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形勢與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
陳寒 鳴
目前，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究竟面臨著怎樣一種形勢？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又應承擔起怎樣的歷史重任，并如何完成好自己的歷史使命？這實在是同志們應認真思考并作出回答的重大問題。以下僅略談四點筆者的淺見，供同志們進一步思考、討論，并望有所批評。
一、自蘇東劇變以來，世界范圍內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一直處于低潮狀態，而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把和平演變的重點放在中國，以為只要在中國成功實行了和平演變就可算是對共產主義運動取得了最終勝利。這是從國際形勢角度應作出的總體性的基本判斷。據此，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者至少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章程》所要求的“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人類進步”，堅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要求的“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加強同世界各國人民的團結，支持被壓迫民族和發展中國家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的正義斗爭，為維護世界和平和促進人類進步事業而努力”。就是說，我們必須要在對世界形勢有清醒的準確的估價前提下，旗幟鮮明、毫不動搖地堅持我們的原則立場，而不應盲目樂觀地以為我們已經處于一個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全球化”時代，更不能像鄭必堅先生那樣毫無原則地去向美國官方呈獻所謂“誠意和善意”：“中國共產黨無意于挑戰現存國際秩序，更不主張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顛覆它。”（《中國共產黨在21世紀的走向》，見2005年11月22日《人民日報》“海外版”）
二、從目前國內經濟結構來看，現已有人在明言“民營經濟正在改變中國”了：“民間資本、私人資本在短短20多年的時間內，由幾乎為零迅速增長到目前的約6萬億元。……它已經成為中國最大的企業群體，私營企業占中國法人企業的60%以上；……”（黃孟復語，見2006年9月4日《江蘇商報》）而作為社會主義社會經濟基礎的公有制企業在中國法人企業中則顯然已不占主體地位。據此，可以說，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面臨崩解境地。而一旦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完全崩解了，社會主義大廈也就必然會岌岌可危。因此，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必須直面這嚴峻形勢，認真研究如何領導、駕馭私有經濟，怎樣切實有效地發展壯大公有制經濟問題。
三、從目前國內階級關系來看，作為中國共產黨階級基礎的中國工人階級，經過20多年的種種以新自由主義為導向的改革（“改制”）舉措，階級隊伍嚴重分化。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的經營管理者本是工人階級隊伍中的一部分，但通過高額年薪制、高管持大股及期權激勵制等，將企業經營管理中的相當一部分從工人階級隊伍中分離了出來，使之驟然暴富，成為了擁有個人巨額資產、乃至將國有產權（資產）化為其個人所有制的特殊既得利益群體。像這樣一些暴富者，盡管還保留著中國共產黨員的身份，有的還獲得了“全國勞動模范”、“五·一勞動獎章”等榮譽稱號，被稱為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能人和精英，但實在說來，我們很難想象這些特殊利益的獲得者、占有者還能夠真心真意地為共產黨的最終與最高社會理想——共產主義而無私奮斗。像這樣一些人，實際上再也不會代表工人階級利益，而只能代表他們自己的利益以及中外資產階級的利益了。
中國工人階級的主體即產業工人，現實則處于“四化”狀態之中：一是雇傭化。目前約有一億多職工在個體、私營和“三資”企業等各類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就業，約占全部職工的一半。中共“十三大”政治報告指出，職工在私營企業勞動是具有雇傭性質的。不少集體企業和絕大多數鄉鎮企業，名為公有而實為私營，在這類企業中勞動的職工自然也是雇傭勞動者。至于國有企業，通過種種改革舉措，實行了“小賣大股”，即一部分中小型國有企業被賣給了中外資產者，變成了私有企業；一部分經營者或管理層持大股，其所有制性質也有了部分變化。在后類企業“改制”過程中，有些企業也搞點“工人持股”，這其實不過是蒙騙工人的手段，因為即使每個工人分得幾百、千把元人民幣的股權，也絕不可能改變其實際的階級地位；有的，甚至還要工人給企業投入現錢以作為其參股的必需條件，不投便不能上崗。這樣做既使工人受害，又模糊了工人的階級意識。這些“改制”，很多由少數人“暗箱操作”，并不經過職工代表大會議決，遭到工人群眾的強烈反對。
在改制過程呂，不認真評估，甚至有意低估企業資產，在導致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的同時，人為造就了一批資產者。2000年8月7日的《浙江工人日報》刊登了一篇新華社記者關于國有中小企業“改制”的調查報告，題為《“新百萬富翁”震蕩大江南北》。該文指出：在日益深化的國有中小企業產權改革過程中，“經營者持大股”被認為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改制方式，受到各地政府和企業界的廣泛推崇。通過多種多樣的購股方式，相當一批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在“一夜之間”驟然擁有數十萬、幾百萬甚至上千萬元的股份，社會生活領域形成了一個特殊的“新百萬富翁”群體。這些人在經營管理國有企業時無所作為或很少有所作為，并把國企衰敗的原因歸咎為“產權不明晰”，工人素質低下，而一到化公為私式的“改制”時，便各顯神通，想方設法地破解籌資難題，有的向親朋好友借款，有的以個人資產做抵押向銀行借貸，更有當地政府從財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借”給經營者，或政府獎勵經營者一部分技術或管理要素獎，讓其“虛擬入股”，而其本人并未出一分錢或只出很少錢的經營者卻搖身一變成為持大股者。
還有的經營者居然動用職工工資節余基金配股，使自己占有大部分股額。這樣一些獲得了大股的經營者坦言，與過去“一刀兩斷”了，從此為自己好好干！而在經過如此改制后的企業從事生產勞動的職工群眾，其身份亦有了本質性變化，即由原來的企業主人翁淪變而為雇傭勞動者。此外，國有大型企業實行股份制，有外商或國內私有企業主入股，國有股部分則強調經營者是產權代表，作為產權代表的經營者及以之為核心的管理層持有或多或少的股份并享獲高額年薪，年薪所得高于普通職工的十幾倍、幾十倍乃至上百上千倍。在這樣的股份制企業中從事生產勞動的職工群眾，也具有一定的雇傭性質。二是貧困化。比之于私營企業主、個體經營者和為他們服務的知識分子上層，我國工人階級生活的改善非常有限，處于相對貧困狀況。20余年來，我國私營企業能夠迅猛發展起來，外商投資者愿意來華經商辦企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低廉的勞動力成本。這從又一個側面反映出我國工人階級的相對貧困狀況。
職工生活相對貧困，勞動條件和工作條件也很差，一些私營企業和“三資”企業勞動時間長、勞動強度大、安全條件差，有的還沒有人身自由或時常受到人格侮辱，至于工傷事故、甚至一次幾十人上百人死亡的大型或特大型事故時有發生。更值得注意的是，工人階級中還有一部分處于絕對貧困狀態，即連最低生活水平都難以維持。這有兩種情況：一是只有最低工資收入或最低工資線以下的收入；一是雖然收入高過最低工資線，但其本人或家庭成員患有重大疾病或者突遇重大災害，基本人以維持下去，陷入絕對貧困的窘境。絕對貧困的職工究竟有多少？這似可從一個數字作出推算：全國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有2053萬人，還有數目難以統計的漏保者不在其中，故而處于最低生活水平線以下的人當遠遠不止這2053萬。他們維持一日三餐都很困難，更難以隨養老撫幼、子女上學、看病買藥、住房消費等等負擔。在他們那里，就已不止一次地發生過“賣血”之事，甚至自殺身亡的慘劇也并不鮮見。
三是無權化。當今社會輿論和傳播媒介對職工群眾有“困難群體”的稱謂，這主要是就其生產狀況而言的；又有“弱勢群體”的稱謂，這則就其政治生活狀況而言的。大而言之，工人階級是社會主義中國的領導階級；具體說來，職工群眾最切身感受到的政治民主權力乃是其企業有參加管理之權。過去，盡管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在實際操作中有流于形式之弊，但職代會和工會組織在民主管理、民主決策、民主監督等方面還是發揮了一定積極作用，廣大職工群眾由此而感受到了自己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主人的地位。但現在企業中的職代會則普遍存在形式主義，有的干脆不召開職代會，連做表面文章的形式都棄置不用。像企業如何改制、企業對職工實施“買斷工齡”或“一刀切”的舉措等諸如此類直接關系到企業和職工命運的重大事宜，很少讓職工參與討論，職工幾無知情權，更遑論參與日常管理和參與企業經營方針、發展方向的討論決策了。
至于在社會政治生活中，據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各階層研究報告》一書披露，1993年以業，私營企業主階層中的共產黨員比例逐年上升，而產業工人中黨、團員比例則不斷下降。現今的工人、尤其是下崗失業者，與黨組織幾無聯系，很少參與、也很少關心黨組織的活動或有關政策精神的宣傳學習。思想理論界諱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把私營企業主等新生資產階級界定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實質上是要磨滅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本質區別，掩蓋剝削者同被剝削者的根本矛盾，模糊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又反反復復地強調“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設社會主義要經過幾十代人的努力，“實現共產主義是一個非常漫長的歷史過程”，“未來的事情有具體如何發展，應該由未來的實踐去回答”，“不可能也不必要對遙遠的未來作具體的設想和描繪。
以往的經驗教訓已充分說明，這樣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實際的空想。”有人甚至說，中國究竟是否要搞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得讓如“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這樣一個二三千年后的人去做決定。這樣一些“主流”性的鼓倡，嚴重地動搖和渙散了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成員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企業基層黨組織很少對職工群眾進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教育，而是聽任資產階級唯利是圖、拜金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損人利己、享樂主義等腐朽思想在工人群眾中傳播，工人群眾、尤其是青年職工難以樹立起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和人生觀。
在這種情況下，說普通工人群眾與黨的關系逐漸疏遠、情感淡化，絕非毫無事實根據。此外，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工人、農民的代表為511名，僅占代表總數2984人的18.46%；有人認為，工人、農民民主意識薄弱、素質能力低下，缺乏參政議事能力，不能當選為代表，而只應由那些“精英”或中產階級作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和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的委員，去參與討論決策國家事務。這也反映出工人政治地位的下降。四是分散化。工人階級本是靠社會化大生產培育起來的最有組織、最有紀律并最富有戰斗力的隊伍。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既是經濟組織，又起著社會基層組織的作用，黨、政、工、團等企業基層組織把職工群眾緊密而又有層次地組織起來，職工群眾也形成以企業為家、同心同德、艱苦奮斗、無私奉獻的優良傳統。但現在只強調企業是經濟組織，職工群眾與企業的關系依靠一紙合同來維系，契約存續期已無多少親和力、凝聚力，而一旦終止合同或“買斷”工齡，職工群眾就與企業了無關聯，再也找不到組織了。
無依無靠的職工群眾只能另尋生路，個人顧個人，有的打零工，有的成為雇傭勞動者，有的做點小買賣而成為個體勞動者，工人階級隊伍出現了非常嚴重的個體化傾向。大慶職工被“買斷”工齡后，黨員連組織關系都不知往哪里轉，他們反映不但買斷了工齡，連黨齡都被買斷了！而這種狀況絕非僅見于大慶，而是在全國范圍和入會率都大大不盡如人意。職工群眾主要為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和捍衛國有資產而發生群體事件時，往往甩開黨、政、工、團組織，自發組織起來進行抗爭。
而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反共勢力正虎視眈眈地妄圖插手我國的工人運動，試圖顛覆破壞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他們一方面利用國際勞動組織等向我方施加壓力，另方面或通過海外的所謂“民運”分子、或在我工人群眾或其他社會人士中豢養工賊和特務向我進行滲透，企圖挑撥工人群眾同黨、政府和工會組織的關系，建立并發展非法組織，制造事端，破壞我國安定團結的社會局面，干擾乃至破壞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而在國內腐敗未除、階級矛盾有所發展，相當一些地方黨、政府和工會又都并不真正認真代表和維護工人群眾利益的情況下，有些工人群眾確有被利用的危險，波蘭團結工會、瓦文薩式人物的出現及由之而造成的危險并非絕對不會在中國出現。總之，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我國工人階級從整體上看，無論在經濟生活、還是在政治生活中都正逐漸地被社會邊緣，并積累著社會矛盾、利益沖突，有引發斗爭、動蕩并因之而釀成社會危機的可能性。鑒于這種情形，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應把如何使處于執政地位的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工人階級先鋒隊組織性質以及怎樣切實有效地夯實黨的階級基礎作為研究重點，并在這方面有所作為。不如此而侈談什么“保持黨的先進性”，是毫無意義的。
四、從目前國內意識形態和思想文化領域狀況來看，現在早已不是“非毛”化傾向嚴重問題了，而是依法處于指導地位的馬列主義被邊緣化，那些反馬反社反共的言論竟公然成為主流話語。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很復雜，而執政的“共產黨人”自己先在“創新”名義下放棄馬列主義基本原理，杜撰出什么重要思想，并以強權要求全黨全民奉為指導原則，則不能不說是重要原因一。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亟應對此有應對之策。
上述四點之外，消極腐敗現象嚴重、權錢結合緊密、“三農”問題、怎樣切實有效地維護工農勞動者的權益及芯究竟應如何改革等等，都是我們在分析目前的形勢與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時應予以考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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