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在重新自我封閉?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魏城
2008年4月28日 星期一
一
我仍然清晰地記得20年前的那件事。
那還是1988年,中國的改革開放,至此已有10年。那一天,我去一位在《解放軍文藝》雜志社工作的朋友家玩,碰到他的上司正在給一個文學青年提改稿意見。不過,這位資深編輯慷慨激昂談的東西,似乎與對方的稿子、與文學并沒有什么關系:
“你看看你口袋中別的鋼筆、你臉上戴的眼鏡、你手里捧的保溫杯,你再看看這個房間里的電視、電冰箱、洗衣機,哪一件東西不是西方人最早發明的?然后你再想想,我們人類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乃至我們現在談話所必須遵守的邏輯學,哪一門學科不是西方人最早開拓的?而中國古代文明為人類貢獻了什么?不過是女人的纏足和男人的辮子,不過是酸腐的儒家學說和刻板的八股文!”
聽著這番文革中也許被冠以“崇洋媚外”惡名的話,竟然出自一位穿著軍裝、扛著大約是少校肩章的軍官之口,你可以想象我心中的那份震撼。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30年前由鄧小平啟動的中國改革開放,其實就是一個西學東漸的過程,或曰“西化”的過程。與鴉片戰爭后中國第一次打開國門略有不同,這一回,中國知識分子不再需要日本這個東洋的“文化二道販子”了,他們直接翻譯西方原著。在最初的西方文學名著翻譯潮之后,隨后則是一波一波的西方社會科學名著翻譯潮:例如“走向未來”叢書、“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二十一世紀文庫”叢書……
1988年也許是新中國建國后思想最為活躍的一年:各種學說“紛紛出籠”,各種思潮“蠢蠢涌動”,各種人物“躍躍欲試”;那一年也是電視政論片《河殤》問世的一年:這套片子在中央電視臺播出后引起了軒然大波,據說,一位中共元老看后非常生氣,稱其宣揚“全盤西化”。
但“全盤西化”無疑是當時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思想“主旋律”。如果說,蘇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之后,一直探尋中國富強之路的中國左翼知識分子頗有一種“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得出了“走俄國之路”的結論,那么,改革開放10年之后,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則有一種“眾里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之感,得出了“走西方之路”的結論……
二
中國的“西化”之路并非沒有波折,也并非沒有受到質疑。
進入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中出現了許多反思八十年代西化潮的聲音,其中包括新興的中國民族主義思潮,以及主張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國學熱”。
例如,一位名叫王小東的學者不僅在《河殤》熱播時就發表文章批評《河殤》的“民族虛無主義”傾向,進入九十年代以后,他又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評他所說的中國某些西化派知識分子的“逆向種族主義”。
而某些八十年代的西化派知識分子,后來也對自己進行了反思。例如,2007年熱播的電視政論片《大國崛起》的總策劃麥天樞,八十年代也曾激烈地反傳統,但去年他在接受我的采訪時卻說:“全面的反傳統,實際上是一種無知,不管它的表述是多么的慷慨激昂、多么的漂亮,都是一種無知。近代以來,尤其是1949年以來,中國知識界基本的知識和信息都來源于西方,而中國的青年知識分子對我們的傳統了解得太少,了解得越少,也就否定得越干凈,否定得越容易,而了解得越多的人,就會對我們的傳統存有仰望之心,這種仰望并不是保守,而是尊重客觀存在。”
不過,盡管如此,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基本上仍然可以視為是一場“西化”運動。從我多次去中國采訪或探親時的所見所聞來看,至少在中國沿海城市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中,熱情擁抱西方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甚至價值觀念的趨向,仍然還是主流;即使是那些中國民族主義者以及主張弘揚國學的中國學者,也很少有人主張完全排斥西學;甚至就連中國城鄉的普通百姓,在物質生活的西化方面,心態也非常包容、開放。
而如今自稱對中國傳統“存有仰望之心”的麥天樞,也并不否認向西方學習的重要性,這也是他和其他編導人員在《大國崛起》中介紹西方列強興衰之訓的初衷。
三
然而,如今卻有人認為,最近圍繞著西藏事件和奧運火炬風波而展開的中西對峙,有可能打斷中國對外開放的進程,讓中國重新自我封閉起來。
隨著西方媒體對西藏騷亂的報道引發海內外華人的強烈不滿,也隨著奧運火炬傳遞在部分西方國家遭遇沖擊,海內外中文網上出現了也許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最為激烈的反西方言論:不僅那些民族主義情緒一貫強烈的“憤青”們表達了對西方的憤怒,就連那些原來親西方的“小資”們也傾訴了他們對西方的抱怨和失望。
4月19日,似乎不約而同,全球許多城市的華人都在這一天舉行了抗議活動:在中國城市,是中國公民抵制法國連鎖超市家樂福的示威活動,在一些西方城市,則是海外華人對西方媒體偏見的抗議活動。
顯然,對那些一直追求西化的中國人來說,委屈的情緒是真實的,受傷害的感覺是深切的。例如,中國網絡上曾經有過這么一幅帖子:“當我們被貼上‘東亞病夫’的標簽時,我們被稱作危險;當我們被視為明日的超級強權時,我們被稱作威脅;當我們關上國門時,你們走私鴉片來開啟市場;當我們擁抱自由貿易時,你們又責怪我們搶走你們的工作……”
又如,中國《商務周刊》以社論的形式發表了《就火炬傳遞給西方的一封信》,作者自稱是一群“懷著恭敬的心情閱讀過一些來自西方的政治、經濟、法律、哲學和社會文化方面的書籍,并在多年的新聞從業生涯中努力讓自己按照獨立、客觀、真實的職業要求來思考和寫作”的中國新聞從業人員,他們如此向西方的同行們訴苦:“我們一直在努力進步,向你們看齊。我們那么認真和真誠地希望融入到你們之中,和你們攜手前進。但是這些不幸的事件讓我們悲哀地想到你們的叢林法則。看到我們剛剛信仰的自由、平等、博愛如何被你們庸俗地使用著。你們無法理解,這些熠熠生輝的美好詞匯的破滅對我們所造成的傷害。”
我曾經與一位參加過4·19抗議活動的英國華人朋友探討過究竟是什么使他如此憤怒的原因。他說,他參與抗議活動,不僅因為西方媒體的有關報道和評論“充滿了白人的傲慢、偏見和雙重標準”,更因為西方的敵意可能會使中國重新自我封閉起來。
這位朋友來自中國大陸,在英國居住了多年,已經獲得了英國國籍,其實是一位非常西化的知識分子。聊天中,我對中國民族主義情緒失控的可能性表示了擔憂,但他卻對我的擔憂不以為然,他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從來不是主動的、進攻型的:“中國開放30年來,中國人一直是積極融入世界、努力學習西方的,你回想一下,近10年來出現的幾波民族主義運動,包括針對北約炸館的抗議、針對中美撞機事件的抗議、反日示威、以及這次針對西方媒體的抗議,基本上都是一種被動性的回應和反彈,絕對談不上是主動出擊式的、對外擴張式的民族主義。”
相反,他更擔心的,則是西方的敵意可能對中國產生的影響:“西方如果無視中國的進步和中國人學習西方的誠意,重操冷戰故伎,倒是真有可能扭轉中國的開放趨勢,讓中國人變得更加封閉、更加排外。”
他指出,中國重新自我封閉并非絕無可能,文革時的閉關鎖國和盲目排外,便與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列強的欺凌以及日本侵華有著很大的關系。
此文收筆時,我碰巧看到了FT英文網上刊登的一篇本報記者對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的獨家專訪。羅格最后說的一句話,與我這位英國華裔朋友的話,似乎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羅格說:“在中國,你不會通過大聲羞辱得到任何東西。西方人這么做是一大錯誤。(在亞洲)維持面子非常重要。所有的中國問題專家都會告訴你:只有一種做法能夠奏效:這就是尊重對方的、靜悄悄的、但堅持立場的討論,否則,中國就會自我封閉。這正是今天中國所發生的情況:那里有許多抗議、有許多非常激烈的言辭,中國人正在自我封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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