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傷、職業病對工人的摧殘

工傷、職業病對工人的摧殘

               陳寒鳴

這些年，許多工廠有害有毒物質傷害工人，塵肺病、血液病成群發作。機器軋斷手指、手掌、手臂者比比皆是。許多工人因工致傷、致殘，許多終生喪失勞動能力，許多因工致死。很多企業機器缺少應有的安全防護裝置；生產使用有害有毒物質，不采取保健防護措施。

1993年第8期《民主與法制》刊登梅建華、皮廣州撰寫的長篇通訊《打工妹之死》，

揭露一些“三資”企業經營者濫用職權，為所欲為，侵犯工人民主權和人身權利，并提出：打工妹舒景芳之死及其后發生的種種情況說明，必須盡快制定一部適合中國國情的中國勞動法，以避免這類悲劇的重演！現摘編如下：

1993年2月11日，湖北省羅田縣廖家坳鄉工商所所長舒高峰接到通知：正在廣東

省南海市沙頭鎮中外合資企業麗寶床上用品公司打工的同胞妹舒景芳，于2月10日，突然七竅流血而倒地，在被送往醫院的途中死亡。廠方說死因是“胃出血”。

舒高峰強忍悲痛日夜兼程趕到廣東南海沙頭鎮。對于身體一直很好，根本沒有

胃病的妹妹，卻因胃出血突然猝死在工作上，舒高峰頗感蹊蹺。于是，他提出要看看妹妹臨死的工作臺。但是，該廠老板李劍雄不僅不見死者家屬，而且還以“不允許影響生產”為由派門衛加以阻止。對舒景芳死因感到懷疑的該廠140余名湖北籍工人強烈要求家鄉的司法機關派員前往調查。羅田縣檢察院當即決定指派經驗豐富的檢察官兼法醫王大勇前往南海。

2月16日下午，王大勇風塵仆仆地趕到廣東南海沙頭鎮。黃廠長仍堅持說舒

景芳是胃出血死亡的。沙頭鎮醫院只出具了“死亡證明書”，但沒有死者的病歷記載，醫院拒絕提供詳細情況。于是，王大勇向沙頭鎮派出所提出尸檢建議，該所領導答復：“此事我們已經做了調查，死亡結論與醫院證明相符。”

工作責任感極強的王大勇只好趕到佛山市檢察院匯報情況，爭取他們的重視和

支持。該院經與佛山市公安局聯系，當即決定進行尸檢。

午飯后開始對死者的尸體進行系統解剖，切開胃和肺，均沒有發現出血灶；打

開頭顱后發現在，顳骨骨折延伸經過顱中窩至右顳部，整個顱底完全橫斷，大腦、小腦廣泛性出血。

出血灶在頭部而不在胃，推翻了廠方所說的胃出血死因。聯合尸檢組于是急匆

匆地趕到出事現場，經勘查發現，死者生前操作的機器右側有一橫向運動的連桿，邊桿有2×3厘米凸出的螺帽。死者生前站在機器左邊操作，邊桿運動時與對面固定鋼板間最近距離15厘米，最遠距離50厘米。結合尸體解剖的情況，毫無疑問地證實死者系機器的連桿在勞動中打擊左顳，并對頭部擠壓，使顱底骨折，中樞嚴重損傷導致死亡。

面對事實，李老板不得不承認舒景芳確因工死亡。后在南海市安全生產委員會

的干預和督促下，廠方向死者家屬賠款33000元。李老板繼而又威脅道：“在這兒死一個打工的算得了什么！花5萬元能處理的后事，我寧可花10萬元疏通關系去打官司！”原來李老板已用金錢鋪平了道路。

正當王大勇為澄清舒景芳的死因而感到快慰時，卻不知一場災難即將向他襲

來。2月22日，王大勇準備動身返回湖北，站在沙頭鎮橋頭等一起回湖北的死者家屬時，突然被一群彪形大漢莫名其妙地團團圍住。這時路過此地的幾位湖北籍工人也一同被扣了下來。

氣氛驟然緊張起來。身著司法人員黃色制服的王大勇準備掏出工作證以示身

份，其中一個滿臉橫肉的矮個子玩弄著手里的水果刀，指著王大勇說：“不用了，我們當然知道你是誰！我們找的就是你！”正在這時，一輛車開過來停下來，車上的人用廣東話和這群人嘀咕了幾句，他們才吹著口哨悻悻地散開。

災難終于沒有降臨。但與此同時，在沙頭鎮打工的200多名湖北籍工人卻大多

遭了殃。2月21日下午，湖北籍工人丁際云等一行5人找廠方結算工資，在廠部從下午3點一直等到5點，等來的卻是當地派出所和特警隊的人。他們說護送丁際云等5人回湖北，所有的路費由他們出，結果卻被送到監獄。一頓毒打之后，老板指著他們說：“我要把你們送到香港黑社會手里，讓他們來收拾你們！”丁際云等5人在監獄蹲了15天，隨后被送進佛山市收容所，直到湖北籍女工用錢替他們擔保后，才獲得人身自由。

就這樣，在沙頭鎮打工的200多名湖北籍民工在經受種各凌辱和皮肉之苦后，

陸陸續續返回湖北。直到一個半月后，仍有近10名杳無音訊。

本世紀（20世紀）30年代著名作家夏衍曾撰寫過一篇反映資本家殘酷壓榨工

人的《包身工》，文中“蘆柴棒”那凄苦的身影至今還縈繞在人們的腦際。令人震驚的是：（20世紀）90年代的今天，南海市沙頭鎮麗寶床上用品公司老板李氏兄弟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欺壓男工、侮辱女工，用卑劣的手段，制造假像，導演騙局，實在令人扼腕！記者案頭的一傷資料表明：深圳停工、罷工事件中，有60—70%是屬于資方故意侵犯工人的民主權利和人身權利所造成的；有10%是屬于工人素質低，要求不合理的結果。

在“三資”企業中，我們既要維護工人的合法權益，同時又要維護投資者的合

法權益：這是兩者利益關系中不容回避的矛盾。那么，有沒有一個“杠桿”來調節這些矛盾呢？有，這就是人們盼望的“中國勞動法”。

  撰寫這篇通訊的記者無疑是很富有正義感和人道主義精神的，文中提到的那位“工作責任感極強”而又險遭不測的司法干部王大勇更是令人敬佩；二位記者期盼“中國勞動法”早日頒布出臺之情更溢于言表，他們寫道：“據報載，深圳蛇口工業區內一家港商獨資企業以‘訂單多，生產繁忙’為理由，大幅度提高生產定額，強迫工人每天加班生產4到6個小時，有時需要工作十七八個小時，星期天也不準休息。有一位女工勞累過度，竟一頭栽倒在車間里。該廠有30多名女工自動停止加班加點，以示抗議。廠方將一名帶頭女工開除出廠，工會出面干預。港方經理說：‘我們是按法律辦事的。你們沒有法律規定不允許我們加班生產。另外，也沒有法律明確規定和限制加班的時間。’工會的同志拿出了深圳市政府下發的‘三資’企業中工人加班加點的規定和政策提醒港商，對方卻聳聳肩：‘這些我們都知道。可這些規定和政策是你們內部的，我們不好執行嘍。’由于沒有勞動法，一起簡單的工傷死亡事故，迫使家鄉‘父母官’不得不千里迢迢，輾轉反復，請司法人員出面干預，費時、費事、費力，問題還不能得到完全、公正的解決。”

廣東省惠州市富惠實業有限公司是一家合資企業，投資方是香港盈利時制造廠有限公司，有1000多工人。2001—2002年，該公司有三名年富力強的工人以同樣病癥離奇地死亡了：35歲的四川人張祥于2001年6月27日突然感到全身無力，胸悶頭痛，第二天早上7時半，工友們發現他已死在宿舍的床上。33歲的茍朝倫以同樣的癥狀出現后不久，于2001年2月4日晚上被送往惠州市中心人民醫院，但搶救無效而于次日死亡。33歲的馬富滿于2001年7月11日上班時突感身體不適，癥狀和前兩個人臨死前一樣，次日凌晨病情加重，渾身無力，不能動彈，被送往惠州市中心人民醫院，也搶救無效而于當日下午死亡。茍朝倫死亡后，其家屬曾要求解剖尸體，查明死因，但廠方提出：若解剖結果與廠方有關，廠方給予賠償；若無關，廠方則不負擔一分錢。無奈之下，亡者家屬只得放棄尸檢，廠方賠償2萬元了事。馬富滿死亡后，廠方干脆以法醫也下“系因急性左心功能衰竭而死亡”的結論為由，認為死因與廠方無關，不負擔任何賠償費用。除了已亡故的這三位年輕工人外，2001年9月7日，在該公司磨光部工作長達13年的陸英快全身無力地暈倒在工作臺上。自2000年9月以來就經常頭痛、打噴嚏、冒冷汗等狀況的陳杰，2001年12月4日晚只吃了幾口飯便感到全身乏力，兩臂麻木僵硬，隨后癱倒在地，經第一軍醫大學附屬南方醫院救治而存活，醫生對他做出了“貴金屬中毒”的疑診。而與陳杰同一工種的多名工人亦相繼出現相同癥狀，這使工人們“每天都揪著心，真不知道工龍的悲劇何時在誰身上重演？”死亡工人所在的金屬表帶磨光部有130多名工人，每天資都要接觸二氧化硅、重金屬、三氯乙稀等可能導致職業病的有害物質，但廠方從不將這情況告訴職工，更不采取任何安全防護措施或對工人定期進行健康檢查，而且在工人死亡后，還竭力推卸其責任。（參閱2002年12月23日《中國青年報》所載《吞噬年輕生命的真兇是誰——惠州一企業一年內離奇死亡三人》）深圳龍崗區蔡涌鎮致麗玩具廠是世界各牌意大利CHICOO公司的一個制造企業。像“耐克”鞋在世界各地的工廠生產一樣，CHICLL開發技術提供品牌、負責銷售，而致麗廠則完成加工制造，把貨發往世界各地，老板是香港人。1993年該廠發生大火，全廠三四百工人從一個狹窄的樓梯往外奔躥，窗戶多被鐵條釘住，一層離樓最近的大門被封死，打工妹們擠在樓梯上不能動彈，大火挾著大毒黑煙滾過來，結果87人被燒死（除兩名男工，其余全是打工妹），51人受傷，好多是皮焦肉爛的重傷。事發后，草草了事，人都鳥獸散了，但香港一些勞工組織——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等仗義執言，抓住致麗的后臺、意大利CHICOO公司不放，迫使其支付數萬美金給死傷者和家屬，并委托香港天主教組織明愛中心發放。天主教組織沒有死傷者的名單，深圳的政府和工會等任何一個機關都不愿意出面管這件事，于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只得請求在中國社會科學社會學所《社會學研究》雜志編輯部工作的譚深予以幫助。譚深花了7年的時間單槍匹馬地去艱難尋找，在尋找過程中，譚深從109封打工妹的信中體會到了她們平日生產勞動的艱苦：“每天最少要干12小時”，那些“傘布的氣味讓我薰得頭疼，一點也不想干。……三個多月領了兩個月的工資。由于帶工的又扣了幾十元錢，我3個月共領到50多元錢。”“上班好煩，天天加班到10點，有時加通宵。前些天每天晚上加班至兩三點，前天昨天連續上班有27個小時之久。”“趕活累死人”，“半年多才發三四百元錢。”……譚深在尋找過程中還了解到，那個平時壓榨著打工妹血汗的香港老板，事發僅被判了兩年刑，還被提前釋放，現在順德開了一間跟以前一模一樣的廠，正火著，廣招打工妹、尤其歡迎在“致麗”干過的火中幸存者和死傷者家屬，但要求將所有死亡、受傷的證件都要交給廠方。（詳參2001年1月17日《中國青年報》，《艱難的尋找》）

2002年12月22日的《人民日報》有篇題為《“五金之都”之閃光》的正面性表彰報道。其文乃《人民日報》記者袁亞平所寫。據該文稱：“異國情調的‘阿根廷文化節’，竟然在浙江中部的永康市舉行。一個國家一中國的一個縣級市舉行如此重大的活動，這在浙江省還是第一次。阿根廷駐滬總領事米格爾·阿爾費雷德·貝約先生去年到永康市訪問，在中國科技五金城流連忘返。中國科技五金城是全國最大的五金專業場所，來自世界各地的2000多家名牌企業的五金產品匯聚在這里。”“記者在永康市采訪時又聽到了一個令人興奮的消息：一座建筑面積數千平方米的永康五金產品展銷館，最近在美國紐約曼哈頓第五大道亮相。至今，永康市在國外設立分公司的企業已有30多家，在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有永康產品的注冊指標。”“目前，永康五金企業1萬多家，做作業人員20多萬人，形成了電動工具、有色金屬冶煉、小家電等八大支柱產業，產品達1萬多個品種，其中10多項五金產品的產量位居全國之最，100余種產品打入了國際市場。”這就難怪永康市委書記樓朝陽要很自豪地對記者說：“我們基本形成了‘強項在工業，特色在五金，優勢在民營，活力在市場，后勁在科技’的民經濟發展格局。去年全市內生產總值82億元，財政總收入8億元，綜合經濟實名列全國百強縣（市）第七十位。永康成為聞名世界的五金之都。”這永康何以會成為“聞名世界的五金之都”的呢？2002年12月20日《中國青年報》的一則報道，從一個側面披露了個中秘密：
                        “五金之鄉”還要軋斷多少手指

新華社“新華視點”記者：李柯勇

    被稱為“中國五金之鄉”的浙江省永康市，今年以來，發生手指斷離或手掌裂損以上的

嚴重事故近千起，不少工人落下終身殘疾。記者最近到此地采訪得知，金華市安全生產部門

竟認為永康市安全生產管理工作抓得好，將于近期向本地區其他縣市介紹其經驗。

究竟有多少人受工傷

    永康位于浙江中部，是隸屬于金華市的一個縣級市，五金工業是其支柱產業，產品主要

有電動工具、小家電、汽車摩托車配件、防盜門、滑板車等。五金業普遍使用沖床、壓床、

剪板機、整平機等機械設備，如果忽視安全生產，極易造成手外傷事故。

    沒人說得清永康市五金企業和工人究竟有多少。市經貿局的統計是：企業有7000作家，

從業者20多萬人。永康市常務副市長韓杰估計，沒有進行工商登記的手工作坊還有數千家。

有人買一臺機床放在家里雇四個工人就開始生產。

    據永康市經貿局統計，去年全市工業企業因手外傷住院的病人總計300多人。記者走訪

了當地幾家醫院，與永康相鄰的縉云縣鈴氏傷科醫院是一家知名的外傷醫院，住院的手外傷

病人90%以上來自永康五金企業。記者在這家醫院的出入院上看到，僅今4月至11月，來

此住院的記康手外傷員就有234例。附近還有一家田氏傷科醫院，其院長是鈄氏醫院院長鈄

大康的大舅子。鈄大夫說：田氏收治永康手外傷病人的數量與本院相當。位于永康市內的永

康衛校附屬醫院規模稍小，但其手術外科的一名胡姓醫生說，他們前10個月至少收治了250

名傷員。

    走在永康市的街上，隨便問一個路人，都能說出幾家治療手外傷的醫院。當地此類醫院

有六七家，有的傷員還到較遠的金華市一些醫院就醫。

    從以上調查估算，金華永康市五金待業發生的斷指、損掌等嚴重手外傷事故已近千起。

傷者痛說不幸遭遇

    在幾家醫院，當得知記者來意后，住院病人紛紛圍過來，爭相進述自己的遭遇。34歲

的黃端榮是安徽涇縣人，在永康鋼管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務公。今年11月8日，他的右手食

指、中指、無名指被沖床從根部壓斷，雖經手術治療接上，但手功能已不能恢復。醫院尚未

允許出院，但公司老板付了1萬多元醫療費后就不肯再給。他面臨著中斷治療，病情進一步

惡化的困境。

    傷員們反映，企業為趕任務，對新工人普遍缺少崗前培訓。人手不夠時，常隨意調換工

人的崗位，導致工人對機器設備的性能和設備操作方法不熟悉，出現操作失誤；超時工作的

情況比較嚴重，每天工作十二三個小時是家常便飯，很多人疲勞作業；相當一部分企業設備

陳舊老化，經常操作失靈。幾家醫院都證實，春節過后，企業招收新工人，訂貨單較多時是

事故高發期。

    就在記者要離開永康衛校附屬醫院時，一個身材不高的小伙子追上來。他叫劉杰，廣西

河池人，今年4月1日到永康龐強工貿有限公司打工。合同上寫明他的工種是操作壓機。但

有一次訂單多，企業要趕貨，老板又派他去操作沖床。他不肯，老板就說：“你出來打工不

就是為了賺錢嗎？叫你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6月18日，他左手4個手指頭被沖床沖斷。

手術和住院期間的醫藥是老板付的，但出院后的生活費、后續醫療費及企業拖欠工資，老板

卻一分沒給。他要求回家，老板只肯出兩三千元。

    劉杰說，他們廠的工人每個月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時間要加班。全廠70多人，今年以來

已發生三起較嚴重的手外傷事故，其中一個貴州小伙子手指被沖斷，老板只難兩千元就讓他

回家了。劉杰的老鄉孟朝輝也向記者反映，河南地區一起來永康打工的18人中，已有兩人

斷了手指，一人手掌被打穿。

政府主管部門如是說

    記者就五金行業手外傷事故頻發的情況先后采訪了永康市勞動局副局長李曉春、經貿局

副局長王健兒和常務副市長韓杰，他們作了如下表態：

    李曉春：工人建規操作、自身素質差、文化程度不高、技能低、操作中存在僥幸心理等

“勞動者自身的原因”是導致事故的首要因素；同時，此類事故多發是永康行業特性所決定

的，五金業機械本來就容易導致手外傷，再加上多處于發展時期，競爭激烈，事故多是必然

現象。

    王健兒：永康市企業數量太多，而安全生產管理人員緊缺，主管全市安全生產產的經貿

局安全生產辦公室只有4個人，經常處是管人員培訓管不了事故處理，管事故處理管不了人

員培訓。

    韓杰：永康市政府一貫高度重視安全生產，特別是今年以來，自上而下，著力健全有關

管理機構，狠抓有關政策的落實，嚴格執法，取得了明顯成效。金華市安全生產部門認為永

康的基層安全管理工作抓得比較突出，正在讓永康總結經驗，準備向全地區推廣。

如果“永康市政府”真的“一貫高度重視安全生產”，“狠抓有關政策的落實，嚴格執法”，

并“取得了明顯成效”，會有那么多工人被軋斷手指嗎？僅僅是因為“工人違規操作、自身

素質差、文化程度不高、技能低、操作存在僥幸心理”等“勞動者自身的原因”才會被軋斷

手指，而軋斷手指的工人自然是活該了嗎？難道一定要以軋斷無數工人的手指來換取“五金

之都”的美名，并且還要掩耳盜鈴式地宣稱“永康的基層安全管理工作抓得比較突出”，要

讓“永康總結經驗，準備向全地區推廣”。我們不知是否讓更多地方、更多的工人以傷殘來

換取所謂經濟成效嗎？我們確實到了必須對這些年的社會發展觀進行深刻反思的時候了。

實在說來，這些年來，由于片面強調發展、追求效益，地方政府又多注重從自身立場乃

至所謂政績出發考慮問題，再加上非公企業主以及公有制企業的承包人們追求的只是利潤最大化，因而很不注意安全生產、勞動保護等方面的問題，甚至對于工人連起碼的人道主義立場和態度都沒有。這就使得斷指式的工傷事故遍布各地，如報載：

                   斷      指      之       痛

                       本報記者  蔣驊

如果能遇到星探，林其錦沒準兒會成為一個讓少女驚叫的偶像明星。他高高的個子，輪廓分明的臉龐，大眼睛明亮而清澈，但他永遠也沒有成為明星的機會了。眼下，他的兩只手都包著厚厚的紗布，左手鑲著鋼板，要幾個月后才能取出。

2005年3月14日下午，林其錦在鞋廠干活兒。他的工作是用腳踩住機器，然后用手把裁好的鞋底拿出來。這一次，鞋底的位置遠了些，他不得不欠起身子，努力伸手去夠。一直連續加班的他沒有注意到，自己的腳漸漸離開了踏板……機器轟然壓下，雙手血肉模糊。

林其錦雙手共有5只手指骨折，醫生也不知道今后能恢復到什么程度。在醫院里，他聽說有受工傷者的手指因為壞死而被切除，這讓他對自己的將來很擔心。他盤腿坐在病床上，耷拉著腦袋，眼睛直勾勾地看著纏滿紗布的雙手。

“就像賣豬肉打折一樣，打個五折六折，是很普遍的”

根據番禺的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以下簡稱“打工族”）總干事曾飛揚的估算，在珠三角企業，每年發生斷指事故個案至少有3萬宗，被機器切斷的手指頭超過4萬只。

我走進“打工族”的時候，莫德富正在咨詢索賠的法律問題。他的左手一直藏在襯衫的衣擺下面，用右手捂著。我請求他把左手拿出來，他遲疑一下，慢慢抬起左手。

那一瞬間給我的感覺是：恐怖。沒有無名指，食指和中指是腳趾移植的，大拇指和小指上布滿疤痕。腳趾接在手上，指節很短，前端顯得特別肥大。是一種觸目驚心的不協調。

2004年6月，他的手指被油壓機軋傷。中山市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出具的職工勞動能力鑒定書的鑒定結論是：六級傷殘。

莫德富打工不到兩個月就遇到工傷，廠方沒有為他買保險。住院一個月后，因為廠方拖欠醫藥費，只得出院。傷口仍在化膿，他又自己掏錢買消炎藥吃。

《廣東省工傷保險條例》第四章第二十九條規定：對五級至十級殘疾的職工，用人單位不能解除勞動關系，應當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一天，莫德富出廠辦事，回去時保安就不讓他進門，從此被趕出了工廠。

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工廠理應賠給莫德富所有由工傷保險基金支付的待遇。可他沒拿到賠償。

“老板不肯見我，老板的律師聽說我要求賠償，說做不了主，問來問去也沒個結果。”

“你想通過法律途徑要到賠償嗎？”

“打官司要花錢的，我沒錢。”

每天，曾飛楊都會面對像莫德富這樣無助的求助者，為他們提供法律援助。然而幾年前，曾飛揚卻站在他們的對立面。當時，他的工作是律師助理，作為企業的代表，和受傷的工友談賠償問題。

“你怎么代表企業主去說的？”

“比如規定該賠7萬元的，老板說，最多4萬元。我去主持調解，工友請不起律師，也耗不起時間，最后拿了4萬元走了。”

“這是什么感覺？”

“就像賣豬肉打折一樣。打個五折到六折，是很普遍的。到后來我受不了了，良心不安啊。”

1998年，他和廖曉峰發起了打工者俱樂部，在辦工商注冊手續時遇到了問題----他們都沒有執業律師證。工商部門只批準“代理文書”，強調“不含法律咨詢”。

“我們只能收文書處理費，很少的一點錢，能夠成本。租了很小的一間辦公室，大家吃住都在一起。”曾飛揚并沒料到，媒體后來對他們的行動予以高度評價：一個極具象征意義的符號------勞工自救的開始。

“每一張探訪表背后，都有一個辛酸的故事”

在“打工族”，一個姑娘捧來一冊裝訂好的工傷探訪表，大概五六十份。每張表格上，都印著同樣的問題：姓名、性別、年齡，何時受傷？受傷原因是什么？在什么工廠？誰負責醫療費？有沒有人照顧？有沒有買工傷保險？等等。

我問，還有嗎？

姑娘把我帶進一間辦公室，打開一個柜子。“這里全是。”我一看，厚厚的幾大摞，足有幾千份。

多么似曾相識的畫面！

半年前我采訪周立太，一個在廣東為斷手民工打官司而聲名遠揚、也頗有爭議的律師。他帶我走進檔案室，打開四面墻上的落地柜，指著那些發黃的卷宗，“每一個卷宗背后，都有一只斷手。這都是經濟高速發展的血淚史。”

同樣的，每一張探訪表背后，都有一個辛酸的故事。

晚上，我繼續研究“打工族”的《工友通訊》。一篇名為《我的未來不是夢》的自傳，讓我認識了志愿者劉先進。

“我是陜西人，1995年，我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車，到了廣東，尋找美麗的夢。2002年1月17日，那個對我來說永遠都忘不了的日子。上班時機器無情地軋斷了我的左手，當時眼前一片黑。

“第一次手術時間長達8小時，那種痛苦無法形容。在那段時間里精神的壓力和肉體的痛苦使我都快崩潰了。這時開始接觸到了‘打工族’，他們經常派探訪員來講工傷知識，以及待遇和賠償的問題。

“我傷好后，評為六級傷殘。最讓人心痛的是得不到合理的賠償，廠里不給我工傷辭退費，還扣壓了我一次性傷殘補助金，把我趕了出來。

“我沒有錢，也沒有辦法，只好找‘打工族’，他們把我寫了勞動仲裁書，結果我拿到了我該拿的三萬多塊錢。這以后我一直在做工傷探訪工作，我覺得這份工作很有意義，我希望能夠幫助更多的工友。”

我立刻打電話給曾飛揚：我要和劉先進一起去醫院探訪。

劉先生一點也不是我想象中的樣子，長長的頭發，染成黃色，在腦后扎個馬尾，穿一身緊身黑色上衣，像個搖滾青年。

和莫德富一樣，他一直把左手藏起來。在我的要求下，他拿出來給我看。

我的感覺仍然是：恐怖。中指和食指，在指尖處只有正常人一半寬，到了手指末節，卻仍然正常。疤痕猙獰地爬滿大半個手掌。

怎么會這樣？

他苦笑著說，那臺機器是高溫的，我的手除了壓傷，還有燙傷。

做老愿者有收入嗎？

“有一些，要養活自己，還需要打工。我在歌廳唱歌。”

到了方樹泉醫院，他熟門熟路地帶著我徑直上了四樓的病房。

四樓有七八間病房，全是手外科的。小屋里住四五個人，大屋里住八九個人。樓道里有8張加床，每張床上都躺著一個人，無一例外地包著手。

劉先進張望了一下，選擇了一間沒有護士的病房。他掏出一本《工友通訊》，遞給一位傷者。“你好，我是‘打工族’的，我們可以給你們免費提供法律咨詢。”

這間病房的人似乎對他的介紹沒什么興趣，他退出來，到另一間更大的病房開始介紹。我也和病人攀談起來，我翻開《工友通訊》里劉先進的那篇文章，告訴他們面前的這位就是作者。一個年輕的小個子病友立刻來了興趣，向他打聽如何索賠。

很快，房間里熱鬧起來，別的房間的病友也涌進來。劉先進趕緊掏出探訪表讓他們填寫。

“他們哪里是來看我？他們是來看錢的！”

王小小（化名）住在病房靠近走廊的角落里。我走進病房時，她正半跪在床上，扭動著身子，一邊咬著蘋果，一邊半帶哭腔地喊“熱死了，熱死了”。

小小露在外面的左手沒有受傷，沒有看見她的右手。我的心一緊，難道她的右手沒有了？

姐姐秀秀揭起妹妹病號服的一角，卻見王小小的右手被紗布捆在肚皮上。“我的手少了塊肉，醫生說要綁在肚子上，讓肚子上的肉和受傷的手長到一起，再從肚子上割下來補到手指上。”

我翻起她床頭的牌子：20歲，右手食指皮膚缺損。

“怎么受的傷？”

“我在鞋廠壓鞋底，被機器軋的。”

“你們工廠以前有人受傷嗎？”

“有，我這個工種就有很多人受傷。”

“你見過她們嗎？”

“沒見過，有的人一直在養傷，有的人走了，受傷了誰還愿意留在這個倒霉的工廠。”

“你上班前受過安全培訓嗎？”

“沒有，就是組長告訴我怎么放料。”

這時，王秀秀湊過來問：“我妹妹還沒買保險，你說能拿到多少賠償……嗯，她還沒成年呢。”

我一聽愣了，“你妹妹哪年出生的？”

“1990年5月。”

童工？！

王小小很不好意思地笑笑，說我還不到16歲。

“你妹妹念初中了嗎？”

“沒有，小學畢業后，在家呆了一陣子就出來了。”

“這么小就出來了？”

“都一樣，我也是這么小出來的。”

我轉向王小小，“什么時候進廠的？”

“2004年7月。”

“受傷時幾點？”

“凌晨5點。那天上夜班，從晚上干到早晨。”

“你每天工作幾小時？”

“總要十二三個小時吧，沒有休息天。”

“你們宿舍住多少人？”

“三四十個人，像火車那樣的上下鋪，一共有3層鋪。”

“誰送你來的？”

“工友送我來的，可是工廠沒有拿錢來，醫院要等錢來了才肯做手術。”

“錢幾點送來的？”

“大概9點多吧。那時候我流了好多血，一直在哭。”

“很痛吧？”

“剛受傷時沒感覺，從機器里拿出來以后一直特別痛。”

“廠里交了多少住院費？”

“大概6000塊。”

“廠里有人來看過你嗎？”

王小小騰地從跪坐的姿勢改成跪立，尖叫起來：“他們哪里是來看我？他們是來看錢的！”

“我要用一枝禿筆記下工友苦惱”

每次探訪回來，探訪員都要寫下探訪過程。他們很多人只有初中文化，勉強能做到文字通順。從檔案的角度看，他們的資料很粗糙。但正因為原始，反而給人更多的震撼。

黃小燕，２０歲，四川達州人。２００４年春節后，進某燈飾廠工作。她負責操縱一種機器，因為是剝線皮用的，大家都叫它“剝皮機”。

２月１９日，黃小燕操縱著這臺還不太熟悉的機器，突然覺得左手涼了一下，急忙抽回來，只見左手中指、食指和小指不見了，只剩下白花花的骨頭茬子，血流不止。

工廠沒有派人來看護。每次她提出這個要求都被老板拒絕。她老是偷偷哭，怕爸媽知道了傷心，怕男友要分手，更擔心工傷賠償不會那么順利，因為廠方沒有和她簽勞動合同，更別說保險了。

２００４年４月，志愿者馮連臣在惠州市人民醫院，遇到了一位即將被截去手指的工友，他的愛人欲哭無淚。

“兩個月前，我丈夫在工作中，右手４個手指被機器剝走了肉，老板把他送到鎮醫院治療。我們第一次遇到這種事，就稀里糊涂接受了廠方安排，對醫院一無所知。第一次手術是把他的手指縫在胸口長肉，第二次是拉皮手術，把大腿上的皮割下來包在手指上，然后再逢在大腿上讓它慢慢長。一個月后從大腿上取下來。醫生說不久就可以出院了。

“可是一星期后，腿上的傷口開始流血，小指和無名指整個變黑了，食指和中指的末節也變黑了。我去問醫生，醫生說是我丈夫體質差，吸收不好，缺乏營養導致傷口長得慢。還警告我們離開醫院后他們不承擔任何責任。我怕繼續住下去整條胳膊都保不住，只好轉院。我很想弄清楚，到底是我丈夫身體差，還是醫院的治療水平差。”

王福，河南蘭考人，１７歲。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８日，進入泰Ｘ集團做沖壓工。進廠時，廠方既沒有與他簽勞動合同，也沒有對他進行安全生產培訓，就安排進車間工作。

“每次我都提心吊膽地操作，那臺沖壓機壓下來的時候聲音能讓人嚇一跳。２００４年４月３日下午，機器出了問題。我的右手手掌被沖壓機死死壓住，五根手指被活生生地切斷了。我在車間里大叫，廠方叫保安送我去醫院。到了醫院，保安不肯進去，我只好忍著劇痛走進去。過了一會兒，廠里領導拿錢來了，對醫生說：不要給他接了，包一包就行。

“醫生沒有聽他的，把四根手指接上了，但是大拇指卻永遠沒有了……更氣人的是，我聽說我的大拇指已經撿回來了，但廠領導卻把它扔了。我們廠里的老板很厲害，廠里發生過很多工傷都沒有賠償過。在這個醫院，就有我們廠８名工傷者住院。我聽很多工友說，老板很可能是當地的一名人大代表。我很害怕，不知道今后怎么辦。廠里一分錢伙食費都沒給，也沒派人陪護。只有舅舅在照顧我，用他撿垃圾的錢給我買飯吃。”

張洪，湖南人，１９歲。２００３年９月９日進入惠州某鞋廠。廠方沒有和他簽訂勞動合同，也沒有提供安全培訓，便安排他操作沖床。還規定一天工作１１小時，一周工作７天。

９月２９日，機器發生故障，軋傷張洪右手。雖經救治，食指和中指卻永久失去了功能。廠方拖欠４０００多元醫療費。

張洪的父親多次到惠州勞動局，工作人員答應督促廠方。張洪手指發炎，日漸腫脹，也不見廠方到醫院交錢。其父母多次去工廠催促，始終沒見到老板。

一位辦公室人員在電話中“接見”了二老，說張洪是在工作中睡覺而被軋傷的。廠方本不應負責，醫療費只承擔一半。還說：“廠方不會賠錢了，你有本事就去告我們。”

每次聽到這樣的故事，馮連臣總很痛心。“無良老板的行為直接把工友推向生活的懸崖。我要用一支禿筆記下工友苦惱。我們不愿意發生工傷，工傷讓我們失去快樂，整日在旁人鄙視的眼神中生活。有時我們像垃圾一樣被人棄置在黑暗的角落，自生自滅，眼睜睜看著我們身上流出的鮮血，被無良老板當作美酒來暢飲。我們不甘心受冷落，可又無法改變現實。”

“為什么廣東手外科發達？因為斷指多，有市場唄！”

在方樹泉醫院醫生辦公室，兩個醫生正忙著寫病歷。說明要采訪，其中一個抬頭看了我一眼，說要醫院辦公室同意。

趕到辦公室，出示了記者證。工作人員滿腹狐疑地看著我，你到底要采訪什么？

“了解一下這里手外科手術的情況。”

“哦，手外科啊，很多工傷的……你要是報道了，會不會影響我們這里的投資環境啊？”

我一時語塞，“白衣天使”在決定是否接受采訪時，先想到的居然是投資環境！

手外科的謝主任是１９９９年建科時，從骨科調來的。手外科共有１２名醫生。每天平均急診在１５到２０例，有時更多，傷者絕大多數是工傷。

“聽說廣東是全國手外科最發達的地區？”

“從醫療技術上說，不是全國最好的，但從臨床技術來看，確實是全國領先。這里手外傷的量很大，醫生臨床經驗豐富。”

“怎么會有這么多傷員？”

“我們這里‘三來一補’企業多，主要是加工業和制造業，所以很多工人手受傷。你可以去順德、深圳那邊看看，那里的手外科也很繁榮，還有專門的手外科醫院。”

在互聯網上檢索“斷指，醫院”，很快就可以得到上千條介紹，但主要都在珠三角。

廣州和平手外科醫院網站介紹，自創辦以來收治了６０００余例急診及門診手術病人，斷指再植成活率９５.５％，尤其是指尖離斷再植、手指多段離斷再植、雙手十指離斷再植等復雜、罕見的再植達到了國內國際先進水平。

恒生手外科醫院，是１９９３年創辦的一家民營醫院。該院拒絕透露具體的救治數字。但在他們的網站上，這樣介紹院長黃衛東：親自主刀完成手外科手術３０００余例。

順德和平手外科醫院，在珠三角可謂赫赫有名。兩年前，這家醫院的前身——三州醫院手外科還擠在一幢破舊的三層小樓里。２００４年，兩幢高樓拔地而起。

一位３０多歲的手外科醫生，在出席聯合國勞工問題論壇時，說他１０年里做過大約４０００例斷指再植，相當于平均每天一例。言者神情淡定，聞者無不詫異。

廣東某醫院手外科的宋大夫，６年前從北方某省醫科大學畢業，來到廣州工作。他的同事，也大多來自外省。“學手外科的人都知道，廣東，特別是深圳這邊的手外科好找工作，待遇不錯，還能給醫生和配偶解決戶口問題。”

在廣東，幾乎每個鎮，都有專門的手外科。宋大夫估計，總數超過百家。而在廣東、浙江以外的其他地區，手外科很多還設在骨科中，極少有專門的手外科醫院。

“為什么廣東手外科發達”因為斷指多，有市場唄！那些手外科醫院完全是市場造就的。十年前，很多醫院的骨科都不愿意做斷指手術，接一只斷手至少兩三個小時，哪有那么多醫生做啊。有些人看到了市場，自己出去開設手外科醫院，都賺了大錢。接一個斷指一般要花５０００元，一年斷上幾萬只手指，還有其他手外傷，你算算，多大的市場！“

剛開始工作時，面對血肉模糊的傷手，宋大夫有時也會害怕。“傷情各種各樣都有：壓扁的、整個手掌切斷的、帶燙傷的……有的肉都被壓成泥了，只能截掉或者從身體其他部位割肉來補。時間久了，我也變麻木了。”

一次，宋大夫收治了一個小姑娘，老板說她有１８歲，但長得極其瘦弱，個子很小，一看便是童工。后來一問，只有１４歲。

“遇到這種情況你們會報警嗎？”

“不會，通常傷者的醫藥費都是先由工廠支付，報警了，誰來付醫藥費？沒有了錢，吃虧的還是傷者。”

“這不是你的丑，是社會的恥辱”

從２００３年開始，廣東商學院教授謝澤憲、中山大學法學院教授黃巧燕與曾飛揚一起，開展一項工傷課題調查。他們對珠三角地區３８家醫院、１家職業病防治醫院的５８２位工傷者進行了問卷調查，涵蓋的地區包括順德、中山、東莞、惠州、廣州、深圳。

數據顯示，７１.８％的企業發生過很多工傷，來自農村鄉、鎮和縣城的工傷者分別占工傷者總數的７０.２％、１５.４％和１０％，城市戶籍職工受工傷的只占４.3％，其中大城市的工傷者只占１.６％。

絕大多數工傷者是青年人，平均年齡２６歲，３１歲以下的占８１.６％，１７歲以下占４.５％。接近六成的工傷者未婚（５５.８％）。

發生工傷最直接的原因主要是機器軋傷和割傷，占７５.８％。受傷部位最多的是手指。被調查的工傷者總共有４０１人手指受傷，占受傷總數的６９%，受傷手指７６５個。

在現單位工作１年內發生工傷的占調查總數的７５.１％，其中，新上崗發生工傷的占14.8％，上崗幾個月之內發生工傷的占３１.1%，上崗１年左右發生工傷的占２９.２％。

工傷發生最多的企業是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其工傷比率高達５３.9％，其次是外商獨資企業，比率達到２６%，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工傷發生率只有３.5%和1.9%。

６１.7％的工傷者沒有與企業簽訂勞動合同。工傷者所在企業建立了工會的只占１１％。

６６.3％的被調查者每天工作超過８小時，日平均工作時間為１０.18小時。超過五成（５０.9％）的被調查者經常加班，加班的時間最短的是１小時，最長的是８小時，超過七成的被調查者沒有任何休息日。

絕大部分工傷者沒有按規定獲得醫療期間的工資。正常發了工資的企業只占２０.3％，減發工資的占１６.4％，沒有發工資和不知道有沒有工資的分別為２４.5%和38.5%。

在整理材料過程中，謝澤憲常常是看著看著就痛哭起來，需要很久才能平靜下來。

她特意設計了“傷者能否得到外界幫助和支持”一項。結果發現，朋友、老鄉、同事、家人對工傷者的關心程度非常高。維護社會公正的政府、維護工人權益的工會、維護女工權益的婦聯等機構，理論上應該都是工傷者最強大的后盾，而事實上，來自它們的關心卻幾乎看不見。

她最后得出了“工傷問題已經成為珠江三角洲企業普遍面臨的問題，也是影響廣東和其他省市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全局性問題”的結論。“高速發展的ＧＤＰ掩蓋了工傷這個嚴重的社會問題，這不符合科學發展觀。”

謝澤憲分析，工傷的后果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工傷者生命和健康權益受到的重大傷害，其次是企業的經濟損失和對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由于工傷者絕大多數是來自全國各地的農村青年，廣東的工傷問題又演變成為外省農民問題和農村可持續發展的問題。由于工傷發生較多的企業中有很大比例的外資企業，工傷問題又可能演變成目前備受關注的公司社會責任問題。由于工傷者的權益得不到應有保障，走投無路的打工者又可能誘發嚴重的社會治安和社會穩定問題。

謝澤憲觀察到，劉先進們不太愿意把受傷的手露出來，受傷的陰影一直還留在心上。“其實他們完全不必這么自卑。要知道，這不是他的丑，是社會的恥辱。”

“誰弄斷了他們的手？”

根據廣東某媒體報道，１９９８年僅深圳龍崗和寶安兩地對外公布的工傷個案就達到了１萬多宗（多數都是斷指事故），引起了中央重視。中央四部委專門派來一個聯合調查組。當時的情況相當嚴峻：深圳寶安區沙井鎮青海電機廠，半年內竟然連續有４８名員工斷指。這家媒體還報道說，從１９９８年起，地方勞動部門已經不再做工傷事故統計。

６年后的今天，情況如何？

我沒有查到官方公布的數據。

“珠三角每年發生斷指事故個案至少有３萬宗，被機器切斷的手指頭超過４萬個”，這是曾飛揚的判斷。他是這樣推算的：工傷探訪項目有５個固定的志愿者，每人聯系４家固定的醫院，每次在每家醫院至少完成５份探訪表格。每個月探訪３次。１年下來至少就有３６００張表格，也就是３６００起工傷事故。而在珠三角，擁有手外科的醫院總數超過１００家，志愿者能接觸到的，其實只是很少一部分受傷工友。他的推算得到了一些關注勞工問題的專家的認可。

常駐珠海、為外來工低價甚至無償提供法律援助的樂祥國，正在調查珠海某企業，該廠１年內發生了５８宗斷指事件。

十余年間，珠三角經濟蓬勃發展。可創造這個奇跡的打工仔、打工妹，工資水平仍維持在十年前，仍在承受工傷之痛。

誰弄斷了劉先進們的手？

機器！

是機器嗎？

曾飛揚認為，珠三角工傷事故頻發，原因首先是部分企業機器設備陳舊老化。改革開放之初，在一片“引進外資”、“發展經濟”的呼聲中，很多被國外淘汰的機器設備被“引”了進來。“法院對深圳一家港資企業進行查封拍賣時，經專業機構鑒定，該企業的設備是２０世紀２０年代出廠的，已經沒有任何價值。”

培訓不足、倉促上崗也是主要原因。記者在醫院調查的四十多位傷者中，沒有一位承認自己受過安全生產培訓。

周立太律師，因為替工傷民工打官司而名揚全國。深圳是他的發祥地。“斷一只手，企業以前只需要賠幾千、幾萬。我周立太幫民工打官司，他們要賠幾十萬、上百萬。那些企業跑到政府去訴苦，說有這樣的律師在這里，我們呆不下去了。”

最后，周立太黯然離別深圳。

曾飛揚們，雖不曾面臨周立太的窘境，但也舉步維艱。采訪中曾飛揚一直強調，我們很注意把握分寸，我們不是工會，我們只是政府工作的有益補充，有的底線，我們是不能碰的。

工傷者出院后去了哪里？如何生活？

記者撥打他們留在探訪表上的手機號碼，幾乎全部停機。

廣東商學院社會學系的大學生曾對他們做過追蹤調查。他們有的回了老家，靠著賠償的錢開個小店，有的還在廣東，等待著漫長的訴訟。

根據法律先仲裁后起訴的規定，外來工訴訟成本越來越高，這讓工傷者苦不堪言。一個普通的工傷案件，傷殘外來工正常的訴訟時間長達１０７０天。大部分人由于訴訟時間過長，不得不放棄，最終導致合法權益無法得到維護。

曾飛揚有很多想法，但資金的匱乏、身份的限制使得很多想法只能停留在紙上。“我很想建一座工傷紀念碑，就在工傷最多的珠三角。我們不能讓打工者流血又流淚。”

“為什么不做呢？”

他沉默。“這該是政府做的，我們沒有這個能力。”

（2005年4月27日《中國青年報》）

“斷指”慘劇早已不是新聞，對于那些靠榨取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而發家致富的吸血鬼來說，

礦難一死就是幾十人都無所謂，何況斷幾根手指頭？而面對這樣的慘劇，又何以不見黨、政

府和工會的蹤影呢？倒是出現了一個“番禺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這樣一個被簡稱為“打

工族”的機構，原來是幾年前站在工人對立面而給企業主做代理的幾位律師“良心不安”，

發起組織了“打工者俱樂部”，目的是要義務給打工者提供法律咨詢。但因為他們都沒有執

業律師資格，所以工商部門只批準他們“代理文書”，并“不含法律咨詢”，這才有了這么一

個不倫不類的稱呼。工商部門面對工人的“斷指”慘劇和幾位“良心不安”的律師的正義之

舉，如此處置，并且，那幾位律師給企業主做代理時無人說有何不妥，而一旦他們“良心”

發現，轉而要義務給打工者提供法律咨詢了，工商部門立即出來說他們都沒有執業律師資格。

這立場和態度是何等鮮明！我們且不說這工商部門是否具有共產黨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

宗旨，恐怕連起碼的人道主義立場和態度都沒有。或許在他們看來，工人被軋斷手指只是因

為“工人違規操作、自身素質差、文化程度不高、技能低、操作存在僥幸心理”等“勞動者

自身的原因”所致，何必為他們提供什么“法律咨詢”？記者說得好，這實在是“社會的恥

辱”！是人民共和國的悲哀！

 《中國青年報》有篇報道：

為何工傷不斷竟無訴訟 

艾君

河南東部、山東省西南中是一片平原，過去被稱為“黃泛區”。因盛產泡桐，那里成了

木材加工基地。又因加工廠的電鋸設備簡陋，安全保護措施不力，每年都有成百上千人在鋸木時致傷致殘。山東荷澤市莊寨鎮南亭子村一個診所的大夫對記者蠊：“村里光斷手指就能裝一籮筐。”由于經常發生斷指、手掌被電鋸鋸斷的事故，那里的大街上隨處可見“掃斷指”的醫療廣告。不少診所的老板就是看到這里生意好，“幾乎每天都有來接斷指的”，和那些做木材生產的老板一樣“賺得盆滿缽滿”。（10月30日《大河報》）

說實在的，因為農村小廠礦的機器設備落后而導致打工的農民受傷致殘的事并不少見，

就連深圳因同樣原因致傷殘的打工者也不是少數（有個叫周立太的律師就代理了這樣的賠償訴訟500多起）。在人口太多工作又少情況下，那些工廠主面對的是在廠門外排起的打工長隊，他要命不會去改造他的設備——“能讓你干就不錯了”。所以，雖然礦井透水，煤礦和煙花廠爆炸等事故不絕于耳，可憐的農民兄弟還是“前仆后繼”。不是他們不怕死，而一家老小等著吃飯、穿衣、繳費，不干，錢能從天上掉下來？

耳聞目睹的太多，太多又說了白說，我們對此類事已經幾乎麻木，但我對這則“斷指

一籮筐”的新聞感到吃驚，是因為“記者在采訪的過程當中沒見到一起因斷指而引起的法律糾紛”。

沒有法律糾紛，或許是因為老板“大度”，賠償的誠心和數額讓受作的農民很滿意？事

實并非如此。農民孫兆明斷了四根半手指，接指手術費花了8000元，可他在老板那里干了半年，總共只拿回2000元的工錢。這次斷指倒讓他背上了幾千元的債。還有更讓人吃驚的，有個叫孫永強的在鋸木時，被反彈回來的木頭打在胸口上，不久死亡，“老板僅拿出了400元”。而更多的斷指事故，“據一些知情人講，有些是私下解決的，老板一般是賠倆錢就算了，更多的是拿不到一分錢的賠償。”

記得廣西南丹對死難礦工的賠償數額是兩萬元（有的還高些），而這里一條命才400元

——誰會對這樣的賠償滿意？不滿意為何不“拿起法律的武器”？原來，之所以不打官司，是“由于雙方有口頭協議，干活期間出現傷人、死人事件，后果自負”。也就是說“后果自負”的口頭協議，竟成為那些老板對農民們受到傷害卻置之不顧的擋箭牌！

多么無奈的“無訴訟”，多么沉痛的“無訴訟”！

對農民來說，“一籮筐斷指無訴訟”，一種可能是根本不知道有可以為他撐腰的法律，

不知道《勞動法》，不知道《民事訴訟法》，不知道這些所謂的口頭協議根本就是違反無效的協議，不知道像這樣屢屢傷人無法為勞動者提供安全保障的設備根本就不許再生產下去。除此之外，還有另一種情況：擔心告不贏。

無論出現何種情況，都應該引起我們的法律機關的注意。農民不知道有這個法，說明

在那里對法律的宣傳不夠；而擔心打不贏官司，更是一種危險的信號——對法律失去信心。同時，像這種“木材加工基地”且“幾乎每天都有斷指”，有關部門不會不知道，而竟能棄耳不聞，熟視無睹，亦可見對弱勢群體的生命健康漠視到了何種地步。

我們知道，法律應當有兩條“線”。一是“高線”，即“懲罰線”：法律對無論多高的權

貴都能征治；一條是“低線”，即“保護線”：能夠對社會最底層的弱勢者進行可靠的保護。保護線越低，懲罰線越高，反映出一個社會法治化程度越好，社會秩序就會越合理。

當看到“一籮筐斷指”而竟連訴訟都沒有的新聞時，我們忍不住要問：法律的最低線

什么時候才能把這些農民包括進去？

訴訟又能怎的？有這樣的事：

17歲少女工傷失右臂難獲賠償

           未成年人傷殘賠償遭遇困境

           本報記者    王亦君

山東省滕州市17歲的少女李景貞來北京打工失去了右臂，而讓她和家人沒想到的是，通過打官司來為白己討個說法，竟是那樣的難。由于法院的判決無法執行，自己至今沒有拿到一分錢的賠償，無法安裝假肢，生效判決竟然成了一紙空文。

“黑作坊”使健康少女變殘疾

盡管事情已經過去了一年多，李景貞談起受傷的過程仍然心有余悸，嘴唇顫抖。2005年12月14日，在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李景貞和她的父親講述了他們艱難的維權經歷。

李景貞家住山東省滕州市東郭鎮馬莊村，2002年2月，輟學在家的她經人介紹來到北京市朝陽區樓梓莊，在老鄉郭治濤開辦的豆制品加工廠打工。在這個小作坊里，她每天從清晨一直干到晚上七八點鐘。

2005年3月6日早上8點多鐘，悲劇發生了，李景貞在加工豆制品時右臂被機器卷入。李景貞的父親聞訊趕來，要求立即把女兒送到醫院，但由于廠長郭治濤不在廠里，正在工廠值班的郭治濤的嫂子以“自己做不了主”為由拒絕了李父的要求。眼看女兒已經快不行了，李父自己叫了一輛出租車把女兒送到了積水潭醫院。當天中午，李景貞接受了右臂截肢手術。

在積水潭醫院住了幾天以后，郭治濤提出讓李景貞出院，理由是“省點錢給孩子安裝假肢”。在這幾天里，郭治濤承擔了全部的手術及醫藥費用。

出院后，李父提出讓郭治濤出錢給女兒安裝假肢，遭到了郭的拒絕。“好好的一個閨女，胳膊被弄斷了，她今后乍辦？”無奈之下，李父決定尋求法律援助。

2005年5月，北京市朝陽區法律援助中心為李景貞請了兩位律師，幫助她打官司。律師在調查取證中發現，郭治濤開辦的豆制品加工廠是個“黑作坊”，沒有辦理工商登記，屬無照經營，所用房屋系中鐵十六局集團電務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電務公司）所有。

生效判決成為“法律白條”

兩名律師認為，根據《安全生產法》中的規定，生產經營單位不得將生產經營項目、場所、設備發包或者出租給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或者相應資質的單位或者個人，如果已經發包或者出租，責令限期改正，沒收違法所得，導致發生安全生產事故給他人造成損害的，與承包方、承租方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于是，李景糾多郭治濤和中鐵十六局集團電務工程有限公司列為共同被告向朝陽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2005年6月，法院裁定駁回李景貞對電務公司的起訴，判決郭治濤賠償殘疾賠償金、殘疾輔助器具費及誤工費、交通費、傷殘鑒定費等共計67萬多元。李景貞上訴后，北京市二中院維持了一審裁定，判定電務公司不能作為本案原告。

據了解，判決生效后，北京市二中院執行庭來到郭治濤的豆制品加工廠，卻發現早已人去樓空，只利下幾臺銹跡斑斑的機器。執行人員又來到郭治濤在山東農村的老家，家里只有幾間平房，根本沒有能力支付70萬元的賠款。

執行難源于法院？

拿著無法執行的法律白條，李景貞父女來到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尋求幫助。中心律師趙輝告訴記者，此案中法院的裁定在事實認定和適用法律上都存在錯誤。

據介紹，電務公司向二審法院提供的示意圖顯示，郭治濤從事豆制品加工的房屋在其管理的范圍內，同時，在一審筆錄中電務公司承認收取了郭治濤的水電費，郭治濤在當庭陳述時也表示電務公司收取了他的水電費用。另外，郭治濤從事豆制品加工的房屋位于電務公司大院的北半部分，在該房屋的北面、西面及北面都有房屋，而且都是電務公司對外出租的房屋。

為了擺脫責任，電務公司和郭治濤均否認存在租貨關系，法院因為李景貞不能提供電務公司與郭治濤之間租貨關系的直接證據，駁回了其對電務公司的起訴。但趙輝認為，作為打工者的李景貞是不可能持有郭治濤與電務公司租賃協議的，但根據其他證據可以構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和鏈條。根據民事證據規則，法院應支持優勢證據一方的主張，本案中電務公司向郭治濤出租了房屋，直接導致了郭治濤非法從事豆制品加工長達5年之久，昆導致李景貞遭受巨大身體傷害的根本原因。如果電務公司能夠遵守《安全生產法》的規定，將房屋出租給郭治濤時盡到法律規定的審查義務，李景貞的悲劇也就不會發生。

2004年1月1日起實施的《北京市未成年人保護條例》確定了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則，但是這一原則在實踐中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本案就是一個例證。到目前為止，李景貞官司勝訴后沒有拿到一多錢。事實上，此案是可以有另一個結果的，在案件審理中，法院應依職權調取證據，不能因電務公司與工廠老板均否認承租關系就不予認定，這樣就不會出現雖然勝訴，但是卻拿不到錢的無奈局面。

未成年人勞動傷害案件執法存在重大誤區

全國律協未成年人保護專業委員會主任、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佟麗華對趙輝的意見表示贊同。他告訴記者，去年9月以來，中心先后為幾起童工、未成年工在工作中受傷的案件提供法律援助，他們發現相關司法、執法過程中還存在諸多問題，不利于保護這些本已身處困境又遭受傷害的孩子們。

“這些問題都源于法院立案標準不統一。”佟麗華說。目前法院的此類案件立案時有兩種意見，一是按勞動爭議的有關程序處理，二是按人身損害賠償糾紛處理。案由不同將直接影響案件的審理程序和賠償標準的計算。李景貞的傷情經鑒定屬于四級傷殘，法院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25Ìõ，殘疾賠償金根據受害人喪失勞動能力程度或者傷殘等級，按照受訴法院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標準計算，由此，李只獲得傷殘賠償金10萬元。而在15歲童工于某的案件中，同樣是四級傷殘，不同的是法院依據《非法用工單位傷亡人員一次性賠償辦法》第三條規定，四級傷殘的賠償金以單位所在地工傷保險統籌地區上年度職工年平均工資為基數的10倍計算，判決非法用工單位賠償于某近30萬元。由此可見，雖然李某與于某的傷殘等級相同，但因為法院計算傷殘賠償金的依據不同，二人獲得賠償數額幾乎相差20萬元。

佟麗華認為，此類案件應以“勞動爭議”為由立案，這樣更符合相關法律規定，更有利于保護未成年人的權益。

另外，案由不同導致法院訴訟費收取標準不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訴訟費收費辦法的規定，勞動爭議案件每件訴訟費的收費標準是50元，而人身損害賠償案件則依原告索賠數額的比例收取費用。假設一名童工的索賠范圍是110多萬元，假如以人身損害賠償立案，需要繳納至少1.5萬元訴訟費。這對于連治療傷情還要東拼西湊的童工家庭來說，高額的訴訟費可能就把他們拒之于法院的大門之外。

佟麗華說，從中心辦理的挽去用工單位未成年人傷亡案件中，暴露出了有關政府部門沒有盡到監管責任。2002年，年僅14歲的李景貞來到“黑作坊”打工，直到2005年3月發生工傷事故，3年時間里，不論是工商行政管理郭門、勞動監察部門，還是安全生產部門，都沒有主動進行監管，任由這種嚴重違法的事情存在。

發稿前夕，記者獲悉，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決定幫助李景貞向北京市高院申訴。

（2006年1月17日《中國青年報》）

看似打蠃了官司，卻因扣住死板的法律條文不放，違反《安全生產法》規定的電務公司既得以不做本案被告，非法經營并雇用未成年工的“黑作坊”業主又逃之夭夭，致使“生效的判決成為法律‘白條’”，導致“未成年人傷殘賠償遭遇困境”，此外，又有“高額訟訴費”將受害者“拒之于法院的大門之外”。這法院是不是人民法院，執行的是什么樣的法律？還有點人民性嗎？是在維護勞動者利益嗎？這樣的事居然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實在令人匪夷所思！至于“2002年，年僅14歲的李景貞來到‘黑作坊’打工，直到2005年3月發生工傷事故，3年時間里，不論是工商行政管理郭門、勞動監察部門，還是安全生產部門，都沒有主動進行監管，任由這種嚴重違法的事情存在”；這許多政府部門還能算是人民政府的職能部門嗎？不知這些部門的責任人們的公仆意識、職業道德乃至起碼的良心、人性都到哪里去了？然而，諸如此類的事不僅屢屢發生，而且幾乎遍布全國各地，這使人們不得不感受到“工傷猛于虎”：

一次經歷工傷的痛苦過程，讓律師黃樂平轉變了職業方向。寫書，辦網站，開通“工傷120”免費咨詢電話，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幫助遭受工傷之痛者，學會借助法律途徑獲得合理的賠償，因為他也曾親身感受到----

工傷猛于虎

本報記者  蔣驊薇

     “我給你一萬元，你幫我把那個受工傷的民工搞定。”一位財大氣粗的企業主，通過熟人找到律師黃樂平。“你不是熟悉工傷賠償的法律嗎？你就跟他玩程序，耗著他。”

代理費并不算少，但黃樂平斷然拒絕。對于另一些找上門的賺不到錢的官司，他反而更有興趣。

   一天，他的電子信箱里收到一封陌生來信，一個民工因為工傷來尋求幫助，自從出版《最新工傷處理操作實務》一書，這樣的信他每天會收到十幾封。通常，黃樂平只是回復電子郵件給他們，解答他們的疑問，但這一次似乎很不同。來信人是一個名叫王華生的江西籍民工。他不會發電郵，別人幫他代發一次，要收30塊錢。

   “30塊錢，對民工來講，是一個星期的生活費了，更何況他本身還是一個受工傷者，已經沒有收入來源。我怎么能坐視不理？”黃樂平一點沒猶豫，把自己的手機號碼給了對方。

               王華生很快打來電話，在電話里大哭。他在浙江瑞安打工，上班路上被摩托車撞倒，需

           要修補顱骨。老板說不算工傷，拒不賠償。為了向有關部門求助，他在雨中步行了兩個多小。

            沒有雨傘，只能用塑料袋包住手術后剛折線的頭部……他不知道如何為自己討公道，黃樂平

            成了他最后的希望。

                “我在電話里對他說，你不要哭，你是個男人，就算打落了牙齒也要往肚子里咽。因為

工傷的痛苦，我自己也深有體會。”黃樂平說。

從大學法律系畢業后，黃樂平在一家大型國有企業的集團總部擔任法律顧問。2002年

            底，他參加了工會組織的球賽，右膝受傷。開始覺得傷情不重，以為休養一段時間就好了，

考慮到自己還要在公司發展，所以，“明知道可以申報工傷，卻沒申報”。

但他的膝傷越來越嚴重，甚至不能行走。為了不耽誤上班，他不得不每天打出租車上下班。在膝傷未愈的情況下，他帶著支架飛赴廣州，為單位辦理一個標的超過500萬元的案子，一待就是9天。有時候摔倒在路上，需要別人幫助才能爬起來。身高將近1.9米的他，有時候也忍不住掉淚。

當時，他的經濟狀況很不好：妻子剛懷孕，新買的房子要還貸款。最壞的消息來自醫院，醫生確診他右腿前交叉韌帶斷裂、半月板撕裂，必須立即做手術。手術以及康復所需的高額費用超出了他本人的承受能力，不得已，黃樂平提出申報工傷。

“我當時所在的單位，是國資委直屬的大型企業，保障制度比較完善，我滿以為會得到妥善解決。3個月后，一個好心的同事才偷偷告訴我，人事部門根本就沒為我申報，他們它不認為是工傷。在這之前，我已經為單位挽回了2000多萬元的損失，我想，也該為自己討個公道了。”

職業敏感讓黃樂平選擇了理性的方式。他去北京市宣武區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社會保險科咨詢，又我同事當證人。公司有關主管部門很快便對提供證言的同事施加壓力。黃樂平只好去找公司工會的一個領導，“我能用訴訟為單位討回權利，也能用訴訟為自己討回公道”。這才拿到了以工會組織的名義出具的證言。

受傷11個月后，黃樂平終于獲得工傷認定。人事部門的領導對此大為光火，用修改液把黃樂平在勞動能力鑒定申請表上填寫的“行動很不便”、“十分痛苦”、“極為難受”全部涂掉。但最終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還是為黃樂平作出了公正的裁決----傷殘6級。又經歷了數十次與單位的艱苦談判，黃樂平得到了12萬元的賠償。他隨即離開了那個單位。

在申報工傷與落實工傷保險待遇的過程中，黃樂平翻閱了不少關于工傷實務處理的書籍，卻發現幾乎所有的資料在涉及工傷處理的全過程時都有欠缺。“像我這樣的法律專業人士，要從中尋求全面指導都相當艱難，普通人哪里看得懂？尤其2004年1月《工傷保險條例》實施之后，工傷認定乃至工傷待遇落實的全部流程，都沒有介紹。

“我要寫一本既專業又‘傻瓜’的書，讓民工都看得懂。他們也許請不起律師，但可以按照這本書的指導去維護自己的權利。”在這種理念下，黃樂平的第一本書《最新工傷處理操作實務》面世了。書里涉及牽位工傷保險繳費不足問題、平均工資的計算及扣發工資的補發、交通黃的報銷、醫療費的報銷、護理費的計算等一系列實用問題。

這本書于2004年9月1日出版，一版印了5000冊，短短4個月內售完，大大出乎出版社的預料。2005年推出的第二版印刷了1萬冊，也很快斷貨。

“書出來之后，我接到許多求助電話和信件，光是信件就有400多封。在回信過程中我考慮，我寫信回答一個問題，只有一個人能夠看見，也只有一個人獲得幫助；如果能夠公開的話，就可以被很多人看見，很多人可以從中獲得幫助。我能不能辦一個網站呢？”

2005年4月，中國工傷損害賠償網（www.gongshang120.com）成立了。站長黃樂平確定網站的宗旨是“關注弱勢群體維權，感受工傷職工心聲”。網站如今已有丘萬注冊會員，有的會員還是地方勞動部門的工作人員。隨著“工傷120”知名度的提高，找上門來尋求幫助的民工也越來越多，張先生就是其中一個。

“當別人帶我去見張先生時，他已經不認識妻子了。2005年3月，他打工時不慎掉入地下室，腦部嚴重受傷，醒來時已喪失勞動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右半身失去知覺，大小便失禁，無法坐、立和行走。”黃樂平回憶起張先生在郊區租住的平房：不足6平方米，一張上下鋪的木板床和一把折疊椅就是部家當。

黃樂平帶著張先生的家屬去區勞動部門申請工傷，申請4次才被受理。而工友受到包工頭的影響，拒絕作證，無法證明勞動關系。為爭取時間，黃樂平只好協助張先生家屬申請人身損害賠償訴訟。因為沒有和用人單位達成和解，接下去，還有慢長的法律程序要走：申請工傷認定、行政復議、行政訴訟、勞動能力鑒定、勞動仲裁，一直到民事訴訟。

黃樂平計算過，正常情況下（不含強制執行），在法定時效內走完工傷維權所有程序需要1286天（約3年半），如果用人單位存心設置障礙，這個時間可以長達1932天（5年多）。他所認識的一個人，為了工傷賠償，從開始到打完官司，花了將近6年時間。河北淪州的一個受害者，申報工傷12年了，還沒被認定。“讓最弱的群體去接受如此煩鎖的程序，這就是工傷認定制度和勞動仲裁制度的尷尬。”

他舉了王華生的例子。王華生兩次手術花了3.5萬元，每月伙食費160元，補品（雞蛋、紅糖以及低檔奶粉）100元，房租200元，醫藥費300元……而全部收入就是妻子每月掙的五六百元。在遭遇工傷的13個月后，王華生拿到了工傷認定書，但這僅是開始。“有時我也猶豫，是否應該勸他們接受較低的賠償而避免長期的法律程序？”

實際上，很多工傷者迫于經濟壓力，最后不得不接受的低價的“私了”，甚至放棄索賠。黃樂平認為，應該修改工傷認定和勞動仲裁制度，“取消那些給工傷者帶來巨大壓力的煩瑣程序，比如把相關的權力全部交給勞動仲裁委員會，而不當成行政行為處理，這樣既可以節約社會成本，也不會影響處理水平。”

在黃樂平的幫助下，王樂生重新做了工傷認定，從原來的9級傷殘（賠償不到3萬元）改為6級（賠償約6萬元，且用人單位不能隨便和傷者解除勞動關系）。之后，又又方重新坐下來進行調解。2006年1月，王華生終于拿到了賠償。“我聽了黃律師的話，不看到錢，絕不簽協議”。

王華生的難題解決了，黃樂平卻覺得越來越累。他像是陷入了一個深潭，無法自拔。

為了給張先生認定工傷，他跑了4趟區勞動局，卻因為無法證明勞動關系，空手而回。去區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調查一次；找證人作證3次，最遠的一次跑到昌平；為病人康復及傷殘鑒定、行為能力鑒定取證，去康復中心三次，朝陽醫院兩次，方莊醫院一次，安定醫院一次，北醫六院三次。由于張先生家屬提供的立案材料不完整，他不得不代替家屬一趟趟跑法院，至少不下20次。此外，看望張先生、配合家屬與事故負責單位協商、協助媒體采訪等至少5趟；專門向張先生的家屬了解情況，做家屬的工作至少5次；由于案情復雜，找資深律師、法官朋友探討案情不下5次……

黃樂平說：“到目前為止，我在張先生的個案上投入了30個工作日，直接現金投入超過5000元（家屬只支付了1000元）。最深刻的感受是，民工維權真難！”

幾年來，黃樂平直接回復過的工傷咨詢不下2000人次。這牽扯了他很多精力，以至律師事務所的同事對他頗有微詞，因為這些咨詢，黃樂平全是免費的，而律師事務所畢竟還有經營的壓力。民工法律意識的薄弱，舉證能力差，有的家屬還埋怨免費為他們代理的黃樂平。這使得他對自己的工作方式產生了懷疑：我70%的精力都花在工傷維權上，卻好像幫不了幾個人，這種模式是可持續發展的嗎？

“出1本書，可能比做10個案子對社會更有貢獻。”黃樂平說。王華生就是在《最新工傷處理操作實務》指導下，開始了自己的維權行動。眼下，黃樂平已經出版了4本書，還有兩本即將出版。下一步，他希望成立一個民間機構，用與政府合作的方式，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為民工提供幫助。“這做起來很不容易，我已經聯系了大半年，進展緩慢”。

在開通了工傷咨詢熱線電話后，他“希望有更多進入律師核心業務的人參與進來。如果由那些邊緣化的人來做邊緣化的事，或許會讓這事更邊緣化”。

黃樂平希望：“最好是那些開著寶馬車的人，也能來為民工維權！”

（2006年7月5日《中國青年報》）

黃樂平好樣的，干得很不錯！但由這報道中我們看到，私有企止主居然敢于明目張膽地說：“我給你一萬元，你幫我把那個受傷的民工搞定。”真是財大氣粗，氣焰囂張呵！而本應為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組織的中國共產黨和本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各級政府都到哪兒去了？究竟是淮制定出那個“讓最弱的群體去接受如此煩瑣的程序”的“工傷認定制度和勞動仲裁制度”？這是制度的尷尬，還是制定制度者的罪過？

工傷之外，工人們還受到職業病的嚴重侵害。請看報道：

被流水線吞噬

李真

我只見過他兩次，在南方的一家醫院。他雙手合十，低頭不語。病房里很靜，沉默。我

仿佛能聽見他滿身的水泡破裂時發出的脆響，爛開的皮膚結成的黑痂包圍了雙眼，使他看上去像只熊貓，絕望和憂郁，盛滿在那雙18歲的眼神里，深不見底。

 當我回到北京，再次直面相機里他的眼神，那種脆弱，那分沉重，那種水泡破裂時能

清晰聽見的脆響……

 這是一群因工作而遭受苦痛的人，這是一群因身份而遭受漠視的人。

像流水線的循環往復，不適、請假、看醫生、皮膚潰爛、暈倒……

見到華麗，是在廣東一家職業病防治院。這是一個活潑開朗的女孩，在外人眼里，除

了皮膚上密密麻麻的黑斑，她與正常人沒有什么區別。

 華麗的老家在四川渠縣，17歲開始出來打工，至今已在深圳待了兩年多。假如沒有一

個月前那場“像感冒一樣的小病”，她會和大多數打工的女孩子一樣，在流水線上重復著自己的生活。

“感冒”是在華麗進了那家手表加工廠后得的。2003年8月初，進廠第二天，她被安排

在流水線上沖壓表殼。“淬火后的不銹剛要冷卻，然后要壓，你看這個是這么小這么薄，加工的時候是很大一聲不銹鋼……”說起他的工作，華麗拉過戴著手表的同室病友的手，提著手表殼向我比劃。一個大的圓形的機器，旁邊放著一個抽屜樣的冷卻箱，裝滿冷卻液，淬火后的表殼毛件就放在里面，工人直接用手從冷卻液中取出毛件，放在沖壓機上。

黃黃的冷卻液流得滿車間都是，散發著一股刺鼻的臭味。華麗經常被熏得頭發暈，但想

想前一份工作，她還是咬牙堅持下來。前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制衣廠做質量檢查，干凈輕松，但每天兩次的搜身讓華麗不能忍受：“別人總在身上摸來摸去的，不好……”因制衣廠扣壓身份證不給，她是借了別人的身份證來到手表加工廠的。

 這里是計件工資，一個工人一天至少完成3000到4000個成品，而一個毛件變成成品

至少經過三四次沖壓，有的大表殼要壓10幾次才合格。

以三氯乙烯為主的冷卻液，在華麗開始工作的那一刻就會濕了她的手，會濺到她的衣服

上，會揮發在空氣中，會流得滿車間都是。

伸手，從滿是三氯乙烯的冷卻液中捏出毛件，放在沖壓機上，“咔嚓”；伸手，從滿是三

氯乙烯的冷卻液中捏出毛件，放在沖壓機上，“咔嚓”；再伸手，從滿是三氯乙烯的冷卻液中捏出毛件，放在沖壓機上，“咔嚓”……華麗和廠里的300多個姐妹們，從進廠那天就開始了像機器一樣的工作。這種生活，華麗說她早習慣了。在任何一條流水線，無論制衣廠、玩具廠、電子廠，還是其他什么廠，人和機器沒有什么區別，除了要吃飯。

 當然，人還會生病！

 20多天后的一個早晨，華麗開始咳嗽、頭暈、惡心，發高燒，臉身上的皮膚腫得像紅

蘿卜，奇癢無比。

華麗請了假，自己到附近的小診所去看。“可能是感冒了。”當天醫生給他打了針，第二

天開始發紫的皮膚上出現了泡狀的斑點，像小孩子出麻疹一樣。醫生說是打針過敏。幾天過去后，能跑能跳的華麗不能走路了，口腔里舌頭上開始出現水泡，并和身上、臉上的皮膚一樣開始潰爛，再后來人就昏迷……叔叔把華麗送到了某職業病防治院。“職業病”這個詞才開始出現了在華麗耳邊。

 其實，在華麗發病前，廠里已經有兩個打工妹因同樣的病癥住進醫院，只是華麗不知

道，其他的同事也不知道。伸手，從滿是三氯乙烯的冷卻液中捏出毛件，放在沖壓機上，“咔嚓”三四下之后，就是3分錢。因為你只有全神貫注，才有可能完成定額，才可能拿到300元錢的基本工資，才可能拿到150元錢的全額工資。只有超過老板規定的數量，一個月后，發工資的時候，才有可能拿到500元錢以上。

不到兩個月，醫院里，華麗在等著老板送醫藥費的時候，又有一個打工妹因同樣的原因

被送進來了。而此時的工廠，因病走人的工位，不出兩天就會由新如來的打工妹頂替，在冰冷的流水線上開始麻木地運轉。

這樣的生活狀態，在南方有外來打工者的每一個角落，隨時發生著。整個廣東省，像華

麗這樣在工作中因接觸職業危害因素，有患職業病條件的人，就約有1000萬。在這1000萬左右的人口中，絕大多數人也像華麗一樣，是在患病后才發現身體不適，甚至危及到生命時，才知道自己患病。此時，無論患者是正值青春年少，還是年富力強，無論及時醫治，還是經濟寬裕可以長期治療，都已無法挽回他們一世的健康和一世的平靜生活，有的人還因此放棄生命。

 2002年11月2日，華麗廠里第一個發病的打工妹，在醫院跳樓自殺了。

“她很快就能出院了。”11月15日，當我在醫院里見到華麗時，她就跳樓的女孩很漂亮，

皮膚很白，經常一個人對著鏡子“臭美”，大家都叫她“美人魚”。“她的病比我輕，皮膚上的斑根本不明顯。”華麗用手掀著自己滿是黑斑的皮膚，告訴我。

“美人魚”來自貴州，18歲。

            她們剛入院的時候，醫生問過她們同一個問題，說過

同一句話——結婚了沒有？以后不要再干這個工種了

寸頭，因服用激素而胖得有些夸張的臉，架副眼鏡，皮膚黝黑。一笑，滿臉上只有眼白

是白色的——三氯乙烯使李冬梅原來潔白的牙齒，看起來像抽了幾世的煙，滿嘴黑黃。

29歲的李冬梅來自四川廣元，第一次離家，第一次進廠。她根本不知道，打工，除了掙

錢以外，還會有這么多痛苦。

李冬梅進的是一家電腦加工廠，她的工作是刷洗經過清洗液浸泡的電腦主板。每天，冬

梅右手拿刷，左手戴上防靜電棉手套，把一塊接一塊滴著清洗液的主板拿起來，上下左右前前后后刷洗一遍，放下，再拿起……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主板經過冬梅的手，被清洗液浸濕的棉手套，到下班時不積壓要擰過多少次。

那是一個很大的車間，所有的窗都被封死了，只有幾個很小的換氣扇，還經常不開。以

三氯乙烯為主要成份的清洗液，使整個車間充滿令人作嘔的臭味。冬梅8月初進廠工作，到8月底的時候就經常被薰得頭暈，必須到車間門口去換幾次氣，才能挺過一上午。

冬梅和廠里的其他工人一樣，進廠工作沒有得到任何培訓，戴手套不是為了保護自己，

而是為了保護主板。

9月2日，冬梅的臉開始發腫，舌頭發爛，全身密密麻麻的小紅點癢得鉆心。她的雙手

除了抓癢已沒有時間再去清洗主板。這時，冬梅決定辭工——剛出來就得了這莫名其妙的病，她自認倒霉。9月8日遞了辭職報告，老板了解情況后，很痛快地說3天后來結工資吧。

 沒等到3天后，李冬梅的脖子已腫得和臉一樣粗，暈倒在去醫院的路上。在老鄉的幫

助下，她被送進醫院。“全身95%的皮膚嚴重潰爛，肝腹水……”冬梅向我講述她入院后的情形：“臉上的皮膚都是裂開的，像暴皮的甜瓜，用藥后爛皮結成黑痂，整個頭就是個黑瓜，只有腫得合不上的眼睛，還露著一點眼白，就是個鬼啊！”

不光臉，冬梅全身都成了一個暴皮的瓜，沒有裂開的皮膚也起滿了水泡，光水泡里的液

體一次就抽出了300毫升。已裂開的皮膚讓醫生大傷腦筋，要護理，要防止感染，就要用藥，由于冬梅的名疫系統被嚴重的破壞，小小的一次感冒就會要了她的命，而一旦用藥，冬梅的體溫就會降低，就有可能感冒。幾個醫生商量了很長時間，最后決定在冬梅的病房里增加一臺暖氣爐，每次護理時不但門窗緊閉，還要打開暖氣爐，以保持病房里的溫度。“護士都說給我做一次護理，她們就像洗了一次桑拿。”

 這樣的護理，冬梅一天要做3次，一直持續了一個多月。這期間，冬梅沒有躺著睡過

一次覺——躺，裂開的皮膚就會粘在被褥上，就會大塊大塊地脫落。“打針都是問題，護士用手一捏我，再松開時，她們的手上粘著我的皮。”冬梅挽起她的褲腿，腿上，大片大片紫黑色的疤痕中，零星點綴著沒有爛過的白晰的皮膚，像裝飾。

 醫生說，從沒見過這么嚴重的三氯乙烯中毒者。

 三氯乙烯是一種有機溶劑，作為清洗劑、萃取劑被廣泛應用在電鍍業、不銹鋼器具制

造業及電腦主板制造業等行業。三氯乙烯可經呼吸道、皮膚進入人體，中毒主要損害中樞神經系統，亦可累及腦神經、心、肝、腎，輕者會引起過敏瓜，如出現藥疹樣皮炎，全身皮膚過敏，甚至全皮剝脫萃取；重者會損壞肝腎，甚至死亡。三氯乙烯中毒和苯中毒一樣，是近年來嚴重危害打工者健康的職業病之一，死亡率高達60%。據了解，深圳市使用有毒有害物品的企業有3699家，全市從事有害作業的工人有9萬多人，95%的涉外企業都有職業中毒事故發生。

 在這家醫院里，近30位和冬梅一樣的三氯乙烯中毒者，生活在莫名的恐懼中——她們

剛入院的時候，醫生問過她們同一個問題、說過同一句話——結婚了沒有？以后不要再干這個工種了。

 職業病的隱蔽性，勞動者知情權的缺失，使中國眾多流水線上的打工者，因工作而把

自己的身體置放在職業疾患的火山口，在日積月累中，眼看著自己一步步走向火山爆發的那一刻，卻束手無策。

2001年，深圳一工廠26名女工化學品中毒；2002年，河南有一個叫失裴店的村子里，

200多人，占全村近一半人數的青壯年勞力，因長期接觸粉塵而矽肺病，有專家預言未來10到20年里，這個村子將會“缺氧而滯”；2002年7萬，廣東安加鞋廠10名女工正已烷中毒……早在20多年前的馬來西亞，為發展經濟大量引進外資，發展以電子產品加工為主的新技術加工業，大量年輕女性進入工廠，而10幾年后，這些女工中的許多人發現，想生一個孩子是那么困難——電子產品的加工中，要大量使用對人體有害的有機溶劑，職業中毒和有害金屬幅射，導致她們多次流產或畸形兒。“我們的經濟發展付出了一代人的代價。”一位馬來西亞漢學者這樣說。而今天的中國，在聚集了大量外來打工者的經濟開發區、工業區，情形與20多年前的馬來西亞何其相似。

看看滿身的黑疤，對自己全身皮膚高達95%的創傷和剝裂，冬梅感到更大痛苦的是她發

病后得知，導致自己和幾個工友一起中毒的那批清洗劑，是不合格的產品，本應退貨，但老板要求她們繼續使用。

“為什么？難道我們的命還不如那幾桶清洗劑值錢？”

最可怕的職業隱患，不在于化學品的毒性和機械的不安全，而是一群人對另一群人生命

的漠視。

這種漠視，可以追溯到有勞工群體出現的任何一個區域和任何一個年代。上個世紀80

年代初，一家生產音響的美國電子加工廠在臺灣投資建廠，吸引了大批年輕女性進廠工作，生產時使用的大量有機溶劑不被處理就直接流入地下，而女工們吃住在廠區。慢慢開始有人不舒服，有人查出患了癌癥……該廠于1994年被迫關掉，到1998年時，這場職業災害的受害人數達到2000多人，癌癥患者達551人，死亡234人。而廠里的管理人員，從一開始就是從廠外帶水飲用。

 這種漠視，至今還在延緩。2003年5月某開發區，一外資手機配件廠里，一道明亮的

玻璃墻，把工人和管理人員截然分開，管理者幾乎不踏進車間一步，而那些花樣年華的打工妹并不知道那道玻璃墻的真正用途；2004年3月，在我離開那家職業病防治院近半年之后，已出院元氣華麗打電話給我說，她們廠里前不久又有一位打工妹因同樣的病住院了，這是那個廠的第五位三氯乙烯中毒者……

 工作應該是美麗的，職業應該是崇高的，但當這種美麗和崇高因勞動者身份而不平等

時，注定相伴的還有傷痛！

   老板說了：給你付錢，是我講良心；不給你付錢，要打官司？

你一個外來的打工妹，就咱那司法程度，我不用出面都能拖死你！

李冬梅和兩個工友發病后，當地的防疫站曾去廠里做了檢查，從檢查報告單上看，她們

所在的車間，三氯乙烯、苯等幾樣化學品的含量嚴重超標，三氯乙烯竟超出了允許值三倍還多。冬梅說，檢查一結束，廠里馬上給全廠300多工人做了體檢，其中有20多人肝有問題，“廠里只說是肝炎”。這20多人全部被辭退，廠方沒有告知任何理由！

 “告？我們怎么告啊？”冬梅說：“治療期間老板付錢，你不能告他吧？治療期一結束，

所有花費你自己出，進不了廠，你連個住的地方都沒有。”

治療結束后能不能得到廠方的賠償，是冬梅最耽心的事。丈夫從四川老家前來照顧她，

已抽空去找過幾次廠方，廠方的態度很不明確——“我也做不了主”、“不要著急嘛，等出院時再說嗎”……以后的日子會怎么樣，誰心里都沒底。

 湖北小伙子黃紹武，病都沒治好就被趕出了醫院，未來會怎樣，他更沒底。

 1976年出生的黃紹武，在深圳寶安區的一家工廠打工已五年，原來打算在2003年春節

回家去結婚，可一次體檢打亂了他的所有計劃。由于長時間處在噪音車間，他的聽力嚴重受損，幾近失聰。醫院通知去住院，廠里不同意，他自己做主去了醫院，住了4個月，之后，被醫院趕了出來——入院時交的4000元早就花光了，因廠里欠醫院6000元費用，醫院中止了他的治療，讓去廠里要錢。

“廠里都7個月沒給我發工資了，怎么會給我錢去治病？”深圳寶安區的一個街頭，有

些內向的黃紹武安靜地向我說著他的事情。我盡量少說話，因為他一看到了張嘴就會很緊張——他聽不清我在說什么，除非我吼出來。這讓他很自卑。

 出院后，黃紹武的日子是這樣過的：從同樣打工的女朋友的工資里分出點錢作為自己

的生活費；找一個地方讓自己住下；去區里衛生防疫站投訴，區防疫站說我們已去廠里做了檢查，其他事情我們不管；他又去市防疫局，防疫局說我們辦，已下了催辦通知，你等著嗎，等起來就杳杳無期，再去問，對方說話的聲音就不一樣了：“急什么？讓你等你就等著吧！”

黃紹武能不急嗎？治療在最關鍵的時候中止，比不治痛苦。醫院更不會給他出職業病診

斷書；如果要和老板打官司，沒有診斷書就無法進入法律程序，就意味著他不可能拿到賠償。出門就要花錢，一個人的工資倆人花，掙2000元也不富余，何況也就幾百元。

2003年11月17日，我見到他的時候，小伙子有點絕望：“給報社也打過很多次電話。

說工廠時，他們說不報道工廠；說醫院的時候，他們說也不報道醫院。被醫院趕出來的時候，我覺得這社會很黑暗，為什么我們打工的要做點事就這么難……”

 黃紹武無法拿到的診斷書，是證明他的職業病情況及決定他應獲得賠償的惟一依據，

也是每一個職業病患者做起來最困難的一件事，因為每一份職業診斷書的出現，都要經歷這樣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過程：

你發病，到醫院就診，職業病醫院根據你的病情可確診你患了職業病，還要有工作環境

檢查報告。由醫院或你通知你所在工廠所屬的防疫部門，他們去你工作的車間做檢查，出一份報告交給你所在的工廠，正在為你治病的職業病醫院需要你交給他們一份工作環境檢查報告的復印件，而這份復印件必須有工廠的公章。于是，拖著正在被職業病侵蝕的身體，你開始在醫院和工廠間奔波。沒有勞動合同，你還有廠牌；沒有廠牌，你也確實有事實勞動關系。最倒霉的就是你一發病就辭了工。如果你比較幸運，沒辭工而且又是老板把你送進醫院，那就不用擔心老板不承認你是他的員工。他承認了，但要讓他能順利給你一份檢查報告的復印件，并在上面蓋上他的公章，就不是你去一次可以辦下來的。就算你依然很順利，拿到了蓋有公章的復印件，交給了醫院，醫院一查你的醫療費情況，乖乖，你還欠著我6000元，對不起，請你先交上這個錢我才能給你診斷書。

 就算拿到了診斷書，打工者要想依法維持權益，也仍然艱難無比。在深圳一家印刷廠

打工的吳磊，在2003年和他的3個前后相繼白電油中毒，經治療出院后，因要求職業病賠償而被廠方辭退。他們4人拿著職業病診斷書把老板告上法庭，官司從去年（2003年）年中開始，一審、二審到終審，在許多好心人和組織的幫助下，一直打到今年（2004年）3月份，才算有了最終結果——4個人共賠償15萬元。這4個人中，最大的34歲，小的20歲出頭。出院時，醫院的結論是他們已完全康復。

“稍微一活動就渾身酸痛。”一個工友說。吳磊撫摸著不停顫抖的腿告訴我，“晚上它經

常一跳一跳的抽筋，我控制不了它。”原本應是生龍活虎的青春少年，過早地成了4個病漢。15萬元？多少金錢，能“購買”一個生命健康的幸福生活？！

 在漠視中，生命便可以用金錢來衡量！甚至，可以一錢不值。

 在“美人魚”自殺后的11月3日，一位苯中毒的18歲打工妹，因醫治無效去世了。

她已在這家醫院治療了兩年多，有病友說由于廠方欠醫院醫療費高達40多萬元，醫院在與廠方協商過程中，給她換了口服液，也許這導致病情惡化，后來搶救時，她的血管都輸不進去血了，因為她在苯中毒的那一刻就失去了生血功能。

已經治療了兩個多月的李冬梅，我見到她時還是重癥監護對象。那時她已經花了近20

萬元，還得再花多少錢，才能出院？老板能給她支付到何時？鬼才知道，何況她沒看病時就遞了辭職報告。這種情況下，老板說了：給你付錢，是我講良心；不給你錢，要打官司？你一個外來打工妹，就咱那司法程序，我不用出面都能拖死你！

在尋求公平的整個過程中，我不知道會在哪一個環節上，可以體現出一個打工者的生命

尊嚴，以及他們作為一個公民應獲得的尊重——黃紹武的要示不高，他說如果廠方愿意私了，補他半年的工資，按診斷書上的最低評殘級別賠他兩萬元，加工資有個三四萬元，他也就認了。

    花衣服、吃燒烤、看電視……多姿

的生活使生命多彩如虹，也使生命薄脆

如磁，點滴的碰撞便足以使她如煙而逝

黃紹武后半世的聽力，還可以用金錢來估價；對于已煙消云散的“美人魚”的生命，我

們又有以什么樣的標準來衡量？

華麗說，“美人魚”特別看重外在形象，“我們長了這么個病，好倒霉”，這是“美人魚”

在住院期間最常說的一句話！

自殺前的第三天，“美人魚”與華麗一起射過醫生，還偷偷去逛街買衣服。“美人魚”很

在乎體形，由于吃藥伴服激素，人有些發胖，她一直抱怨自己太胖，這衣服不能穿，那衣服也不能穿。

如果華麗手臂上脖頸上，治療后遺留下的密密麻麻的黑斑還不算醒目，我想冬梅腿上那

觸目驚心的“抽象畫”，肯定使“美人魚”思考了很多。

自殺前很長一段日子里，華現說“美人魚”過得很開心，從醫生允許她們可以出去曬太

陽的那一天開始，逛街、吃燒烤就成了她們樂此不疲的事。不出去的時間，她幾乎總在電視房里。

這是一個愛美的女孩。生活中還有那么多值得留戀的事情，多姿的生活使生命多彩如虹，

也使生命薄脆如磁，點滴的碰撞便足以使她如煙而逝……

“美人魚”是從冬梅隔壁的房間里跳的樓。11月2日的早晨，打掃衛生的護工最先發現

了摔在樓下的她。第二個發現這事的醫生是尖叫著從冬梅的房間里沖出去的。那時，冬梅和她的丈夫還睡著沒有起床，因為頭一天晚上12時他們還和“美人魚”在一起。那天，“美人魚”很不開心，因為入院時老板借給她的400多元錢不見了，那是廠里給她的惟一一次撫恤。

說起“美人魚”，李冬梅夫婦倆都很沉默。“醫院里應該有個心理治療室，像我們這種病，

一進來至少得治療3個月，誰的心理隨力都有個限度。”冬梅說，在“美人魚”自殺前幾個月的時候，這里已有過一個跳樓的病人。

問起他們未來的打算時，李冬梅的丈夫，這位1993年就在深圳打過工的小伙子，握著

頭不知該說什么。老家那邊，沒有人出去打工的人家，很窮，吃鹽巴都成問題，面朝黃土背朝天一年從頭干到尾，也還是個“倒找戶”（收入不夠支出的人家）。但出來，危險太多了。“你不知道，在醫院剛看到她時”，冬梅不在房里的時候小伙子悄悄對我說：“從這樓上跳下去的心我都有！她那樣子，人不人鬼不鬼……”小伙子蜷坐在我對面的病床上，滿含淚水的眼睛死盯著自己搓來搓去的雙手。那一刻，無助、無奈、痛惜……種種感覺在病房的寂靜中擴散，沉重得使我無法開口。

從冬梅的病房出來，我去了隔壁那個陽臺，齊腰高的護墻上面沒有任何防所網，也沒有

玻璃窗，毫無遮攔的護墻外就是直落五層的地面。

只五層高的距離，就這短短的一段距離，一個花樣的女孩，輕輕飄下，就此別過。看著

看著，仿佛下面仍還躺著穿病號服的她，心像被針刺了一樣疼痛，淚就落下來了。

就要離開醫院的那個晚上，我決定讓華麗帶我去每一個病房看一眼。在這座八層高的醫

療樓里，有三層是住院部，住滿時有180多人。住院部最上一層全是苯中毒者，我最終沒有上去，因為在下面每走進一個病房，我的心都會痛，我的靈魂都會被拷問：

崔選武，男，20歲，來自云南，三氯乙烯中毒，正處在皮膚潰爛最嚴重時，滿臉黑痂，

指甲正在褪去；

趙宜春，女，19歲，來自江西，正乙烷中毒，已在醫院住了8個月，可能還要住一年，

病床上堆滿了英語字典、自考教材等書本，還有一個電腦鍵盤；

 吳艷平，女，18歲，來自湖南，三氯乙烯中毒，已治療兩個多月，肝嚴重損傷，臉上

因服用激素而發出鮮紅的光；

A，女，17歲，來自陜西，三氯乙烯中毒，剛進院，皮膚紅得像蘿卜，說話時也不能停下抓癢的雙手；

 B，男，20風，來自河南，噪音導致聽力下降，給你說話，整個樓層都能聽得到他的聲

音，他還問你聽清了沒有……

[作者手記]2003年11月的一天，我一廣州開會，聽人說在某職業病醫院里，一個不到18歲的患病打工妹跳樓自殺了，接著又有一個19歲的打工妹也在這家醫院不治而亡。在那個會議上，這件事很快就淹沒在其他話題里，我卻久久不能釋懷——是什么會使一個花季女孩選擇放棄生命，又是什么會使一個生命只有19年的歷程？！雖然已有幾年服務于打工群體的經驗，也接觸過很多患職業病的打工者，最終我還是決定走進那家醫院，去看一看那些本應燦爛奔放如夏花的生命，是如何承受了那不應由她們承受的苦痛。

    幾經周折，在2003年11月15日終于找到了那家醫院。由此，華麗、李冬梅……一個個鮮活的生命開始走進我的鏡頭。

    與他們相處的時間里，除了隨處洋溢的青春氣息，更多的就是他們對出院后賠償的擔憂。華麗廠里第一個三氯乙烯中毒的打工妹，在華麗入院后不久出院了，大家都知道她回廠辦理賠償去了，可誰也不清楚她到底辦得如何，“如果刀子辦不下來，我們的心理壓力都很大。”

    離開那家醫院的第二天，我按照華麗她們提供的電話打過去找那個女孩，但對方說廠里沒有這個人。至此，我不知道那位來自四川的打工妹是不是還在深圳打工，不知道她會不會照顧自己已不再健康的身體，更不知道她能不能拿起法律武器來維護自己的權益……從她們走出自己的家鄉坐在流水線上的那一刻開始她們的生活中就充滿了太多的未知，但很多的傷害和痛苦本來都可以遠離她們，只要我們能以對待生命的態度對待她們，而不用把她們看作機器！

    對于她們當中大多數來說，在漫長的打工生活中，職業病只是一段小插曲，但就是這一個小插曲，他們不但要付出身體上的代價，還要在精神上再遭受蹂躪。

    2004年2月23日晚，北京，我的手機忽然響起，那邊傳過一個年輕的聲音：“我是崔選武，你還記得我嗎……”是那個滿身水泡、滿臉黑痂像熊貓一枯的男孩！他說“你幫我問問律師，廠里不賠錢，我該怎么辦？”

    2004年3月26日晨，華麗發短信給我，說她已出院，但廠方沒有賠她錢，也沒讓她上班，她怎么才能拿到賠償？

    一張張本應寫滿笑容的臉，一個個本應充滿活力的年輕身軀，只因為他們想用的勞動來改變一下生活，走出了生養他們的村望而卻步，坐在了一條條流水線上；只因為他們想多掙點錢，早日回家去看看幾年沒見面的父母親……努力工作，無比忍耐，直到有一天，發現自己的工作的快樂被撕碎，自己的身體被毀壞，四面白墻一張床，一身病號服，生命開始可以用金錢來衡量，他們的生命，在一些人眼里，早就沒有了任何尊嚴。

    他們錯了嗎？

    “你還記得我嗎？”我的耳邊時時響起這句話。是的，多年后，還有誰會記得崔選武，會記得華麗？

    這是來自最先開放的南方的傷痛，而在那些經濟起步較晚的內陸城市，正有數以千萬計的生命在重復著像華麗、冬梅他們一樣的打工生活。在中國1.2億的流動人口中，華麗、冬梅他們，只不過是滄海一粟，同樣，在生存壓力和強大的經濟資本體制里面，他們也仍只能稱為滄海一粟。

    但是，我們不能看著他們最終匯成“中國之痛”。

                                       （2004年6月23日《中國青年報》）

     兩年前在福建仙游縣石英石廠打工的49名貴州農民，身染矽肺病返鄉。他們飽受病痛折魔，且至今索賠無望              

他們何時走出病痛陰影

      本報記者  孫海濤

兩年前發生在福建莆田的群體職業病事件-----“東湖事件”余波未了，據記者調查，在貴州省遵義市湄潭、鳳岡、正安3縣，49名農民兩年前在福建仙游縣打工，身染矽肺病返鄉，至今飽受病痛折魔，索賠無望。

外出打工染病

2004年10月，在東湖鄉打工陸續返鄉的農民中，又確診49名矽肺病患者

5月19日，貴州省湄潭縣下壩村。一名中年婦女帶著3個還未成年的子女擠在一間破飯房里，木板床上堆著一床露出棉花的破棉被。門外是用石塊壘起的灶臺，家中已無存糧下鍋。

這位婦女叫蒙傳芬，兩年前她的丈夫在福建打工，由于工作條件惡劣，不幸得上矽肺病，賠償所得的6萬元錢全部用來治病了，還是沒保住性命。……蒙傳芬每每想起丈夫，就目光呆滯，常常一個人呆坐在家門口，一坐就是半天。

與蒙傳芬丈夫有著同樣遭遇的還有下壩村35歲的陳守林，雖說只是矽肺病一期患者，可陳守林每跟記者說上幾句話，就要喘一陣氣。每天早上他都要咳上半小時，吐出的痰是白色的。他告訴記者，一同回來的患者這些日子又死了兩個，他現在根本不敢下田，怕受涼發病，只能用賠償的錢開了個小店糊口。

事情回溯到幾年前：1993年到2003年，貴州湄潭、鳳岡、正安3縣交界處的數百名農民自發到福建仙游縣石湖村石英石廠打工。工區60余家小作坊連成一片，空氣中到處彌漫著自色粉末，工人們就是在這種幾乎沒有任何防護的環境下工作……

2003年，一位身患矽肺病的農民無錢醫治，瀕臨死亡，給湄潭縣委、縣政府寫了求援信。農民工的惡劣工作景況由此被披露。

此事驚動了國務院，由勞動社會保障部、衛生部、公安部組成的聯合調查組分赴福建、貴州展開調查。

貴州省職業病防治研究所對首批返鄉的89名農民進行檢查，確診46人患有矽肺病，另有10人已死亡。福建省迅速查封了非法作坊，迫使業主出資進行賠償。湄潭縣46名患者及10名死者家屬共獲得222萬元經濟賠償。仙游縣部分政府有關人員因監察不力受到處分。

2004年10月，貴州省職業病防治研究所在從東湖村陸續返鄉的農民中，又確診49名矽肺病患者，其中湄潭縣32人、鳳岡縣12人、正安縣5人。這些農民現已提出經濟賠償要求，可獲賠的希望卻比較渺芒。

維權遭遇舉證難

患病農民工找不到一張證明材料，走不通訴訟路；政府在農民工維權中也很為難

要索賠，首先要有自己和業主的勞動關系及因勞動而致病的證明。然而，這些患病農民工現在找不到一紙證明材料。

按照《職業病防治法》，企業在職工上崗前和離崗前均應為職工檢查身體，以確定職工在工作期間是否患上職業病。東湖村的小作坊沒有經營執照，工人們沒有上崗證，也沒有誰簽訂勞動合同。工人按件計酬，連老板是誰都不知道，自然也沒有任何文字依據可以證明曾在誰的作坊里打過工。況且，民工流動性大，也就無法提供是在哪里打工致病的證明。當地的非法作坊被查處后已是門關人散，返鄉后才被確診患病的農民工又到哪里去找作坊主？

沒有證據，訴訟的路就走不通，農民工無奈只得找政府。然而政府也為難。當時負責湄潭縣農民工索賠的副縣長賀玲說，農民自發外出務工，受到職業病傷害，按理應依法尋求維護權益的途徑。第一批農民索賠成功是國務院和兩省政府督辦的結果，是個特例，不能作為解決此類民事糾紛的常態。

賀玲認為，建立法治社會就要依法行政，政府不能也無力承擔無限責任。對農民工的訴求縣政府也在努力幫助，但作用有限。

未獲賠償的農民工健康狀況日趨惡化。為治病，他們的生活陷入困境。目前，遵義市委、市政府已責成市勞動保障局匯總3縣情況，尋求解決途徑。市勞動保障局局長郭建一無奈地告訴記者，舉證困難這點不突破，很難用勞動保護法規為患病農民工維權。

避免悲劇重演

提高農民工的自我保護意識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整治勞動力輸入地的執法環境

據了解，貴州省在有組織進行勞務輸出時，已把各種有關勞動保護方面的法律法規作為勞動力培訓的重要內容。但是，面對就業壓力，農民工們往往為了保住有限的崗位而放棄自己的合法權利------普遍不要求簽訂勞動合同，不敢要求企業繳納“三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養老保險）。據估計，全省有組織勞務輸出的數萬民工中，履行各種法律手續的不初1/3，而自發外出的逾百萬民工，則基本沒有任何用工權利的保護。

同時，一些勞動力輸入地的勞動保障部門卻為本地企業創造“寬松”環境，不能嚴格監督企業，放任非法用工現象存在。

遵義市一位多年為農民工打官司的律師說，法律應當居間制衡農民工和業主之間的權益，這就要求執法者能夠及時發現和解決問題。據了解，不少國家對非法用工的老板處以重罰，取得比較好的效果。

（2005年5月20日《人民日報》）

諸如此類的事例，多到舉不勝舉的程度。2004年5月1日的《人民日報》有篇新華社記者屈維英的文章，題為“煤礦工人健康亟待關注”，文章寫道：據衛生部統計，截至2002年底，我國煤礦塵肺病患者達25萬例，約占世界的一半。2002年，全國死于塵肺病的礦工達2343人，是礦難的3倍多。我國是世界是最大的產煤國，擁有煤礦工人近千萬。由于我國生產力比較落后，加之礦山管理不善、經營粗放，致使廣大煤礦工人生命健康受到煤塵的嚴重危害，全國每年塵肺病造所在的直接經濟損失達80億元，間接損失更是難以計算。塵肺病是危害礦工特別是煤礦井下工人最為嚴重的職業病。在“煤都”大同，僅大同礦務一個局已累計塵肺病患者10082人，累計死亡于塵肺病的礦工達到3131人，其中去年一年就死亡115人。記者親眼看到，塵肺病人不僅因喘不過氣而在痛苦中呻吟，而且普遍文化低、子女多，經受著病痛和貧窮的雙重折磨，并影響到他們的家屬和子女。由于各地煤礦大量使用農民工，塵肺病正在快速地向農村轉移。

    近千萬的礦工中塵肺病患者達25萬例，占了世界塵肺病患者的一半；世界上最大的產

煤國，大約也應算是世界上的“塵肺大國”了吧！我們的礦工兄弟們不是礦難暴死，就是塵

肺病慢死，而對于后者來說，還要“經受著病痛和貧窮的雙重折磨”：這究竟怎么了？2006

年5月17日《中國青年報》發表的該報記者周欣宇采寫的長篇通訊，讀來更令人感慨：

那些變成石頭的肺

                                肺的洗禮

早上7時15分，53歲的煤礦工人張沛被推進手術室。躺在浩白的手術臺上，他一言不發，神情略顯緊張。他正等待接受“雙肺同期大容量灌洗手術”。

這一天是2006年4月12日。北戴河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塵肺病康復中心四周異常安靜。而若在夏季，這里早就游人如織了。

8時30分，在全麻狀態下，醫生把一根“Y”型導管插入張沛的口腔，用來進行左右兩肺的“氣、水”分隔：一側肺由麻醉呼吸機供氧，維持人體的氣體交換；另一側肺則連接管道進行灌洗。

“咕咚咕咚”，在寂靜的手術室里，液體倒入儀器的聲音異常響亮。1000毫升澄清的氯化鈉液體沿著粗大的導管一次灌入張沛的肺里，沖刷、裹挾著沉淀在里面的煤粉。不到3分鐘，從引流管緩緩排的液體，已變得渾濁不堪。

3個多小時，共有10瓶總計10000毫升的液體進入張沛的肺里。從肺里灌洗出的液體被回收進幾只大玻璃瓶。待瓶子靜置幾分鐘，拿在手中細看，上方的液體中懸浮著一些灰色的絮狀物，而底部，是密密的一層黑色煤灰屑末。

12時許，手術仍在進行。回收液顏色逐漸變淺，從黑色變成灰色，直至接近無色。

12時30分，手術結束。

張沛是心西省平朔露天煤礦一位有著30年礦齡的老鉆工。早在1995年，因為二期塵肺病，他在這間手術室接受過同樣的治療。兩天前一進醫院，張沛一眼就認出了當年給他做手術的塵肺科主任陳剛：“大夫，您還記得我嗎？我又來了！”

手術后的第二天，黑瘦的張沛臉和脖子布滿紅色的斑塊，但精神不錯。他聲音很大，嗓音沙啞，說話時不時爆發出陣陣劇烈的咳嗽聲。

他講起熟悉的井下生活：工人們開山放炮時用干風鉆鑿巖。電鉆一開，巖石粉、石渣隨風四處飛濺。鼻子里堵得全是顆粒大小不一的渣子，需要用手摳出來才能呼吸。每天收工后的好幾個小時里，吐的痰都是灰色的。

1990年前后，張沛開始感到呼吸困難，尤其是夜里，經常一口氣上不來被憋醒，靠著被子坐許久才能再慢熳入睡。以前結實的身體突然垮了，原本輕松的活兒也變得吃力起來。1995年，他被確珍為塵肺病。

此次，和張沛一同來洗肺的，還有他的十多個同事。前年，礦上進行了一次體檢，但始終沒公布結果。直到這次來之前，這十幾個人突然接到領導的電話：“你們先洗洗肺吧。”張沛沒有多問。他知道自己算是不幸中的“幸運者”，其實，礦上像他這樣癥狀的人并不少見。

帶著張沛的胸部X光片，陳剛指著上面密布的“蜘蛛網”介紹，張沛呼入的粉塵末，都是入侵人體的異物。人體要想方設法消滅它們，結果就在肺內形成了許許多多的“包圍圈”。在顯微鏡下觀察，“包圍圈”的中心是極細微的粉塵，周圍是與它們展開過斗爭的“吞噬細胞”，以及密密匝匝包繞的纖維組織。這樣的一小塊結構，在醫學上稱為“矽結節”。雖然它的直徑只有幾個毫米，但是這些矽結節廣泛分布在肺里，占據了肺泡的位置，使患者的呼吸一天比一天困難。

漸漸地，這些矽結節越長越大，后來會相互融合，成為直徑十幾厘米的大團塊，正常的肺組織被這些硬邦邦的東西取代了，自然會嚴重影響到呼吸功能，直至呼吸衰竭，最終死亡。

據介紹，目前世界上也沒有能治愈塵肺病的特效藥。洗肺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減輕病人的痛苦，減緩病情的發展，但無法從根本上逆轉病情。

1995年洗肺后，按照治療要求，張沛應該脫離井下作業。因為已經受傷的肺如繼續接塵，病情將加速惡化，但現實的情形是，張沛的兒子正在上中學，在礦井做后勤服務的妻子后入極低，全家的生活基本靠他一個人的工資維持。于是一天邊沒猶豫，張沛重返原來的崗位。直到1997年以后，張沛的工種變成“鉆機維修”，但仍然是在井下工作。

10年里，張沛所在的煤礦，年產里已從300萬噸猛增到3000萬噸，每噸煤的價格也從幾十元上漲到三四百元。而他的肺，在煤炭行業的這個春天里，正在繼續“枯萎”。

即使如此，在醫生們眼中，像張沛這樣的國有煤礦塵肺病患者，其境況遠不是最窘迫的。在采訪中，幾乎所有醫生異口同聲說過一句話：“最最悲憤的是那些農民工，得了病沒人管只能等死，他們是弱者中的弱者。”

                               夢斷礦山

30歲的楊國焰看上去家個小老頭。一件破舊的藍色條紋西服穿在身上，就像被挑在一根竹竿上。當他說起話來時，像是有一只風箱在你耳旁拉來拉去。

楊國焰11歲上學，16歲小學畢業，之后在寨子里種了兩年地。直到這時，他還不曾離開過貴州省天柱縣柱溪鄉的地盤。這里，因為承接著大自然的豐沛雨露，樹綠山青，空氣清新。外面的世界什么樣，他渾然不知。

18歲那年，同寨的一個伙伴隨口對他說：“跟我去礦上打工吧，一天能掙二三十呢！”

楊國焰不信：“干啥能賺那么多錢？我沒技術，人家能要嗎？”

“肯定要！你那么壯，哪個會不要呢？”那是1994年，楊國焰說那時的自己，身體結實得像頭小牛，和寨子里的年輕人摔跤打架，從來沒人贏過他。

天柱縣的大山里那幾年開了不少小礦。一個拉上一個，漸漸地，寨子里幾乎所有的青壯年男人，吃飽家鄉的飯食，深吸一口甜甜的空氣，再看一眼期望過止好日子的妻兒老小，轉身沿著田梗走出去，奔向那些個給他們帶來夢想的礦山。自然，沒有人想得到，離家的人們，會帶著灰色、黑色，甚至花崗巖一樣顏色的肺回到山寨。

楊國焰的工作是打炮眼。“塞進雷管，點著炸藥，只聽‘轟’的一聲，地動山搖，四周全是灰。兩米以內的燈都看不見了”。

從那時起，他斷斷續續在四五個小礦井打過工。一次干幾個月，掙上兩三千，就回家待幾個月，沒錢了再出去干。

生活條仲明顯好轉的楊國焰娶了鄰寨一個姑娘。結婚幾年，女兒兒子相繼出生。可就在這時，他的衰老進程明顯加速。

2000年，楊國焰感到自己的身體大不如前。稍微干點重活，就像扛了千斤重擔一樣沉重，“氣只能喘到一半就喘不動了”。開始他以為是支氣管炎，可無論打針、吃藥，怎么也治不好。兩年以后他被確診為三期塵肺病。

楊國焰不敢再去礦上打工了。可光在寨里種地，入不敷出，一年下來，凈收入源自每斤3元多錢賣掉的家中僅有的兩頭豬。他一狠心，遠到浙江打工，在工地上幫人家剪鋼筋。別人一月能掙一干多元，他干不了重活，每月只能掙到四五百元。

不久，他在浙江碰到一個同寨人。老鄉告訴他，他的妻子跟別人走了。臨走前丟下一句話傳遍了寨子：“誰會跟個半殘廢人過日子呢？”

楊國焰沒有怪罪妻子。他趕回老家，把孩子委托給鄉親，一個月出50元，請人家幫著做飯洗衣。

他和幾個一起打工的人去找以前的礦主，希望討個說法，但被臭罵一頓，還險些遭打。他們也想去法院起訴，但因他們與班之間從未簽過勞動合同，無法確立勞動關系。他們當中有人一年去幾家礦，有的干了兩年就再沒去過，勞動與患病的關系就更難以確定，最后只能作罷。

為了洗肺，楊國焰拿出這幾年在浙江的全部存款，又在寨子里挨家挨戶借了4000元，總算湊夠了洗肺要花的8000元。

“寨子里得這個病的已死掉四五個了。”楊國焰象在說別人的事情，看不出一點傷痛。“能借到錢的就來治病，借不到錢的在家等死。”

漫長的沉默中，楊國焰肺里“拉風箱”的聲音在病房里顯得格外刺耳。不知說什么好，我匆匆說了聲“保重”，起身告辭。

第二天，突然想起忘了給楊國焰拍張照片。可陳剛主任告訴我，他已離開醫院。前一天的檢查結果表明，他患有嚴重的肺結核，這是塵肺病最常見的合并癥。有肺結核是不能洗肺的，否則非常危險。

“他說來之前就知道。”陳剛翻看著病歷，“但是因為上不來氣太痛苦，太想洗肺了，故意隱瞞了病情。”

我有點接受不了，覺得病人抱著滿腔希望而來，卻滿腹失望而去，實在有些殘忍。

陳剛像是看透了我的心思，說：“這樣的事情太多了。”

他講起一個故事：去年3月，來了一位背著氧氣瓶的病人，42歲的年齡看上去像是60多歲。他的呼吸已經明顯衰竭。為了籌錢治病，他把家里惟一的一頭牛都賣了。但他這種情況，根本上不了手術臺。一聽不能手術，他一下跪倒在陳剛面前。

“作為醫生，我每天跟那么多病人打交道，這時仍然感到鉆心的痛。”他說，“塵肺病一旦到了晚期，根本沒有救治的可能。昌明的現代醫學這時毫無用武之地，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患者活活憋死。”

張沛和楊國焰只是中國上千萬煤炭大軍中兩名再普通不過的礦工，但他們用眼晴、雙手和肺，一同見證了十多年來煤炭業的春暖和秋涼。

白傷猛于紅傷

北戴河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塵肺病康復中心的老主任車審言也用自己的眼睛和手術刀，見證了塵肺病在中國的發展史。

她回憶，上個世紀80年代初，各礦務局每年夏天都往北戴河送療養員，這是當時煤炭系統的一項傳統福利。礦工們來療養時，常常有人找到醫生，說自己咳嗽、胸悶，要求借療養的機會順便治病。經過檢查，他們幾乎都患上了同一種病----塵肺病。

1988年之后，隨著煤炭行業的體制改革和整體不景氣，很少有礦務局再送工人過來療養了。北戴河療養院只能重新尋找自己的生存之道。車審言很清楚，對礦工來說，最迫切、最需要的當然是治療塵肺病。

經過技術上的探索和準備，1991年3月15日，塵肺科首次為患者成功施行雙肺灌洗手術。當年總共洗了45只肺。這些人，大多是礦務局送過來的療養員。

此后，車審言和同事經常到礦山尋找病源。“我們一說塵肺病的癥狀和危害，呼拉一下就圍上來好多礦工，邊聽邊使勁點頭。”說起那段歷史，車審言從椅子上站了起來，“但煤礦的領導不歡迎我們。甚至私下說，求求你們快走吧，工人們要是都知道自己得了塵肺病，就沒法干活兒了。”

那些年，車審言在礦山親眼目睹過不少重度塵肺病人。他們普遍的癥狀是胸悶、胸痛、氣短、咳嗽、全身無力，重者喪失勞動能力，甚至不能平臥。連睡覺都要保持跪姿，最后往往發展成肺心病。“那就不僅僅是肺的問題了，而是全身多個臟器的衰竭。其狀之慘，讓人不忍目睹！”

懷著對塵肺病患者的同情，每次手術中，車審言都把使用的灌洗液的瓶蓋留存下來，存多了就拿到廢品收購站賣掉，再把賣來的錢全買成貝殼項鏈，病人洗完肺要走時，她就送上一條。說到這里，車審言掉下了眼淚，她摘下眼鏡，抽泣著說：“花幾毛錢買的小項鏈，會讓他們喜出望外。他們說要帶回去送繪老婆、孩子，因為他們自己根本就舍不得買。”

即使車審言們如此努力，整個90年代，療養院的病員還越來越少，直至2000年，來洗肺的病人僅有60多名。但最近這兩年，車審言發現，塵肺病八群有突然爆發的趨勢，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塵肺村”。比如浙江秦順的一個村莊，曾經有二三十名病人一起結伴來洗肺，其中有些是非常年青的患者，“胡子還沒長出來就已經三期塵肺了”。

衛生部剛剛發布的數據也在印證著車審言的感覺：截至2005年底，中國塵肺病病人累計已達60萬例，死亡17萬人。每年新增1萬人。

“全世界的塵肺病患者，中國就占了一半。而中國的塵肺病患者，煤礦工人又占一半。”車審言介紹，“你可能不相信，我們國家每年死于塵肺病的患者，是礦難和其他工傷事故的3倍還多！”

據主任醫師馬國宣介紹，發達國家如今已基本消滅了塵肺病。國際勞工組織和國際衛生組織早在1995年便建立了全球消滅塵肺病項目，目標是到2030年消滅塵肺病。中國政府也做了相應承諾。

而現實的情形比簡單的數據還要嚴峻。據陳剛透露，所謂“60萬”的塵肺病人數，僅僅只是國有大型煤礦的病例數。按照在全國煤礦總產量中的比重，地方、鄉鎮、甚至私人煤礦的塵肺病病例要遠遠高于國有大型煤礦，實際數字至少在百萬人以上。

中國煤炭職業病研究所所長馬駿預言，照此形勢發展下去，到2010年前后，塵肺病將成為中國農村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

“形勢不等人啊！”馬國宣幾次重復著這句話。

盡管塵肺病發展的嚴峻形勢已引起中南海的高度關注，經溫家寶總理批示，中國煤礦塵肺病治療基金會已于2004年11月成立，同時啟動了塵肺病康復工程。但截至目前，該基金會僅收到18家企業的4000多萬元捐款。

“這筆資金對于眾多需要救助的塵肺病人來說，只是杯水車薪。”馬國宣翻看著厚厚的病人檔案說，由于資金和能力所限，康復工程主要面向會員單位的塵肺病人。大量返鄉的煤礦農民工，不在康復工程的范圍為。

“何況，我們現在總共只有10個醫生，兩個手術臺，每年只可以給300多名病人洗肺。如果增加到4個手術臺，每年最多可以洗600多人。即使這樣，上百萬的病人什么時候才能洗完？”馬國宣苦笑著搖頭。

一位從事多年安全生產報道的記者告訴我，現在各地政府對于礦難等“紅傷”的關注程度非常高，但對于以塵肺病為代表的“白傷”還缺乏足夠的重視。

“為什么？”他在電話中的聲音有些激動，“因為塵肺病是把鈍刀，殺人不見血。它不傳染，不會馬上威脅生命，更不會導致旅游蕭條、餐館歇業，而且‘犧牲’的往往都是農民工！”

富饒的貧困

一個月來，盡管采訪了數十名患者、醫生和相關人士，聽他們直接或間接講述了大量煤礦工人的艱難與辛酸：礦井下那黑漆漆的巷道、彌漫的煙塵和不絕于耳的咳嗽聲，以及煤礦昔日的衰敗與今日的繁榮。但對于一直生活在城市的我，那一切似乎都不夠真切。

煤炭工人究竟是怎樣一群人？他們怎樣生活著？是什么讓他們甘愿冒生命危險、忍受塵肺的折磨？煤炭工人到底怎樣分擔著時代高速發展的成本與收益？特別是那些塵肺病患者，難道真如一位社會學者所言：他們的肺，在追趕急駛的GDP車輪時衰竭而死；他們的肺，在為富不仁的礦井中窒息而亡。

我決定親眼到礦山去看看。據說，想了解中國的煤礦要到山西，距太原市不到40分鐘車程的西山煤電集團就是個不錯的樣本。

從本原市開車上山，目的地是西山集團下轄的已有50年歷史的官地礦。國家歷任領導人都曾視察過這里。

一路上，陪同前往的工作人員告訴我，沿途兩側的山坳里，隱藏著無數大大小小的私人煤礦，其中大多數沒有生產許可證。對此，大家雖心知肚明，但因井水不犯河水，彼此睜一眼閉一眼。

到達官地礦，無法取得下井許可。我只好爬上護欄觀望黑洞洞的井口。真是好一派繁忙、熱鬧的景象啊：每隔幾分鐘，就有一列裝滿黑煤的列車駛出礦井。一節車箱裝煤3噸，一車20節左右，可以裝煤約60噸。

有關人員介紹，該礦去年產量達到423萬噸，創歷史最高水平。即將開工的總投資超過三億元人民幣的中國第一條地下輸煤管道，入口在官地礦井下300米深的儲煤倉，出口位于太原第一熱電廠附近，完工后將使該礦每年再增加300萬噸。

資料顯示，官地礦7000多名礦工中，有近3000名一線工人，其中絕大部分是農民工。正式工的比例很小，一般是班組長和一些技術工種。農民工又分為農民合同工和農民輪換工，合同工年限1年到6年不等。

官地礦每班下井人數800多人，每天三班，24小時不間斷作業。以前礦山效益不好，逢年過節都會放假，但從2003年以后，一年365天都是工作日。

下午3時，上早班的工人坐著絞車升井了。早班的工作時間是早6時到下午2時。但工人從井口坐上絞車，首先要穿過8700米的大巷，歷時40分鐘，再下車步行20分鐘才能到達工作面。這樣，每天在井下的時間實際上大大延長了。

盡管有充分的心理準備，鉆出絞車的礦工們還是讓我吃了一驚：28⁰C的的氣溫下，他們個個身穿勞動布制做的厚棉服，腳踏黑色膠鞋。全身上下，除了牙齒白得耀眼，到處都是烏黑的，尤其是鼻孔下面的兩道黑，分外顯眼。

“怎么不戴口罩呢？”我走上前問。

一群人哄的笑了：“在井下哪有人會帶口罩呢，本來就悶得上不來氣。”

這群人，幾乎全都來自晉南的貧窮山區。礦上每年到幾個定點的偏遠地區招工，經濟條件稍好的地區，根本不用去，也沒人會來。

礦井兩側的山上，錯落著大大小小的房子。這里是礦工們自發形成的村落，當地人稱為“棚戶區”。山上沒有路，只有一條踩出來的小道，彎彎曲曲地通往山頂。我仍呼哧呼哧地喘著氣爬上山，隨便敲開一戶人家的房門。

這是礦工翟谷（應被采訪者要求使用化名）的家。他的妻子徐芳（化名）今年27歲，兒子上小學1年級。8年前，來自山西運城農村的他們花500元買下這座房子時，屋頂只鋪著塊破油氈。陸續花了幾百元修理，才能夠勉強遮風擋兩。

“別的還能將就，就是沒水。”徐芳指了指地上的兩只小塑料桶，又指了指兒子，不好意思地說：“旁邊的山上有個水塔，都是俺倆去提水的。”

我舉起相機對準徐芳，她的臉劇地紅了，慌忙用手擋住鏡頭說：“俺們是受苦的人，別拍了，丟人呢。”

來自山西的資料顯示，到2005年底，這個省仍有9.4萬戶、共計25.6萬煤礦職工住在“棚戶區”。大同的同煤集團的70萬職工家屬中，目前仍有16萬人住在自建的“棚戶區”內。

這些“棚戶”是礦工們自己建造的，反襯著煤礦行業節節上揚的業績神話。

據報道，2003年中國煤炭產量達到16.67億噸，比2002年增長22.6%；2004年達到19.56億噸，同比增長17.3%；2005年繼續增長為21.1億噸。

中國煤炭協會一位副會長說，近幾年累計投資煤炭的資金已達2000多億元。全國煤炭行業的投資2003年為437億元，同比增長43.3%；2004年為702億元，同比增長60.8%；2005年對煤炭的投資接近900個億，同比增長50%左右。

由于煤炭供不應求，價格飛漲，在山西這片昔日貧背的土地上，隨處傳誦著“煤老板”們富得流油的神話。特別是“2005胡潤能源富豪榜”發布之后，公眾的傳聞進一步得到了印證。

有關煤老板們的暴富神話，最著名的莫過于一次集體購買了20輛“悍馬”的新聞。一位山西記者向我證實了這一傳說的“真實性”：“在太原市某大酒店門口經常可以看到悍馬的身影，那真叫一個霸氣，輪胎和坦克一樣寬。”

除了購買豪車，據說煤炭老板們還喜歡購買豪宅。他們的目光多投在北京、上海，當然廣州、深圳、海南等南方城市的豪宅區也能發現他們的身影。據說，在北京建國門外的SOHO現代城等高檔樓盤，經常可以看到山西煤老板開著豪車出入。去年煤老板們組織的上海購房團，其團員身家的門檻是5000萬元。

一位山東記者繪聲繪色講了這樣一個親身經歷的故事：幾個山西來的煤老板到山東辦事，順便買了一些土特產準備帶回家，可因為東西太多乘飛機麻煩，老板們大手一摔：“那就順便買幾輛商務車一起帶回去！”

在煤老板們如此炫目的生活背后，全國大大小小的煤礦幾乎都在拚命超產，然而安全生產設施投入的比重不升反降。

據安監總局測算，中國國有煤礦的安全投入缺口巨大，生產設備超期服役的約占三分之一。中國煤炭協會中小煤礦委員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馬德軍認為，非國有煤礦投入不足的情況更為嚴重，尤其是私營煤礦，幾乎是一片空白。

資料顯示，我國對煤礦安全投入只占GDP比重的1%左右，而在發達國家，這一比重是3.3%。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局長趙鐵錘說：“全國國有煤礦累計的安全欠帳非常驚人！根據測算，今后三年內，至少需要投入約518億元資金才能清欠這些陳年老帳。”

然而現實的情況是，大多數私人煤礦的通鳳口都被當成拉煤的通道了，因為多打一個通風口，就得花費幾百萬元乃至上千萬元經費。在張沛工作的露天煤礦，許多地面土方工程都承包給了私人工程隊，但他們連降塵必備的灑水車都沒有。

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安全監察司司長宋元明斷言，與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相比，現在煤礦工人的收入標準其實大大降低了。過去，一個煤礦工人養活一家人富富有余，而現在許多井下一線煤礦工人年收入不足1萬元，家中的生活相當困難。

出身煤礦家庭的北京理工大學學生張昶曾利用暑假時間做過一項調查。在陜西省某大型煤業集團，井下一線工人的年收入，不到中高層管理人員的5%。與之對應的是在上世紀80年代初，井下工人的工資在70元以上，即便是礦長（相當于正處級二級生產部門負責人）月工資也只有72元左右。也就是說，20多年來，管理人員年收入的上漲幅度是一線礦工上漲幅度的24倍之多。

“煤價上升帶來的收益是別人魚塘里的魚，看起來眼饞，事實上卻離自己很遠。”張昶酸楚地說。

在北戴河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塵肺病康復中心的標本室里，一個木柜子里擺放著十幾瓶液體。這些都是塵肺病患者洗肺后的回收液：灰黑色的、乳白色的、磚紅色的、墨綠色的……不同的顏色，源自不同工種礦工的肺。

主任醫師馬國宣指著一個被福爾馬林液體浸泡的灰黑色的肺部標本說，這是一個長期被煤塵摧殘的肺，幾乎已經全部纖維化，它的重量超過正常肺的一倍以上。她永遠不能忘記，那次她參與一個塵肺病人的尸檢，當她的手術刀割在尸檢病人的肺上時，發出吱拉吱拉的聲音，“感覺像切在石頭上”。

  不顧一切地挖煤：“10年里，張沛所在的煤礦，年產里已從300萬噸猛增到3000萬噸，每噸煤的價格也從幾十元上漲到三四百元。而他的肺，在煤炭行業的這個春天里，正在繼續‘枯萎’。”“像張沛這樣的國有煤礦塵肺病患者”“算是不幸中的‘幸運者’”，畢竟其所在的國有煤礦還幫他治病，為他洗肺。而煤礦私有化，讓資本主去瘋狂地挖煤。根本不顧工人死活，最最悲憤的是那些受雇于私有煤礦的農民工，“得了病沒人管只能等死，他們是弱者中的弱者”！結果，吸血鬼們富得流油，挖煤工的肺卻變成了“石頭”。可憐的多苦多難的礦工們呵，“他們的肺，在追趕急駛的GDP車輪時衰竭而死；他們的肺，在為富不仁的礦井中窒息而亡”！年產20余億噸的煤不正是用工人的生命換來的嗎？礦工們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演出了一個又一個“有關煤老板們的暴富神話”！

據衛生部統計，我國有毒有害企業超過1600萬家，農村進城務工的流動勞動者有1億個，還有1.36億農村勞動力留在鄉鎮企業從事工業勞動，接觸職業病危害因素的總人數超過2億人。但是，我國職業衛生服務的覆蓋面不到20%。2006年12月14日《人民日報》載白劍峰文章《還有多少“帶血的電池”》說：“我國正處于快速工業化時期，由于一些地方領導缺乏科學發展觀和正確的政績觀，不僅縱容國家明令禁止或淘汰的落后工藝、技術和材料繼續使用，甚至競相降低招商引資門檻，使一些未經職業衛生審查的項目違法立項建設。這種片面強調經濟發展，不顧勞動者的生命健康與安全的違規行為，致使我國職業病發病呈不斷止升趨勢。”是啊，“帶血的電池”、“帶血的商品”換來的是“帶血的政績”！并且，更應看到，1600多萬家有毒有害品企業、2億接觸職業病危害因素的工人，都在資本家手里，而資本家是唯利是圖的，根本不可能關心工人的生命安危。這是當今中國工人遭受職業病摧殘折魔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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