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以來，經過數代勞動人民和領導人的艱苦努力，我們初步建成了一個完備的工業體系，雖然說還有很多不足，但就全球來看，如果以單個國家比較，現在除美日（本來蘇聯應該是最好的，他們在應用科學上有問題，基礎科研上全球第一。）外無出其右。但在建設期間的問題還是很多的。
無論是三反五反、大躍進、文革、改革這一串的曲折前進中，中國社會和經濟都可以用這些詞來顯示曲折部分的共性。
鏈式反應、多米諾骨牌效應、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邯鄲學步、不撞南墻不回頭、按倒葫蘆瓢又起、殺雞儆猴。
我寫本文的目的是反對極端主義者，我不承認什么左派右派的（凡是在中國思維網說我是左派的人全都給我指明其文革極端主義精神繼承者的典型特征，而且我都是舉例證明的。），我只知道有人為了自己的目的，故意曲解政策。有些人不是極端主義者，但他們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惜做極端的事情來反對政策。
建國初期，百廢待興，為了解決就業，發展自己的工業體系，國家建立工廠，引進蘇聯技術，充分發揮工人作用。如果看舊的紀錄片，會有一個廠的技術人員無償去另外一個工廠幫助技術發展的事情，換在現在，這是不可能的事情。這種鏈式反應在建國初期的建設中好處是非常明顯的，對國家低成本發展是非常有利的。正是提倡這種為了國家無私奉獻，造就了改革開放前的初步的工業體系（要反對的人去指責周恩來，這是他死前的人大報告中說的。）使中國從大量文盲，沒有工業基礎，沒有國防工業中迅速發展起來。
三反五反是“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 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就當時情況而言，歷經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國家領導人對戰爭時期物資的緊缺，生活的艱苦是深有體會的（就像經歷過三年自然災害的人看著現在人浪費糧食當然是非常討厭的。），建國初期國家百廢待興，需要用大量物資換取一些必要設備，完成國家工業化建設，其出發點是好的。但是真正執行就不是那回事情了，很多下級工作人員為了表功，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做了非常多極端事情（我的家人是遇到的），當然有他們自身文化素質的原因，也有上級好大喜功的原因，還有制度不完善的問題，造成了大量冤案。
對于一個國家來說，讓整個國民素質提高，整個國家均衡發展（孔雀東南飛，資金技術涌向一個方向是典型的失衡。），建立強大的工業體系，而不是讓中國成為原材料出口地和工業品傾銷地的思想在中國最高領導人的心理是非常清晰的。有很多書中都描述了毛澤東對蘇聯一臺電機換中國很多糧食十分憤慨，說明他清楚認識到所謂高科技所帶來的超額利潤對國民生活的影響。中國要有自己的高科技不僅是保證中國糧食自己的需要，也更是國防的需要，朝鮮戰爭使國家領導人對工業發展的重要性有非常重要的認識，志愿軍的鮮血是不應該白流的，甲午海戰失敗賠款與偷襲珍珠港結果的不同，就是因為美國有強大的民族工業，有強大的民族制造業，而中國沒有。龍永圖這種人鼓吹外資企業在中國納稅（那么多減免稅收的優惠，不知道他鼓吹簽訂WTO協議中為什么不想想民族企業，不想想WTO規矩中有不得歧視的規定。）雇中國人就是中國企業，為什么不想想如果他們把產品的參數給了自己國家，中國人能夠在戰爭中獲勝嗎，俄國人已經和美國人交換武器參數了，怎么不影響中國從購入的武器作戰質量。當別人是白癡啊，當士兵的生命是草啊。如果你的國家領導的專機上全是外國竊聽器，你是如何感想，現在可不比當年，進口蘇聯的竊聽不到，不要用日本來和中國比較大飛機，日本從來就沒有放棄研發大飛機。
作為國家最高領導人，所面臨的政治、軍事壓力是一般人無法想像的，他們必須對全民族的生死存亡負責。一個國家落后就要挨打，這是所謂的帝國主義的狼性決定的，而不是提倡君子和而不同的傳統中國人性決定的，西方白人的殖民傳統是從古希臘時代開始的，只有從殖民地獲得大量生存資料滿足本民族的基礎生活才能夠有希臘的民主，荷馬史詩中征服東方獲得財富的傳說（或史實），使西方人對東方的征服欲望從來沒有消失過，美國建國的傳教傳統使他們對東方異教徒征服的欲望從來就沒有消失，美國的遠東戰略使日本和中國不和以鉗制中國一直是美國一百多年的戰略。（從美國建國后建立自己工業體系，統一南方以取得北方工業體系的市場而不使南方成為英國傾銷工業品和原材料市場，他們對其他國家就是使其成為原材料基地和工業品銷售市場，以使這些國家永遠處于產業鏈下游，也就是自己造船，別人買船。沒有超額利潤，也就不能保持國內資產階級的富裕，因為人民沒有基本生存資料勢必造成經濟危機和社會動蕩。這也是歐洲國家為什么要虧損多年也要聯合制造空中客車這一類高科技產品的原因。反正成本可以向中國轉嫁。）
中國工農業的發展的速度是最高領導人最關心的。欲速不達，中國古語也不是那么容易推翻的。國家建設前期的進展一方面使大家看到了期望，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加快發展速度的欲望。孔子曰：日三省乎己。作為國家政策，任何一項政策的發布在整個國家不同地區不同階層的人民的感受上是完全不同的，很小的偏差就會導致一個人、一個家庭的生死存亡。如何在政策執行過程中進行反思，不斷調整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等一個政策執行到天怒人怨才改變，一改變又把原先的目標全部推翻，從一個極端走向另外一個極端（南方周末鄢烈山，人家反思改革在你嘴里就成了反改革派，寫稿還一稿兩投，看樣子教育改革、醫療改革錯誤死的人還不夠多，數量不到反思的時候）。
如果看文史資料，就會發覺，在紅軍創建初期，軍事領導人一旦指揮了敗仗，往往會被撤職。戰爭是無情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林彪對每一場戰役無論勝敗都是要反思的，很難想像林總如果不反思每一次戰役就能夠在戰場上獲勝。林總如果不反思，很難想像他會在平型關戰役后以更少的兵力、更小的代價取得與平型關戰役同等戰果的殲滅日軍的廣陽戰役的勝利。林總在戰爭中最多的就是思考，要把一切不利因素全部考慮到，將不利因素造成的后果降到最低，有利因素發揮到最大。林總在解放戰爭時期，命令所有高級指揮員都必須在戰役結束后寫作戰檢討，如果沒有反思，那在下一次戰斗中將付出更多戰士的生命，這種反思是對士兵生命的愛護，因此他的對手杜聿明對關外共軍和關內共軍的技戰術評價懸殊，認為關外共軍戰術素養遠超過關內共軍，這種反思是快速結束內戰（天無二日，民無二主的思想沒那么容易消除，不打不行的，否則土地不可能國有化。），使人民過上安定生活的基礎。
經濟建設的復雜程度、難度遠高于軍事，對于從戰爭中轉行到經濟建設的國家領導人來說的確是個非常大的難題，中國各地區的復雜程度，例如宗教、地方、宗族矛盾的復雜遠在紅軍初創時期，黨的領導人就領教過了（王佐、袁文才從黨性上來說是可以的，但他們因為宗族矛盾被殺使井岡山根據地丟失，毛主席和彭德懷的矛盾因此產生，彭的責任是無法推卸的。）。周總理出于國家建設需要，希望上海交大有一部分人去西安建設，受到阻力不小，對于普通人家來說，離開自己熟悉的故鄉是很難過的，而且兩地基礎設施建設差距之大是很難一下子適應的。更何況后來上山下鄉政策又是行政指令，強迫性更強。
發展速度要適當、統籌兼顧、全面安排，在綜合平衡中協調穩步發展。這是周總理在建國后的國民經濟發展原則。應當說，這是非常務實的，對比中國現在改革中的亂相，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成了以金錢為中心（腐敗有利于改革這種話都說得出，這種人還能夠上報紙電視，難怪國家亂相遍布。）。在與毛主席的冒進與總理反冒進的矛盾中，總理在南寧會議受到了評判，支持的人有陳云（主管經濟副總理，堅持不檢討，其掌中鳥經濟論斷深得經濟發展規律的精髓。）、陳毅、李富春、賀龍。大概懂微觀計劃經濟的人也就這么幾個吧。
應該說，總理的原則與中央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原則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中國歷來是傳統中庸主義與極端主義斗爭激烈的國家，歷史上宋代改革家王安石與他出了名的反對者司馬光都是典型的極端主義者，對打擊對手也不手軟。唯一的名滿天下的中庸主義者蘇東坡就是個出名的倒霉者，前次反對王安石被貶，后來又反對司馬光全盤推倒。中庸不是沒有原則的和事佬和曲意奉承上級，而是致力于維護國家利益不計個人安危。唯唯諾諾曲意奉承的小人行為怎么可以被解釋成中庸主義呢。扶弱抑強，保持國家平衡就是中庸，而不是什么兩極分化是窮人奮進的動力，如果你的下一代遇到一場大病變窮了，沒有同等出頭的機會，你作為什么專家是不是也應該說好啊。（馬立誠這種漢奸敗類能被鄢烈山稱為政論家，中國改革政策制訂如果掌握在這一類偽專家手中，改革政策的荒唐不言而喻。）
多快好省，這四個字應該是經過精心考慮的，但在中國就不會一樣了，窮的時候要政績，速度要快，數量要大，虛報瞞報；如果要省，就會搞成土法上馬，不是說土法上馬不對，問題是土法上馬達不到效果，這種土法有何意義（戰爭事情我們沒有毒氣，只好把死貓死狗扔在炮樓壕溝中也算土法吧，但起碼達到了效果。），尤其高科技產品對環境要求很高（首鋼曾經要在北京搞高耗水的單晶硅工程，簡直無法想像。），煉鋼爐要耐火磚，要專業設備；稍微有錢了就要好，不計工本，周總理死前曾經說過，只要我活著，國務院就不允許造大樓。有了北京這個造大樓的表率，全國各地蜂擁而起的各種大樓那還不失控，連重慶江津的街道都可以造上千萬的大樓。真是鏈式反應效果明顯。
反冒進正確不是說周總理就不犯錯誤，周總理批準了時任北京副市長吳晗發掘長陵的報告，結果發掘了定陵，最終導致的結果是全國各地都打報告要求發掘帝王陵墓。中央當時的財政政策是量入為出，定陵保護所用資金實際上是不夠的，但已經沒辦法了。周總理后來在參觀時候說了句“我對死人不感興趣”實際上是非常后悔的話，他自己犯了錯誤，已經有后果了。現在，當初參與定陵發掘的陜西考古人員石興邦居然借用總理的話說“讓后代人發掘”說明現在可以發掘乾陵了，在全國文物形勢及其嚴峻，2005年中國文物報公然呼吁“不得把文物作為禮物送給領導”的形勢下說這種話，此人真應該萬剮凌遲。
主席大躍進要求深耕密植，搞合作社，其目的為現在人仍然不能理解。為什么黨從分田地變為土地歸公。耕者有其田是歷代統治者的愿望。中國建國初期人口已經達到近5億了（當時可不具備避孕技術和意識，戰爭威脅也需要人口）。土地對農民是命根子，黨和國家高度重視農業生產。很多干部出身農民，為農民做事是他們不忘本的表現。土地一旦私分，就會有兼并，兼并到一定階段，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如果把當年檔案吊出來看就知道了。多少王朝因為土地兼并使民不聊生，國家動蕩。我們的歷史教學教到現在居然有這么多人大喊土地私有化（教學內容應該調整），學習外國（人家人口多少，工業人口多少，政府如何保障失業工人的，如何保障農民的。），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專家。當然，一下子讓土地歸公不是沒有錯誤，有些人把土地剛花錢買下來就沒有了，對他們打擊很大的，既然中央可以對資產階級的工廠進行贖買，也應該用糧食對在一定期限內買所分田地的人進行贖買，考慮得更詳細沒什么不好。畢竟土地兼并還在初級階段，能夠及時發現固然好，但修正錯誤的手段也應該適當考慮。合作社的目的當然是為了保障團體利益，勢必損害個體利益，畢竟團體的穩定性大于個體穩定性，也有利于國家，并田減少田埂使可耕地面積增加也是目的之一。當然，每一個政策都會遇到不同的具體問題，應該針對不同的具體問題加以解決，而不是一刀切認為好，把握精神而不是把握形式是關鍵。
衣食住行是人的四大基本需求，國家必須保障四大基本需求，而不是讓私人作為贏利目標，一旦政府把這作為贏利目標，那整個國家混亂自不待言。時代變了，教育和醫療也是人生活的基本保障，相當于基礎設施建設，把這東西作為市場化贏利目標，那對整個國家發展來說，就是倒退。
應該說，在改革前，雖然條件艱苦，但大家都一心為建設國家節衣縮食，基本保障也還是有的。70、80年代很多出國的留學生非常節儉，節約自己在國外的開銷，買設備給自己的單位，大家一心為國家發展努力，說明那么多年教育還是有成效的。現在國家發展了，“有錢”了（我堅持認為國家很窮），居然有像北大那樣詐騙國家錢財，那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863計劃時候就有了，各開發區扶持中小企業的錢很多都是不合格的項目，只不過現在很多事情已經是登峰造極了。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當年總理死的時候既無內債也無外債，這留下的資產是實打實的，是苦干出來的，是那幾代人為了我們后代、為了國家富強所付出的青春和血汗。
當然，就我個人觀點認為，適當發行債券（我認為總理逝世前一點沒有什么債券也有點極端，可能主席不歡喜這樣。），發展國家也沒什么不對，仍然是要以總理建國初期的綜合平衡為原則。而我們現在就不一樣了，國債發行數量過多，很多莫名其妙的大樓拔地而起，全國各地造大樓，給子孫留下一大筆債務，消耗資源的速度與人口比例極不對稱。如果是這種資源消耗所帶來的財富是屬于國家的還可以說，問題是很多資源的消耗通過工程轉移到了個人腰包，轉移到了外國，這也能算國家發展嗎。中央可以發國債，那地方就只好賣土地了，要么就是亂收費和拖欠債務來造樓。鏈式反應。現在是工程越大，花錢越多越好，中國人口這么多，真的富裕嗎？為什么可以節儉的硬要用這么多錢，不就是要曲線把錢撈進自己口袋嗎？把債務留給人民？合肥造一個渡江戰役紀念館都要上億，中國要造多少個才夠啊（江陰97年就造好一個了），全國那么多戰役呢！！！！！安徽很富裕嗎？
改革開放，應該是改變我們的思想，使我們的思維更活躍，更理性，目標是使我們眼界更開闊，終極目標是國家的強盛和人民生活幸福。有外資參與競爭，我們可以相應學習。但是開放過度，開放政策居然是歧視民族企業（外資減免稅，稅收優惠收這么多年還不改，真是民族企業不垮不改。），結果假外資鋪天蓋地，真外資借助招商引資和GDP的官員考查指標層層突破中國的政策和法律，連龍永圖都沒搞明白外國人能在中國開多少大賣場居然還去談判WTO。上面既然歡喜GDP和招商作為指標，那國家主權，尊嚴統統可以化為GDP和招商數量，質量就不管了，反正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口號，不是人人都學歷史，要勤儉建國的（外國商業機構的情報部門都很清楚中國人是以招商引資數量和GDP為考評指標的，其他幾乎不看）。為什么花旗銀行明知中國對外國銀行控股中國銀行有限制仍然敢于提出控股收購，因為他們有自己的代理人（原總理趙紫陽的兒媳曾經是花旗的高級職員），他們根本就不會把中國的政策當一回事情，因為這政策首先是中國人不當一回事情，當然外國人乘虛而入。所以這次凱雷收購徐工居然有外國政要出馬公開游說，這簡直是藐視中國的國家主權。美國的游說就是曲線賄賂，臺灣是怎么游說的大家心里都清楚，一旦在中國游說成風，這結果也就是鏈式反應。如果主席和總理在，連美國總統的保鏢都不可以亂說亂動，更何況有不把中國外交部官員不放在眼里的事情了。
工商業是一個國家的命脈，中國的出口一半以上是外資或合資企業，也就是說不但出口的商業鏈，連生產鏈都控制在外資手中，這種開放有什么意義。以前工商業利潤給國家統籌，是為了平衡國家發展，現在是給外國人拿走了，讓他們成為富翁，還慢慢把民族產業擠垮。
改革是改去不良的制度，建立更好的制度，結果卻成了突破政策法規，視法律法規為兒戲。上行下效，各地方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改，招商引資奮不顧身，出賣國家利益，不以違反國家法律、喪失民族尊嚴為羞恥。
改革是為了使大家生活更好，如果告訴你，改革是為了讓別人富裕，剝奪你分享改革成果的權利，你還愿意支持改革嗎，當然南方周末的鄢烈山是肯定愿意支持的，否則這種人支持漢奸馬立誠，指責他人反思改革就是反改革，把別人說成想回到改革前動轍得咎的年代干嘛。
第一個一口氣把地方全部國有企業賣完的就是我的家鄉，泉州市委書記林大穆，而他的家人那時候已經全在國外，現在所賣企業全線垮掉，工人全都下崗另謀出路，就等著搞地皮生意了。買家中策集團黃鴻年也非常出名，是中國出了名的欠款大戶（2001年的21世紀經濟報道，金光乍泄標題）印尼金光集團黃奕聰的兒子。第一張多米諾骨牌的倒掉，后面就是鏈式反應，各種手腕全線上陣。南方一向比北方開放，福建地區的腐敗水平和他們在國家艱難時候捐款一樣為全國矚目。現在全國各地撈一票，逼工人下崗，做房地產成風。一個國家能靠房地產發展，中國是香港嗎？香港發展了嗎？郎咸平教授去泉州玩的，我還以為去講課呢。反郎咸平的文章我寫了，我不相信什么人能夠那么容易從我這里幫他摘掉為侵吞國有資產做說客的帽子。
最有名的曲線MBO是君安證券公司的張國慶、楊俊。在他們的啟示下，中國的貪污犯們從隱蔽的貪污轉為公開的MBO撈取國家錢財。中央電視臺播出的反腐節目有很多是以反腐敗者遭受沉重的打擊報復而結束的，對整個國家的信心是沉重的打擊。而中央電視臺一次又一次鼓吹大躍進，鼓吹教育產業化、鼓吹私有化（大肆鼓吹很難不讓人腦子轉到土地上去。），對我們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是沉重的打擊。他們不明白國家命脈產業是應該公有化、民族化，資源性產業是應該公有化民族化，下游服務業（不包括金融）和一些普通產業是可以私有化的。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對中國大動蕩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從最初的走后門，弄批文，公款吃喝、旅游終于走到了大規模侵吞了。從一代一代艱苦奮斗積累資產到全部變賣資產。從日本人手中奪回東北到建設東北再到讓和中國爭奪能源的日本人參股黑煤集團。哪一代在前進，哪一代在后退是不言而喻的。現在我們不難理解為什么毛主席有那么多運動了，中國有那么多極端的防微杜漸的運動了。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教育部門要產業化，市場化。醫療部門廢除了毛主席的赤腳醫生，把工人的醫療保險也市場化了，以西醫標準禁止鄉村中醫行醫卻又不為鄉村提供廉價醫療保障。國家藥監局的審核數量是超過四則運算的人體極限速度的。中國證監會所審批的文件單位時間計算也大大超過四則運算的人體極限速度。國家工商總局居然不知道大賣場多開會影響眾多中小就業者就業，讓外國大賣場亂開，即使本國也不允許亂開的。銀行管理不僅是要內部管理，發動群眾，以兩參一改三結合防止一把手作亂，垮地區審核防止團伙作案，國家更應該為銀行提供一個良好的商業環境，嚴厲打擊犯罪。讓侵吞國有資產者大搖大擺上電視，那么多上媒體富豪被抓，公然侵吞國有資產，以侵吞國有資產為榮，銀行怎么會有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上股市圈錢就能解決銀行問題？這種想法真是夠荒謬的。不愿意付出打擊犯罪的成本，那只好以人民血汗流失為成本了。中央電視臺和中國證監會所具備的媒體傳播負面效應是無法想像的。中央電視臺，你什么時候才能夠不讓張維迎、林毅夫、柳傳志、吳敬璉這種人不上電視啊，起碼得讓他們的反對者上電視平衡一下吧，不要讓中國人只有一邊倒的極端思維。
當初因為外匯儲備低放縱人民幣貶值增加出口，學日本。人民幣貶值的危害遠大于人民幣升值的危害。為了增加外匯儲備采取這樣的后果，雖然出口增加了，但現在外資套取中國資源的形勢越來越嚴峻了。光考慮一個方面而不考慮其他方面也是典型的極端主義的做法。當初認為東南亞金融危機是因為他們外匯儲備少，現在外匯儲備多了又怎么樣。一邊是外匯儲備因為投機暴增，一邊還拼命招商引資，增加QFII配額，這種混亂的政策堂而皇之的出現在中國，到底是干什么啊。一邊是壓縮基建投資，一邊是拼命發股票（發股票就是要上項目），這種政策出現在電視臺誰會認為中央是在壓縮投資過熱啊。這樣的表現怎么讓政令暢通啊。
當年是跟著主席、總理在戰火中打下的共和國，沒有人敢于把命令當兒戲，起碼不敢公開對抗。而現在則是看著中央自己以改革不斷突破政策底線成長起來的一代官員，我們還是不是中央集權國家（我的思維只能贊成中央集權，因為中國地區差異太大，要做到全國發展平衡必須是倚靠中央集權調派人力物力。）。
錯誤的鏈式反應使中央政府威信掃地。
當年在我的故鄉泉州管轄的晉江造假藥，中央當機立斷，殺雞儆猴，十多年沒有人敢造假藥。當年毛主席簽署劉青山、張子善的死刑命令，使大批黨政官員不敢有非分之想，保全了他們的性命和家人。現在所謂的改制和假藥重現江湖，何況假貨已經是鋪天蓋地了。
（本人因維護國家利益被迫下崗，心情不佳，無法寫完，我會用簡潔的語言為大家講明白中國經濟問題出在哪里的，雖然我的文章結構不好，不過起碼能夠讓大家看懂。）
慶父不死，魯難未已。
當年我們沒有軍事實力，但我們在華北的經濟戰中擊敗了日本人，現在我們有強大的國家暴力機構，居然對付不了一批經濟漢奸和侵吞國有資產者，不會連竊聽器都不會用吧。
把鼓吹產權改革的張維迎立即開除出北大，對吳敬璉、林毅夫、茅于軾、鄢烈山之流的觀點予以在報紙公開批駁（否則還會有更多的人會不計后果亂說），大殺一批侵吞國有資產的人，把清華大學胡祖六這個漢奸踢出中國，警告外資企業，以不肯建立工會先拿商業型外資企業開刀，按照WTO規則把大賣場關一批（只要把連鎖店關一批就可以了，用不著全關，反而可以增加就業。）殺雞儆猴才能夠穩定國家形勢。
殺雞儆猴，中國經濟和法治的希望。
宏觀調控的結果是失敗，降溫的結果就是冰點，因為降溫的方向有問題，是行政問題，也有政策問題，而不僅僅是金融方針上的問題。
我不希望有政治性跟帖在后面（雖然我的文章是有部分政治性內容的），否則會影響大家看文章的，如果有過多討論政治問題的，版主有權刪除本帖以及跟帖。
丁丁的蘭蓮花
2006.8.19
中國頂尖的經濟學家：楊曉陸（維護國家利益被逼下崗） 劉軍洛（母親被村霸打瞎眼睛，其祖父為共和國元勛劉伯堅）
中國大案要案的精神病鏈式反應開始了，從昆明、上海汽車撞人案和襄樊的高鶯鶯案來看，這將使更多的改革成果消耗于破案成本，中國人維護國家穩定的成本將大幅度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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