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資產在流失，共和國在流血，職工群眾在流淚！

目前廣大職工群眾心理上存在著的并不是被某些學者和媒體炒得火熱的“仇富”問題，而是他們對近20余年來改革發展過程中暴露出來的諸多諸多問題深感不滿，譬如：

腐敗查實未查處，職工情緒難穩定

——原包頭九九集團破產重組糾紛回訪

新華社呼和浩特訊 原包頭九九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九九集團）部分職工因對企業腐敗未查處等問題不滿，自1999年9月以來，先后上百次到包頭市委、市政府等地上訪，并多次封堵市區主干道。

腐敗問題未查處招致職工不滿

腐敗無人查處是職工歷次上訪反映的一個主要內容。九九集團的前身是國有企業包頭市棉紡廠，1996年，棉紡廠改制成為包頭九九集團有限公司。作為內蒙古最大的紡織印染企業和全國百家現代企業制度試點之一，九九集團享受了國家財政扶持、銀行貸款、核銷掛賬等許多優惠政策，但卻在1999年紡織行業形勢回暖的情況下，因流動資金枯竭停產。經包頭市紀檢、審計等部門調查，原九九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王學增對企業管理混亂、盲目決策、損失浪費嚴重等問題負有直接責任，企業一批領導干部涉嫌大量違紀違法問題。

按照《破產法》有關規定，包頭市委常委會產作出決議，將有關九九集團的違法問題移交司法機關處理，但王學曾只被開除了黨籍；審計機關先后移交司法機關經濟涉嫌案7案（人），但均沒有查處，引起職工強烈不滿。

記者調查了解到，2000年國家已批轉九九集團5億元債轉股額度，包頭市政府北將這一批準退了回去后，派代表數十次到原國家經貿委活動政策性破產指標。在政策性破產尚未完全通過的情況下，于2000年12月8日宣布九九集團破產，2001年5月25日與民營企業賽立特爾公司在資產出讓重組協議上簽字。

在破產重組的過程中，職工們的知情權和職代會的決策權基本被忽略，由此增加了職工對自身權益保障的擔憂和對國有資產流失等問題的懷疑，也成為上訪不斷的重要原因。審計報告表明，九九集團負債總額7.5億多元，但由于多個部門評估認定的企業資產，數字卻不相同，法院裁定確認6.32億元、出讓重組《協議》確認5.52億元，相差達到8000萬元。賽立特爾公司接收后又提出資產不實，核減掉900萬元。同時，從破產清算迄今，始終沒有對九九集團沒在外地的6家生產經營點及177戶數額較大的債權戶進行審計和清理，涉及債公總額達6266萬多元。

九九集團破產資產被原封不動地整體接收、整體認購，破掉的主要是國家近6億元的銀行貸款。

職工安置未完全按重組協議落實

按照《協議》規定，賽立特爾公司在享有九九集團存量資產的使用權、經營權、收益權和處置權的同時，承擔原企業的總債務9787萬元，啟動生產后在3個月內安置5000名職工上崗，對富余人員給予一次性自謀職業經濟補償和進入再就業中心等方式進行妥善安置，按月足額繳納上崗職工的養老統籌金和失業保險金，同時要在2001年當年內實現注冊資金1.2億元全部到位，3年內投入技改資金7000萬元。

賽立特爾公司辦公室主任閆春利介紹說，賽立特爾公司目前累計注入資金1億多元，其中償還了九九集團拖欠的職工集資款、喪葬費、醫藥費、工資共計3870萬元，九九集團拖欠社保局的1135萬元養老統籌金正在逐步償還，至今沒有形成新的拖欠。現在4000名退休職工每月可以從社保局領取四五百元的養老金。公司還一次性投入150萬元，給職工辦理了醫療保險。

職工們對重組協議的落實并不滿意。他們反映，上崗不足半年后近2000人二次下崗，目前實際上崗者不足3500人，二次下崗者每人僅發安置費2525元，更多未上崗者未領到安置費；收購方已連續27個月未繳在崗職工的養老統籌費，也未給他們辦理失業保險；已償還債務中的900萬元職工集資款是以扣除高額采暖費的辦法抵頂的。

2003年9、10月間，職工們看到賽立特爾公司在未招標的情況下，拍賣賓館、技校、食堂、單身宿舍等非經營性資產，便自發成立“國有資產保衛隊”，在準備拍賣的房屋上貼上“此系國有資產不得拍賣”等標語，并輪流看護。同時連續10多天上訪。

職工付出的改制成本多

在九九集團停產整頓期間，包頭市財政連續11個月每月撥付近300萬元的專款，用于職工的最低生活保障，但仍未平息職工上訪。

政府及企業一些人認為，職工上訪是因為他們思想觀念陳舊，對改革不理性。但記者調查發現，主要原因是職工認為國有資產流失，原企業領導搞垮了企業，卻得不到應有的查處。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目前在新組建企業里上崗職工月均收入580元，更多的職工待崗在家沒有收入，自謀職業缺乏資金。工作幾十年的退休職工月均退休金500元左右，個別困難家庭，靠揀破爛維持生計。

尤其令職工想不到的是，去年（2003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先后有12名老職工被當地公安機關以涉嫌參與或組織策劃沖擊國家機關罪惡實施刑事事或行政拘留，被抓者中女職工占了1/3，還有數名有幾十年黨齡的老共產黨員。在看守所里，最長者被拘留了22天，最短的3天。

有關九九集團破產重組的問題，目前包頭市有關部門，沒人愿意介紹情況。簽訂《協議》的甲方包頭市經貿委說，操作九九集團破產事宜的經貿委企業處已連人帶職轉至新成立的國資委，成為企業的改組處。而國資委企業改組處則回答，國資委只負責國有資產的事。九九集團已經破產重組為民營企業，現在的問題不再歸國資委負責。

（《國內動態清樣》第1888期，2004年6月22日）

像這樣通過所謂改制重組而將國有資產流失到私人手中，原因有企業領導從中謀取取到巨額個人利益，而廣大職工群眾的利益則得不到任何保障，并且更由原來公有制企業的主人淪變為私有企業的雇傭勞動者、甚至是連自身勞動力都出賣不出去的失業者的事例，以及其他一些因國有企業改制重組而引發出的社會矛盾和問題，絕非僅僅存在于九九集團一家。譬如：

廣西柳二空國有股轉讓引發退股風波

新華社南寧訊 廣西柳州柳二空機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柳二空）國有股轉讓前后，一些社會法人股、內部職工股持有者對新的控股方不信任，要求退還股金，而企業不矛退股。雙方相持不下，引發上訪。

千余名股東反對改制

柳二空原為柳州力風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力風股份）。力風股份是原國有企業柳州第二空壓機總廠（以下簡稱二空總廠）于1994年3月發起成立的股份制企業。總股本為7000萬股，二空總廠持有國有股4118萬股，占58.83%；社會法人股1614萬股，占23.06%；內部職工股1268萬股，占18.11%。

由于市場競爭、經營機制等多種原因，二空總廠從1998年開始生產陷入困境。2002年，柳州市決定對二空總廠進行改制。改制消息傳出后，引起了持有力風股份社會法人股、內部職工股的1000多名股東的反對，他們紛紛要求退股。股東蔣貴付、李飛等認為，最大股東二空總廠改制成的民營企業將獲得力風股份的控股權，他們的利益將得不到保障。力風股份運行9年多，沒有履行募股前的諾言，致使公司連年虧本，給股民的回報微不足道，而且發行內部股當時也存在違法違規操作。

柳州市政府派出的工作組則認為，力風股份依法設立、依法泣冊的定向募集的股份公司；按《公司法》第93條規定：“發起人，認股人繳納股款或者交付抵作股款的出資后，除未按期募足股份，發起人未按期召開創立大會或創立大會決議不設立公司的情形下，不得抽回其股本?！?/p>

2003年10月23日，二空總廠的全部債權債務被無償轉讓給柳州第二空氣壓縮機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二空有限）。二空有限為二空總廠領導層注冊600萬元成立的民營企業。這樣，二空總廠的4118萬股國有股，全部被轉讓給二空有限。二空有限取得了對柳二空的控股權。

退股之爭引發信任危機

改制后，控股方二空有限對柳二空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一足理順公司運作機制，成立董事會、監事會等機構；二是抓住機遇加快發展；三是進行機構改革，削減人員，從改制前的1600人減至約1000人；四是挖潛降低成本，同時加強研發，推出新產品。

柳三空董事長吳揚說，柳二空成立后，最急迫的事是如何迅速把公司生產經營做大，讓員工、股東感受到柳二空還是行的，也希望通過時間、行動來說服股東。

在改革的同時，部分股東的反對一直沒有停止，他們認為二空有限轉移財產，侵害了股東權益。他們寫信給有關部門并上訪，仍要求退股。股東羅秀年說，現在政制了，80%的職工工齡被買斷，與柳二空沒有任何關系，更沒有必要保留內部股。股東黃大遷說，他們每股只領了3分錢的紅利，吳揚等領導已不能代表他們的利益。

企業和職工難溝通

退股爭端牽扯了柳二空的許多精力。由于負債較多，柳二空資金緊張。按改制約定，柳州師政府將收回柳二空的現有土地。柳二空準備搬到柳州郊縣的柳江縣穿山工業區。而建設新廠房、購買新設備都需要大量資金。

吳揚說，對股東的要求，他個人表示理解，但不能逾越法律；從實際來說，公司也暫時無法退股。只有公司發展了，有了錢，才能發紅利，也才能退股。去年（2003年）柳二空實現產值1億元，今年有望突破1.5億元。作為控股方，也希望能與其他股東通過面對面的交流，取得信任。但雙方關系緊張，一時難以溝通。

黎信才、羅秀年等股東說，幾千元股資款對于一些職工來說是一筆很大的數目，希望有關部門依法責成柳二空清退廣大職工的血汗錢。

柳州市經貿委主任李新元說，柳二空改制后，且前生產、經營正常。公司嚴格按照有關法律、法規規范操作，股東的要求不合法。全體股東只有齊心協力支持柳二空發展生產，廣大股東的利益才有保證。

廣西社科院經濟研究所企管咨詢中心副主任吳堅認為，持有柳二空社會法人股、內部職工股的1000多名股東之所以要求退股，在于對控股股東的不信任。而導致這種不信任的深層次原因，在于目前缺乏對大股東（即控股股東）的有效約束機制。

（載自《國內動態清樣》第1897期，2004年6月23日）

改制過急留隱患 假改真占吞國制

一一陜西三起國企改制風波的反思

新華社西安訊 記者通過對陜西省三家改制企業西安宇翔汽車實業總公司、西安人民面粉廠和商洛地區制藥廠的調查發現，這三家企業改制引發的風波暴露出當前國企改制中存在的改制操之過急留下隱患、假借改制之名轉移侵占國有資產、政府在改制過程中監管出現越位和缺位等普遍性問題。

限定時間表 留下后遺癥

論者采訪發現，一些地方在指導企業改制時操之過急，有的甚至限定時間表，留下不少

后遺癥，使企業和政府各方深受其累。

商洛地區制藥廠從1998年2月起僅用半年時間就完成了政制，采用“分立重組、等量資產承擔等量債務”的形式組建了香菊制藥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香菊公司）。但由于當時完成改制的時間任務要求緊，只好按先改制后完善的辦法操作。但在2003年香菊公司董事會先后兩次否決了商洛市的招商引資合作計劃后，香菊公司改制中原來存在的不規范問題引發了一場政企爭議。政府在8個月內對企業進行了兩次審計、5次調查，甚至動用公檢法機關介入此事。

從2003年初起，香菊公司和當地政府就矛盾不斷。政府認為，企業改制出資不到位，并且集體量化不合理，如香菊公司注冊資本中就有533萬元是以老企業工會名義出資的，所以香菊公司應是由老企業工會控股的集體控股企業。但香菊公司認為，以工會名義出資是當初政府改制工作組決定的，當時改制時參與出資入股職工有138人，按《公司法》規定有限責任公司股東不超過50人，不能辦理注冊手續。這時剛碰上國家工商總局有關文件出臺，規定解決這一問題可由本企業工會代表全體或部分職工作為公司的投資主體行使股東或發起人的職能。為了趕時間，改制工作組采用變通的辦法，決定以商洛制藥廠工會的名義代表138名股東辦理了注冊登記手續，實際上老企業工會既沒有實物資產也沒有出資。直到現在，雙方對這些問題仍糾纏不清。

由于改制匆忙，相當一部分企業在改制后都出現了問題。西安宇翔汽車實業總公司在1998年改制時召開的第一次股東大會明確“股東大會是公司的最高權力機構”，然而在股東不知情的情況下，公司章程卻變成“股東代表大會是公司最高權力機構”，400名名股東失去了表決權、監督權和知情權。西安人民面粉廠在決定改制之后，許多取工于1999年8月起紛紛交納股金，但股金交了之后各項手續都沒有辦理，直到現在5年過去了他們仍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股份。

假改制造成國有資產流失

一些企業在改制過程中，假借改制之名成立新公司，侵占轉移國有資產，使國家和股東的權益受到侵害。

西安宇翔汽車實業總公司是1998年12月由原國營西安汽車修配廠改制而成的股份合作制企業。在去年（2003年）股東清理股權時發生糾紛，300多名持股職工自行召開了臨時股東大會，成立維權清產小組，并罷免了現行董事會、監事會全體成員，選舉了新的董事會和監事會，出現了一家企業有兩個董事會的怪事。

據維權清產小組查帳證實，宇翔汽車實業總公司董事長兼黨委書記、紀委書記顧有瑜和總經理曾照祥及副總經理劉成才等人采取公款私存的辦法，于1999年7月從原國營汽車修配廠的帳號上提取200萬元現金，以個人名義注冊經營西安典雅廣告裝飾工程有限責任公司。2000年10月，他們又在股東不知情的情況下，對一家下屬企業進行“改制”，以私人名義注冊了西安東汽聯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注冊資本120萬元，這些注冊資金也是采取公款私存的方式投入。

西安人民面粉廠在改制之后也出現類似問題。這家企業1999年初改制完成不到一年，資金運轉就發生困難，只好和民營企業寶鳴十萬大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十萬大山）合作，但十萬大山卻在沒有執行協議打入資金的情況下把人民面粉廠“兼并”。目前該企業不僅廠房被拆，生產線被毀，主營業務也從面粉加工轉向房地產開發，企業產權歸屠爭議不斷。

政府管理職能錯位

記者在采訪這些企業改制案例時發現，一些地方部門在改制時出現了職能缺位與越位的現象。西安人民面粉廠決定與十萬大山公司的合作協議規定，十萬大山接收面粉廠全部資產和債權債務，安置所有干部職工，并在20天之內首期投資300萬元發展生產，隨后再注入300萬元流動資金。但20天期限過去后，十萬大山仍未按協議打入資金。人民面粉廠調查之后召開董事會，重新選舉了新的董事長，決定中止合作，準備貸款生產自救。但這一措施引起其上級主管部門西安市糧食局個別領導的干預。2002年3月29日，糧食局一位領導到面扮廠召集全廠干部開會，在廠方領導事前不知情的情況下，由十萬大山宣布面粉廠班子成員。一些職工說，十萬大山董事長柳奎堯強行接管面粉廠兩年了，至今未見任何銀行驗資報告。柳奎堯當上董事長后，沒有進行資產評估、量化產權明確責任，不僅不開股東大會，連董事會、監事會兩年都沒開過一次。

這家企業的職工反映，政府的越位干預使已經改制后的人民面粉廠的正常發展受到影響，但在政府應該行使監管百只權時卻發生缺位。如柳奎堯當上董事長后，不是按協議發展面粉加工主業，而是拆毀廠長在國有土地上搞房地產開發；為防止股東反對自己，柳奎堯宣布解散企業股東代表大會，成立新的職工代表大會，把股東大會和董事會的權益架空；長時間不召開股東大會、董事會，使董事會、監事會形同虛設。對這些只能由政府來協調解決的問題，政府部門卻不管。

記者采訪發現，在西安人民面粉廠和宇翔汽車實業總公司的這些問題發生后，其上級主管部門西安市糧食局和西安市交通局都認為企業已經改制，政府無權干預。

（《國內動態清樣》第1905期，2004年6月24日）

通過所謂產權改制而對國有企業進行改制，造成國有資產大量流失，這已成為不容回避的重

大問題了。請看下錄兩則報道：

第一次改制，875萬元的凈資產只賣了300萬元；第二次改制，企業人人國有企業突然

變成了民營企業一一

高郵醫藥：該不該這樣政制

本報記者 顧兆農

2003年底，江蘇高郵醫藥公司（簡稱“高郵醫藥”）的職工們被突然告知：企業的國有資產已全部退出，現在，該公司已成為揚州醫藥集團有限公司這個民營股份制企業的一個組成部分；職工工資將由原束的每月人均1000元左右，降為每月300元、400元和500元三個等級，云云。聞之，職工們不禁愕然：這么重大的變故，怎么事先不跟他們商量一下呢？

這是高郵醫藥“第二次改制”中的一幕。這樣的變故，公司近年來已經歷了兩次。

第一次改制：“大錢”變成了“小錢”

轉讓由地方政府作主，未按規定采取競價方式進行

高郵醫藥是一個成立于1956年的國有企業。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奮斗，形成了銷售額達5000萬元以上的經營規模，最好的年份銷售額曾達到6800多萬元，上交國家稅收300多萬元。

載至2001年4月30日，經資產評估，該公司的凈資產總額為875.68萬元。

2001年5月，該公司由高郵市政府作主，以300萬元的整體價格出售給了揚州醫藥總公司。有關方面說，這是國有企業間的資產重組，是高郵市長口袋里的錢裝到揚州市長的口袋里，不存在國有資產流失。

但不管怎么說，大錢變成了小錢。

職工們認為，即便像有些人所說，不存在國有資產流失，這一改制也存在著一些問題：

《江蘇省國有產權轉讓管理暫行規定》要求，出讓方應當根據評估結果擬定國有產權出讓的掛牌價或底價。在評估價90%以下（含90%）的，必須采用競價的方式進行轉讓。高郵醫藥875.68萬元的凈資產只賣300萬元，應該采取競價方式進行轉讓，但這筆交易卻沒有這么做。

國務院頒布的《企業國有資產產權登記管理辦法》規定，企業轉讓全部產權或者企業被劃轉的，應該自該情形發生之日起30日內注銷產權登記。然而，高郵醫藥從第一次改制到現在已有兩年半多了，但其有關土地、房產產權等至今還在市國有浸產管理部門，并未在當地注銷。就這個問題，記者多次聯系采訪高郵市財政局國資科負責人，但是，他們都避而不談。找到揚州市財政局企業處的負責人，回答是“不知道，不好回答”。

此外，“第一次改制”協定還規定，高郵醫藥職工的人事關系、勞動關系，隨資產轉由揚州市醫藥總公司管理。轉讓后，揚州總公司將與被錄用的全部職工重新簽訂勞動合同，按高郵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規定的險種辦理保險，并按時足額繳納。這兩條也未履行。

這些情況都說明，高郵醫藥企業的產權關系、企業的性質和職工的身份等，實際并沒有發生改變。

第二次改制：“公錢”變成了“私錢”

改制方案中，有一些侵害職工權益的條款，完全由公司一方說了算

2002年5月，揚州市醫藥總公司改制為民營的股份制企業一一揚州醫藥集團有限公司。2003年10月，揚州醫藥集團有限公司擬定了對高郵醫藥進行“第二次改制”的方案，欲將其從國營企業變為民營企業。于是，就發生了本文開頭的一幕。

揚州醫藥集團有限公司的有關負責人稱，對高郵醫藥的“第二次改制”，是在集團公司自身改制為民營企業、公有資本已全部退出的基礎上進行的，實質上是一種股權的轉讓，與職工沒有什么關系。

而高郵醫藥的職工認為，高郵醫藥的第一次改制就很不規范，第二次改制不僅默認了很不規范的現實，還得寸進尺，要改變高郵醫藥的國有性質。這很難服人！

還有職工說，改制必須尊重職工意愿。剝奪職工起碼的知情板和參與權，職工絕不能接受！

有職工告訴記者，揚州醫藥集團有限公司擬定的高郵醫藥第二次改制方案中，有一些侵害高郵醫藥職工權益的條款。比如，“改制方案”稱：“本次改制已無法從已上繳的國有資產中提取身份置換準備金?！睂嶋H上，在第一次政制的協議中已明確指出：“考慮到乙方（揚州醫藥總公司）須接收高郵市公司的全部職工，故以上各項出讓價計人民幣300萬元，由乙方一次性買斷?！辈荒芴崛∩矸葜脫Q金，意味著歷史將被割斷，職工的利益將受到嚴重侵害。當年協議中的“考慮”，意成了一句空話！涉及職工利益的重大事項，豈能如此霸道地由一方說了算！

從高郵醫藥的遭遇可以看到揚州醫藥總公司近年來的“重大舉措”。據了解，2001年5月以來，揚州醫藥公司先后“吃”進了高郵、寶應、邗江、姜堰、興化、江都以及揚州市廣陵等國有醫藥公司，如此龐大的“聯合縱隊”，國有凈資產最后僅被計算為429.5萬元。這些錢，先是人人大錢變成了小錢，2002年5月揚州醫藥總公司改為民營股份制企業后，這些錢就叉從“公錢”變成了“私錢”。

進貨價格、職工收入：分別由低變高、由高變低

“第二次改制”，在職工們的強烈反對下，被暫時擱置了下來

第一次改制后，揚州醫藥總公司規定，以前高郵醫藥總經銷、總代理的100個左右品種的藥品必須從揚州公司進貨。一名銷售人員舉例說，南京先聲藥業公司生產的一種鎮痛藥一一英太青（雙氯酚酸鈉），市場價是15元左右，而從揚州公司進貨卻要18元至19元。去年，高郵醫藥從揚州公司進了2000多萬元類似的冤枉貨，同樣的廠家生產的同樣的藥品，揚州公司給出的價格卻比市場價高出3一一5個百分點。以4個百分點計，高郵醫藥一年就損失80萬元。一名職工氣憤地說，這哪里是在搞市場經濟啊，分明是強買強賣！

再看職工收入。高郵醫藥所屬一家藥店的職工告訴記者，藥店的銷售和以前差不多，大家經常加班加點，2002年一季度還能拿到1200多元獎金，但到了2003年一季度，獎金只有300元。據公司的一名中層干部估算，改制后，高郵醫藥職工的年均收入大約下降了3000元左右。目前，高郵醫藥的“第二次改制”，在職工們的強烈反對下，被替時擱置了下來?，F在，職工們只有一個心愿，就足砸鍋賣鐵也要把自己的企業贖回來。然后，真正按照職工的心愿，選舉自己的當家人。他們有信心，過去能夠管理好這個企業，將來自己也一定能經營好這個企業！

財政部科研所所長就高郵醫藥所謂改制發表了評論性文章《如此改制不規范》，指出高郵醫藥公司的改制至少存在三大問題：第一，轉讓交易的形式嚴重違規?！肮_信息，競價轉讓” 是基本要求，而該公司第一次改制沒有公開信息、競價轉讓，便“由市政府作主”以低于凈資產總額近兩信的伯價出售給另一家國企；第二次改制則繼續暗箱操作，以明顯不合理的低價變成了“民營企業”。第二，轉讓交易中的定價方式嚴重違規。按照規定，資產評估是不可缺少的，并旦還要考慮產權交易市場供求關系等因素。該公司第一次轉讓雖有資產評估，但未經產權交易市場，也未能說明為何會低于凈資產總額如此之大的幅度；第二次轉讓則明顯沒有經過資產評估，援引上次轉讓的低價作為依據確定轉讓價格，是不能成立的。第三，職工合法權益被惡意侵犯。按照規定，國企改制方案必須提交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或職工大會審議，其中職工安置方案需經職工代表大會或職工大會審議通過方可實施改制。該公司兩次改制，職工均不知情，第一次改制形成的職工勞動關系、社會保障條款均未執行；第二次則干脆宣布“割斷歷史”，沒有身份置換金。（載2004年2月24日《人民日報》）

像這樣的改制亦非鮮例：

運城兩國有企業改制太離譜

2.3億國資6410萬元就賣了

本報訊 據《光明日報》報道：重新拍賣時賣了2.3億元的國有資產，50天前首次拍賣時竟以6410萬元賣給一家民營企業。發生在山西運城市焦化煤氣廠、運城市船窩煤礦兩廠改制中的這樁怪事在山西引起強烈反響，山西省委高度重視此事，省委書記田成平多次指示決不能造成國有資產流失。運城市委三次召開專題研究會，運城市召開人大常委會，依法否定了有關部門與這家民營企業簽訂的買賣合同。省紀委主動介入此事。目前在拍賣中接收巨額賄賂的市經貿委負責人已被依法逮捕。

運城市焦化煤廠是運城市為解決城區居民燃氣問題于1989年興建的一家國營企業。按說，產品有廣闊市場，經營會紅紅火火，但意想不到的是，該廠投產后連年虧損。到去年改制時，債務近兩億元。為救活這家企業，有關部門決定將該廠剎離少部分資產后和擁有7000萬噸煤炭儲量、年利潤1億多元的運城市船窩煤礦捆在一起改制拍賣。有人估算，捆繃后，兩廠可賣兩億多元。

去年5月28日，兩廠拍賣會在政府大院舉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有關部門僅賣兩廠的資產，卻不管原焦煤廠的債務，且未依法評估和招標，就確定了6000萬元的標的匆匆拍賣。拍賣結果，一家民營企業以6410萬元的價格將兩廠買走；而原焦煤廠的近兩億元債務卻留給從焦煤廠分離出來的一個小企業；又因該企業無力還債，近兩億元債務最終將由政府背著。消息傳出，立即在社會上產生反響，不少人對此提出質疑。

群眾的議論引起省領導的重視。省領導多次過問此事。市委多次給有關人員打招呼，希望檢查一下拍賣過程，看有沒有不妥當行為。為檢查失誤，市委成立調查組。查得違規問題后，市委明確指出，低價拍賣已給國家造成嚴重損失，有關部門要主動糾錯，追回已流失的國家資產！市人大常委會認真審議了拍賣經過，認為買賣雙方都有違規行為，依法否定了這家民營企業的競標資格。7月19日，兩廠以2.3億元的標的議標拍賣，別一家民營企業認標將兩廠買走。

（同上）

2005年2月4日的《中國青年報》登載了徐林林撰寫的題為《改制不能“富了方丈，窮了和尚”》的文章：

公安縣糧食機械廠是一家生產糧油加工機械的地方國營老廠。2001年以前，這個只有200多名職工的國有小企業一直處于產銷兩旺的局面，年銷售額在千萬元左右。然而，經過兩次改制，這個原本人人看好的縣級企業發生了巨大變化：80%的職工下了崗，數百萬元國有資產轉瞬間成了原任廠長一個人的私有財產。（1月31日《工人日報》）

說實話，看到這樣的新聞，我一點都不感到驚詫。“廠長腰包鼓了，職工崗位沒了”的改制案例，雖不能說相當普遍，但至少并不鮮見。因此而流失的國有資產，恐怕就是大名鼎鼎的李金華親自主持審計，也未必能弄得清楚。前不久，經濟學家們為此展開了一場大論戰，針鋒相對地從理論層面力陳己見。但我以為，從實踐角度來說，剖析“富了方丈，窮了和尚”的現實遠比紙上談兵的理論復雜得多。

首先，地方政府以“抓大放小”為由，拚命甩“包袱”，致使國有資產保值無望。國企改革喊了好幾年，直到“抓大放小”戰略的實施，總算找到了一條沖出虧損重圍的希望之路。然而，由于一些地方政府急于求成，兩眼緊盯“放小”帶來的政績，因而使不少原本稍作資源整合就可起死回生的國企，幾乎在一夜之間陷入了一片混亂。這一階段，政府的管理、服務功能被一些主政官員簡化成了一個單調的句式：賣掉小企業，趕快！結果，一哄而上，連像公安縣糧食機械廠這樣正當火紅的小型國企也大都被列入“放小”清單。對地方政府官員來說，一時，誰賣出去的國企多，就說明誰的“改革氣魄”大。事實證明，這樣一味地用行政手段替代市場規律的做法，為國有資產流失埋下不小隱患。

其次，部分國企高管聞風而動，迅速壟斷產銷資源，為非法掠奪國有資產作鋪墊。在筆者的視野里就有不少這樣的業主，上半年產品還供不應求，可一到下半年就門庭冷落了。是因原材料漲價、成本陡增所致？還是市場需求突然疲軟？通通不是，而是由于企業數十年積累的產銷渠道被少數圖謀不軌的企業領導暗地里堵塞了。在這種精況下，人心浮動，坐吃山空，再好的企業也折騰不了多久。怎么辦？當然只有將企業賤賣出去。誰來“重整河山”？通常是早就串通一氣的廠長、書記等人。

再者，企業監管和改制程序失范，捅大了國有資產流失的漏洞，給一些人留下可乘之機。在某些地方政府的一片叫賣聲中，相當數量的中小企業面臨資源的“優化組合”。而國有資產被高價低估，或者被人巧妙轉移，上千萬元國資被作價幾百萬元甚至幾十萬元賣給私人的“新聞”也屢屢見諸報端。一旦原任廠長、經理坐上董事長的寶座，為了實現利益最大化，他們便開始了新一輪的“改革”：先花幾千元買斷老弱病殘員工的工齡，將他們“改制”為下崗工人，然后到社會招聘廉價勞動力，拚命削減人力資源成本，以達到減員增效的目的。

在這種權力資本與市場資本聯姻的非常態環境中，要想廠長們的腰包不鼓還真是件難事。為此，不僅眾多職工崗位沒了，甚至連他們的基本生存權也得不到保障。所以，認真反思一些國企被賤賣的過程，并依法查究，在我看來，是當今中國最大的“民心工程”。

關于這文中提到的河北省公安縣糧食機械廠“改制”之事，《工人日報》記者田杰經過采訪調查，撰寫了一篇較為詳盡的報道：

公安縣糧油加工機械廠原本是個好端端的國有企業，可經過兩次“改制”，就成了廠長個人的了一一企業“改制”，廠長腰包鼓了，職工崗位沒了湖北省公安縣糧食機械廠是一家生產糧油加工機械的地方國營老廠。2001年改制前，這個只有200多名職工的國營小廠一直處于產銷兩旺的局面，年銷售額在千萬元左石。

然而，2000年和2001年的兩次改制，使這個原本人人看好的縣級國有企業發生了巨大變化。因利益引發的紛爭愈演愈烈，職工說：“企業改制了，廠長腰包鼓了，職工崗位沒了?！?/p>

職工反映的主要問題是：怎么擁有1700多萬元固定資產的企業，經過兩次改制，原廠長只投了50多萬元資金，就成他個人的了？職工要求對企業帳目進行重新審查，查清改制前企業的家底，對企業進行重新評估，然后再公開競買。

但已成為民營企業老板的該廠原廠長祝忠祥卻認為，企業改為股份公司后，又經了一次民營改制，兩次改制都是經過上級有關部門批準的，且都進行過資產評估，程序合法，職工的要求是無理取鬧。

但2004年8月，由改制引發的這起糾紛引起了中紀委的關注，省、市紀委隨之對職工反映的問題展開調查，結果發現，現企業法人在轉制過程中有故意隱瞞國有資產的行為。2004年10月，現廠長被拘留，隨后被檢察機關以涉嫌“妨礙清查罪”批捕。公安縣紀律檢查委員會同志告訴記者，其企業在轉制過程中，隱瞞國有資產的涉案金額，已查實的達260多萬元。

隨著糧機廠轉制下崗的職工王慶喻告訴記者，第一次改制時，這個企業設置的總股本為544萬元。其中，法人股本108.8萬元，企業經營管理層股本190.4萬元，職工股本244.8萬元。三種成分的股本出臺后，原廠長祝忠祥購股50萬元，占總股本的9.2%；經營管理層6人購股60萬元，占11.02%；職工45人購股90萬元，占16.5%。但全部購股比例只占總股本的36.7%，購股總人數為52人。如果按照《公司法》及省、市有關政策、法規規定，無論購股比例，還是購股人數都沒有達到股份制改造的要求，是不能成立股份制公司的。但2000年10月，糧機廠還是進行了第一次改制，改制后的企業更名為公安縣公樂糧油機械股份公司，原廠長紀忠祥成為股份制公司的董事長、法人代表。

許多職工對記者說，糧機廠改制為股份制公司后，新公司卻一直沒有起草過公司章程，在隨后的近一年時間里，也沒有召開過股東大會，沒有通報過企業的生產經營狀況，基本上是一人說了算。然而，2001年底，公司董事長突然召開董事會，聲稱改制后企業經營效益滑波，企業在股份制管理模式下難以生存，故根據上級要求“股權集中”的建議，他決定由個人收購這家股份制企業。

這個決定太突然了，它也引起了公司董事及眾多股東職工的疑惑。一個效益滑波的企業，怎么能使董事長作出全盤收購的想法和決定，這風險不是太大了嗎？

職工說，在過去的幾年里，最差的年景，企業的利潤也在100萬元以上。于是，職工開始懷疑董事長的話是否能信。

董事長的收購計劃遭到部分董事的反對，但為了達到全部收購的目的，董事長拋出了“高價”收購職工股份的意見，即職工股按百分之一百三十的價格收購，退股董事另給獎金5萬元。許多職工和董事被迫答應了董事長的要求，他們說，在一個貌似股份制管理的企業，在沒有相應的制約和管理機制的精況下，與其徒有虛名當一名股東，不如把錢早點收回來另謀新業。全體股東全部退了股，糧機廠也完成了向民營企業的轉制。

2002年初，轉制后的糧機廠，職工80%被下了崗?？粗ぷ髁硕甑钠髽I，職工們心有不甘。他們不明白，一個原本紅紅火火的國有企業怎么就成了廠長一個人的資產？于是毆工們開始自發地對企業轉制期間的審計和評估展開了調查，結果發現，企業的資產在轉制過程中被某些人故意隱瞞了，兩次審計始終沒有反映出企業資產的全貌。為了防止國有資本流失，為了維護職工的合法極益不在改制中受到侵害，職工開始了自己的維權行動。

2003年11月，在職工的強烈反映下，公安縣政府委托湖北五環會計事務有限公司對糧機廠改制前的帳目進行第三次審計，結果發現職工反映的問題確實存在：“該廠資產總額1756萬元，負債882.7萬元，凈資產908萬元。2000年改制的審計中，少計凈資產350萬元，形成了國有資產的流失。”

1月17日，記者就此采訪了湖北省公安縣紀檢委書記易賢良。易書記告訴記者，在中紀委的關注下，湖北省紀委和荊州市紀委對此案均給予了高度重視，公安縣紀委特指定一名領導負責組成了專案組，縣委縣政府的態度是明確的，一定要認真處理和解決好糧機廠改制過程中存存的問題。易書記告訴記者，目前原糧機廠法人代表祝忠祥已因涉嫌“妨礙清查罪”被檢察機關批捕，有關方面對此案正在進一步調查，并將嚴格依照法律辦理此案。法律也一定會給職工一個說法。

（載2005年1月31日《工人日報》）

像廣西柳二空、山西三家國企、高郵醫藥及公安縣糧油加工機械廠這樣一些因改制而導致國有資產流失、職工群眾利益受損之事，甚至與之相比還要嚴重得多的事例，不知凡幾。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確有那么一些“國有企業老總總是覺得國家對不起自己，覺得自己受到委屈了，就想控制公司。而‘所有人缺位’這個思維正好制國企老總輿論的支持，因此目前的現況是只要打著‘產權政革’的口號，任何侵害股東權益的事都可以做”。（郎咸平：《MBO成了MBI一一國企問題不在所有人缺位》，見劉貽清、張勤德主編《“郎旋風”實錄一一關于國有資產流失的大討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5年版。）同時，又就是有那么一些地方黨政領導和職能部門“限定時間表”，迫不及待地實行所謂產權改革，要將國有資產量化給個人，似乎如此一來就建立起了產權明晰的現代企業制度，就能促進經濟發展，從而也就能彰顯其輝煌政績。于是，“一些特殊的人，能夠以合法的手段、以最賤的價格買斷國有資產，從而導致國有資產在眾目睽睽之下流失”。（郎咸平：《應當立即停止產權私下交易》，同上。）廣大職工群眾對這種實質是化公為私的所謂產權改革造成的大量國有資產流失痛心疾首，對那些置國家、民族、人民和企業內廣大職工利益于不顧而肆意侵吞國有資產的所謂國企領導更深惡痛絕，把他們視之為蠹蟲。內蒙古工會干部學校的云勝利說：“2004年以來，在全區職工群眾來信反映的企業問題顯現出與眾不同的‘三多趨勢’，即信量多，占群眾來信總信量的36.7%；人數多，幾乎都是聯名信；反映的企業多，遍及各盟市?！倍ㄟ^職工群眾來信來看，所謂企業改制存在著下列幾方面職工們普遍關注的主要問題：

（一）國有企業改制不規范。地方政府在國企政制中不是本著對國家、企業和職工負責任的態度審慎進行，而是在“一刀切”的混亂中實施改制。這就使很多效益好的企業違背職工心愿地被拍賣了。如赤峰市大井銀銅礦數百名職工聯名反映，該礦效益好；企業領導班子團結，決策能力強；有一支精干的專業技術隊伍和1500多名敢打硬仗的從業人員；生產上具有1000噸采選能力；是當地的納稅大戶。1999年曾一度出現生產經營危機，而經過多年努力早已走出困境，但當地政府卻在沒有與大井礦休咸與共的職工參與的情況下將該礦一賣了之。

（二）國有資產流失嚴重。幾乎所有巨文制企業都存在著國有資產流失問題。錫盟躍進礦破產拍賣，有人出1000萬，當地政府不賣，卻在暗箱操作中以300萬元的低價出賣給外地某企業。內蒙外經貿集團總公司在大多數分公司資產早已流失的情況下，現又在低估價值的基礎上以1/3的價格賣給少數人，2000多位普通職工只能拿到幾千元的安置費。內蒙“伊利”也出現企業資產轉移的現象。

（三）產權受讓方獲益。把職工經濟補償金等費用從轉讓國有凈資產的價款中預先扣除，壓低產權轉讓價格，至于扣除的職工經濟補償金等費用或對應價值的資產又不付給或明確給職工，而是通過采取一些不規范的操作方式把這些凈資產留給產權受讓方無償占用。

（四）職工利益受損。改制企業普遍不執行國家和自治區有關政策規定，改制后職工安排不合理、不到位，拖欠職工工資，欠繳成不繳失業、醫療、養老保險金問題非常嚴重。錫盟躍進礦改制后，不給職工上養老保險，使300多名職工家庭陷入困境。呼和浩特市糖廠破產時資產總額2個億，僅清算費用261萬元。企業留守處給職工發一式三份身份置換表，并附“本人自愿辭職分流領取一次性安置費與企業解除勞動關系”的紙條，讓職工簽字按手印。現在企業破產4年了，拖欠職工的工資和“兩險”至今沒有解決。

人們不禁要追問：這還是社會主義制度自我調整與完善的改革嗎？那些將國有資產納入
其個人腰包的國企領導還能算是共產黨人嗎？還能夠代表廣大職工利益去一心一意謀求社會主義公有經濟的發展嗎？究競為什么會出現“在國有控股的情況下高管人員就可以將公司‘合法’的做壞，但自己擁有股權以后就立刻將公司做好”（郎咸平：《質疑TCL產權改革方案》，見《“郎旋風”實錄》。）的現象？這法還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所制定的體現并保障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法嗎？國有資產在大量流失，共和國在流血，職工群眾在流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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