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國資：又一只打開的黑盒子
2007年11月15日 南風窗
本刊記者 鄭作時
從2007年4月開始，受國務院委托，財政部、國資委、商務部和國家外管局四部委聯合開始了對境外國資的排查式產權登記，而此次登記之后，《境外企業國有產權管理辦法》、《境外企業國有資產審計監督管理辦法》都將出臺。這意味著真正的監控，將隨著排查而來。
投資背后
從2004年的中航油事件開始，一個陌生的名詞走進了中國公眾的視野：那就是境外國資。
不過，境外國資是和一連串敗局一起進入公眾視野的。2004年10月發生的中航油事件，一時叱咤風云的陳久霖在石油期貨的交易中虧損5億美元，最后不得不面臨牢獄之災。而發生了巨額虧損的中航油受陳之累而破產。
但事實上，大規模的虧損，在中國國資企業境外投資中發生，中航油既不是頭一個，也不是最后一個。早在中航油公司介入期貨交易之前的1996年，中國金融機構在倫敦金屬交易所與日本住友公司聯手試圖拉升銅價，受到西方數國基金公司的聯手打壓，最后釀成政治事件，住友公司交易員被指操縱市場而被判入獄，經濟損失巨大。
而在中航油之后，中儲棉、國家儲備局先后在棉花期貨和銅期貨上再次被西方投機基金盯住，在交易價格大幅波動之后，中國這些大型國企的海外機構無一不是虧損累累，最后不得不向中央政府求助過關，而因此才得以曝光于公眾面前的。
從這些事件的本身而言，其實中國國企的交易失敗有其特殊的原因。中國國力雖然有所增強，但對金融市場了解不深，而國企海外機構也經常出于各種目的進入市場。而西方的基金公司則因為有數百年的交易歷史，抱團性相當之強，在政治和經濟上都占有絕對的優勢，對中國國企中的制度性缺陷也非常了解。因此這些機構進場后，不論是否遵循了市場的內在規律，總是被西方大基金所欺侮。投機基金以牟這些中國海外機構的錢為樂事，一旦發現市場中中國機構的蹤影，就成群而來，無所不用其極。
而反觀中國的這些海外機構，他們入市交易中常是以單個機構力量進入，而且因為違規，經常是瞞住上級管理機構而交易，因此實力相當有限。一旦受到狙擊，后備資金無法跟上，最后不得不虧損出局。
以中國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國力，本來就不是基金的對手，而政府對于國企在金融市場上的交易都有嚴格的管制措施，但因何國企還是在海外頻頻入市？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境外的國資，幾乎是政府管制的盲區。因此在境外國資的管理上，單個事件的事后處理，完全是治標行為，而若《境外企業國有產權管理辦法》、《境外企業國有資產審計監督管理辦法》都建立起來，這些盲點至少將先暴露在體系內的監察之下。
黑盒子里的資產
中國國有企業的海外資產，從建國之后就不斷出現。作為一個大國，在對外交往中不可避免地有經濟往來，因此在海外有資產也是必然之事。而從“文革”結束之后，開放成為中國的一個主要國策，因此不僅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大型國企、大型民企都紛紛開始設立海外機構，形成了一大筆中國在海外的資產，僅中央直屬企業初步統計的境外總資產就有6000億元，凈資產2000億元。相關資料表明，全球已有71%的國家有了中國的投資，分布在149個國家，而其中政府資產和國企資產占絕大部分。
但是這些資產，也是中國國有資產中最為令人憂心的一部分。到現在為止，到底這些資產有多少都沒有一個詳細的數字公布過。就算中央政府，也只是在90年代做過兩次統計。外界的估計數字是，這筆資產的總值，最保守可達上萬億。
不過龐大的數額并不說明什么問題，上萬億規模資產的形成，基本是靠中國國內不斷的投資形成的。商務部專家的研究認為，這些資產中有能力盈利的，不過1/3，其余部分都在不斷虧損。
作為政府主管的經濟運行部門，國企在海外投資并不奇怪。但因為國企的體制問題，這些投資的盈利能力是大有疑問的。改革開放后的事實表明，在一個競爭的范圍之中，中國國企表現出的盈利能力相對很弱。而在國外，競爭更為激烈，而國企境外機構的決策能力和市場反應能力更弱，因此虧損局面是可以想見的。在所有境外國企中，盈利能力較好的屈指可數，除華潤集團、五礦集團、招商局和其他少數企業之外，幾乎大多都有虧損之虞。
因此從企業的角度來看，除獲得資源之外，國企向海外投資并不是一個明智之舉。但偏偏現在又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海外資產，這是為什么？
事實上，國企設立境外機構的目的大可琢磨。
首先避稅也許是一個重要目的，由于稅制的不同，國企在海外設立空殼公司的相當之多。低稅率的香港、百慕大和開曼群島等地，集中了中國對外投資的81%。可見避稅不僅是私營企業對外投資的目的，也成了國企對外投資的動機。
而同時，因為監管手段的落后，向海外投資成為中國部分國企規避監管而為私人謀利的手段。由于這些空殼公司注冊地對公司資料高度保密，大型國企經常利用這一手段完成其領導人的資產轉移和反向收購母公司的過程。
1999年，廣東天龍集團的副廳級總經理謝鶴亭被判處死刑，就是因為在香港成立“日明實業有限公司”并有意把財務管理放松為零，使這家公司成為自己私人的錢包，最后造成了兩億元的直接經濟損失被發現而成案的。而同時，近年來流行的MBO，也有相當一部分是通過海外空殼公司來完成的。甚至已經相當市場化的企業長虹，也曾被質疑過有通過海外機構為其領導人牟利的嫌疑。
監管的困局
從2005年以來，大量的中央企業又掀起了一波境外投資的熱潮。而在這股熱潮中，目的也是各不相同的。客觀地說，由于經濟發展加快，而中國是一個資源缺乏型國家，以中央企業為代表走出去獲得資源，是這股熱潮的最根本動力。但是在熱潮之下，其他目的也夾陳其中。在投資規模不斷擴大，而排查難度提高的情況下，想在短時間內完成統計，幾乎沒有可能。
但監管卻是必須的。如此龐大的一筆資產，作為國民的代理人，中央政府責無旁貸。而在2007年之前，這筆資產除了企業自我管理之外，很少有來自政府的壓力。政府只能通過對境內母公司的財務監管進行間接管理。因此國企的境外機構處于一個管理的真空狀態。正是因為這樣，才會有從前的中航油、中棉、國儲局巨額虧損的局面發生。
在傳統的政府大一統、大集中，但實際股東利益代言人模糊不明的管理體制之下，就算排查清楚資產總額，數字上的結果也只是一個時間點的統計結果而已，監管仍然將是空中樓閣。
而開始排查國企境外資產，是中央政府下決心把這個真空地帶資產管理起來的前兆。但決心和方法的并行，才有可能真正解決高達萬億的國資境外資產這個黑盒子里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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