“被動”的受益者。
中國代工廠中存在“血汗工廠”的現象，就在于生產守則運動的動力源及其運行過程的內在缺陷：運動中的利益相關者——跨國公司、代工廠、工人、工會與當地政府在生產守則的運作邏輯下分別有各自的顧慮：
對于跨國公司來說，其在生產守則運動中的“雙重角色”使得跨國公司有權力僅僅將生產守則作為其公關伎倆。跨國公司只是在生產守則運動的壓力之下制定生產守則，代工廠工人的權益并不是跨國公司真正關心的焦點。“實施生產守則以及保障勞工的權益，正如廣告和其他公關策略一樣，是市場行為的另一種方式，必要的投入成本可能帶來更大的市場效益。”（譚深，2003：33）“我們也是迫不得已才會遵守迪斯尼公司的守則，但是直覺會告訴我們當生產任務的要求和生產守則的要求發生沖突的時候我們應該偏重哪邊。有一次，我曾經打電話給那邊（Disney公司）的生產部門問他們：‘你們到底想不想及時收貨？’結果到最后他們派來監督我們的代表也沒干涉我們（讓工人超時工作）就離開了。”（轉引自潘毅，2005）
對于代工廠，其所處的惡劣的競爭環境使得很多公司可能只是建立“非制度化”的生產守則，實施“兩套記錄”的方法，以應付檢查，而在日常生產活動中并不實行，只是把生產守則作為“合法化”的手段。HKCIC在2000年的調查中發現，很多工廠都知道什么時候會有檢查，通過突擊或者是賄賂就可以通過檢查。
對于工人：一方面由于各種對代工廠的檢查（包括跨國公司檢查守則的實施情況、獨立第三方的監察在內）過程中與從事一線生產的工人之間的溝通很少，信息流通困難。另一方面，工會在中國社會中處于“制度性弱勢”（馮鋼，2005），很多工會甚至是工廠的附屬組織，并不代表工人的利益。工人（農民工）長期生活在的這種社會環境中，受到這種“地方性知識”的深刻影響。很多工人缺乏基本的維權意識，更沒有工人的集體行動。由于代工廠在產業鏈中的低端，在利潤本身不高的情況下往往用計件工資的手段將成本轉移給工人，由此導致工人與企業站在同一立場。工人本身并沒有被賦予權利，不是能動的行動者。以下調查反映了這一點：
“你們要知道，我們害怕公司失去生產訂單，我們誰也不想因為答錯了問題而自找麻煩。”
“是，你可以說我們寧愿選擇長時間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對？我們是出賣自己的勞動來賺錢。我們從大老遠跑來打工，如果連自己都養活不了的話，那就算讓我們星期日休息又有什么用？”
“如果晚上和周末都加班的話，我們每個月就能賺到600—700元；如果不加班的話，我們每個月就只能賺300—400元。這點錢怎么夠在城里生活？”（潘毅，2005）
可以說，生產守則運動維護工人權益的模式及其內在的缺陷導致在生產守則運動“甚囂塵上”的當今中國，依然無法消除“血汗工廠”現象在代工廠中的出現。
在生產守則背景下，勞資關系中維護工人權益的內在的力量——工人被削弱，而轉變為與工人利益沒有直接關聯的消費者等外在的組織，但后者外在模式的以上缺陷導致的生產守則下“血汗工廠”仍然存在。這引起我們的深思：到底生產守則運動與傳統的集體談判制度之間的關系是什么？是對立的，還是可以互相補充？
鮑里斯通過研究發現，歷次生產守則運動都具有動員消費者的特征，但是這種缺乏工會組織和國家立法的維權機制，而僅依靠消費者導向的策略無法消除血汗工廠現象(Boris， 2003；轉引自余曉敏，2006)。在生產守則運動對工會組織與工人維權產生巨大影響的今天，我們應該思考：怎樣處理生產守則運動與三方機制的關系，怎樣才能真正消除發展中國家代工廠中的“血汗工廠”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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