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公平需要社會主義理論的創新
鄭永年
中共十七大報告就目前中國每況愈下的收入差異有了新的論述，強調，“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在初次分配上強調公平，這在改革開放以來屬首次。此前，中國政府處理收入分配的主要原則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
在改革開放的早期，鄧小平為了改變計劃經濟下“大鍋飯”的狀況，提供人們勞動生產積極性，提出了“讓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反映到國家的分配理論就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
但是在將近30年的改革過程中，效率有了，一部分和一部分地區也的確富裕起來了，但公平消失了，共同富裕的道路可望而不可見。近年來，越來越大的收入差異更導致社會的急劇分化，成為了社會不穩定的一個主要因素。
?。▽嶋H上，過大的收入差異也是經濟不可以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根源。少部分社會成員過度消費，但大部分人則消費不足，僅僅停留在維持生計的水平。內部的消費不足轉而迫使中國產品的大量外銷，從而導致和西方社會的貿易沖突的升級。這當是另外一個需要專門加以討論的問題。）
效率和公平性要兼顧
為了建設一個和諧社會和保障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這些年來，政府在二次分配方面下足了功夫。各方面的公共政策不斷向低收入者或者社會弱勢群體傾斜。但各項政策的實際效果距人們的期望還有很大的差異。
很多年來，政府的財政收入急劇增長，增長速度為世界上所少見，但中國的收入差異也在同步增長。這個現象表明，中國的收入差異問題并不在于各級政府的二次分配不力，而是因為初次分配造成的收入差異過大。
初次分配出了大問題，就無法通過政府主導的二次分配來達到公平。十七大報告開始強調初次分配也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問題，說明領導層已經對此問題有了新的認識。
實際上，稍微了解一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這個現象并不難解釋。窮人或者低收入者只有把自身投入到勞動力市場才能求生存和發展，或者說自身的勞動力是獲取財富的唯一來源。
而富人則不同。富人除了勞動力，還掌握資本和其它生產要素。在這樣情況下，要縮小窮人和富人之間的收入差異，至少要求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長必須較富人快。
但是市場經濟運作規則決定了富人的收入增長會永遠比窮人快。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資本已經成了獲取財富的最主要手段。或者說，全球化是財富分配不公的新動力。
要改變市場本身的規則，遏制全球化對財富分配差異的惡化，就必須求助于政治，就是說需要政府來干預市場，干預收入分配，在市場和政府之間達到一個均衡狀態。（維持市場和政府之間的均衡實際上也就是歐洲民主社會主義理論的核心。）
回到中國的例子。一次分配哪里出了問題？貧富差異的急劇擴大不僅僅是因為社會群體的收入增長過慢，更為重要的是一些社會群體的收入增長過快。
這尤其表現在國有企業部門。國有企業特別是大型國有企業這些年來形成了高度壟斷。壟斷企業的資本應當說屬于全民，但這些企業內部經常自行決定工資水平。
除高工資外，壟斷企業還有很大一部分收入屬于灰色收入。高工資加上灰色收入使得壟斷企業的收入遠較非壟斷企業的高。
更為嚴重的是，國有企業盈利了，利益就在內部分配。但如果一旦虧損，就要求助于國家，國家就要用納稅人的錢來救濟這些企業。這樣，壟斷部門總是能夠在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同時把虧損轉移給全社會。這一過程不僅惡化了收入差異，更使得社會公平與正義蕩然無存。
很多企業還是原始資本主義
中央層面搞壟斷，背后還有相當的理性，因為一些產業具有戰略重要性。但中國的情況是，不僅中央搞壟斷，而且地方的各個層面，省政府、市政府、縣政府都要搞壟斷。越到下面，壟斷就越是毫無理性。
往往是哪里有利可圖，政府就要進行壟斷，造成了與民爭利的局面。各個層面的壟斷非常不利于中小企業的發展。盡管中國的中小企業也在發展，但其生存環境非常不好。而在收入差異比較小的國家，中小企業在其中扮演了一個主導的角色。
在非國有部門也存在著收入差異問題。在這個部門，很多企業實行的是非常原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些企業要不利用國家法律的不健全，要不置國家法律于不顧，忽視企業工人的基本權利，如最低工資制、安全生產環境和最基本的醫療保險等。
現在，領導層認識到了一次分配過程中公平的重要性。但如何把認識落實為政策則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如何限制國有企業的壟斷，節制國有資本，防止國有資本與民爭利？如何改善中央壟斷企業的企業治理，在市場運作基礎上增進公共利益？如何限制甚至取消地方層面的壟斷，給中小企業創造一個有利的生存和發展環境？如何保障非國有部門的基本勞工權利，尤其是數以億計的農民工的權益？
這些問題的解決都超越了分配制度本身，而需要深刻的經濟和政治變革。
再者，十七大報告強調，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這沒有錯。但可以再進一步說，二次分配在注重公平的同時也必須強調分配過程中的效率。
二次分配往往被理解成為對窮人的救濟。救濟窮人當然需要，但這僅僅是二次分配中很小的一部分功能。如果二次分配只注重公平，而忽視效率，那么就會步西方福利國家的后塵。
政策須向中小企業傾斜
一些西方國家在二次分配過程中過分注重公平，而忽視了效率，結果養了一大批懶人，就是人們常說的福利國家病。社會成員利用國家力量（往往是通過選舉制度）對企業和個人增收過高的稅率，從而影響效率。生產效率的低下又反過來影響國家福利的可持續性。
所以，更為有效的方式是二次分配也同樣要強調效率，就是說除了對窮人進行必須的救濟外，政府可以大力投資于有利于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設施建設，重視教育和人力資源的培養，國家的財政和金融政策也可以向中小企業傾斜。
諸如此類的政策舉措就可以為各社會群體提供機會參與經濟發展過程，通過參與發展得到應有的財富分享。這樣才可以在效率和公平之間造就一個良性循環，保障兩者的可持續性。
中共的新分配論述對現存的社會主義理論提出了新挑戰。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中坦誠，“黨的執政能力同新形勢新任務不完全適應，對改革發展穩定一些重大實際問題的調查研究不夠深入”。
可以這樣說，因為對一些重大問題研究不深入，從而影響了有效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從而影響了執政黨的執政能力。從建國到今天，中國的理論和政策界犯了兩次教條主義。
第一次就是社會主義的教條主義，認為計劃經濟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但最近20多年間又犯了資本主義的教條主義，認為市場經濟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鄧小平強調，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可以用來增加社會財富。這并沒有錯。但是在實際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中，多數人往往把此理解為先資本主義，后社會主義。這里資本主義成了社會主義不可逾越的階段。
這種理解是典型的教科書式的理解方法。在中國理論和政策界，很多人習慣于從教科書來理解現實，而不是用現實去修改教科書。
很少有人認真地去考察中國本身的經濟，也很少有人去考察西方資本主義的實體經濟。實際上，在今天，即使在最典型的資本主義經濟方式中（如美國），也包括有社會主義的成分。例如勞工力成本中已經包含有人權概念。
在西方，沒有任何資本可以忽視勞動者的基本權利，忽視他們的最低工資，忽視他們的最低限度的醫療保險等等，也沒有資本可以忽視環境保護等社會責任。
因此，有必要用批評的眼光來對待現存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概念，從考察世界各國實體政治經濟體系來重組中國的政治經濟體系。這應當是中國思想解放和理論創新的根源。
·作者是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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