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樹凱：四分之一世紀的農民上訪

         

        二

         

        當本人把農民信訪作為專門研究題目的時候，距離最初接觸信訪已經十幾年。

         

        九十年代中期，本人主要研究農村勞動力問題，特別是民工問題。本來，農村勞動力研究的實地調研在農村，但是，當大批農民離開家鄉進入城市，實地調研就變成了在農村和城市之間的穿梭，或者說，民工研究必然有一部分工作在城市里進行。在城市里研究民工，往往比在農村有更獨特的發現，上訪問題就是其中之一。在問卷調查和深度訪談的基礎上，我把民工外出的動因劃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是發展型，在人口遷移的“推拉”理論中，主要是農村外部“拉力”因素驅動的外出，或者說，這些人外出主要基于追求更好的發展，即便不選擇外出，也可以在農村有持續穩定提高的生活，如許多青年人外出是基于對外部世界的向往。第二種是生活型，在人口遷移“推拉理論”解釋中，主要是農村內部“推力”因素驅動的外出，或者說，這些人如果不選擇外出，將會面臨生活狀況的惡化甚至陷入困境，比如不少農民表示不外出打工，就交不起孩子的學費。在我的調查里，這兩種類型的外出基本上各為半數，約占外出總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第三種外出，我將其歸結為特殊型。大致上，這種外出是起因于一些個人的特定生活危機，如躲債、逃婚、家庭矛盾、與農村干部的矛盾、逃避計劃生育等等。在這百分之七八的特殊型民工中，就有一些人在上訪，或者說是打工與上訪的結合，有時候說不清楚是因為上訪而當民工，還是因為當民工而上訪。這種現象非常集中地折射出當時鄉村社會沖突的不斷增加和積累。從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末，農民收入增長持續徘徊，而農民負擔迅速增加，基層政府對農民的巧取豪奪嚴重，表現為稅費負擔很重，鄉村干部很粗暴，上房揭瓦、進家牽牛、趕豬搬電視等現象時有發生，問題不斷擴展和深化。雖然中央政府很重視，可是治理效果有限。更重要的是，某些政策對于農民權利的新歧視不斷增加。在這樣的社會情景下，上訪開始成為中國農村矛盾的重要反映。但是，無論是學術研究，還是政策研究，對上訪的關注都不多。為了解上訪的已有研究，我曾經做過文獻收集，發現媒體只局限于個別案例報道，有的學者在文章中信手拈來一些事例并議論一番，并沒有專門系統的資料收集。于是，我突發奇想，想系統收集一手資料，正面觀察農民信訪。我使用的方法相當簡單，就是到農民日報社去收集農民來信。

         

        收集的第一批來信是196封。報社收信時間跨度為1997年11月至1998年4月。這些信件來自25個?。ㄊ?、自治區），其中78%為署名信。當然，這些來信并不是報社在這段時間收到的全部農民來信。通常，報社群工部在收信最初，會選擇那些可以考慮公開發表的來信編輯見報，也有個別的轉到相關政府部門，這些來信通常占來信總量的百分之五六。我收集的就是這些沒有特殊處理的來信。以這些上訪信為基礎，我寫了“社區沖突和新型權力關系”的內部研究報告。主要意見是，信訪集中反映了農民權利受到基層政府侵犯。這種現象已經不同于改革初期的資源分配不公平。從具體內容來說，則主要是農民稅費負擔過重，突出表現了農民與基層政府的利益沖突，已經構成了農村社會矛盾的基本內容。農民來信反映最集中的問題是，鄉村兩級干部的剝奪和暴力。剝奪是基層組織對農民的直接征斂和間接利益侵蝕，以及一些干部以權謀私、權錢交易。剝奪引發了農民的抵制，基層干部則使用暴力手段進行強制，導致了沖突的升級。大致來說，我把來信控訴的暴力行為分為鄉鎮政府暴力、村社組織暴力和干部私人暴力。報告認為，化解沖突的關鍵在于構建新型權力關系，使鄉村干部的權力真正來源于農民群眾并對其負責，培育一種作為生活方式的基層民主，通過農民的主動參與和監督實現社區內部權力關系的和諧。這個內部報告后來公開發表?！?/DIV>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