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人重提階級斗爭啦

又有人重提階級斗爭啦

何必

記者日前從河南省總工會獲悉，河南省工會基層組織發展迅速，工會會員首次突破千萬，總數達１０１７萬人，其中農民工會員達３００萬人。據介紹，通過創新工會組織形式和組建方式，開展工會進街、進村、進社區、進店、進工地、進私企的“六必進”活動，２００７年河南省工會基層組織凈增１．２萬個，會員凈增１５０余萬人。近年來，河南省各級工會把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工作列入工會工作的重要議事日程，積極為農民工辦實事、辦好事、解難事。在已有工作基礎上，他們進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在強化維權意識、拓寬維權渠道、探索維權機制等方面進行了有益實踐。據悉，今年河南省各地將以農民工為主要對象，加強區域性、行業性基層工會聯合會建設。（2008年1月14日新華網）

很讓人興高采烈吧。這種沒羞沒臊的粉飾太平的玩意兒，就這么充斥著媒體，污染著咱們的視覺，剝奪著咱們對生存環境的知情權。

農民工工會會員有那么多，蔚為壯觀啊。“各級工會把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列入工會工作的重要議事日程”，“強化維權意識”，“拓寬維權渠道”，“探索維權機制”……維權啊維權，多么動聽的詞匯，有多少男盜女娼行徑假汝名義而行。

具體到維權，李延明發來的內容倒是很另辟蹊徑。

liymbj9206

2007年12月20日 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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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維權運動想到階級斗爭[杜1][2].doc

從維權運動想到了階級斗爭

（征求意見稿之三十三，2007年7月）

               杜  光

（說明：本文試圖對現當代中國社會的階級結構和階級斗爭，進行粗淺的分析。這是一個陳舊而又新鮮的課題。說它陳舊，是因為階級斗爭的理論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但經過列寧毛澤東等人的長期歪曲與濫用，人們深受其害，對它十分厭惡，改革開放以來，在報刊、文件上都絕少提及，以致今天討論這個問題，使人有“恍同隔世”之感。說它新鮮，包含兩個意思：一是本文采取了與毛澤東完全相反的視角，正反易位，這種論證方法是從來沒有過的。二是從階級斗爭的角度來分析當代中國社會，只是在某些“左派”討伐改革的文章里，見到一些若隱若現的蹤跡；正面論述階級結構和階級斗爭的文章，揭示專制制度的階級本質，則可謂前所未有。我近幾年寫了一些文章，試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對當代中國社會的特征和性質，從理論和實際的結合上，進行一些分析與探討，本文就是這一嘗試的一部分。希望對這個問題有興趣的朋友不吝賜教。）

近一兩年來，每當我在網上看到一些介紹民眾維權斗爭的報道的時候，腦海里便不禁泛起一個十分陳舊的概念，這就是階級斗爭。在每年數以萬計的群發性事件中，在被壓迫被剝奪的農民、市民奮起反抗壓迫和剝奪，維護自己的權益的斗爭中，我都強烈地感受到階級矛盾、階級斗爭的存在。

長期以來，由于毛澤東肆意歪曲階級斗爭理論，把它用作鎮壓人民、鞏固專制制度和獨裁統治的重武器，因而這個概念及它所包含的內涵，在文化大革命后受到人們普遍的厭惡和唾棄。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不論是官方的文件、報刊，還是民間的言談、輿論，都很少見到“階級斗爭”這四個曾經使人膽戰心驚的大字了。

然而，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存在，畢竟是中國現代社會的不容否認的現實，我們沒有必要忌諱、回避。相反，作為剖析社會問題的利器，階級斗爭的理論可以幫助我們更清晰地透視被輿論導向所籠罩的社會真相。

（一） 階級斗爭理論是怎樣被歪曲、被濫用的？

為了正確地運用階級斗爭的觀點來分析現當代中國社會，有必要對階級斗爭理論的實踐——它被歪曲、濫用的歷史，作一番簡略的回顧與考察。

我在1999年所寫的一篇征求意見稿《階級斗爭：理論與實踐》里，曾經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把他們的階級斗爭學說，歸納為9點內容：1、階級斗爭就是政治斗爭；2、階級斗爭是歷史發展的動力；3、階級斗爭同生產發展的一定階段相聯系；4、階級斗爭是基于物質利益的斗爭；5、為爭取階級斗爭的勝利，無產階級應當組織自己的政黨；6、階級斗爭的最終目的是消滅階級；7、階級斗爭必將導致無產階級專政；8、階級斗爭的具體形式取決于當時的制度；9、奪取政權的工人階級應當創造合理的環境，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開展階級斗爭。在這個理論體系里，雖然有一些未必妥當、未必精確的判斷，但作為馬克思恩格斯所處時代的社會現實的理論表現，階級斗爭學說還是有它的合理性的；其中有些論述，直到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一百多年來，階級斗爭學說一直是指導無產階級和一切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爭取解放的理論武器。但由于社會發展進程的差異，這個學說在西方各國和東方國家經歷了完全不同的歷史命運。

在西方，特別是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由于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和生產關系的不斷調整，階級關系出現了根本性的變化。股份公司的發展和社會資本的普遍化，實現著無產階級的有產化，越來越多的無產的勞動者成為有產者；加上科學技術的進步，不斷改變著生產的面貌，許多體力勞動為腦力勞動所取代，更使無產階級逐漸喪失了自己的階級基礎而日益衰落，以至趨于消亡。有產的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有了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語言，他們之間的關系已經不同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關系。階級協商、階級合作已取代階級斗爭，成為這兩個階級處理階級關系的主流。工人階級的組織——工會的主要任務，不是領導工人階級開展階級斗爭，而是代表工人階級和資本家進行談判、協商；不是在街頭、而是在談判桌上維護工人階級的利益。因此，反映一百多年前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尖銳對立的階級斗爭學說，在當代資本主義國家里已經成為歷史，沒有什么現實意義了。

在東方的一些運用階級斗爭理論奪取政權的國家里，在所謂的“社會主義革命”之后，仍然把階級斗爭理論用于指導國家行為。階級斗爭的學說受到執政黨的特殊的重視和推崇，同時也遭到了徹底的歪曲和全面的濫用。這是因為，領導這些國家的政黨雖然標榜馬克思主義，但由于他們深受東方專制主義的熏染，都不能不透過專制主義的有色鏡來解讀馬克思主義，包括階級斗爭學說。他們在反封建反專制的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社會主義的條件遠不具備的條件下，便開展反對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建立起自以為是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但實際上，不論是十月革命后的蘇聯社會，還是經過“社會主義改造”的中國社會，都不是什么社會主義社會，而是以壟斷財富、壟斷權力、壟斷真理、壟斷公民權利為特征的封建專制主義社會。歪曲和濫用階級斗爭理論，正是為了鞏固這個獨裁極權的專制體制的需要。

這種歪曲和濫用，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階級斗爭學說是被壓迫被剝削階級反抗統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的思想武器，但在取得革命勝利的國家，卻成了統治階級鎮壓人民、迫害異己力量的政治工具。這種鎮壓，首先是針對知識分子的。因為知識分子既繼承了傳統的民族文化遺產，又接受了西方的民主自由的理念，這就使他們成為對專制體制最具威脅的社會力量，從而也就成為打擊迫害的對象。1997年4月5日的《文匯讀書周報》發表高爾基在1919年到1921年致列寧的五封信。在這些信中，高爾基抗議蘇維埃政權濫捕知識分子、把半饑餓的老科學家塞進監獄的野蠻行徑，譴責這種“對俄羅斯人民的最優秀最寶貴的力量的殺戮。”列寧卻用階級斗爭的眼光，把這些被捕者說成是“滿懷怨恨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中國，五十年前的反右派運動，是以階級斗爭理論來迫害知識分子的典型。毛澤東把知識分子定性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把在運動中提出善意批評和建議的知識分子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并且把這種維護獨裁制度、鎮壓知識分子的暴行，曲解成為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這是毛澤東的一貫手法。1959年，他針對彭德懷對大躍進的批評，發動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運動，就斷言“廬山出現的這一場斗爭，是一場階級斗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斗爭的繼續。”在1962年9月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為了反擊年初的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對他的批評，竟大講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提出階級斗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從而為發動清除異己的政治斗爭做好了輿論準備。到了1966年，他更以兩條路線、兩條道路斗爭的形式，把階級斗爭推到了“全面內戰”的地步，數以百萬計的無辜民眾遭到關押、折磨，甚至慘遭屠殺。這不是什么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而是堅持極權獨裁的專制統治者赤裸裸地鎮壓被統治者的野蠻暴行。就像斯大林在蘇聯大清洗的三十年代的所作所為那樣，毛澤東也是以階級斗爭的幌子，掩蓋他的清除異己的罪惡行徑。

其次，階級斗爭在它的提出者米涅、基佐等的敘述里，指的都是奪取政治權力的斗爭。馬克思則進而指出它是基于物質利益的斗爭。所以，馬克思的階級斗爭學說，集中表現為無產階級爭取政治解放和經濟解放的斗爭。但建立起專制統治的獨裁者為了鞏固專制統治的需要，卻把階級斗爭擴大到意識形態領域，使之成為文化專制主義的工具，以便把打擊的矛頭，指向對專制制度最具威脅的知識分子。列寧、斯大林如此，毛澤東也是如此。在1957年反右運動即將開始時，毛澤東就重彈階級斗爭的老調，宣稱“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斗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我們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還要進行長期的斗爭。”毛澤東把被自己專制化了的馬克思主義奉為唯一的真理，實際上是把自己的浸透了專制主義的思想觀點，作為裁判是非的唯一標準。他雖然提倡百家爭鳴，但又說：“就世界觀來說，基本上只有兩家，就是無產階級一家，資產階級一家。或者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或者是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并且肯定大多數知識分子“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他們還是屬于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毛澤東首先宣稱文化思想領域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同時又斷定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是資產階級，這就準備了打擊、鎮壓知識分子的理論思想條件。接著又開展反右運動，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劃出對專制體制最有威脅的“右派分子”，也就順理成章了。可見，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構成了反右派和其他政治運動以及一切文化專制主義的理論基礎。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文件、媒體很少提到階級斗爭，但在文化思想領域，用階級斗爭觀點來對待問題的事例，仍然歷歷可見。從八十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到所謂“顛覆國家政權”、“危害社會秩序”、“被敵對勢力利用”等等濫調，無不散發出文化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的毒氣。

再次，馬克思在他的《法蘭西內戰（初稿）》里，曾經表述過階級斗爭學說的一個重要思想，那就是：公社應當“提供合理的環境，使階級斗爭能夠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經歷它的幾個發展階段。”在這個經典式的論述里，馬克思認為階級斗爭將經歷哪幾個發展階段，我們無從了解，但另兩句話卻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取得政權的無產階級應該“提供合理的環境”，并且“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來進行階級斗爭。所謂合理的環境，按照馬克思在《神圣家族》里的論述，“必須使環境成為合乎人性的環境”，“必須這樣安排周圍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認識和領會真正合乎人性的東西，使他能認識到自己是人。”以合乎人性的原則來進行階級斗爭，這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內在邏輯的。馬克思一貫主張：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如果說，在處于被壓迫被剝削的條件下，無產階級爭取解放曾經不得不依靠暴力的話，那么，在取得政權以后，就完全有可能采取合理的、人道的，也就是合乎人性的方式，例如通過法律，幫助剝削者改造自己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以消滅剝削，消滅階級，從而實現階級斗爭的最終目標。

但是，從列寧、斯大林到毛澤東，一談到階級斗爭，無不暴露出一副猙獰的面目。他們總是把階級斗爭同暴力革命聯系在一起，以暴力革命的手段，以對敵斗爭的方式，來對待知識分子和持有不同觀點的異見分子。他們往往顛倒是非，捏造罪名，制造輿論，毒化環境，以違反人性、違背常理、悖于常情、背離法律的方式，對無辜的知識分子或干部、群眾，進行批判斗爭，甚至橫加殺戮。在蘇聯，繼列寧濫捕知識分子之后，斯大林先后制造了以清洗黨外技術人員為目標的“沙赫特事件”（1928）和“工業黨事件”（1930）。他斷定前者是“階級斗爭尖銳化的一種形式”，后者的“基礎是階級斗爭”。以1934年12月基洛夫遭暗殺為借口而發動的一系列所謂審判“叛國集團”的大清洗運動，更把階級斗爭引向殘酷的屠殺。“以俄為師”的中國在這個問題上絲毫也不遜色。“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歷次政治運動，都是既不合理也不人道，毫無人性，只有殘暴的獸性。為了煽動階級仇恨，挑起人們的憤怒，他們往往先運用強大的輿論工具，把被批判者加上反人民反革命的敵對勢力的罪名，然后發動無情的撻伐與斗爭。如開展反胡風運動時，毛澤東親自撰寫按語，誣稱胡風等人“組成了一個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別，一個地下的獨立王國。這個反革命派別和地下王國，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就是憑著這樣一些血口噴人的胡言，把胡風和他的朋友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判刑入獄，長期關押。反右運動也是用的同樣手法，把55萬知識分子打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許多人被送到勞教場所，在極不合理極不人道的環境里輾轉溝壑，遺尸荒野。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人性泯滅，獸性張揚。階級斗爭達到了無比殘暴、駭人聽聞的程度，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非常可恥的記錄。

（二） 建國五十多年來的階級格局和階級斗爭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在中華大地上，階級格局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工人階級獲得了當家作主的名義，被提升到社會領導階級的地位；農民獲得了夢寐以求的土地，成為獨立的農業勞動者；知識分子懷著民主、自由、獨立、富強的憧憬，把獻身于祖國的美好未來，作為實現理想的最佳途徑；資產階級在“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經濟方針的鼓舞下，樂觀地、卻也不無顧慮地展望未來的前景。作為階級斗爭的具體形式，三反五反、鎮反肅反雖然有很多不合理、不人道的成分，但對整個社會還沒有產生震撼性的影響。

1953年至1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使中國社會由民主主義倒退到封建專制主義，從而打破了形成未久的階級格局。工業化的進展不斷壯大工人階級的隊伍。他們雖然因為沒有生產資料所有權，實際上依然處于雇傭勞動者的地位，但社會主義主人翁和領導階級的虛榮感及比較完備的福利待遇，從精神和物質兩方面，基本上滿足了工人階級對“社會主義”社會的期待。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們甚至組成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去“占領上層建筑領域”，管理學校、醫院、文化機關等“知識分子成堆”的單位，構成為那個歲月的奇特的政治景觀。農民階級通過工農業剪刀差，對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和工業化，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和犧牲，但社會地位卻每況愈下。經過合作化、公社化，從獨立自由的小農，最終淪落成為人民公社這個農奴制莊園的農奴，連出外行乞討飯的自由都沒有了，以至在大躍進所造成的大饑荒里，數以千萬計的生產了糧食的農民竟然活活餓死。至于資產階級，在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后，作為一個階級和足以威脅專制統治的階級力量，已經不復存在。毛澤東把資產階級這頂帽子按在知識分子頭上，把他們列為社會主義革命的主要對象。知識分子雖然經過“思想改造”，但他們對民主自由的追求，仍然構成了對新建立的獨裁專制體制的最大威脅，因此也就不免于殘酷的打擊和鎮壓。把55萬知識分子打成右派分子，不但使這些人成為全國共討的賤民，而且使整個知識分子群體喪失了自由的思想和獨立的精神，整體失語，只能匍匐在專制主義的淫威之下，聽任獨裁者的壓迫和凌辱。

社會主義革命的完成和新專制主義的確立，造就了兩個新的階級。一是賤民階級，那是歷次政治運動中被打入另冊的民眾，從土改時的地主富農，鎮反肅反時的舊軍政公教人員，到反右運動被劃出的右派分子、反社會分子、反革命分子。由于每次運動對斗爭對象都規定有一定百分比的控制數，所以賤民隊伍也不斷擴大。所謂“地富反壞右”，連同他們的子女，都被認為是人民公敵而受到社會的鄙視和唾棄。大饑荒時餓死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死的，主要是這個階級的人。他們是文革結束前的獨裁專制統治下民族災難的承受者。直到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錯案，他們才得以咸魚翻身，這個階級也就不再存在了。

另一個新階級是官僚特權階級，主要是掌握一定政治權力的黨政官員。在建國后的具有民主主義雛形的社會里，黨政官員作為“為人民服務”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沒有特殊的階級利益，只是工人階級的一個特殊群體。但社會性質的改變使國家性質也發生了根本變化。在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實行全面壟斷的社會里，黨政官員是為一黨專政的專制體制服務的，自然也就成為這個體制的維護者。他們已經不再是社會公仆，相反卻體現著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國家權力，而且是不受制約、沒有監督的權力；這種不受制約的特權，既與專制制度共生，又是專制制度的保證。憑借這種權力，他們才有可能實現著對社會的壓迫和掠奪。這個階級雖然主要由共產黨員構成，但它卻并不是鐵板一塊。他們都標榜愿為共產主義獻身而進入這個政黨，但從價值觀到人生理念卻各不相同。共產主義只是發軔于西方的烏托邦投射在東方專制主義的銅墻鐵壁上的幻影。中國的社會發展遠沒有達到可以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提供物質基礎的程度。作為二十世紀中國的社會意識形態，就其主要構成來說，只有兩種：一是積累達兩千多年之久的封建專制主義，以及與之相伴而生的奴隸主義；一是一百多年來由西方傳入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等民主主義理念。一百多年來的近現代史，充滿了民主主義和專制主義的斗爭。這種社會現象，使誕生在這個社會里的中國共產黨也不能不具有民主主義與專制主義雙重品格。標榜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共產黨，實際上并不具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性質，即使有也是被民主主義與專制主義浸透了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他們打著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招牌，卻只有民主主義與專制主義的貨色。正因為共產黨具有民主主義與專制主義兩重性，所以，以共產黨為絕對領導的政權機關，和構成這個政黨與政權機關的成員，也不可避免地有著民主主義和專制主義的兩重性，

正是由于共產黨和官僚特權階級兼具民主主義與專制主義的兩重性，所以，在五十年代封建專制主義復辟之后，民主主義與專制主義的矛盾與斗爭，既存在于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也存在于共產黨內部。這就是說，在官僚特權階級內部，既有體現專制主義的政治力量，也有體現民主主義的政治力量，這個事實，使這一時期的階級斗爭，呈現出兩種不同的形式。

這一時期的階級斗爭，主要表現為：占統治地位的官僚特權階級，對妨礙專制制度的鞏固、有可能威脅其絕對統治地位的社會階級階層，進行無情的打擊、鎮壓，把他們打入受人蔑視、唾罵的賤民階級。一有風吹草動，便用“階級斗爭新動向”的名義，對他們發動批判斗爭，甚至加以殺害。這是完全一面倒的階級斗爭，由于統治階級掌握了全部國家機器和輿論主動權，處于斗爭對立面的被統治的弱者不但沒有還手之力，只好束手待斃，而且必然名譽掃地，身敗名裂。

還有一種斗爭形式是體制內的民主主義與專制主義的斗爭，也帶有階級斗爭的性質。劉少奇的“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薄一波的“公私平等納稅”，鄧子恢的農村“四大自由”（借貸、租佃、雇工、貿易的自由），彭德懷的萬言書，七千人大會（它給劉少奇帶來殺身之禍），楊獻珍對“叫花子共產主義”的批判，等等，都體現了這個階級內部的民主主義傾向。不但官僚特權階級作為一個社會階級具有民主主義和專制主義的兩重性，而且這個階級的成員也無不具有這樣兩種相互矛盾的品格，因而時常出現同一個人在民主主義與專制主義之間轉換的現象。他們雖然在路線上有著這樣那樣的不同見解，從而產生民主主義與專制主義的矛盾與斗爭，但是，在打擊、鎮壓賤民階級和準賤民的時候，卻表現出高度的一致，即使在某些特定問題上表現民主主義傾向的人，這時也會顯露出專制主義的兇殘猙獰的面貌。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隨著改革開放的進展，社會階級結構產生了比較劇烈的變動，除原有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知識分子和官僚特權階級有著較大的變化外，政治專制體制下的市場經濟還孕育了三個新的階級：1、以原來的知識分子為主要成分的中產階級；2、從官僚特權階級里分蘗出來的權貴資產階級；3、在貪官污吏庇護下，通過仗勢掠奪人民和國家的資財而暴富的豪強資產階級。

工人階級在經濟增長的形勢下發生了三個重大變化：1、民營企業和個體經濟吸收了上億的勞動力，大量農民向工商業轉移，使工人階級的隊伍不斷擴大。2、階級成員之間貧富分化，有產化和無產化同時并進。壟斷企業職工月薪動輒上萬元，許多民營企業工人卻只有幾百元，而且經常拖欠不發。3、大批國有企業職工在改制之際被強制下崗，成為失業者，無工可作，生活困難，成為工人階級的邊緣群體。

農民階級雖然擺脫了人民公社的束縛，在實現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最初幾年里增加了生產，改善了生活，但由于沒有獲得土地的所有權，土地仍歸“集體”所有，他們所得到的解放是不徹底的。在改革大潮推動下，這個階級也出現了顯著的分化：一部分農民通過創辦鄉鎮企業或經營工商業逐漸致富，上升為中產階級；有一部分農民進城務工，長期留城，融入工人階級；大部分農民只能留在農村，與不屬于自己的土地為伍，并且忍受著被基層的權貴和豪強盤剝欺詐的苦難。據有關材料統計，近十來年農村耕地被侵占達一億多畝，幾千萬農戶喪失了賴以生存的生產資料。加上名目繁多的罰款、攤派，上億農民陷于貧困，成為社會不穩定不和諧的一大根源。

知識分子在經過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錯案和真理標準的討論之后，獲得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解放。在官僚特權階級內的開明派民主派胡耀邦、趙紫陽等人的推動和支持下，尊重知識的社會風氣得到恢復；知識分子重新獲得了公眾的尊敬和應有的社會地位；他們的權利意識日益覺醒；他們對自由、民主理性的訴求，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伸張和發揚；追求新知識，探索新問題，反思歷史教訓，批判專制政體，成為知識分子的一時風尚。這一切使八十年代的中國成為空前自由、和諧、健康發展的社會，也是建國以來知識分子心情最為舒暢的年代。雖然官僚特權階級的頑固派不時祭起“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等等法寶，進行打擊、壓制，知識分子里也有一些喪失良知之徒跟著搖旗吶喊。可是，相當多的知識分子卻始終沒有放棄爭取民主自由的努力。從以西單墻為代表的民主論壇、八十年代初的競選人民代表、1986年的學生民主運動，到1989年的天安門大示威，都譜寫了知識分子作為民主革命主力的歷史篇章。“六四”以后，知識分子有了進一步的分化：有的追名逐利，順勢俯仰；有的屈從權力，噤聲不語；有的堅持傳統觀念，對抗改革開放；有的扔掉鐵飯碗，憤而下海；有的漂洋過海，遠離國土。但知識分子的主流卻仍然高舉民主革命的火炬，為推進民主化與現代化而勇敢地承擔歷史賦予的責任。他們有的堅持宣傳民主思想，不斷發出爭取自由的呼聲；有的繼續探索改革途徑，為執政者出謀獻策；有的投入維權運動，仗義執言，不畏艱險，不避打壓，站在運動的前列，把維權運動引上合理合法非暴力的軌道。

在官僚特權階級內部，隨著胡耀邦、趙紫陽先后被廢黜和“六四”后開展的所謂“清查運動”，開明的民主派被清除殆盡，黨政干部日趨市儈化、鄉原化。市場經濟的繁榮和民營企業的發展，一方面使許多黨政干部脫離官僚特權階級，躋身工商界，轉入中產階級；同時也為權錢交易提供了基本條件，結果是在官僚特權階級內部，萌生了利用不受監督的特權謀取私利的利益集團。他們貪污腐化，賄賂公行，賣官鬻爵，花天酒地，為廣大人民群眾所痛恨。1989年飆發的學生民主運動把反腐敗作為兩大訴求之一，為鏟除這個利益集團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但目光短淺的官僚特權階級頑固派卻報之以坦克、機槍，血洗長街。這樣，就為那個腐敗的利益集團繼續為害掃除了障礙。他們利用1992年以后出現的新形勢，大發不義之財，聚斂起巨額的財富。于是，一個新的剝削階級——權貴資產階級，便在官僚特權階級內部隱然形成，脫胎而出。與這個新階級相伴而生的，是托庇于這個階級的另一個剝削階級——豪強資產階級。他們勾結權貴，賄買官吏，并且依仗權貴資產階級的特權，魚肉百姓，迅速暴富。這兩個階級是一黨專政的專制體制的產物，因而也成為維護特權、破壞改革、反對民主革命的最頑固的社會力量。

繁榮的市場經濟，還為中國社會誕育了一個正在蒸蒸日上的新階級——中產階級。它是三資企業和民營經濟蓬勃發展的產物。它孕育于鄉鎮企業的母胎，成長于民有經濟的勃興。隨著大量知識分子、科技人員、黨政干部“下海”辦企業，或作為白領進入工商界，這個階級的隊伍日益壯大，素質不斷提高。很多知識分子在進軍經濟領域后，發現了自己可以大顯身手的機會，找到了安身立命的人生坐標，和報效祖國的最佳方式。他們把知識分子的憂國憂民、宏揚個性、崇尚自由、追求真理的品德帶進了中產階級，使這個階級迅速嶄露頭角，成為推進經濟發展和社會文明的強大力量，民主革命的可靠支柱。

……………………

這位杜光，是中央黨校的教授。去年，我在博客中國有關勞動合同法的專欄作家研討會上遇到過。他也許算是全部發言者當中，唯一文不對題者了。人們都在就勞動合同法本身喋喋不休，而輪到這位老先生發言時，卻語驚四座，痛斥共產黨的一黨專制，讓在座的與會者開始時面面相覷不知所云，到后來則啞然失笑，大家心領神會，但這種與議題太過南轅北轍的表述，并沒有被繼續下去，權且算作老先生發泄了一通；而且，這種發言內容注定也無法在網站上刊載。

將維權與階級斗爭聯系在一起，這倒是個不錯的設想和實踐。

改革開放，就是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向一經濟建設為綱，到后來，階級斗爭的詞匯從公共話語當中漸行漸遠，逐漸退出了人們的信息庫，退化成為對文革的痛苦記憶。

仨代表（網上人們稱之為仨呆婊）試圖改變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用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表述，完成從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向全民黨的轉變，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在這個過程中，階級被別有用心地故意閉口不談。中共十六大報告當中，就徹底沒有了無產階級的字樣。

這表現出，共產黨自身的尷尬。一方面，結黨營私，黨同伐異，這種橫亙不變的常識，黨派政治體系當中，黨對于自身政治主政的確立與實施，與不同政治訴求的群體分庭抗禮，具有高度的排他性，使得不同政治主張、政治理想、政治利益、政治文化的群體在不同的黨派當中尋求或維持自身的政治存在，而黨派政治并不具有超越黨派而將黨的政治主張和政治利益擴大到黨外的合理性基礎；同時，中共的申請制上的批準加入與退出制上的批準方式，都使得與通常的黨派政治組織模式相去甚遠，黨員主動加入和退出，才是其合理性的本源；另一方面，古往今來，不存在什么全民黨，即使是執政黨，也不能將其黨派利益上升為國家利益，更不能超越國家利益；從國家層面上說，對于各式各樣的政治主張、政治訴求，應該具有兼容性，允許國家公民具有不同的政治、乃至宗教立場。而這就與黨的排他性形成了尖銳的、不可調和的沖突。黨派在自身意識形態方面，有著鏟除異己的本能沖動和組織資源，但是，卻無法將政敵逐出國境線，并且至少的表面上，要維持政治異己的合法公民權益。

改革開放實際上走了一條不歸之路，以錢為綱的路線成就了全黨的利令智昏以權謀私。其結果，就是現如今人們談得越來越多的將中國社會少量的所謂中產階級（或者按照當局故意抹殺階級社會的用語，叫做中等收入群體）日益無產階級化，通過官商勾結強取豪奪，讓日益龐大的國民淪為貧困人口，并且，這種剝奪還不僅僅是在財富層面上，更是在權利領域，因此，維權活動的日益頻繁與刀光劍影，就成為社會轉型當中令人匪夷所思的常態，權利的貧困化，導致了階級斗爭“死”灰復燃卷土重來高歌猛進一往無前。

這也就結果了執政黨不可能代表多數人利益的現實，并且，在絕口不提階級斗爭之際，無論按照財富、還是按照權利，呈現階級分化的事實有目共睹。而且，按照孫立平的說法，這些階級（他的表述是階層）之間彼此交換的渠道已經被堵塞，形成社會階層之間的斷裂，各個階層已經固化。如果說，改革開放之處類似恢復高考等制度供給，還能夠提高社會底層向上流動的機會的話，那么在以錢為綱的總路線作用下，財富門檻已經使得低收入群體徹底失去了向上流動的可能性。

其中，在財富與權利上最為貧困的，就是中國的農民。相對而言，城市居民的權利自我救濟渠道與手段要豐富得多，人口密集、信息傳輸渠道多樣化、受教育程度、與官員距離等等因素，都使得城里人有著得天獨厚的救濟情勢。這也是類似廈門PX事件、北京天通苑地鐵設站事件等都沒有演變為血淋淋的暴力鎮壓的制度背景所在。而在中國農村，組織化程度非常低，人員居住分散，距離官府遙遠，鎮壓的隱蔽性強，維權難度極大，這就讓農民成為當局暴力最大的犧牲品群落。

當然，這不是說城里人就無憂無慮。事實上，國有企業改制造成的職工下崗、以及社會保障缺失所制造的越來越多的城市貧民，都是權利貧困的暴發戶。

要知道，上述這幾類人群（按照杜光的區分，可以稱之為階級），恰恰是共產黨起家所依賴的群體。也就是說，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型當中，共產黨將自身奪取政權的基礎性力量變化到了對立面上去了。

而如此階級斗爭的無處不在，才使得委府對此只字不提，繼續采取愚民政策，遮蔽現實，粉飾太平。面對社會上越來越多的無產階級，這恐怕讓任何人都無法高枕無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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