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財富
——炊煙/文
中國“工聯”副主席、山西著名民營企業家李海倉2003年1月22日上午在他的家鄉山西運城市聞喜縣遭槍殺身亡。1月16日上午，福建省輪船總公司總經理（國企）劉啟閩在他自己的辦公室被刺4刀，送往醫院搶救得以幸存。2月12日，浙江一知名私營企業家周祖豹在自己的家門口被歹徒殺害。身中14刀。
據報載：浙江溫州一位身家過億的私營老板患上“廣場恐懼癥”（怕人多，心里虛）。引來溫州三成私營業主患心病，而且發病人數呈逐年遞增態勢。
他們都是改革開放后的中國涌現出來的富人。
據經濟學家調查，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達到0.456，突破了國際認可的0.4的貧富不均警戒線。又一組調查數據報道：20%不到的富人掌握了中國80%以上的財富。貧富差距之大，實在是怵目驚心。
20年前，一個歷史時期的結束，擺在中國人面前的是一只誘人的“大蛋糕”，各路英雄一齊圍著這只可愛的“大蛋糕”，躍躍欲試。20年后，擺在中國人面前的那只“大蛋糕”已被各路英雄分而食之。
20年后的今天，少數的富人不但控制、支配著中國市場，同時，他們絕大限度地控制著中國有限的自然資源和很大部分生產資料。
而且，他們影響著未來的中國。
富人，給中國老百姓的未來蒙上一層揮之不去的陰影。其原因是，中國的富人五花八門，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
當初，社會進入轉型期，歷史經予了每個公民的發展機遇是公平的，也許歷史忘記給予他們平等的權利，于是，便出現形形色色的中國富人，出現了形形色色的貧者。
第一類富人屬于理智型的，他們靠的是自己的聰明才智，又把握住了機遇，一步一步邁向通往富裕的路。他們是財富的創造者，是財富的經營者。他們在創造財富的同時，推動了社會的向前發展。這類富人真的算得上是中華民族的“脊梁”。他們在中國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類富人是當之無愧的強者，是中國人學習、效仿的楷模。我想，像這類富人，中國老百姓不會歧視他們，更不會仇視他們，因為他們的錢來路清白。
第二類富起來的人靠的是“背景”。這類富人從“權力”那兒得到了很大的好處，通過自己運作變成富人。這類富人是“近水樓臺先得月”，老百姓只能望“富”興嘆。
第三類富人是貪官。他們是帶有“中國特色”的蛀蟲，其“致富”手段層出不窮：或索賄受賄，或惡意破產，或私分國企……等等，舉不勝舉。20年前，中國的“國企”好似一只肥母雞，腐敗分子使用文火燉雞的方法，將“肥雞”燉成骨架還給國家，肉，全被他們給吃了。據統計，中國每年有2000億資金被洗白，國民50余年的“原始積累”被蛀蟲們給蛀成空殼。
中國老百姓最仇視這類富人。
社會經濟學家何清漣女士的《現代化的陷井》中提到：至97年底，中國7%的豪華家庭控制著全社會30.2%的財富，20%的人擁有全社會80%的消費支配權（這還是比較保守的估計）。有數據表明，1.3%的人擁有全社會20%的存款額，而且，他們的存款額度還在上升。
她說，中國資本原始積累，用十多年的時間走過了資本主義國家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漫長道路，創造了一個資本原始積累的現代神話。她進一步指出，這種資本的原始積累是以權力為手段，以國有資產為掠奪對象的“免費大餐”。
她說，這種資本的原始積累與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不同，這種資本的原始積累以犧牲效率和公平為代價，是以權力為手段的赤裸裸的掠奪。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從頭到腳每一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而中國的原始積累所導致的后果只有一個，就是：無處不在腐敗。
中國全社會的財富80%被不到20%的富人控制著，那么，大多數的中國老百姓用什么辦法掙脫貧窮？
貧困，是一個世界性問題，也是當今世界最緊迫的問題。
或許，貧困的原因并不能籠統歸結為貧者的弱智和無能，那是他們無力進入經濟領域，生產資料不在他們手中，他們所能支配的僅僅不過是自己的勞動力。財富好比是一張大餅，分割完了會不會再有一張？
但是，頗為奇妙的是，貧困和富有似乎又有著唇齒相依的密切關系，誰也離不開誰，他們共同創造著財富，又各自生活在不同的空間。要使貧困人進入經濟領域參加角逐，必須向他們提供財政援助，讓他們重新獲得機會發展，以避免貧窮人群和富裕人群之間的相互歧視和激烈的斗爭。
那么，國人靠什么容忍貧富差距？我想，多半靠的是信任和理解。中國窮人很希望自己國家的富人努力去接受西方國家的“給予”文化，這“給予”文化即非但不歧視“窮鬼”而必須傾力扶助他們。或者，從中國富人隊伍中多走出幾個“邵逸夫”。
創造與回報是人類文明的標志。比爾·蓋茨生活在資本主義法治社會，富可敵國，他和他的妻子一致贊同，在500億美元的個人財富中，起碼拿出99.9%以上財富回報社會。這樣的財富觀，完全稱得上是人類進步和人類文明的財富觀。
這類富人多數是白手起家，他們靠勤奮和智慧積累財富。他們認為，財富來自社會，因此要回報社會，或改善生存環境，或幫扶貧困者。
安德魯·卡內基是美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鋼鐵大王，也是當時的大慈善家。進入晚年，卡內基將自己擁有的數億美元投入到慈善機構。他說：人死富有，死而蒙羞。他說的這句話，簡直可以讓守財奴無地自容。
在改革開放后的中國，某些富人就表現得不大理智，也不文明。他們盛氣凌人，擺出一副猙獰面孔。
首先，國企改制造就了一大批富人，他們甚至厚顏無恥地說：他們是“合法”占有。工人階級幾十年的積累就被他們在一夜之間就“合法”占有？簡直是在不擇手段掠奪屬于國民的社會財富。與回報社會的富人相比，這類富人的確讓人望而生畏，因為他們通過非正當途徑取得財富而成為富人。
報載：秦皇島一煤礦中的長城礦以1040萬元出售后，原礦長占股45%，達460多萬元。礦長哪來這么多錢？杭州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經過兩次改制，個人擁有1200萬元企業資產中的150萬元。紹興某公司經營者買下企業240萬資產中53%的股份，折合為127萬元。類似上述例子舉不勝數。國有中、小型企業產權改革中“經營者持大股”（當官的）方式已呈燎原之勢，席卷全國。
試問：這些富人的錢從何而來？
有識之士呼吁：任何股權改革都應還富于民。
有人認為：“關系”提供機會，腐敗創造成功。我想，不完全是這樣。同樣都是面對財富（與西方國家的富人相比，如：比爾·蓋茨、卡內基們，中國某些富人或許在觀念上出了問題。在某些西方國家，富人往往考慮的是怎樣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而中國某些富人在創造財富的同時，更多想到的是自己如何“擁有”。
怪不得，短短十幾年時間，不到20%“先富者”一下子就攬去了整個中國80%的社會財富。那么，再過十幾年，這個數字不知該怎樣變化？
下面，再來關注一下我們勤勞善良的老百姓。
動作遲緩的老百姓被這場急風驟雨的變革驚得目瞪口呆，但他們希望穩定，雖然市場經濟帶來的貧富差距不可回避。改革好比人要吃飯，人不吃飯就要餓死，因此不能因噎廢食。
“三個代表”之一的“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已寫入了中國共產黨黨章，這說明，改革在提倡高效率的同時，必須強調公平。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史為民認為：應該充分肯定過去敢于制造差距的重大意義，為了帶動一個社會的發展，可以在一個短時期內制造出差距來，使這個“差距”短時間存在，“但這個差距如果長期存在，并且成為社會的裂痕，執政黨就難以有效地執政。”
由于資本在改革的初始就是權力資本，市場經濟實施之初，“機會”就是很不均等的，因此，貧富差距被不均等的“機會”拉大了。而腐敗又加速了貧富的兩極分化。說到底，腐敗制造出了一條貧富差距的巨大裂縫。因此，必須清除腐敗，還窮人一個健康心態。“共同富裕”是體現“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起碼要求。
在中國，權力和金錢是一對孿生兄弟，借此而發“改革財”者大有人在。國有資產，從各個渠道大量流失。權力與金錢在改革舞臺上大顯身手。“遠華”和“南丹”是最好的例子。“南丹”是中國最大的鉛礦基地，如此藏量豐富的礦產資源竟被黎東明這樣的私企老板壟斷著，真叫人有點想不通。廣西連黎東明這種“人才”都找不出來？絕對不是。是“權力”讓他出面執掌“大旗”。于是，中國的礦產資源變成了私人的財富。在這樣的地方，可以制造出多少富人？
更有甚者，中國許多地方連旅游景區的經營也出了問題。據我所知，廣西桂林一景區已出賣50年經營權。四川洪雅“瓦屋山”、彭州“丹景山”也相繼出賣數十年經營權。樂山大佛寺是舉世聞名的名勝風景區，是世界遺產，但是，權力之手已經伸進這處世界遺產的腹地（為了鑿建“巴米揚佛”，硬要讓外國神佛在中國的土地上安家，接受中國老百姓膜拜，于是，麻浩崖墓慘遭毀損。）請問，這些景區的管理人員都是吃干飯的？他們真的是無能嗎？非也。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貓膩，是權力與金錢在那里跳舞。
執政黨應該毫不含糊地給權力舞蹈戴上鐐銬，使其在有效的監督下有所收斂。限制權力的濫用，才能保護弱者的權利。
再來看看我們的“不富裕群體”——窮人，尤其是被誤認為“愚昧”的農民。社會學者黨國英撰文提到：所謂農民愚昧是實實在在的陳詞濫調。農民是有木訥的外觀，但那是內心世界恐懼的表露。他們的恐懼與他們所受到的排擠成正比。他們怕官，怕城里人（尤其是城里的富人）。城里人的金錢與流行風尚塑造了他們的自信與雅致，優越感由此生成。但是，他們“位卑未敢忘國憂”。
農民，為共和國江山付出昂貴代價，至今仍然處于“弱勢”公民，他們的生活處境比之城市有著天壤之別，但他們的歧視，默默承受著來自各方的壓力，努力支撐著威嚴的共和國大廈。面對“富裕階層”有“仇視心理”，只是窮人中的極少數。
改革之初，經濟政策向城鎮居民傾斜，是拉大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是個人口多、土地少的國家，8億農民人均耕地不足1畝，勉強能夠維持生存，但他們還要納稅，卻享受不到城鎮居民的待遇。除了糧食和蔬菜是自己種的，其它消費都比城鎮高，因此他們消費不起。中國農業是靠天吃飯，有災荒，農民也有生、老、病、死。他們養成了聽天由命的思想。
再看看大城市周邊的“開發區”，由于權力缺乏制度的制約，權力便與資本相勾連，農民賴以生存的農村集體土地變成了權力者的盤中餐。農民的土地在所謂的被征用的過程中受到事實上的掠奪。農民的生活本身就夠苦的，這樣一來，他們既失去了土地又無法獲得工作，有的靠租房過日子，無房可租的農民靠打工過日子，根本無“社會保障”可言。
在農村“開發區”，當官的憑著手中掌握的權力不失時機地發了“開發財”（非法炒賣、盜賣集體土地，巧立名目搞開發，所得巨額資金據為已有），他們蠶食自己的同類，成了“開發區”制造出來的一批批“新富”。這類富人，怎能受到老百姓的寬容？但是，老百姓容忍了，因為他們投訴無門。即使舉報有門，畢竟沒有多少“鐵包公”敢拔堅如磐石的“蘿卜”，此類問題，在農村的許多地方，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不了了之。
我所調查的農村“開發區”，實際情況更為嚴重。中央早有文件，規定土地流轉要征得農民同意，自愿接受，企業要與農民直接訂立土地流轉合同，村委不能以村集體的名義介入，但是，村官們仍然以村集體的名義與企業簽訂了合同。（他們要操縱土地資源）
權力，在基層干部手中同樣具備威力。
農村“開發區”，窮了老百姓，富了當官的。失去土地的農民一夜之間變成“空頭居民”，他們獲得了城鎮戶口，卻用著比城市價錢高得多的電和水。為了生計，一個掃地工引來起碼十個人競爭上崗，月工資300元。
我所了解的一個農村“開發區”就是被一群貪官“開發”成“空殼”的，除了低矮的灰色樓群，農民，居住在一無所有的“空殼”中。
中國的窮人太窮了，近幾年出現的“民工潮”，年比一年多的下崗工，一年比一年多的失業大學生，數以千萬計失去土地的農民，我不知道這些人們會不會變得“富有”？
《南方周末》載：資源枯竭型城市阜新煤城，為共和國“工業能源”立下汗馬功勞阜新煤礦工人，處于月收入156元最低生活保障線以下的居民有19.98萬人，占市區人口的25.4%，已遠遠超過國家規定的“警戒線”。礦務局40萬礦工已有20萬人下崗。當了30年礦工的張大爺說，到了這么大歲數了，他不僅要養兒子、還得養孫子……
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他們都是給共和國創造財富的忠誠勞動者。
或許，懲貪，振興“國企”，打破行業籠斷，關照窮人，方能還富于民。
也許，“還富于民”需要立法，“富民政策”需要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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