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自主與現實

創新、自主與現實

顧淑林 

《讀書》 2007年第4期

 
     
　　歷史會不時地走到十字路口。由于內部矛盾的積累，由于外部環境的變化，發展的走向需要調整，已經習以為常的主流意識和行為方式必須改變。在晚近的中國，一九七八年是一次；最近的幾年也許可以算作另一次。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從，思想界的認識，民眾的意向，政治領導人的決斷，大概都是重要的決定因素。當然，機遇也起作用。而決策一旦做出，影響會波及幾十年。
　　路風先生的著作《走向自主創新——尋求中國力量的源泉》（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二○○六年版）是中國學術界為最近的這次歷史決斷做出的代表性貢獻之一。
　　與一九七八年不同，由于缺少可以借鑒的歷史經驗和理論上的混亂，最近的這次歷史決斷在某種意義上要困難得多。在WTO的全球經濟規則之下，韓國和亞洲四小龍的經驗至少在具體政策措施層面已經大部分不再適用。就我所知，在一定程度上WTO規則就是跨國公司和發達國家對東亞后進國家成功追趕經驗的一次反攻倒算，進口控制、地方配套、轉移技術、保護國內市場、扶植幼稚工業等等，幾乎所有韓國等東亞四小龍使用過的追趕政策，統統被WTO規則禁止。在中國，漸進式的市場改革釋放了計劃經濟時期積累的能量，獲得了二十年高速增長，特別是與俄國掙扎在休克療法后遺癥中的一蹶不振相比，尚有成績可言，許多負面的問題因而被掩蓋被忽視。當國際上學界、政界的有識之士，以及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的發展中世界，在實踐上和理論上對全球化的負面影響已經高度警覺，中國卻還沉浸在自由貿易、技術拿來主義和市場換技術的幻想中。
　　大約在二○○二年底或二○○三年初，我看到了路風先生關于數字視頻播放設備（VCD和DVD播放機）的研究報告的手稿（本書第五篇），這是我從學術上真正了解路風先生的開始。對從事創新與發展問題的研究者來講，自主創新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問題在于，發展的環境變了，在WTO規則和全球化的大環境之下，后進國家還有機會嗎？整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半期是WTO規則醞釀和定奪的年代，當時我正在國際機構工作，親身感受了國際社會對“后進國家還有機會嗎”這個問題充滿著悲觀情緒——這當然是關心全球發展前途人士的擔憂，跨國公司和超級大國方面則得意洋洋，宣揚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戰略和工業政策已經過時，對獨享科技發展和全球經濟一體化帶來的巨大利益一派躊躇滿志。
　　在這樣的焦慮面前，路風先生的工作開啟了一線光明。數字視頻播放設備的創新是中國的企業和企業家在改革和市場經濟的新環境中的一次悲壯的搏擊。機會恰恰來自中國市場的特殊性，或者甚至可以說是中國市場的落后性——與發達國家的市場不同，上一代磁帶錄像技術太昂貴，在中國還沒有普及，中國的這個市場正等待開發。這項創新是建構技術創新，也就是說，在技術積累增加和技術高度流動的今天，有了一定的創意（產品建構），創新者不必要樣樣事情從頭做起，已經有的技術組件可以使得具有新功能的產品迅速地從創意走向市場。建構技術創新的概念是管理學領域在發達國家背景下概括出來的新的創新方式。而路風先生發現和解釋了建構技術創新也同樣可以是后進國家在新的發展環境下的切入點。
　　以后的三四年中國進行著一場發展戰略的大辯論，路風先生大概是身處辯論的旋風眼里了。已經開始的工作愈發不可收兵，簡單說來，路風先生的研究工作強調，自主創新的核心是自主產品創新。
　　這是一個獨辟蹊徑的觀點，與流傳很廣、在這個研究界幾成定論的說法針鋒相對。流行的說法是，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學習要從過程創新開始。就是說，發展中國家能力有限，先把別人的整套技術拿來，在加工過程方面做點小改小革，這叫過程技術創新。我一直很懷疑這個說法，覺得證據不足。
　　路風先生論證產品創新的重要性，使用了許多創新經濟學的理論和概念，他把這些理論和概念講透、用活。例如“技術路徑”，在標準的經濟學教科書里是找不到這個概念的。技術路徑是指包含在一個技術結構當中的技術和知識的邏輯，它建立起這個技術的價值鏈關系，界定了在技術生命過程中企業學習和能力提升的范圍與空間，指出技術經濟指標改進的方向。假如新技術的出現是外生的、靜態的，一旦出現就固定不變，并且可以方便地不必付出特別的努力就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那么就談不上技術路徑的問題，后進國家的追趕也不是困難的事情。但是技術創新是動態過程，創新產品最初常常很不完善，此后的改進永不停止，后來者企業和創新系統必須在改進的實踐中獲得技術能力和組織能力，那么技術路徑就意義重大了。
　　用技術路徑來解釋自主產品創新，可以開辟獨立自主的新的價值關系，學習的空間較寬闊，對學習的激勵較強勁；而過程創新則不得不被限制在已有技術路徑規定的技術和知識的結構中。自主產品創新一定要實實在在從分析市場和工程設計做起，而加工過程的改進通?？梢酝ㄟ^從外面購買較先進的生產線來實現——我們的許多企業就是這樣做的。如此的做法，從表面上看勞動生產率提高了，但后果卻是更多的勞動被資本替代掉，而高端學習機會連同創新利潤一并奉送給了外國供應商。在更加基本的層面，由于技術路徑遠不是單獨由技術因素決定，它是技術因素和社會、經濟因素的交互作用中選擇的結果，因此只有自主創造的技術路徑，才最符合本國的社會經濟條件；被動依賴引進技術，即便技術指標上先進，然而在經濟和社會意義上仍然可能是低劣的技術。總之，強調自主產品的特別是資本品的創新是自主創新的關鍵，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擺脫價格競爭和出口越多越貧窮的“悲慘式增長”的陷阱，開啟產業升級和經濟結構升級的通道，保持我們的發展和追趕具有持久的動力。
　　由此，我聯想到發展經濟學中長期爭論又不得其解的“適用技術”難題。發展經濟學家長期以來觀察到，發展中國家得不到適合本國要素稟賦的投資品技術，從發達國家引進的技術是資本密集和節省勞動的技術，因此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長期處在要素分配扭曲的狀況下，極大地浪費了資源，敗壞了發展的成效。發展經濟學對這個難題沒有給出解答。的確，如果不把發展看成根本上是變革和創新的過程——盡管這個過程與成熟市場經濟相比有很多特殊的方面，如果不從自主創新入手，誰會來為你開發符合本國要素稟賦與需要的技術呢？反觀日本、韓國的追趕（更不用說西歐和美國的追趕），他們的成功應該主要歸結為追求自主產品創新，過分強調他們只做過程創新是錯誤的。韓國的現代公司花了二十年時間孜孜以求的是自己的品牌，而到今天，現代汽車已經跑在了北京的大街小巷上。
　　滿足本土市場需求是自主創新不可分割的品格。路風先生的這個論斷又與主流發展理論針鋒相對，但在中國的情況下是絕對必須要強調的。市場需求是創新不可或缺的資源，在創新理論中沒有爭議。但是，東亞四小龍的起飛主要依托了美、歐市場，他們的經濟規模小，又與西方經濟有政治聯盟關系，他們成功了?？杀氖菛|亞四小龍的“外向型”經驗被國際機構總結成了教條，又被我們奉為教條。現在中國、印度的經濟剛剛抬頭，全世界一片叫喊，為什么呢？一個起碼的原因是中國、印度的經濟規模太大，動一動就“攪局”，這個全球市場是支撐不起這樣發展中大國的經濟起飛的。
　　更進一步，市場和需求的多樣性孕育著豐富多彩的創新機會。時至今日，我們的外向出口經過二十年的發展，基本已進入死局?；剡^頭來看看我們自己的豐富多樣、無限廣大的國內市場，人們會感到前途柳暗花明，別有洞天。我相信，以滿足內需和建設和諧社會為主要目標的自主創新新政，是保證中國和平起飛的重要戰略決策。
　　科技部的梅永紅先生希望這次關于自主創新的大辯論和最后中央的決策，使中國從過去一百多年的技術“洋務運動”怪圈中擺脫出來，真正走上現代化和民族自強之路。很有意思的是，這樣的大辯論在歷史上曾經處于后進的美國、德國、日本都發生過。以日本來說，其近代歷史上這樣的辯論發生過兩次，一次在明治維新之初，一次在“二戰”以后。爭論的中心在于接受英國學派還是接受德國學派如李斯特和熊彼特的思想，換言之，是停留在現有的比較優勢永遠落后，還是發展先進的比較優勢成為有獨立能力的現代國家。結果是獨立自主的觀點占了上風，從而決定了國家此后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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