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證明了什么？——對主流經濟學的批判之二
二“國企從競爭性領域退出”的基礎理論就是“私有化”
2007年，中國在經濟領域引起了世界注意的事件是：中國石油以及其他一大批大型國企在股市之中，不僅僅自己成長起來，在市值方面與世界有名的大型企業不相上下；而且率領著中國的其他股份公司，在中國股市的指數上創下了歷史的新高。盡管大型國企在許多方面與那些世界著名大型企業相差還遠，盡管這些國企有一部分是處于被主流經濟學家們稱之為壟斷領域的企業，但是，這些國企在改革開放的三十年的成長，以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年的歷史進程中的表現，卻證明了：兩權分離的，公有制的企業并非沒有競爭力！國企完全可以增值而不會流失；無論是“暗流”還是“明流”都不是國企的必然！
主流經濟學家們在國企改革問題上如同在市場化的問題上一樣，也有不同的觀點，并且也發生了論戰。同樣，結果也是其中的非主流觀點不被主流所接受，這就是林毅夫與另一位主流經濟學家的論戰。由此，才發生了下面所述的情形：
在一段時間里，在我們的大多數國家級的平面媒體上，“國企從一切競爭性領域退出”，“國企立即和全部從競爭性領域退出”的文章，和國企必然“流失”的“冰棍”理論；“暗流”不如“明流”的文章，整版整版的刊登了出來。而與此相反的，分析和批判這些錯誤理論的，非主流經濟學家的文章和觀點，卻無法在刊登以上觀點的文章的國家級的平面媒體上，被社會大眾所看到。
“國企從競爭性領域退出”的理論基礎和前提是：國企沒有競爭力。所以，國企必須退出競爭性領域。那么，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國企沒有競爭力的呢？是國企的“公有制”，這就是主流經濟學家們的答案。
樊綱認為：國有資產都是無主之物••••••誰先拿到就歸誰。這樣，國企一定會像冰棍一樣流失的“冰棍”理論就堂而皇之地出來了。既然一個企業處于資產不斷流失的狀態，這樣的企業當然沒有競爭力。隨之而來的就是“暗流”不如“明流”，這的確為“誰先拿到就歸誰”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于是，“放小”“國退民進”“國企從一切競爭性領域退出”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現在，在國企“做大做強”的口號下，我們回顧當年的那些口號和理論，是應該為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家的“精英”級的理論水平而自豪呢，還是為之而羞愧？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在此是起到了“改革者”的先鋒作用，還是相反，給社會指出了一條錯誤之路，誤導了社會？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證明了：國企一定會如同冰棍一樣，不斷和完全流失了嗎？“暗流”和“明流”是國企的必然嗎？
從國企在“競爭性領域退出”到現在的“做大做強”，這樣的政策難道是一脈相承的嗎？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如何面對這一個現實與你們的教條如此尖銳對立的問題？如何向社會宣傳你們的“國企從一切競爭性領域退出”的理論及其基礎理論的正確性？難道三十年改革開放的歷史證明了：“國企從一切競爭性領域退出”是科學的口號？
當今世界的企業，既有“兩權合一”的家族企業，也有“兩權分離”的企業。國企其實就是“兩權分離”的企業之一。從嚴格的意義上說，真正的“兩權合一”的企業是少而又少的；即使在“兩權合一”的家族企業之中，也有大量的非家族成員在管理和協助經營企業。所以，“兩權分離”是大勢所趨。在世界各國的大型企業之中，“兩權分離”企業越來越多，占據了世界500強大多數的席位。這一切表明：“兩權分離”是企業發展的必然趨勢；其比“兩權合一”具有更大的持續發展的優勢。中國的“兩權分離”的國企之所以競爭力不強的關鍵因素，是經營者的選拔制度問題，而不是公有制的所有制問題。這就是筆者在【對國企改革的反思——論國企改革的正確方向】一文中表達的主要意思。
筆者的這一篇文章，正是針對著我們國家的平面媒體之中，鋪天蓋地的“國企從一切競爭性領域退出”的文章而寫，并且在那時完稿的。這是就“兩權合一”與“兩權分離”的企業的競爭力持續性的高低，所進行研究和所作的分析的結果。這一分析為當今世界500強的大型企業之中，“兩權分離”與“兩權合一”所占的比例的多少的事實所證明。這是國企有競爭力表現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我們從企業的持續發展的標志——品牌的角度來看，也必然證明這一點。我們的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們平時津津樂道于一些世界500強的品牌，認為這些是無形資產。那么，當這些品牌僅僅只是存在幾十年就消失的話，這和那些品牌持續了幾百年的企業比較，是否是一種資源——無形資產的浪費？而“兩權合一”家族企業傳到第三代的只有20％多的事實，除了證明家族企業的沒有持續發展能力的問題之外，還證明了，家族企業所辛辛苦苦創造出來的品牌，由于其的不可持續性而必然造成品牌資源的浪費。面對這樣的事實，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家們究竟有何“精英”的理論來解釋這樣的問題？證明“兩權合一”私有制企業的效率的持續性？證明私有制的企業一定比公有制的企業更有競爭力？
如果我們的理論僅僅只是在理論上可以令人信服，而卻沒有事實作為論據的話，顯然是難于真正令人信服的。那么，難道在所謂的“競爭性”或者“一般競爭性領域”，國企就沒有從小發展到大的事例嗎？主流經濟學家們是否敢于斷然下此結論？
在改革開放后的廣東，在“一般競爭性領域”的樂器行業之中，純國企的珠江鋼琴廠一馬當先，沖破了日本在中國鋼琴中低端產品的壟斷，占領了國內的中低端產品市場。而其經營者在當時所說的話，就是“不信國企搞不好！”面對這樣的事實和這樣的話，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家們不知作何感想？難道鋼琴是屬于壟斷性行業？難道珠江鋼琴廠不是國企？難道珠江鋼琴廠打破日本私企在中國中低端鋼琴的壟斷的時候，不是國企？中國的珠江鋼琴廠打破了日本的私企在中國鋼琴行業的壟斷，難道不是弱小的中國的國企打破了強大的日本私企的壟斷？難道這樣的事實，不足以證明國企有競爭力嗎？難道這樣的小國企不是發展成了大國企了嗎？難道這樣的有競爭力的原來的小國企也要放掉？難道這樣的國企也必然流失？為什么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對這樣的事實視而不見？你們如何評價這樣的事實和現象？
如果說，這樣的事實只是在國內的，并非具有普遍的意義的話。那么，我們就來看看世界各國的情況：法國的國企在電器行業依然是主體；即使在美國這樣的國家，國企也依然存在；英國的國企，在經歷了鐵娘子的“私有化”之后，現在依然存在；在新加坡，國企占其經濟總量的20％多；••••••。難道這些國企都沒有競爭力？難道這些國企都必然會流失掉？
從2007年開始的，美國次級債危機，到現在已經蔓延到了整個西方世界，沉重的打擊了西方世界的金融系統。這些企業為次級債所付出的代價，是以前從未有過的。其中大多數都是以前赫赫有名的，被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家們津津樂道的大企業；既有證券業之中的佼佼者——美林證券；也有銀行業的老大——匯豐控股。這些私企由于美國次級債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一點不比國內的銀行業的國企，在這幾年的經濟損失少。按照主流經濟學的觀點，私企應該比國企有競爭力，但是，美林證券和匯豐控股的表現，卻很不給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家們面子。最起碼，就這幾年而言，和我們的國企銀行比，并沒有更優秀的成績和更有效率。
而就在最近的2月17日，英國政府采取了一個與鐵娘子完全相反的，令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家大為惱火的行動：將諾森羅克銀行國有化。看來，英國這個奉行市場經濟理論的國家，其政府首腦還是不懂私有化是如何高效率的，必須請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家去給他們的政府首腦上經濟學課了。他們竟然不知道，將銀行國有化，豈非是縱容英國人民去國有化的銀行，不必辦任何手續而把銀行里的英鎊大把大把的塞進自己拿去的大袋里而不必負上任何法律責任；因為“國有資產是無主之物，誰先拿到就歸誰”。所以，英國人民去英國的國有化銀行隨意拿英鎊，按照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家的理論，是并不違背法律，不必負上任何法律責任的。如果英國真的有人這樣做而被英國政府判刑的話，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家必須為這些人作無罪辯護并且保證勝訴；否則，當心被人控以“教唆”罪。
最近，在廣東發生的，對許霆用銀行卡多拿人民幣一案所進行的審判，轟動了全國。如果按照主流經濟學家的觀點，許霆拿的是國有銀行的人民幣，“誰拿到就歸誰”，怎么有罪呢？
面對著這樣的事實，難道證明了“國有資產是無主之物，”“誰拿到就歸誰”，國有資產像冰棍一樣必然流失嗎？
在這里，有一點應該引起社會大眾深思的是：如果發生了國有資產“誰先拿到就歸誰”的“流失”之事，無論是“暗流”還是“明流”所造成的，難道可以不追究責任嗎？這究竟是我們的憲法沒有規定國有資產的所有者，因此，法律要負主要責任呢？還是說，是經營者利用手里的經營權公然剝奪憲法賦予多數人的所有權，因而經營者要負主要責任？又或者是政府按照某一種理論，放棄了“看家狗”的責任，因而政府要負主要責任？如果政府要負主要責任的話，那么，教唆政府放棄了“看家狗”的責任的，“誰先拿到就歸誰”的主流經濟學理論，難道能夠推脫其應該負的，錯誤的經濟理論誤導了政府和社會的主要責任嗎？
還有一些主流經濟學家以“管理成本與交易成本”的比較，來證明家族企業——即私有制企業比公有制企業有更高的效率。對這一個問題，如果我們從“兩權分離”與“兩權合一”的角度來進行分析的話，就更清楚了。事實上，無論是國企，還是私企，當其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管理成本就一定要增加。就是在“兩權合一”的私企，也不是所有的管理人員都是其家族成員；也就是說，必不可免的要付出管理成本。在這里，關鍵在于，管理成本的付出，能否降低其他管理成本或者提高生產效率，或者降低交易成本而獲得利潤。比如說，一個貿易公司在電腦和互聯網來臨之時，當其經營者能夠審時度勢，果斷采用電腦管理和互聯網交易的話，那么，在此，投入了電腦和互聯網以及其操作人員的成本，顯然是管理成本的增加。但是，這一個管理成本的增加，卻可以以其他成本[既有管理成本，也有交易成本]的降低來抵消，從而節約了成本或者提高了效率，增加了利潤。在這里，管理成本的增加顯然降低了交易成本，因而增加了利潤。所以，只是簡單的以“管理成本與交易成本”的比較，就斷定企業的效率，并不是科學的方法。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微軟”的蓋茨正當年富力強之際，卻愿意付出代理成本，付出管理成本，自己退出“執政王”的地位。難道他不希望他所創辦的“微軟”公司持續發展？其正是認為，他的管理成本的付出，可以在其他方面獲得回報，無論是在降低其他管理成本，或者提高效率，又或者是降低了交易成本，而獲得更高的利潤。如果認為管理成本多就是沒有效率和競爭力，那么，為什么世界500強企業之中的大多數都是“兩權分離”的企業，而不是“兩權合一”的家族企業？按照主流經濟學家的理論，主流經濟學家可以將國企說成是沒有競爭力的企業，但是，你們又是如何解釋“兩權分離”企業在世界500強之中占了大多數的這一現象的？即使我們把世界500強之中的國企全部拋開不算，“兩權分離”企業也比“兩權合一”的企業要多得多。你們的理論是如何解釋這一現象的？這樣的“兩權分離”的私企比“兩權合一”的私企更有競爭力和更有效率的比較，難道不是更有說服力嗎？這些增加代理成本的私企比代理成本低的私企更有競爭力和更有效率的事實，難道不是否定你們的理論的論據嗎？
現在，有一些主流經濟學家以政府已經改變了以前的做法，來否定非主流經濟學家對主流經濟學的批判的正確性和否定“對改革進行反思”的必要性。在他們看來，只要政府已經改變了以前的做法，就表明了主流經濟學的正確。這些人的“只講經濟，不講道德”，的確已經到了厚顏無恥的地步。
政府對于國企改革的政策的改變，難道是由于主流經濟學家的不斷努力的結果？難道是按照主流經濟學家的理論來改變的嗎？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國企從一切競爭性領域退出”的口號，為什么現在不提了呢？為什么代之于國企“做大做強”呢？難道現在的國企“做大做強”和以前的“國企從一切競爭性領域退出”的經濟理論是一脈相承的？兩者之間不存在內在的沖突？難道國企“做大做強”不是對非主流經濟學家的“國企從競爭性領域退出的”否定？不是對“國企沒有競爭力”的否定？不是對“誰先拿到就歸誰”的否定？難道樊綱的“國有資產是無主之物”“誰先拿到就歸誰”依然是我們現在政策的理論基礎？按照樊綱這一理論來進行國企改革的話，難道能夠使國企“做大做強”？按照這一理論來進行國企改革的話，將會使中國的國企改革走向何方？按照“國企從一切競爭性領域退出”的理論來進行國企改革的話，寶鋼難道不應該私有化嗎？珠江鋼琴廠不應該私有化嗎？這和國企“做大做強”難道是相符的嗎？
“國企從競爭性領域退出”的理論基礎是以國企沒有競爭力為前提的。而現在的國企“做大做強”是以國企有競爭力為前提的。兩者之間是有內在的沖突和并非一脈相承的。從理論上說，如果認為現在的國企“做大做強”是從以前的“國企從競爭性領域退出”的延續的話，那么，則意味著現在國企的做大做強是在“壟斷性領域”。而有的主流經濟學家為了維護或者證明這一點，竟然把鋼鐵行業也稱之為壟斷行業。的確，在那些主流經濟學家看來，凡是國企占多數的領域，就是國企壟斷領域。按照這樣的推論，在美國，是私有制的企業幾乎壟斷了所有的領域；這樣的領域就是私企壟斷領域。這樣，在美國就是私企壟斷的市場；就是由私企壟斷而沒有競爭的市場。由此社會可以看出，這樣的說法，會導致什么樣的結果。
現在需要明確的一點就是：政府在國企改革政策上的改變，究竟是按照主流經濟學家所提出的理論，觀點的方向所改變；還是說，是按照非主流經濟學家所提出的理論和觀點的方向，去改變？
政府現在的政策的改變，正是非主流經濟學家在理論上對主流經濟學理論的不斷批判的結果。沒有非主流經濟學家們的艱辛努力，主流經濟學理論的錯誤就不可能被辨別；國企改革就不會有這種轉變。
難道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史，不是證明了這一點嗎？如果否定這一點，那么，就不是什么學術理論水平的問題了；而是正確面對歷史事實的問題；是要歪曲歷史，還是實事求是的記錄我們的歷史的，要否講道德的問題。
如果說，主流經濟學家們能夠將“國企從競爭性領域退出”和“國企做大做強”這兩個口號所代表的兩種經濟理論，以合乎邏輯的，令人信服的論據證明，其是一脈相承的話，你們就不會是在歪曲歷史。否則，無論你們采用什么方法，都無法掩蓋這些歷史事實的。歷史在此決不會被歪曲和掩蓋！
“國企從競爭性領域退出”的基礎和前提就是國企沒有競爭力：就是要將國企的沒有競爭力的公有制改變為有競爭力的私有制。這就是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家所提出“國企從競爭性領域退出”的理論基礎和邏輯。
這樣，私有化就是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家和認同這一理論的政府官員在國企改革上，不言而喻的，唯一的選擇。
蘇聯末期，其執政階層多數認同“私有化”，而社會大眾則反對。究竟是社會大眾愚味無知，還是執政階層以權謀私？蘇聯所發生的解體，其實是其執政階層的多數人認為公有制已經妨礙了他們的發展，發財，他們早已經渴望拋棄公有制這一阻擋他們按照權力來對國有資產進行分配的所有制形式。所以，他們與蘇聯社會大眾早已經分道揚鑣了。而俄羅斯的普京之所以能夠獲得社會大眾的支持，就在于其對那些經濟寡頭采取了堅決抑止和對重點資源實行國有化的政策。現在的俄羅斯已經開始恢復其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如果沒有在重點經濟領域實行國有化，俄羅斯的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能夠有今天這樣快速嗎？蘇聯的解體和俄羅斯的崛起，在經濟領域的標志，就是私有化的實行和對重要資源國有化的重新回歸。難道這些不是事實嗎？難道這些不是蘇聯和俄羅斯的歷史軌跡嗎？難道這樣的歷史事實，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嗎？這些事實難道不是作為檢驗主流經濟學理論的實踐嗎？為什么這樣的歷史事實不能夠作為檢驗主流經濟學理論的實踐？這難道不是有兩套檢驗真理的標準嗎？
現在，面對著以上的事實，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家們不知有那些人敢于公開站出來，堅持你們的原來的觀點和堅決認為：國企改革正是按照主流經濟學的理論來轉變的？國企改革正在主流經濟學理論的指導下，按照主流經濟學的理論所指出的方向向前發展的？既然你們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證明了你們的國企沒有競爭力的理論是正確的話，請那些曾經宣傳并且至今依然不愿意承認自己的國企改革的理論是錯誤的“著名經濟學家”，明確表示你們現在的觀點和看法，讓社會大眾清楚的了解：你們的國企改革理論是否正確？中國國企改革的歷史實踐，是否證明了你們的理論的正確？讓社會大眾好好的接受你們的“科學”的，被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史所證明的，國企改革的理論的教育；讓社會大眾清楚的知道你們的豐功偉績和你們的精英級的經濟理論水平。
社會可以清楚的發現：對私有制的愛好，并不只是私有制企業的經營者們的專利；也不是主流經濟學家們的癡好；有不少的政府官員也著迷于這一點。在公有制的國家實行私有化，其實就是按照權力進行分配的最好的機會。這正是為什么主流經濟學的私有化理論能夠得到很多政府官員的認同和支持，從而占據了中國的經濟學界主流地位的最主要原因。社會大眾與多數政府官員在對待主流經濟學家們的態度問題上，已經走完了從分離到分裂，再到對立的歷史過程。從郎咸平炮轟主流經濟學家們的國企改革的經濟理論，得到了社會大眾的支持；到在“反思改革”時，社會大眾對主流經濟學理論及主流經濟學家們實踐這一理論的種種行動及惡果的義憤填膺，表明了這一點。這究竟是蘇聯末期，執政階層的主流派渴望權力和金錢的勾結，實行官僚資本主義，公開拋棄公有制，實行私有化而與社會大眾在私有化問題上的對立的重演；還是由于執政階層能夠高瞻遠矚而社會大眾無法理解所造成？如果是后者的話，政府就必須讓主流經濟學家們充分發揮他們的話語權，自圓其說，向社會大眾作宣傳，以令人信服，讓社會大眾了解主流經濟學理論的科學性和非主流經濟學理論的錯誤；就應該鼓勵而不是停止這樣的爭論，讓社會大眾在這樣的爭論之中明辨是非。真理是越辨越明的。難道不展開這樣的論戰，可以使社會大眾清楚的了解主流經濟學理論的是否正確嗎？任何阻止這種經濟理論交鋒的行為，都是無法分清經濟學理論的是與非的；都是為了掩飾主流經濟學理論的錯誤；都是在向“強權即真理”的方向發展；都是不利于中國經濟和社會的持續發展的。
筆者并不認為，社會大眾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問題上都是正確的。但是，當與社會大眾發生對立的時候，執政階層則必須將自己的觀點，理論認真的進行審視，看看是否正確。如果正確的話，當然應該堅持自己的科學的理論，并且繼續宣傳，以令人信服，讓社會大眾接受先進的經濟理論。但是，在國企改革問題上，我們前后矛盾的兩個口號，是無論任何巧舌如簧，妙筆生花之人，也無法說成是一脈相承的。如果說，大名鼎鼎的郎咸平先生認為，以前引起論戰的國企改革是“拍腦袋”拍出來的話，那么，這倒是說明是我們無意識所犯的錯誤；而如果“國企從競爭性領域退出”的口號，是我們在進行認真的論證之后，所得出的必然結論的話，則說明我們作出“國企從競爭性領域退出”的理論基礎——國企沒有競爭力，國有資產必然流失等等是主觀有意識所犯的錯誤；而這樣的錯誤，是在經濟基礎理論上的錯誤。而理論上的錯誤，必然導致政策的錯誤。如果我們只是糾正政策的錯誤，而不對理論的錯誤進行分析和批判，那么，錯誤的政策以后依然還會出現。而這一點才是應該重視的：經濟理論的錯誤，并不因為現在沒有繼續提出“國企從競爭性領域退出”的口號，而被社會大眾所認識；甚至主流經濟學家們至今還根本不認為其是錯誤的。請問，有哪一個主流經濟學家認為他們所說的：國有資產是無主之物••••••誰先拿到就歸誰；國企沒有家族企業的競爭力強；••••••等等是錯誤的？他們在哪里作出了這樣的表示？很可能，那些堅持“私有化”的政府官員和主流經濟學家們現在不談“私有化”，是由于種種原因而暫時不說而已，一旦在他們看來條件成熟的時候，在他們獲得權力的時候，他們必然還會按照他們的理論，實行“私有化”的。
我們不知道，樊綱作為某一改革委員會的領頭人，提出這樣的理論，難道是指引中國的改革的先進理論？難道可以把中國的改革引向正確的方向？按照這樣的經濟理論來進行改革的話，會使中國的改革走向何方？現在的國企改革，難道是按照樊綱所提出的經濟理論來進行改革的嗎？難道國企“做大做強”是與樊綱的經濟理論一脈相承的嗎？樊綱的這一經濟理論，究竟是引導中國的國企改革走向正確的方向，還是走向錯誤的方向？是代表了正確的，先進的方向，還是代表了錯誤的，落后的方向？筆者在此無意給樊綱扣上反對中國憲法的帽子，盡管事實的確如此；筆者也無意將這樣的理論與原始資本主義的掠奪經濟理論等同，盡管二者的確差不多；我們不想在這一篇文章之中上綱上線，不想用政治理論來批判他的經濟學理論。所以，筆者是從純經濟學理論的角度出發，來對主流經濟學理論進行分析和批判的。盡管有非主流經濟學家是從政治的角度來對主流經濟學理論進行分析和批判的；盡管有一些分析和批判未必完全正確；盡管非主流經濟學家們的觀點未必完全一致；盡管非主流經濟學家之中的確有少數人想要回復到“蘇聯式的計劃經濟”的時代。但是，難道能夠因此就否認主流經濟學理論的錯誤的嚴重性嗎？難道能夠因此，就允許主流經濟學家們要么是以壟斷話語權來壓制非主流經濟學家們發言；要么以種種政治性的語言，比如以“不爭論”“反對改革”或者“否定改革”來回答？就可以不公開回答？不正面回答？和不明確回答嗎？請問，在既有資源和話語權，又自以為是“精英”，掌握了自以為是正確的，科學的經濟理論的條件下，卻不公開，不正面和不明確回答問題和進行論戰，難道這樣的行為是“精英”應有之舉？是對自己的經濟理論有信心的表現？是科學的經濟學理論的宣傳者的行為？ 還是理屈詞窮的表現？
所以，筆者在此請樊綱和其他認為國企沒有競爭力以及國企必然流失的主流經濟學家們正面和公開回答這一問題：你們是否依然堅持以前的觀點？如果你們不正面回答也不明確表態的話，是否意味著你們的經濟理論可以不必用改革開放的實踐來進行檢驗？難道我們不應該將改革開放的實踐來對你們的經濟理論進行檢驗嗎？難道你們的經濟理論天然就是正確的嗎？難道實踐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嗎？難道“不爭論”是符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引發思想大解放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的嗎？難道你們所說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就是只對別人的理論進行檢驗，而對于你們自己所宣傳的經濟理論，卻是以“不爭論”來回答的嗎？這難道不是用兩重標準來對待別人和自己嗎？
現在，的確是請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在社會大眾面前，正面和明確回答這樣的問題的時候了：你們以前所說的，有關國企沒有競爭力的種種論據，現在是否還是正確的？你們是否現在還堅持這樣的觀點？非主流經濟學家的“兩權分離”與“兩權合一“的企業的劃分及其競爭力優劣的理論，是否正確？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史實踐，究竟是證明了你們的理論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如果是正確的話，政府就必須將主流經濟學家們的“國企從競爭性領域退出”如何是正確的，以及其與國企“做大做強”是如何一脈相承的，將其兩者之間的內在邏輯，向社會大眾進行宣傳，以自圓其說，以理服人。讓社會大眾真正認識到主流經濟學家們的精英級的經濟學說水平。
在此，還有一點需要請社會大眾注意的是，國有資產是無主之物••••••誰先拿到就歸誰這一觀點，實際上還涉及到了主流經濟學家們如何對待他人（包括非主流經濟學家和社會大眾以及國有資產）的資源（包括勞動成果）的問題。在他們看來，誰先拿到就歸誰，無論這是國有資產，還是他人的勞動成果，皆然。這不能不讓人想起了，國企改革在“國企從競爭性領域退出”的口號下，一些人對國有資產的巧取豪奪。在這里，誰先拿到就歸誰和原始資本主義的巧取豪奪之間，難道有什么分別嗎？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在否定“反對政府干預市場和經濟”的問題上，為什么有主流經濟學家提出“早已經有主流經濟學家指出這一點”。原來在他們看來，無論這些理論，觀點是別人原創的也罷：或者別人比他們更早提出的也罷；這些統統都不能夠算是他人的成績和功勞——誰先拿到就歸誰。由于他們才有話語權，所以，誰先拿到就歸誰，這些理論和觀點被他們拿到，在他們的文章之中發表出來，這樣，當然就是屬于他們的成果了。這樣，無論是國有資產，還是他人的勞動成果，只要被主流經濟學家先拿到，利用其話語權，在其文章之中發表，其所有權就都屬于主流經濟學家的了。什么是原始資本主義的掠奪及其掠奪理論？什么是權貴資本主義的權力對資本和資源的巧取豪奪？什么是官僚與資本的融合？這就是最好的例子和證明。
主流經濟學理論是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主流經濟學家們也以“保護社會大眾的私有產權”為口號來表明自己的宗旨和獲取社會大眾的支持。但是，社會大眾卻可以從主流經濟學家們以上的言論和行動之中，清楚的看出，他們是如何對待他人——其他人和國有資產的“私有產權”的。他們這樣的言論和行動，和他們自我標榜“保護私有產權”的宗旨，難道是相符的嗎？這樣的言論和行動，難道不是用雙重標準來對待自己和他人嗎？難道不是在實際行動上將他們的理論打的粉粹嗎？他們這樣的，與他們口口聲聲“保護私有產權”及其理論基礎的背道而馳的言論和行動，不正暴露出了他們“只講經濟，不講道德”的真實面目嗎？這樣的言論和行動，怎么樣讓社會大眾相信他們“保護社會大眾的私有產權”的理論，是他們真實的宗旨，而不是為了蒙蔽社會大眾的口號呢？你們如何解釋你們的這一言論和你們的“保護社會大眾的私有產權”的基礎理論的自相矛盾？
當前，中國正在開始進行政治改革，這樣的改革，正是包括了領導者，經營者選拔的選拔制度改革。這樣的改革，正是國企經營者選拔制度改革的必然延續。這樣的改革，也必然會在經濟學界展開，將那些以“精英”“著名經濟學家”自稱而卻徒有其名的經濟學家，還其真實的經濟理論水平；必須打破他們對中國經濟學界的壟斷；中國經濟學界絕不應該再讓主流經濟學家壟斷話語權！
但愿主流經濟學家們在國企改革問題上，不會又把“兩權分離”和“兩權合一”的劃分以及國企有那些優勢的理論，也稱之為主流經濟學家的功勞吧？！
現在，應該是我們拿三十年改革開放的實踐（如果按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來對主流經濟學理論進行檢驗的話，我們其實應該將中國建國以來的六十年的歷史，來對主流經濟學理論進行檢驗的。時間越長的歷史，越能夠證明真理的有效性。但是，社會大眾可以發現，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卻從來都不談改革開放之前的國企的成績。所以，我們只好用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史作為實踐的例證，來對他們的理論進行檢驗），來對主流經濟學家們的國企改革的理論，進行檢驗并且作出結論的時候了！任何逃避和回避對之進行檢驗而作出結論的言論和行為，都是為了掩飾這一主流經濟學的理論的錯誤；都是不符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都是違背繼續解放思想和繼續改革開放的歷史潮流的；都是無法使中國的社會和經濟獲得持續發展的。
難道“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證明了，樊綱和另一位主流經濟學家所說的，國有資產是無主之物，誰先拿到就歸誰和代理成本低的家族企業比（兩權分離）的國企競爭力強的觀點和理論，是正確的和科學的？而筆者所提出和論證的“兩權分離”國企比“兩權合一”的私企有更強和更持續的競爭力的觀點和理論，是錯誤的？難道“國企從競爭性領域退出”的口號，不是建筑在“兩權分離”的國企沒有“兩權合一”的私企競爭力強的基礎之上的？難道樊綱這樣的主流經濟學家們的觀點和理論不是壟斷了中國的經濟學界的話語權？難道這樣的現象不是錯誤的現象，還可以和應該繼續下去？難道我們現在還應該繼續實行“國企從競爭性領域退出”的戰略方針？
現在，的確有一些以精英自居的人，為了維護自己的和少數人的私人利益，而置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于不顧，對錯誤的理論和決策要么是欺世盜名，實際糾正而卻不公開承認錯誤，把功勞歸于自己，把非主流經濟學家們的研究成果和成績占為己有；要么是指鹿為馬，回避歷史事實和否認錯誤，繼續否定非主流經濟學家們的正確的理論；要么是以不爭論為武器，壓制非主流經濟學家的言論，以掩飾自己的理屈詞窮；要么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以權術來平衡主流經濟學和非主流經濟學之間的不可調和的沖突。這樣的現象和行為難道是真正的精英所為？還是徒有其名，濫竽充數的假精英所為？這樣的現象難道是公正的？難道社會對這種不公正的現象和行為可以容忍下去？難道這樣的不公正，不公平的現象可以持續下去而永遠不會改變？
這種現象的存在，正表明了，中國需要政治改革的迫切性；如果不對國企經營者的選拔制度和政府官員的選拔制度進行改革，讓那些宣傳，實行和支持錯誤的經濟理論的人，繼續按照他們的錯誤理論來指導實踐，不糾正他們的那些錯誤的政策，難道中國的經濟和社會能夠持續發展？
如果我們的執政階層主流派和政府認為，國企做大做強是正確的，“國企從競爭性領域退出”是錯誤的，那么，就必須堅決和明確的否定“國企從競爭性領域退出”的口號；如果認為國企做大做強和“國企從競爭性領域退出”是一脈相承的話，則請在經濟理論的邏輯性上解釋這一自相矛盾的口號的和諧和統一；當然，也可以繼續“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不作任何表態和說明，那么，所失去的就是在經濟理論上的先進性和領導權，也就喪失了理論上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盡管筆者認為，雖然國企改革并沒有真正抓住核心和關鍵——即沒有把經營者的優勝劣汰制度作為重點來抓，但是，畢竟已經從“私有化”——“國企從競爭性領域退出”這一錯誤之中退出來了。所以，這一對主流經濟學錯誤理論的糾正，畢竟還是一個有所進步的表現。
讓我們用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實踐對主流經濟學理論進行檢驗吧！這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繼續；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錯誤就是錯誤，偽裝應該剝去！
徐強
2008-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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