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證明了什么？——對主流經濟學的批判之一

歷史證明了什么？——對主流經濟學的批判之一

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了，中國經濟的發展是無可置疑的。但是，社會和經濟的矛盾和問題也日益復雜和尖銳。美國次級債所造成的危機，已經引發了美國的經濟是否陷入經濟衰退的爭論。世界把經濟持續發展的希望寄托在中國，印度和俄羅斯這些新興國家身上。由此，改革開放三十年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年以來，在“蘇聯式的計劃經濟”和“市場化”的市場經濟理論的指導下，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取得了那些成績，又有那些錯誤，都有待于進行總結，并提升和升華為理論。這是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前提和關鍵。
三十年前的改革開放是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前導的，當社會拋棄“蘇聯式的計劃經濟”而采用“市場化”的市場經濟理論來指導中國的經濟發展，也已經有三十年的今天，社會卻忘記了，要對“市場化”的市場經濟理論進行檢驗。在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們看來，市場經濟理論就是科學的理論。所以，“市場化”的市場經濟理論的錯誤并未由于被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的實踐所證明，而被社會所認識和認同。
筆者在本文，將主要分析和批判市場經濟理論的“市場化”和“私有化”，這兩大涉及資源配置和資源壟斷的經濟基礎理論的錯誤；并對在“反思改革”的時候，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所發表的一些似是而非的，帶有極大誤導性和欺騙性的言論和觀點作分析。讓社會大眾清楚的了解歷史真相，知道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在學術理論上的真實的理論水平，和他們是如何“只講經濟，不講道德”，他們是否具有一般人所必須具有的誠實的良心和道德的。

一，“市場化”及其“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的錯誤
       
隨著蘇聯的解體，“蘇聯式的計劃經濟”理論被完全拋棄，“市場化”的市場經濟理論也在中國占據了主流地位。盡管中國政府從改革開放一開始，基于感性而不是理論的認識，就有干預市場的行為；盡管在主流經濟學家之中，也有非主流的，不同意“反對政府干預”的觀點；盡管非主流經濟學家們對此也提出了諸多的分析和批判。但是，“反對政府干預市場和經濟”的觀點和口號，始終占據和壟斷著中國經濟學界和中國的平面媒體。
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每當中國經濟大起大落；每當中國股市大漲大跌，中國政府進行干預的時候，無論在中國的平面媒體還是在立體傳媒之中，總是有一些冠名為“著名經濟學家”的人出來，“反對政府干預”。到了2005年，更有人在國家級的平面媒體上提出：“政府退出市場”“退出經濟”的，在經濟領域完全“市場化”的，反對政府在經濟的任何領域和任何時候，對經濟作任何的，那怕是一絲一毫的干預的口號。
這樣的情況，一直到了2006年，才有了根本性的轉變。在2007年和2008年，當中國經濟和中國股市以超高速發展的時候，在中國經濟學界所普遍爭論的，已經不是什么“政府應該不應該干預”的問題，而是干預的時機是否成熟，干預的方式是否正確和干預的程度是否適合的，基于政府干預的前提下，如何取得較好的效果的具體措施問題。一句話，“政府可以干預市場和經濟”已經逼使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不得不在經濟學理論層面上所接受和認可；“反對政府干預”的觀點已經在中國的經濟學界失去了主流的地位。
造成這一根本性轉變的原因有那些呢？其中既有理論需要實踐檢驗所需要的一個過程的時間，一定的時間可以讓社會真正認識理論的對與錯；而更重要的是，學術理論水平的提高，在理論上對市場經濟理論的“市場自動修復”論的分析，以令人信服的論據證明了，“市場化”的“市場自動修復”論，其實是不講效率的，從純經濟學的角度被證明了是一個錯誤的觀點；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被國內主流經濟學家們所頂禮膜拜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約瑟夫•格利斯蒂茨將“反對政府干預”稱之為“市場原教旨主義”，給了主流經濟學家們當頭一棒。國外[而不是國內的]世界級經濟學界的重量級人物對“政府干預”的認可，使主流經濟學家們失去了精神支柱在精神上的支持，而不得不認識到和在口頭上承認了所謂“過度市場化”的錯誤。
在“反思改革”的時候，有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出于種種原因，提出了“主流經濟學家早已經指出這一點”的，充滿了欺騙性和誤導性的言論。這一言論的歪曲歷史事實以及其他的，包括道德水平的問題，筆者將在以后的部分進行分析。在此只是從學術理論方面，證明這些以“精英”自居的人的學術水平的高低。
不錯，主流經濟學家之中的的確確有人是持否定“反對政府干預”的觀點的。但是，一方面，這些觀點在主流經濟學家之中只是少數，處于非主流的地位。這樣，他們的觀點也如同非主流經濟學家們的觀點一樣，并未能夠被社會所了解。而他們也并未能夠像非主流經濟學家們那樣，運用他們享有的話語權這一有利的地位，繼續與主流的經濟學觀點展開正面的交鋒；或者說，在這樣的交鋒之中，由于他們在學術上的理論水平的非“精英”級，無法令人信服，以至于無法在理論上駁倒對方而處于非主流地位。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如同非主流經濟學家們對于主流經濟學家的批判一樣，包括主流經濟學家的非主流的觀點在內的，所有對“反對政府干預”的批判在“市場自動修復”論這一碉堡面前，都功虧一 簍，因而無功而返。由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反對政府干預”的聲音能夠在經濟學界壟斷并持續那么長的時間。
所以，“市場自動修復”論是市場經濟理論“反對政府干預”的論據之中，最后也是最強大的，尚未有人攻克的堡壘。
的確，市場可以自動修復，但是，這一定是在經濟已經出現大起大落的時候，市場才能夠緩緩的回復。在這種情況下，資源一定出現了浪費；時間一定被白白流失；效率一定被迫降低。在這種條件下，政府的干預存在著提高效率的可能性。如果僅僅由于政府干預存在提高效率的是可能性，而不是穩操勝券的肯定性，就放棄這樣的干預，事實上就是“寧要市場經濟在這一段的，不被干預的低效率；也不要政府在這一段的，由于干預而可能出現的高效率”，即為了市場的“神圣不可侵犯”，而不講效率。盡管有些主流經濟學家在口頭上也不得不認同，存在著政府干預提高效率的可能性，但他們卻以這只是可能性而否定政府的具體干預，這種做法實際上是“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經濟學既然是研究經濟的，當存在著提高經濟效率的可能性的時候，放棄研究這種提高效率的可能性及其條件，就是放棄提高效率的機會。這正是“不講效率”的表現！
筆者的這一分析，在【對新古典經濟學的質疑——再論政府與市場和經濟的關系】一文之中，有較為具體的說明。
“市場自動修復”論在沒有被證明其是不講效率的時候，非主流經濟學家[包括主流經濟學家之中的非主流觀點]對于“反對政府干預”的批判，就是難以令人信服的：既然市場能夠自動修復，那么，何必政府干預呢？政府的干預在此就是多此一舉。這樣，“反對政府干預”在理論上就是可以成立的。這也就是為什么“反對政府干預”的觀點，之所以能夠長期在不僅僅是中國的經濟學界，而且在世界經濟學界，得到壟斷地位的最主要的原因。
現在，當經濟學界和社會已經能夠清清楚楚地了解到，“反對政府干預”其實是不講效率的時候，市場經濟理論之中“反對政府干預”論的錯誤，就大白予天下了。這樣，以“著名經濟學家”冠名的，再公開絕對“反對政府干預”的經濟學家，也已經日益稀少了。而更多的是，代之于在“政府干預”與“市場修復”之間，何者能夠取得較好的效率的選擇問題；而這一問題，其實是在這一基礎上的“反對”與“認同政府干預”在時機和程度上的選擇問題，其顯然與以前的絕對“反對政府干預”，“政府退出市場”“退出經濟”的“市場化”的市場經濟理論有根本的區別。如果主流經濟學家否定這一點的話，請你們明確答復：你們的“反對政府干預”究竟是那一種?是絕對反對，還是在時機和程度的選擇問題？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再對主流經濟學家所提出的“早已經有主流經濟學家指出這一點”的欺騙性言論提出幾點問題，請您們正面和明確的回答：
1,你們之中有誰說明或者論證了“市場自動修復”論實質是不講效率的？請說出文章的題目和完稿日期；
2，你們是否認為：“市場自動修復”論是“反對政府干預”在理論上能否成立的，是與非的關鍵？
3，為什么主流經濟學家的“反對政府干預”的錯誤觀點一直占據了經濟學界的主流地位？其與“市場自動修復”論有沒有內在的聯系？
4，你們否定“反對政府干預”的觀點和論據，是否是你們的原創？是否比非主流經濟學家更早提出？如果不是你們的原創，或者沒有比非主流經濟學家更早提出而卻用“主流經濟學家早已經提出”這一誤導性的話，表明了什么？
這些問題的答案將能夠使社會清楚的了解到，究竟是誰最先對“反對政府干預”的錯誤觀點展開批判；究竟是誰真正在純經濟的效率問題上，在經濟理論層面而不是在政治與經濟的關系問題上證明了“反對政府干預”的觀點的錯誤；究竟是誰在欺世盜名，貪天之功為己有！
所以，在筆者看來，非主流經濟學家對主流經濟學家的“反對政府干預“的批判，只有在證明了”市場自動修復“論在純經濟的效率問題上是錯誤的時候，才能夠令人信服，也才能夠最終證明”反對政府干預“的理論上的錯誤。
“反對政府干預”的實質，是在資源的配置上，完全反對政府對資源在任何領域，任何時候的，哪怕是一絲一毫的配置。而這一點，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之中，都已經被證明是錯誤的了。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六十年的經濟發展的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
所以，今后，市場化的“反對政府干預”的觀點已經很難再占據中國經濟學界的主流地位了。
但是，這不等于說，“市場化”的錯誤已經被清除。
有一些主流經濟學家以“宏觀調控”來表明自己的，否定“反對政府干預”的功績和概括政府干預的范圍。在他們看來，政府可以干預宏觀經濟，但不能和不應該干預微觀經濟。筆者在此姑且不論“宏觀調控”是否是他們的原創的問題，只是從經濟學的角度，對他們的將政府干預局限于“宏觀調控”，將“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絕對割裂的，形而上學的學術水平進行分析。
美國次級債的危機，首先是從一兩個公司引發的。這一兩個公司在美國經濟之中，當然是屬于“微觀經濟”。但是，現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難道不正是由這一兩個公司引發的嗎？在這里，微觀變成了宏觀；微觀經濟引發了宏觀經濟的危機；蝴蝶翅膀的上下舞動，引發了風暴。由此可見，有一些微觀會變成宏觀；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之間，并非如一些主流經濟學家所認為和宣傳的那樣，是絕對對立，不會變化的。由此我們也可以推論出：政府的干預，一定不能夠只是局限于宏觀經濟；當微觀經濟將可能引發宏觀經濟產生變化時，就必須在微觀經濟的變化還處于微觀而尚未變成宏觀的時候，進行干預，使經濟的損失減少到最低。這樣，就是相對增加了效率。這就是“防范于未然”。當然，并非所有的微觀都會轉變成宏觀的。這是一方面的情況。
我們再來看看另一方面的情況：在反對壟斷的方面，政府的干預，在大部分情況下，更是只以一個公司為對象。這樣做，難道不是對微觀的干預嗎？這樣的公司，要么純屬于微觀；要么是微觀而帶有宏觀的要素。難道政府不應該對這些公司進行反壟斷的，依照法律所實行的干預嗎？
這樣，將政府干預只是認定為“宏觀調控”，其實正是“市場化”，認為市場可以最有效率的解決一切經濟問題，政府的干預只是在“宏觀調控”即在政治經濟學范圍起作用的錯誤的表現之一。這樣，那些將政府干預宣傳成只是“宏觀調控”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在此恰恰暴露出了他們的本來面目，和他們的學術水平的高低。面對這樣的理論學術水平，能夠稱之為“精英”級的著名經濟學家嗎？應該在中國經濟學界占據主流地位嗎？
在對“反對政府干預”及其變種進行分析之后，“市場化”的錯誤依然并沒有被完全清除。這些只不過是在資源配置的最低層次上的分析和批判。
筆者在下面，將對市場經濟理論的“市場化”的，在資源配置方面隱藏得更深的，在更高層次上的錯誤口號進行分析和批判。
如果說，“反對政府干預”是在資源配置方面，完全反對政府對資源的任何配置的話。那么，“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則是反對政府在資源配置的任一方面和任一領域，起到基礎性的作用。
難道說，“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真的應該和可以作為我們的整個經濟政策的基礎嗎？它在國內的各個經濟領域都普遍適用嗎？它是國內[我們暫時不講世界的]各個市場，包括教育這個市場也必須奉行的基本經濟政策嗎？
在“反思改革”的時候，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在為教育領域的“市場化”造成的讀書難作辯護的時候，認為這些并非是過度“市場化”所造成；而是由于“政府投入減少”所造成。并公布了一些數據，這一說法也被相關數據所證明。
這樣，表面上看來，主流經濟學家們暫時推脫了市場經濟理論在此所應該負上的責任，把責任推到了政府身上。但是，當我們深入追究下去的話，當我們將“政府投入減少”與政府所奉行的“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的教條和由此而產生的基本經濟政策聯系起來的話，情況顯然就完全不同了。市場經濟理論在這里依然擺脫不了必須負上的主要責任。
我們還是暫時按照主流經濟學家們的思路來分析這一個問題吧。
既然目前國有資源占了教育這個市場的90％的份額，那么，按照“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的基本經濟政策，政府顯然不應該在此繼續投入資源，而是讓市場去配置，讓市場去調節。否則，就是政府在此繼續起著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所以，政府在這種情況下的無所作為和無為而治，即近些年的減少投入，恰恰是完全實行“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的具體表現。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當主流經濟學家們把錯誤歸之于“政府投入減少”的時候，其實就是認為：如果政府投入更多的資源的話，這些錯誤就不會發生。這樣，就是要求政府在此起到基礎性的配置資源的作用。當政府的投入影響或者決定到市場的趨向的時候，其實就是政府取代了市場而產生了基礎性的作用，就是政府在此成了配置資源的基礎。這樣，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其實就是在教唆政府違背他們頂禮膜拜并且由他們向政府所強力推薦的，“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的，市場化的市場經濟理論的宗旨和教條。
這樣，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在此陷入了一個，按照他們的理論經常不得不面臨的一個兩難的選擇：如果把責任推到“政府投入減少”的身上的話，雖然暫時推脫了“市場化”改革所面臨的錯誤所應該負的責任，但顯然是違背了“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的教條和需要否定這一教條的。如果不是政府的投入減少所造成的話，那么，政府的投入顯然還可以增加。但是，這樣所造成的結果就是，政府繼續在起著“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顯然又是違背和否定了政府所奉行的“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的教條。這樣，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家們究竟要作何選擇呢？而無論作那一種選擇，都無法擺脫對“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的質疑和否定。
如果說，政府投入的增加或者減少，其結果并不影響市場的結構或者趨勢的話，那正是市場取得基礎性作用的具體表現；反過來，如果政府的投入影響了市場的結構或者趨勢的話，顯然說明，政府已經在此起到了基礎性的配置資源的作用。而政府投入的減少已經造成了教育領域的嚴重問題；沒有政府投入的增加，則將使教育領域市場基礎不穩，以至于整個市場發生崩潰。這樣，難道還不應該對“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的教條進行質疑和否定嗎？
在此，要么我們必須堅持“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要么我們就要實行“政府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二者必居其一。
有人認為，教育領域的問題，并不是市場經濟理論的錯誤所引發的，而是體制問題。但是，如果我們堅持“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的話，即使解決了市場準入的所謂體制問題的話，難道就可以解決讀書難的問題嗎？在筆者看來，這恰恰是認為市場可以科學解決一切經濟問題，因而在經濟領域應該實行完全“市場化”的錯誤的表現。它表明了“市場化”已經走火入魔了；這恰恰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具體表現之一。
在教育領域實行“政府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并不表明，政府在此不應該采用一部分市場手段來進行配置；但政府絕對不能夠采用市場的所有手段之中的任何手段來進行配置；更不能夠任由市場采用任何方式來進行配置；更不表明，政府可以只是按照自己認為最省事或者最有效率的官僚主義方式去進行配置。
現在這里的關鍵是，我們要實行“政府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呢，還是要實行“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
如果實行“市場配置”，政府就不應該再增加投入，而讓市場去投入和調節。
如果實行“政府配置”，政府就還應該加大投入。而且一定要在這一領域牢牢地占據著基礎的作用；不能夠讓市場沖擊這樣的基礎；不能夠讓市場成為這一基礎；盡管市場可以參與進來，但它不應該成為基礎。
這就是實行“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和“政府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的根本區別。
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家和認同那一觀點的政府官員們，該如何面對和回答這一個問題？該如何解決這一個你們所信奉的理論教條與現實之間如此尖銳對立的矛盾？如何解釋這一兩年政府增加投入以解決“讀書難”的問題，與“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的教條的，實踐與理論的背道而馳？難道你們認為，政府增加投入的政策正是體現了“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如果這樣的解釋你們也敢于拿出來的話，那除了表明你們的理論的真實的水平和理屈詞窮之外，還能夠對你們的正面形象有任何幫助嗎？
在這里，筆者請主流經濟學家們明確表達自己的觀點。不要如同在“反對政府干預”的問題上一樣，當社會已經認同政府應該在教育領域起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的時候，貪天之功為已有，欺世盜名，那時候才跳出來，說“主流經濟學家早已經指出這一點”。
如果說，我們要堅持“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的話，那么，政府就不應該改變以前的政策和停止實行目前正在實行的政策，不應該加大投入，不應該減免學費，而讓市場去進行配置。
筆者可以斷言，如果我們在此依然是要實行“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的話，那么，它一定會變成為政府垮臺的基礎。這是在教育領域實行“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的必然結果。
由此，“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的教條，在教育領域，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戰。當然，主流經濟學家們可以無視這一點。但是，現實一定會把這一個問題擺在社會和執政階層面前；而歷史已經證明并且也一定會繼續證明，在教育領域“政府必須成為配置資源的基礎”！
這是在教育領域，那么，除此之外，在其他領域呢？在醫療領域，在房地產領域••••••等等。當然，“市場化”的錯誤并不僅僅是這一點。這些只是在配置資源方面的一些錯誤，而不是其在配置 資源方面的全部錯誤，更不是其在所有方面的，純經濟學理論上的錯誤。
這里又涉及到了“宏觀調控”與“微觀”的問題。教育領域當然不是宏觀，而是微觀。如果政府不應該干預的話，那么，我們政府現在的，改變減少投入的政策則是錯誤的干預。這樣，目前政府改變以前教育領域投入減少的政策，是一個具有雙重違背“市場化”的市場經濟理論的錯誤的舉措：既違背了政府不干預微觀經濟的干預方面的錯誤；又違背了“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的錯誤。這樣的推論，主流經濟學家們是否認同？你們能夠否認這一點嗎？你們是否意識到了這一點？如果你們意識到了這一點的話，就應該為維護“市場化”的“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在你們看來是正確的理論，而明確反對政府的，增加教育領域投入的政策。你們無論出于何種原因而不敢這樣做的話，則起碼表明你們對你們的理論缺乏信心。但愿你們能夠為了捍衛你們的理論而勇敢的明確表示你們的態度。
筆者在這一部分對“市場化”的“反對政府干預”，“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及其其他的觀點，從純經濟學的角度，作了分析和批判。這種分析和批判，目的是要打破由于被主流經濟學家們所壟斷而導致的，對市場經濟理論，對“市場化”的盲目崇拜，去偽存真。正如筆者在【向吳敬璉先生請教】一文中所說的“市場經濟理論并非沒有科學成分；”但是，筆者必須指出：市場經濟理論并非是科學的理論！如果我們沒有分清市場化的科學的成分和錯誤的成分，而只是像那些主流經濟學家那樣，空泛地大談和大力推行市場化，誤導社會一定要在市場化和政府的官僚化之間作唯一的選擇，這才是正確的？一定要當鑄成大錯的時候，才來糾正？當糾正的時候，卻置理論教條與現實的尖銳對立不顧，一方面糾正由于主流經濟學理論錯誤所帶來的不良后果，另一方面卻高喊這是主流經濟學家的市場化經濟理論沒有實現和實行的結果！這樣的行為和言論，難道證明了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在經濟理論上的水平，是“精英”級的嗎？這對于那些以“精英”自居的主流經濟學家們來說，是值得自豪還是應該反思？
如果說，以前對市場經濟理論的批判，包括筆者在2000年前后在【“市場化”——一個走向極端的錯誤口號    論政府與市場和經濟的關系】中，從純經濟學的角度提出的，在經濟高潮和低潮時，政府干預可能提高效率的觀點，被主流經濟學家們扭曲為“宏觀調控”——類似于政治經濟學中政治與經濟的關系的話。那么，本文則是從經濟學的資源配置的角度，而不是從所謂的“宏觀調控”這一個模糊的，被主流經濟學家當作百寶箱，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裝，卻唯獨不把從純經濟學的角度對“市場化”的批判包括進來的，將“市場化”的錯誤局限于市場外的，為“市場化”在純經濟領域的錯誤披上正確的外衣的批判。無論是“反對政府干預”，或者是“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的“市場化”的錯誤，盡管其錯誤的部分有主次之別，但其從純經濟學的配置資源的角度所表現出來的錯誤，都表現在“微觀經濟“里面，而不是“宏觀調控”的筐所可以裝下的。
在政府與市場和經濟的關系之中，并非是政府的一切干預都是正確的；政府本身也需要改革。但是，這種改革主要的應該是在政治領域和采用政治和社會的方法，當然也包括采用一部分市場的方法。但是，絕不是應該以市場化的方法為主，更不意味著可以采用任何一種市場的方法。如果以市場化的方法為主的話，就意味著不僅僅認為，市場化可以最有效率的解決一切經濟問題；還是解決政府的效率問題，即政治改革的靈丹妙藥。這難道不正是“市場原教旨主義”嗎？
鄧小平曾經指出：市場里有計劃，計劃里有市場。但是，這一充滿了哲理的，應該發揚光大的經濟學觀點，卻被主流經濟學家和一些政府官員們排除在了鄧小平理論之外。
難道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史實踐證明了：市場經濟理論是科學的理論嗎？難道“市場化”的錯誤，“市場配置 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的錯誤，不足以證明，他們不是科學的理論嗎？難道政府現在對“教育”的增加投入，是依照主流經濟學家的“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的宗旨所作出的決策嗎？
解放思想，既要對“蘇聯式的計劃經濟”理論進行分析和批判，更要對已經壟斷了中國經濟學界的“市場化”的市場經濟理論進行分析和批判。不打破對“市場化”能夠最有效率解決一切經濟問題，甚至是解決政府效率問題的錯誤崇拜，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就是難以持續的。對“市場化”的錯誤理論的批判，是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擋的，最多也不過是拖慢了時間而已。
筆者在此向堅持“市場化”的主流經濟學家及持相同觀點的政府官員們贈送以下的經濟學名言：
你可以永遠蒙蔽一部分人；也可以暫時蒙蔽大多數人；但你不可能永遠蒙蔽所有人！

   ——徐強——
        2008-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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