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大學教育被視為“折本買賣”，“新讀書無用論”再度蔓延，農村初中生大量流失。
- 本報記者 宋宗合 攝影報道
教育部于今年5月份發布的《2005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全國高中階段教育(包括普通高中、職業高中、普通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成人高中、成人中等專業學校)毛入學率僅為52.7%。
8月2日，中國青少年基金會秘書長涂猛透露：據青基會調查，60%以上的農村學生在接受完義務教育之后，不能接受高中和大學教育而回鄉務農或外出打工。
新學年快要開始，各地的招生工作即將塵埃落定，當貧困大學生的入學問題被社會溫暖包圍的時候，“新讀書無用論”卻在農村蔓延。
“打工比上學實惠”
“如果繼續上學，每年家里要多出千把塊錢，不如出來打工，每年還可以給家里帶回去兩三千塊呢。”17歲的吳菊看上去對自己不上學的結果還挺滿意。
這個來自陜西渭南農村的小姑娘現在在北京海淀區的一家酒店打工，15歲時她只上到初二就輟學出門打工了。她所在的村子里，像她一樣年齡的人都出門打工，許多學生都是初中畢業或初中沒上完就外出，“大學生也沒飯碗”、“打工掙些錢最實惠”的念頭占據了村民們的頭腦。
吳菊的第一站是廣州，她跟隨一個鄰居到一家工藝品加工廠當保安。“每天就是在大門口值會兒班，月工資有700多塊。”吳菊說。
今年2月份，廣州那邊清查童工，吳菊被清退了。5月底，通過一個親戚的介紹，吳菊首先到位于北京使館區的一家烤鴨店工作。“月工資只有500，還得學會說英語，真麻煩。”吳菊一方面嫌工資低，一方面害怕學習，就聯系上了一位在廣州認識的現在同樣也在北京打工的工友，進了如今的這家酒店工作。
“現在的工資是800多，我們酒店有大學生跟我一樣待遇呢。”吳菊一臉幸運的表情。掙錢是最大的心愿，上學已經成為非常遙遠的事情了。
來自四川廣元的楊仕偉開始可沒有這么幸運。
“我在嘉陵一中上學，父親是學校的廚師，母親是清潔工，家里沒有耕地，收入很低。初中畢業后考慮到上高中上大學成本太高，正好在北京打工的舅舅答應帶我出去闖闖，就決定不上學了。”楊仕偉說。
2005年7月，在其他初中生即將高高興興走進高中上學的時候，楊仕偉隨舅舅來到北京。“年齡太小，又什么都不會干，一個工作也沒找到。”
“一個農村孩子如果考不上高中，只是完成了九年義務制教育回到村里，他九年里學的東西幾乎都沒有用。”一位高中教師如此表示。
農民的孩子就算能順利考上大學，其付出的成本在短期內也未必能夠收回。孩子書讀得越多，家庭經濟狀況就越差；供養大學生越多，其家庭就越貧困。高投入、無回報的“高等教育大眾化”，出現了大學生“畢業等于失業”的就業形勢，“讀書無用論”的抬頭與此有直接關系。
于是類似吳菊和楊仕偉的打工“童子軍”在城市中尋找掙錢機會便成了他們本人和家庭成員的共同期望。
3500多萬農村初中生務農或流入社會
按照教育部《2005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的數字，2005年全國高中階段教育(包括普通高中、職業高中、普通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成人高中、成人中等專業學校)在校學生4030.95萬人，按毛入學率52.7%計算，將有3500多萬初中生流入社會，這個數字，還是歷年最好的。而這之中，由于城鄉差異，大部分都是農村初中生。
其間，有成績不好升不上高中的，也有種種理由放棄高中教育的。高中教育機制不健全和“新讀書無用論”無疑是其中最大的兩個理由。
學者楊東平此前曾作過一個調查，他發現：初中升高中的升學率遠低于擴招之后的高考升學率。進入重點高中的競爭比考大學更為激烈。高中教育業已成為影響高等教育機會獲得的最大瓶頸。
有數字顯示，高中、大學階段的家庭教育支出在子女所有花費中的比重分別為34%、41%。這個數字的來源還僅限于城鎮家庭支出，農村家庭的家庭教育支出在子女所有花費中的比重更高。
2006年2月，零點調查與“指標數據網”共同發布的《2005年中國居民生活質量指數研究報告》結果表明，教育花費已成為城鄉居民致貧的首要原因，特別是農村家庭，教育花費是他們的頭號家庭開支。
除了上學需要花錢投入、而這些投入又無法承擔的問題，讀書無用，也成為農村初中生放棄上高中或拒絕上高中的理由之一。
2006年3月12日《長沙晚報》報道，湖南省一些鄉村深受“新讀書無用論”的影響，出現家里“有大學生不再是榮耀”的現象；3月17日，《中國教育報》的報道也表明，湖北省部分農村“讀書無用論”正在悄悄抬頭，中小學輟學現象有所反彈。
教育專家分析，從經濟學的“投資—收益”視角考慮，“新讀書無用論”在農村蔓延的背后，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九年義務教育并未得到真正落實；第二，高等教育發展畸形；此外，跟農村家庭及子女自身的情況也有一定關系。
“農村大學生一般都是農村學生學習的榜樣，如果他(她)不能就業，對農村中學生以及家長精神上的打擊是令人擔憂的。”共青團中央大學生就業“彩虹工程”辦公室主任郭松分析，現在的“讀書無用論”反映了農民這個群體對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的失望。絕大多數農民和低收入者內心是渴望孩子讀書出人頭地的，但當他們面對著高額的教育代價以及暫時的“零回報”時，很容易在農村滋生“讀書無用論”。
既然讀書無用，農村家庭收入方式又體現不出一個初中生的價值，打工掙錢就成了惟一的選擇。
打工仔渴望超越“簡單勞動力”
一個初中畢業生去打工的年齡，大抵處于“童工”或者“未成年工”的階段，而這些，都是《勞動法》禁止的。
但是3000多萬之眾，終究要找到吃飯掙錢就業的機會，虛報年齡便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在農村，由于戶籍制度管理并不嚴格，往往家長本人就可以在替孩子辦理身份證時將孩子戶口本上年齡虛報幾歲，適齡身份證就可以順利拿到手。
技能也是農村孩子外出打工的障礙。這些年幼的群體在跟隨壯年勞動力打工的時候，選擇了相同惡劣勞動條件的工作，并打工的過程中逐漸成長為具備體力和簡單技能的“簡單勞動力”。
青基會秘書長涂猛說，“由于沒有經受過正規的職業教育，無一技之長，他們還不能成為合格的勞動者，個人難找工作，家庭難以脫貧。”
“以前，找個比搬磚頭、運沙子高級一點的工作是我的夢想。”楊仕偉的運氣很好。2005年8月，楊仕偉的舅舅聽說北京東城區的胡同里開設了一家“東城百年農民工子弟職業技能培訓學校”，免費征召貧困農村初中生進行職業培訓。楊仕偉就去了，而且順利錄取。
“這是真正的天上掉餡餅。”楊仕偉回想當時的情景說。他學習的是空調制冷，經過一年的學習現在已經在學校的推薦下到北京東環廣場的銀達物業管理公司實習，明年8月，他就可以正式工作了。一個體面的崗位似乎在向楊仕偉招手。
職業教育，正在成為“打工仔”超越“簡單勞動力”的最有效途徑。
兩手助推“童工”完成職業教育
在“十一五”規劃明確了“堅持教育優先發展”原則。中央政府決定，到2007年，使全國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都能享受到“兩免一補”政策(免雜費、免書本費，補助寄宿生)，保證不讓一個孩子因為家庭困難而失學。力爭到2010年在全國農村地區全部實行免費義務教育，2015年推及全國。
從就業層面來說，這是一個逐漸縮小“童工”隊伍的最有效辦法，但是已經造成的“童工”群體還有必要“亡羊補牢”，對于仍將產生的農村初中生無緣高中教育的群體，仍需要一定的機制來保障他們的職業素質。
對此，除了加大對義務教育階段的財政投入力度以外，國務院已決定，“十一五”期間中央財政對職業教育投入100億元，重點用于支持實訓基地建設，充實教學設備，資助貧困家庭學生接受職業教育。
國家層面的職業教育計劃正在逐步健全，民間的助學力量也涉足職教領域，將關愛沐浴在貧困農民初中生的身上。
除了中華職教社在這個領域發揮了巨大作用外，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也設立了職教項目。
青基會秘書長涂猛表示，近年來，教育部門在不斷擴大中等職業教育招生規模，僅2005和2006年每年就擴招100萬。政府的目標是，到2010年，使50%以上的初中畢業生經過中等職業教育進入勞動力市場，把他們培養成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能型人才。
然而中等職業學校的學習生活費用，要高于普通高中。許多農村的貧困家庭因為無力負擔職業教育學校的學費而無緣讓子女接受職業教育。目前，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扶困助學體系基本建成，高等職業院校貧困生資助已經納入國家助學貸款政策范圍，而中等職業教育助學制度尚未建立。
正是基于政府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政策引導，基于農村貧困家庭無錢供子女接受職業教育的現狀，中國青基會于今年5月推出了“希望工程職業教育助學計劃”。該計劃面向農村貧困家庭學生，在他們完成基礎教育階段學業后，資助他們接受中等職業教育，掌握專業知識和勞動技能并順利就業，成為有知識、有技能的新型勞動者。
事實上2005年青基會參與建立的“東城百年農民工子弟職業技能培訓學校”已經表明了青基會對于民工子女職業教育的關注。
8月2日，來自澳門的慈善團體明德慈善會還特意捐款50萬元用于北京東城區百年農民工子弟職業技能培訓學校、廣東省肇慶市科技職業技術學院、四川聯合經濟學校舉辦的三個“明德慈善會希望工程班”，資助150名貧困農民工子女就讀職業教育學校。
更多的“楊仕偉”也許能在這兩只手的幫助下實現自己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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