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重商主義何時休？
潘小濤
2007/05/25, 周五
剛全面接管經濟事務的副總理吳儀，率領二十六名高官，到華盛頓參加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堅拒以人民幣升值作為改善中美龐大貿易逆差的手段。另方面，杭州市政府征召市內最好的醫生，替民營企業家檢查身體，還為他們建立醫療檔案，賦予他們優先看病的特權。這兩宗毫無關系的新聞，卻反映中共官員有著極深刻的“重商主義”情結，與北京當局高唱的“以人為本”、“和諧社會”背道而馳。
所謂“重商主義”，是十六至十八世紀主宰歐洲的主流經濟學說，透過國家政權去推動商業及貿易，以貿易順差累積原始資本，并以貨幣（黃金）作為衡量財富的唯一標準。
當時，歐洲剛脫離政教合一，封建制度逐漸瓦解，少了宗教教條的羈絆，商貿活動逢勃起來，并涌現大量新興資本家，很多貴族也搖身變成商人。這股新興勢力主張君主專制，使國內市場暢通，并以強大王權作后盾，透過擴張殖民地和對外貿易來積聚更多財富。這些政權為了獲得更多資源去鞏固權力，也樂意支持及配合商人的要求，以行政資源推動貿易。不少歐洲國家在政商勾結之下，貿易量激增，經濟繁榮，并開始大力發展手工業。到了十九世紀，有系統地抨擊重商主義的理論出現，社會上要求分享經濟成果的呼聲也愈來愈高漲，重商主義思潮開始沒落。
觀乎今天中國，與當日重商主義時期的歐洲社會有頗多相似之處。傳統上，中國社會極度“輕商”，毛澤東時代，“輕商”更是史無前例，與十六世紀前的政教合一歐洲社會并無分別；改革開放后，商業活動活躍起來，商人開始抬頭，而中共政權也希望積聚更多財富來增強國力，也就是“白貓黑貓，能夠抓到老鼠（發展經濟、增強國力）就是好貓”。如何衡量財富呢？外匯！以前，中共深受外匯短缺之苦，更險些因為外匯不足而無法派出代表團出席聯合國會議；因此，中共有一股強烈的外匯情結，而積存外匯的最有效途徑，就是對外貿易。
到了今天，中國的外匯儲備超過一萬二千億美元，與當年歐洲國家以出口貿易來積聚大量黃金的做法，如出一轍。吳儀在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會議上，拒絕以減少出口補貼或升值人民幣等“重藥”來降低貿易順差，顯示中國政府將外儲與國力掛勾的想法，并沒改變。
積聚大量“財富”的同時，中國政府開始輸入高科技產品和技術，并增加科研的投入。但是，歐洲當時有極富冒險精神的人民，還有科學研究的傳統，以及良好的制度，因此在重商主義晚期，大力發展手工業的同時，也投入資源研制機器，很快便發明及改良各種蒸氣機，迎來工業革命；反觀今天中國學術界，急功近利，在落伍、官僚的體制之下，大家只是拼命抄襲、仿冒，鮮有自己的發明創造。
至于中國新興的民營企業家，不少是高干子弟、下海官員或國企的原高級管理人員，即使白手興家之輩，也與官方有千絲萬縷關系。就像重商主義時期的歐洲，今日的中國商人也希望政府在政策上支持他們，減少營商阻力，而政府也需要商人的投資去促進地方繁榮。在利益支配下，政府全面向商界傾斜的例子，比比皆是。
浙江省杭州市政府撥款，組織全市最優秀的專家醫生，為一百五十名民營企業家，安排每年一次免費身體檢查，并為他們建立健康檔案，為他們發放優先就診的醫療卡等。這是因為杭州市的調查顯示，91.7％的企業經營者患有各種疾病，人均患病達3.2種，多與工作緊張、壓力大有關。
市政府指出：“民營企業家作為社會財富的創造者和社會變革的推動者……他們的健康問題不僅僅是個人的私事，也直接關系到企業的持續、穩定和健康發展，在一定程度上甚至關系到全市的經濟發展。” 因此，政府就以上述的身體檢查計劃，展示對富豪的重視和關心。
除了杭州，重慶市政府向六百多名企業負責人，發放優先看病的綠色醫療卡；福建漳州市為優待納稅大戶，派發免費過路過橋的公務車通行證給他們，其子女也可優先入讀當地的重點學校。還有很多這種被稱為“媚富”的例子。在公共醫療和公共教育資源如此匱乏的今天，地方政府卻為富商巨賈大開綠燈，大派特權，不正是 “中國式重商主義”的明證嗎？
重商主義破壞社會公平、制造階級矛盾、浪費社會資源等問題，在此不贅。“中國式重商主義”雖較古典的重商主義，已有很多改良，但本質上并無分別，若不及時加以糾正改良，早晚會重蹈歐洲十九世紀流血革命的覆轍。
本文作者為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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