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農民工的數量不降反升是個壞消息
國家統計局在2020年4月最新發布農民工監測調查數據：2019年農民工總量達到29077萬人，比上年增加241萬人。另一個可以比較的官方數據是：自2012年起，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和比重連續7年出現雙降，7年間減少了2600余萬人。
如果不把這兩個數據放在一起，恐怕不會引起人們的關注，但當這兩個數字碰到一起的時候，就成了一件細思極恐的事情。
稍微有一點數字分析能力的人都能夠看出來，在全國的勞動年齡人口不斷下降的情況下，農民工數量卻出現了增長，究竟是什么原因讓農民工數量出現了與人口變動趨勢不一致的逆向增長現象呢?
言及于此，很多人肯定會說，農民工沒有退休制度，很多農村居民為了維持生計，即便是老弱病殘，也不得不外出務工。確實如此，可是，即便考慮到農民工沒有退休制度，也總得有生老病死，新陳代謝吧，數以億計的農民工一年減少幾百萬也是有可能的，更不可能出現數以百萬計的增長。
在沒有調查統計上的操作失誤的前提下，新增的241萬農民工來源只可能是農民工群體的增量部分。
增量部分的農民工不可能是城鎮居民，應該大部分都是農村青年。
造成農民工增長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剛剛走出校園的農村青年依然在以農民工的身份源源不斷進入了勞動力市場，重復著他們父輩的人生軌跡，這不能不說是值得憂慮和反思的重大社會問題。
回溯到20世紀90年代，農村青年成為農民工并不像現在這樣令人憂慮，反倒是像一個社會向上流動的階梯，農村青年進入城市獲得比務農收入高得多的收入，不僅能夠改善自身的生活狀況，還能夠給家庭帶來更多的收益，經濟層面為國家帶來了人口紅利。
如何化解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形成人力資源的比較優勢，曾是當年研究最火的話題之一，農村被喻為中國經濟發展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勞動力蓄水池，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進場也確實形成了中國經濟起飛的比較優勢。
時至今日，第一代農民工快接近老年，中國已經進入了深度老齡化社會，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業已成為國家戰略，而老年農民工的孩子們依然是農民工，他們仿佛是被時代拋下的社會群體，命運軌跡依然如舊。
假若沒有下面這一組具有諷刺意味的數據，或許人們也不會為農村青年的出路扼腕嘆息。
根據教育部公布的信息：2019年全國教育經費總投入首次突破5萬億元，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超過4萬億，占GDP比例連續8年在4%以上。
2019年高中階段教育毛入學率達89.5%,各級教育普及程度達到或超過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51.6%，進入高等教育普及階段。再看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9年新增勞動力中有50.9%接受過高等教育，平均受教育年限達13.7年，相當于大學一年級水平。
這一組巨資打造的數據讓人們看到了改革開放四十年令人興奮的成就，卻仍然掩蓋不了一個令人驚恐的事實，在萬億級的投入背后，農村青年成為教育普及所沒有惠及的人群，教育并沒有改變他們的命運。
二、教改讓中國教育不再普惠
2012年開始，我參與了多項大學生調查的項目，調查學校包括985高校，也包括知名的和不知名的高職院校。
當你走入一所不太有名的高職院校，或許可以發現，這里超過90%的學生都是來自農村，這就是為農村孩子準備的“大學”。這些年高職院校為了招生可謂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分數線急劇下降。
在高考大省河南，2020年本科一批錄取線：文科556分、理科544分，高職專科批：文科180分、理科180分。
農民工輸出大省四川，2020年本科一批錄取線：文科527分、理科529分，高職專科批：文科150分、理科150分。
成績落差之大，可能是沒有關注高考的人都難以想象，說句不太恰當的話，高職學校基本屬于零門檻，對高考成績不好、愿意交學費的農村孩子基本做到了愿來就收，應收盡收，就這樣，還有一些高職院校因為專業招生不足，被停止教學。
可想而知，經過近乎零門檻的“大學”教育，一個農村青年終于可以成為一個合格的藍領技術工，或者說，一個合格的農民工。
農村孩子上高職，城里孩子上985，這在高等教育領域早已不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北大清華校園里來自農村的生源早些年已經下降到兩成左右。
當然這與中國城鄉人口分布的變化有關，但導致如此現象更關鍵的原因是，農村孩子現在真考不過城市孩子，考不過的原因不是學校教育質量下降，而是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的脫節。
有關部門在2000年之后為了提高學校教育質量，推動素質教育，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撤點并校，原先的村小大部分被撤，即便是保留的，往往也只有村小。
鄉鎮一級的高中教學點也大幅度減少，大部分高中都集中在縣城。盡管撤點并校和素質教育的出發點是好的，卻沒有考慮農村家庭實際情況。
撤點并校之后，盡管不再需要繳納學費，大部分農村學齡兒童必須進入附近鄉鎮上學，需要承擔交通、伙食、住宿等費用，反而提高了他們的教育成本。
眾所周知，農村家庭的教育支出僅僅依靠農業經營收入是不夠的，只能通過父母外出務工來補足，這就客觀上要求農村孩子的父母必須進城務工，獲得足夠的工資收入，父母進城務工則造就了更多的留守兒童。
留守兒童的最大問題是家庭照護和父母教育的缺失，超載校車屢禁不絕的背后是留守兒童家庭照護的缺失和義務教育教學點分布不合理的雙重影響。
那么，跟隨父母進城的流動兒童的教育情況會顯著改善嗎?答案也是否定的，兩年前我曾經調研過一個外來務工人員民辦學校，這個學校有從小學到初中九個年級，接近3000個學生，每個年級有幾百學生，在這幾百人當中，每年能考上重點高中有多少人呢?在閑聊時，校長多次提到了一個同學的名字，當然我記不住這個名字，在反復中提及中，校長說，要保住這個孩子，這個孩子是上重點高中的料!一個3000人的學校，一個每年畢業幾百人的學校，一個98%是外來務工家庭孩子的學校，每年或許只有一個人能上重點高中，這意味著什么?這些孩子也就喪失了平等地參加中考和高考的機會，他們晉升重點高中的幾率甚至不足百分之一。
再加上一些大城市人口調控政策影響，部分農民工子弟學校被迫關閉，一線城市流動兒童入學率下降。無論是留守，還是流動，數以千萬計的農村兒童難以真正解決他們的教育問題。
撤點并校之后，校舍更好了，教育質量提高了，但所謂的“素質教育”“快樂教育”的弊端卻凸顯出來。
學校搞素質教育無可厚非，但素質教育在義務教育階段完成之后就嘎然而止，中考、高考怎么辦?以前教育部就提出了快樂教育的口號，而且真的落實了，雖然落實的方法略顯簡單粗暴，明確規定所有的小學都不能夠向家長公布學生考試成績的排名，這一規定在很多地方得到了很好的執行。
教育部的邏輯很清晰，家長不知道孩子在學校的排名，也就沒辦法比較孩子的學習水平，也就不會給孩子帶來學習的壓力，快樂教育唾手可得。
可是，一次調研中，一個孩子用非常非常童真的語言告訴我，事實不是這樣。家長有可能確確實實不知道學校里孩子考試成績的排名，但是小學生們卻能知道自己成績所處的位置。
我在調研過程中發現，盡管相互不知道考試成績，孩子們能夠非常清楚的說出某一個同學的學習成績不如他。我驚訝的問為什么?因為他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其他學生在學校的考試成績，而這個小朋友自豪的告訴我：“因為他上的是提高班，而我上的是尖子班。”提高班和尖子班?這種聽起來不太熟悉課程的語言，究竟是什么?這是好未來!好未來又是什么鬼?小學生有點神秘的說：“現在風聲很緊啊，已經不能叫學而思了，要叫好未來。
這確實是很讓人驚訝，讓人不由得和孩子細細聊起來。原來，學而思把課程體系分成很多個班，比如說有普通班，提高班，尖子班，還有什么所謂的“超常班”、“目標班”等等，這些班級的名稱讓人有點分不清楚。為什么要分那么多班級呢?原因很簡單，學而思有一套自己的評價學生能力的體系，在孩子進入學而思之前，需要做一個檢測，如果你能夠達到某一個班的水準，那么就進入這個班級。
比如說，一些目標特別高端的班級，只針對學習成績好的學生，學習成績差的學生根本就進不去。如果去看學而思的新聞，它曾經把奧數分成了12級。真的是讓人感覺到驚訝，因為在小時候學習的過程當中，很難想象能把一門數學課分成12級，那么還有英語、語文。如果這三門課都可以分成12級，就意味著在每一門課程都會有一個相對標桿，這個標桿就是你在學生中所處的位置，三門課：12×12×12，有1000多個層級，而每個孩子都能準確的找到他們的位置，比扶貧精準多了!
如此嚴密的課程分級體系，幾乎所有的孩子都能夠清楚的知道，他把班級同學里的位置，甚至在兩個同學之間可以完全達到非常精準的比較，比如說，一個孩子，在學而思的課程集中，他能夠上兩個尖子班，上一個提高班，而另外一個孩子只能上兩個提高班，一個尖子班，那說明第一個孩子的總體成績要優于第二個孩子。
這時候，任何一個人都會覺得教育部的邏輯有點搞笑了。當教育部下達嚴令，不讓學校和老師告訴家長孩子考試成績排名的時候，在學校義務教育的課程體系之外，突然間形成了一個嚴密的成績分級體系，不但能夠比較，而且能夠如此精確定位孩子考試成績和學習水平的工具，想必任何一個家長很難都放棄這種嘗試的心理。因為幾乎所有家長眼里的孩子是要參加中考和高考，在“素質教育”“快樂教育”無法滿足中考、高考需求時，只能讓家庭承擔提高子女應試教育能力的職責。
三、教改走向“快樂教育”，教輔機構殺死“階層流動”
可以說，素質教育和應試教育的脫節直接增強了家庭經濟因素在教育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換言之，中國教育的普惠性被教輔機構的市場因素所替代，對于大多數人，家庭的經濟實力決定了孩子在教育上能走多遠。
在城市里，老師帶著學生玩，家長帶來孩子學的教育模式已經引發全社會關注，家長吐槽輔導孩子寫作業時的悲慘遭遇已成為網絡中司空見慣的現象。
由此引發的課外教育市場規模增長迅猛，有研究機構預測稱，到2023年K12課后教育服務市場規模將超過人民幣8000億元,2018年到2023年復合年增長率為10.1%。在農村，即便是家長在孩子身邊，輔導子女學習的能力是遠遠不足的，其結果是一些小的鄉鎮都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補習班，參加補習班的費用自然又增加了農村家庭外出打工的“動力”，留守兒童的數量和比例在鄉鎮學校都是相當高的。
更糟糕的是，早些年農村孩子與城市孩子競爭主要依靠“苦讀”，當“快樂教育”替代了“苦讀”模式，農村孩子在起跑階段就被城市孩子落下了一大截，待到高中在進入“苦讀”模式就為時已晚。在農村調研時，一些特別注重教育的地區，早些年一個縣還能有考上北大清華的學生，近些年卻已近乎絕跡。
講到底，除非不參加高考，中國教育本質上還是應試教育，而素質教育的面子低下暴露出的是社會各階層的差距，素質教育與應試教育脫節是中國未來教育體制改革必須克服的重大問題，也是中國社會經濟中長期發展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201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關于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義務教育質量的意見》深入推進教育教學改革，但現實生活中，義務教育階段的素質教育和中考、高考的應試教育模式是背離的。尤其是在中小學生減負的旗號下，學校教育功能嚴重弱化，應試教育壓力傳導，不得不由家長和校外培訓機構來承擔本應學校完成的教育功能。雖然教育部強調不得以中高考成績或者升學率來片面地評價學校、評價校長、評價老師，但從未考慮過家長的想法，可謂是一廂情愿，事倍功半。
最糟糕的其實還不是這個，最糟糕的是，教育部的決策加劇了社會不平等。為什么呢?道理很簡單，當你要面臨中考，面臨高考這種應試教育的時候，孩子們在小學期間扎實的基礎知識是比較重要的，而扎實的基礎知識在正規小學教育當中是獲得不了的，因為小學不是應試教育，而是所謂的快樂教育。
在所謂的快樂教育中，孩子們獲得不了應試教育所需要的東西，家長怎么辦?家長就只能痛苦的通過校外的輔導班，讓孩子獲得應試教育所應該獲得的知識和技能。
義務教育階段教育分工的“家校倒掛”模式還會引發更為突出的社會不公平問題，精英階層的家庭子女能夠獲得更優質的家庭教育和課外教育，而弱勢家庭子女卻無法獲得充足的家庭教育和課外教育的補充，毫無疑問，一個必然出現的結果是農村孩子考不過城市孩子，最終導致由教育引發的社會不公平擴大，這一點在農村青年身上的體現就是當留守兒童、上高職、當技工。
事實上，如果沒有處于一個快速變遷的社會，農村的孩子上高職、當技工也未必是一件壞事，從教育與社會的變遷和發展之間的關系來看，中國在工業化時代強調的是“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改革開放之后，學好經濟類和外語類科目成為社會共識;如今國家之間的競爭已經是技術創新能力的競爭。
在中美競爭白熱化的國際局勢下，科技創新成為核心，而科技的競爭說到底是科技人才的競爭，是一個國家培養科技的教育機制的競爭。
如果現行的教育機制讓人口占比超過一半的農村青年沒有成為科技人才的機會，毫無疑問將是中國從人力資源大國向人才強國轉變的一個重大損失。
以農村青年的境遇反思當下中國教育，農民工的代際循環背后是教育體系改革的刻不容緩。除了潛在的維系和加大了社會不公平之外，中國教育體系的滯后性也較為突出。世界已經進入互聯網時代，網絡成為未來人們生活中“必需品”，而在現有的普及性義務教育的各個階段，網絡相關的課程，如網絡素養、網絡技術、網絡安全等教育內容并沒有被科學、合理的納入，無論是教學內容，還是師資隊伍，都滿足不了互聯網時教育的時代需求，教育體系已然滯后于技術進步的步伐，教育的滯后性日漸顯現。
需要強調的是，中國教育應當摒棄對西方工業化時代建立教育體系和教育模式的模仿追趕，解決教育內容落后于科學知識發展、素質教育與應試教育背離的現狀，重新審視教育功能和學校定位，才能真正對科技和人才形成有效的支撐作用，也才能通過科技創新提升國家競爭力，讓中國夢成為世界矚目的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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