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恐怕沒有一個勞動者可以說，我的工作生活毫無變化。
新冠病毒肆虐，有人經歷了停工停產，有人前所未有的忙碌，還有人悄無聲息失去了工作。6月底，國際勞工組織發布第五版全球勞動力市場監測報告，2020年第二季度全球工作時間相比2019年同時段減少了14%，相當于4億個每周工作48小時的全職崗位消失。在9月公開的最新版報告中，國際勞工組織預計今年第四季度消失的全職工作達2.45億個。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指出，全球約有1億人口因新冠陷入極度貧困，這是人類30年來發展指數的首次倒退。
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在12月初公布的數據，全球GDP在2020年下降了4.2%，中國是二十國集團（G20）中唯一實現經濟增長的國家。盡管在全球經濟陷入衰退之時，中國以1.8%的GDP增速保持經濟增長，但國內的就業形勢依然不容樂觀。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2月，中國城鎮失業率飆升至6.2%，外出務工的農民工群體相比2019年年底少了5000萬人。3月，國務院提出必須將“穩就業”放在首位，推出一系列重大舉措。同月，城鎮失業率開始回落，就業景氣指數逐月回升。然而，招聘與求職需求遠未達到平衡，今年的高校畢業生達874萬人，明年畢業人數將突破900萬，如何穩定就業依舊是一大難題。
危機的伏筆早已埋下，病毒觸發了劇變的開關。來源：視覺中國
另一方面，中國勞動者與資方關系也愈發緊張：外賣騎手身陷算法圍城，零工經濟對效率的追求不斷擠壓勞工權益；白領與雇主之間的勞資博弈從“996”蔓延到對廁所的爭奪。還在為如廁自由焦頭爛額之際，一句“早安，打工人”直擊職場人的心靈——日益嚴苛的身體規訓、望不見盡頭的加班、拼命工作卻難以實現目標，白領的本質其實與農民工無異。在資本缺乏監督和約束的情況下，不占有生產資料與工具的人們，永遠有剩余價值可以壓榨。
新冠病毒令世界驟然失序。歐洲公共知識分子齊澤克在一篇文章中說，我們熟悉的世界正在離去，“徹底的變革已經發生。”然而，我們今日面臨的諸多危機的病灶早已存在，病毒不過是扯碎了“正常”的外衣，惡化了傷口，讓我們看見內里的潰爛。閱讀這篇盤點，你會發現許多問題都是老生常談，我們甚至回溯到十余年前的殺馬特，他們的困境至今仍是中國勞動者境況的一部分，而這種困境此前并未得到如此廣泛的關注和理解。只要問題還未解決，事實依舊如此，我們就有老調重彈的必要。
一、平臺壓榨，算法圍城
關鍵詞：外賣騎手、快遞員、北京SKP、平臺經濟、算法
今年年初，城市因疫情停擺，外賣騎手、快遞員的身影終于不再被車流所淹沒，人們驚覺，如果沒有這些“毛細血管”穿梭于風險中，自己的生活恐怕難以維系。平臺工人的故事開始在互聯網上大量流傳，武漢外賣騎手張賽、趙彬的日記成了人們了解城市動向的一個窗口，央視等新聞媒體相繼報道他們為應對疫情所做的貢獻，一些外賣騎手的照片還登上了《時代周刊》《紐約時報》等刊物。
《時代周刊》封面的美團外賣騎手。
平臺工人在疫情期間收獲了關注和贊譽，但這些光環隨著疫情的緩和而快速消散了，他們又再度成為都市的“隱形人”。7月11日，微博視頻博主@曹導 在微博上發布了視頻《外賣騎手體驗》，講述了自己在任美團騎手期間被北京SKP商場拒絕進入的遭遇。這家高端商場的保安稱，身著美團騎手的工作服就不能進入商場，想進的話可以把工作服脫掉，或者套件外套。視頻一經發布，就有許多網友認為，北京SKP的行為是一種“職業歧視”，上海國域達律師事務所律師楊旺還向界面時尚表示，此舉涉嫌違法，有悖于我國法律人人平等的原則。
第二天，北京SKP在微博上稱，拒絕外賣員進入是出于防疫考慮，商場已實施“定點取餐方式”。不過，商場的工作人員在電話回復微博網友@cEoifor 的疑問時透露，就算只是進去逛逛也不能穿外賣服，因為領導們覺得“商場里有很多顧客，如果看到外賣員在里面跑來跑去，商場形象不太好”。一邊需要外賣騎手在商場和客戶之間搭建橋梁，一邊又不允許他們被看見，“隱身”成為了工作的一部分。界面文化曾撰文指出，外賣騎手本就處于職業歧視鏈下端，商場為了打造“高端”氛圍，要求他們進行“隱性勞動”，這加深了職業歧視所帶來的傷害，外賣員被等同于自己身上的工作服，他們與消費者之間的區隔涇渭分明，階級的鴻溝不可跨越。在“消費者至上”的環境下，資方通過不斷侵蝕服務業從業者的權益來迎合消費者，這注定了消費者與勞動者之間的地位不對等，而在平臺經濟中，公司更能藏身于算法，把勞資矛盾轉化為了“勞動者-消費者”的矛盾。
華中師范大學社會學院鄭廣懷及其團隊長期關注武漢平臺工人的勞動與生活狀況，他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訪時表示，現代服務業越來越將消費者納入到評價與監督體系之中，比如五星好評和點贊，這看似賦予了消費者很大的權利，但實際上為矛盾轉化提供了便利，比如在配送時間的給定上，平臺為了效益最大化，往往不考慮交通的實際情況，最后的結果是，顧客發現自己的訂單總是超時，外賣員疲于奔命也無法按時送達，雙方很容易起爭執。一個典型的例子是，2019年12月，武漢外賣騎手因超時被店員投差評，騎手私下找店員請求撤回差評時遭到辱罵，激怒之下將店員殺害。
大雨天是最容易“爆單”的時候，也是最容易出事的時候。來源：視覺中國
算法每“優化”一次，對平臺工人的圍剿就更緊一分。9月，《人物》雜志的深度報道《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再次將外賣騎手帶入公眾視野。許多外賣騎手告訴《人物》記者，自己經歷過幾次“時間失蹤事件”，曾在美團配送站做過三年的配送站站長金壯壯說，從2016年到2018年，路程3公里的配送時間從1小時變成了38分鐘。《人物》引用數據稱，2019年，中國全行業外賣配送市場較三年前平均減少10分鐘，為了搶回這10分鐘，闖紅燈、逆行、超速、走天橋……外賣騎手無所不用。中國社科院助理研究員孫萍認為，這些挑戰交通規則的“逆算法”是騎手受困于算法下“不得已的勞動實踐”，其直接后果便是交通事故的頻發。
文章引用數據顯示，2017年，上海平均每2.5天就有一名外賣騎手傷亡，深圳同年三個月內傷亡騎手12人，成都2018年騎手傷亡155人次……然而，這些平臺經濟從業者，幾乎都沒有正常的勞工權益保障。鄭廣懷指出，平臺經濟（平臺經濟）模糊了勞動關系，“工人與平臺僅是簽約關系，與外包公司是雇傭關系，甚至眾包工人都沒有雇傭關系，僅有與平臺的簽約同意，”一旦發生事故，平臺就可以推卸責任，勞動者維權困難，那些被撞傷的路人同樣無處維權，矛盾又一次被甩到騎手身上。
《人物》雜志文章一經發布旋即引發熱議，餓了么于次日凌晨在微博上回應稱，將在訂單后加入“多等五分鐘”選項，顧客可以選擇給騎手多一些時間。一些網友評論這是“道德綁架”，上海消保委副秘書長唐健盛指出，餓了么此舉存在“邏輯上的問題”，現在的困境應該放到企業與騎手之間解決，而不是騎手與消費者之間。
美團也在當日發布聲明表示將優化系統，保障騎手安全，改進獎勵機制。不過，就像《人物》文章中提到的，這不是平臺公司第一次做出努力。此前，餓了么與美團都為提高騎手安全意識想了各種各樣的方法，例如視頻推送、請交警講課等，但有的嘗試太過形式化，反而給騎手制造了更多麻煩。比如寫著安全標語的袋鼠耳朵，在騎行路上一吹就掉，被“微笑行動”隨機選中的騎手要立即停車，拍攝一張要求繁瑣的微笑照片上傳，許多騎手都因來不及完成要求而被罰款或封號。
平臺工作大多是把工人排除在福利保障之外“不穩定工作”（precarious work）。
“月入過萬”、“工作自由”的噱頭吸引了不少人投身平臺經濟，但這兩年，真正能收入萬元高薪的快遞員、騎手少之又少，他們在算法給定的路線上爭分奪秒，許多時候身不由己。平臺經濟的系統性困境不可能通過補救性舉措來解決，今年5月，全國人大代表許小英提議，針對當前靈活用工等新就業形態，應當制定能夠切實保障勞動力權益的社保政策，這與鄭廣懷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訪時的觀點相合。鄭廣懷強調，改善平臺工人的處境，首先得規范勞動關系、推動社會保險的覆蓋，其次才是優化平臺系統、改善社會公眾對這一行業的認知。
二、白領也是打工人
關鍵詞：打工人、如廁自由、年齡焦慮、職場PUA、酒桌文化
“只要我夠努力，老板很快就能過上他想要的生活！該起床奮斗了！早安，打工人！”
前幾年白領還在用 “辭職送外賣”來自我調侃，今年就迅速認清了現實——去送外賣不是什么“自降身份”，坐在辦公室里搬磚和騎摩托送餐沒有什么本質區別，到底都是給老板賺錢的“打工人”。
“打工人”或許是今年最流行的職場熱詞之一。據網友考證，“打工人”最早出自B站網紅“抽象帶籃子”的一系列“打工人”視頻。“帶籃子”是一名大專畢業的小鎮青年，他最初以一條“大專人，大專魂，大專都是人上人”的語錄走紅，調侃985、211的畢業生都是大專人的打工仔。在“打工人”系列視頻中，他用頗為社會的口吻向屏幕前的網友喊出一條條打工人語錄：“朋友們，累嗎？累就對了，舒服是留給有錢人的”、“不拼爹，不拼娘，不拼工作，不拼錢，我們打工人只拼命”。這些語錄敏銳地捕捉到了職場高壓與階級固化的現狀，很快在網絡上流傳開來，一時間，“打工人”成了當代城市勞動者的寫照。
城市白領和農民工一樣，都是“打工人”。來源：視覺中國
與之前流行的“社畜”相比，“打工人”對階級流動現狀和勞資關系的認知更為深刻。本來，“打工”一詞更多用在進城務工者身上，白領階層通常不愿意把自己和這個象征著低薪、低社會地位、不穩定的詞聯系在一起，但正如作家褚漢辰在微博所說的：“不管你在北上廣的寫字樓里喝咖啡趕項目，還是我在縣城的小企業里看倉庫，我們內核并無不同，都是被資本家壓榨剩余價值的勞動者……我們身為社畜，建立一條內部的鄙視鏈毫無意義。”
“打工人”取消了農民工與白領之間的區別。界面文化在《從“打工人”談起：白領工作被祛魅，我們將面對怎樣的未來？》一文中分析道，職場網絡熱詞的更迭反映了年輕人日益敏銳的階級意識——在高速的經濟增長之下，勞資關系不對等、社會流動性減弱——白領工作不得不被層層祛魅，近四十年來，全球勞動者都面臨著這個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勞動者此刻感受到了某種同時性。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硅谷的科技公司塑造了一套娛樂化、去層級化的白領工作文化，員工的辦公環境得到大幅度改善，但在工作與休閑空間不分的狀態下，他們的工作時間其實變得更長了。
這套辦公文化很快輸出到全球各地。彈性工作制、咖啡間、健身房，中國許多互聯網公司也以此來吸引人才。但事實上，白領工作并沒有想象中的安逸和穩定，《人物》雜志文章《互聯網大廠的廁所難題》讓我們看到，大廠辦公室光鮮靚麗的背后是難以想象的逼仄和壓抑，如廁難已然成為中國互聯網公司員工一大困擾。拼多多的辦公樓每層有上千人，卻只能搶8個廁所坑位；快手在每一間廁所外安裝了計時器；字節跳動則直接屏蔽了廁所區域的信號。互聯網大廠為了提高員工效率，縮短其“摸魚”時間，可謂各顯神通。文章指出，包辦吃喝拉撒睡的辦公園區當初以福利為名出現，如今卻成了公司對員工進行“更大程度占領”的工具。
美國硅谷的科技公司塑造了一套娛樂化、去層級化的白領工作文化，而今已輸送到世界各地。來源：視覺中國
最基礎的工位也有可能被奪走。今年7月，“騰訊高級工程師因每天在崗不足8小時被辭退”一事登上微博熱搜。當事人閆先生在2019年3月28日被騰訊公司單方面辭退。據閆先生講述，自己入職騰訊以來，公司一直是彈性工作制，從不計考勤，加班是常態。騰訊方面則回應，辭退閆先生不單是因為他在崗時間不足，還因他“嚴重違反勞動紀律和規章制度，包括不接受日常工作安排”。閆先生向深圳市勞動仲裁機構和法院提出申請，要求騰訊支付自2012年工作以來年終獎差額、加班費共計500多萬元，最終，深圳市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與法院對騰訊解除勞動關系的決定給以支持。雙方對這件事各執一詞，網友們也對真相如何抱有不同的看法，但事件所獲得的關注度折射出當代職場人的年齡焦慮——公司更傾向于薪資低、體力好、能加班的“高性價比”年輕人，員工一旦超過35歲，隨時有被“優化”的可能。
除了上述新自由主義式的結構性困境，打工人還得應對不良職場文化。7月，前火箭少女隊長Yamy遭遇了“職場PUA”。在她公開的一段會議錄音中，老板徐明朝多次貶低Yamy，說她 “很丑”“不時尚”“娘炮兒”“就是一個伴舞的”，并要求在場的員工附和，徐明朝長期以來的這種做法擾亂了Yamy的自我認知，讓她覺得“如果有問題，那一定就是我的錯”；8月，廈門國際銀行一名剛畢業參加工作的員工在校園招聘群里發了一條長消息，稱自己因拒絕在飯桌上和上司喝酒，遭上司無端辱罵、扇耳光與其他同事集體羞辱。針對這兩起事件，一些人指責現在的年輕人太過“脆弱”，接受不了“事實”和別人的“批評”，也不會“來事”。事實上，這兩件事所反映出的是職場關系的不平等以及上位者對權力的濫用。無論是徐明朝所實施的“精神控制”，還是上司的強制勸酒，都沒有將對方放到與自己平等的位置上來對待。
Yamy的微博長文與會議錄音
打工人可以選擇退出嗎？一條“打工人”語錄總結道：“生活里80%的痛苦來源于打工，但你要知道，如果不打工，就會有100%的痛苦來源于沒錢。”雖然打工人清晰地看見了自己的未來以及系統性癥結所在，但他們中的大多數還是只能無奈自嘲，因為一旦選擇退出，他們的生活可能會缺乏保障，個人也會受到“不負責”“不懂事”“浪費資源”的指責。這正是人類學家項飆在另一個流行語——“內卷”中觀察到的世界：高度一體化的市場競爭主導了我們社會的基本組織方式、資源分配方式以及生活本身，所有的人都必須在一條賽道上奔跑，這是一場不允許退出和失敗的游戲。“今天的內卷是一個陀螺式的死循環，我們要不斷抽打自己，讓自己就這么空轉，每天不斷地自己動員自己。”項飆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說道。
三、流水線上下的青年生活
關鍵詞：殺馬特、三和青年、工廠
城市底層青年和白領青年一樣深陷“內卷”，他們只是處于高度一體化競爭結構的不同鏈條上，形式不一，內核相似。今年，紀錄片《殺馬特我愛你》和社會學著作《豈不懷歸：三和青年調查》意外地引發大量討論。這兩部作品的主人公——殺馬特與三和青年——都是進城務工者，遭遇了工廠流水線的異化后，前者用夸張的發型來進行自我保護，后者則放逐自我于“正常社會”之外，靠日結過著“掛逼”（三和青年用詞，指沒錢了、快死了）生活；前者還在流水線上掙扎，后者選擇徹底下線躺平。
許多90后都有關于殺馬特的記憶。十多年前，殺馬特是QQ空間最流行的裝扮風格之一，火星文、低腰褲，再配上高聳的彩色頭發，就是一個標準的殺馬特。我們不知道殺馬特從何而來，又以何為生，大部分人對他們的印象停留在城鄉結合部不務正業的不良青年。2013年，隨著凈網活動的展開，殺馬特的形象變得更為負面，他們在網上被嘲為“肥豬流”（非主流）、“農轉非”（農村系淳樸小孩轉非主流），想要融入城市變身潮男靚女，卻弄得不倫不類，現實中還有不少人專門搞“反殺”，四處追打殺馬特。至于三和青年，在日本NHK紀錄片《三和人材市場》引起反響前，許多路過深圳龍華區三和人才市場的人或許不會留意躺在地上的“大神”一眼——那不過是個流浪漢。
殺馬特曾經分布廣泛 來源：《殺馬特我愛你》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殺馬特與三和青年都是公眾視野中飄若浮萍的存在，但實際上，他們的“出格”行為背后都有一座巨大的工廠，不了解工廠對他們生命的塑造，就不可能理解他們的行為。
成為“非主流”之前，殺馬特與三和青年大多在工廠打工。大廠環境較好，但對工人的身體條件要求嚴苛，就連體檢填表也得排長龍；小廠進去容易，但各種有毒的刺激性物質又會對人體造成極大傷害。《殺馬特我愛你》呈現了不少工人們偷偷拍攝的工廠影像，他們在流水線上高速地重復同一動作，稍有不慎就會導致一系列事故，輕則造成產品堆積，影響下游，重則傷及自身——一位工人就向鏡頭展示了他被絞斷的手指，血肉模糊。流水線上的機械作業不僅吞噬著工人的精力，也吸吮著他們生命的色彩，頭發是殺馬特張揚個性的出口與被看見的希望，同時，它異于主流的樣子也得以撐開自我保護的屏障——出來務工的殺馬特大多有挨罵、受騙、被打的經歷，弄一個這樣的外形一看就“不好惹”。
“他們每天工作12小時，一個月休息一到兩天，收入卻只有三四千塊錢。這三四千塊錢不僅是冷漠的數字，還是工人所經歷的極度的疲勞和生命的貧乏，以及面對階級固化后的無望。”《殺馬特我愛你》導演李一凡在“一席”演講上說道。殺馬特不是農民工進城后對城市消費景觀的拙劣模仿，而是對貧乏的反抗、對苦痛的表達。“殺馬特教父”羅福興在片中說，自己從來不仰望深圳的一棟高樓，因為他深知，這些都與自己無關。
深圳龍華的三和青年 來源：《三和人材市場》
三和大神在工廠的經歷與殺馬特相似，只不過他們選擇了離開流水線。許多三和青年向來到深圳龍華做田野調查的林凱玄說，自己不進廠工作，是因為不想被盤剝、克扣和歧視。靠做日結工過活看似是從流水線的絞索中掙脫，但界面文化曾在《年輕人為何躺平？三和青年是工業化過程中把農民工“非人化”的結果》一文中指出，三和青年的真實生活是“時時掛逼，層層宰割”——“上班的時候被工廠、中介盤剝，不上班的時候賭博買彩票、給主播打賞，照樣被宰。等到一無所有，賣微信號、做法人還是被騙。”
從某種意義上說，殺馬特與三和青年都是試圖抵制或退出競爭游戲的人，但社會似乎從未停止過對他們的再度“正規化”。2013年以后，現實中的殺馬特逐漸消失，他們曾經遍布大江南北，現在的活躍范圍已經縮小到云貴及珠三角地區。羅福興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改過自新，重新做人”，許多殺馬特和他一樣剪掉了曾視若珍寶的頭發，回到農村。在李一凡看來，極度單一化的社會把他們最后的一點不同都修整掉了，“這樣的規訓在有形和無形中間不斷發生，它其實就是對人的一個剝奪。”
與此同時，三和青年也因為自我放棄而遭受質疑和責備。一位曾經的三和青年在一條優酷視頻中講述了自己決心振作，最終走出三和的故事。但我們不禁要思考和發問的是，之后又如何呢？如果社會福利保障機制不完善、勞資關系不對等、資源分配不均，重回正常秩序的三和青年能真正走出困境嗎？回歸正常的程序又是正義的嗎？
深圳龍華地區標語 來源：《三和人材市場》
殺馬特與三和青年的故事在大學生與白領之間獲得廣泛的共情，許多生活條件不錯的年輕人覺得自己和他們一樣，不停地工作加班，目標還是遙不可及。盡管大家在物質條件上相差極大，內心的壓抑卻是相似的。可見，振作的動力可能并不來源于一個人切實地感到生活越過越好，而是不問理由的自我鞭打。
四、疫情如何改變了勞動者？
關鍵詞：零工經濟、醫護、菜販、居家辦公、狗屁工作
回顧2020，我們無法繞開一個問題：新冠疫情如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令人沮喪的是，病毒很可能不是當前危機的制造者，它不過是一針加速劑，激化了全球近四十年來新自由主義之下的各種不平等。
疫情在全球爆發后，零工經濟一再盤剝平臺工人本就所剩無幾的權益，用他們的人身安全來置換貼心便利的服務，博取利益。美國在啟動“保持社交距離”政策后，大部分人已經儲備好了食物，外賣需求沒有大量上漲，叫車平臺也流失了大量訂單，靠接單來賺取薪酬的從業者本就面臨收入下跌問題，卻還要為平臺的一些賺錢新設計買單：跑腿平臺TaskRabbit向顧客開放了免費取消訂單的權限，勞工白跑單以及被惡意銷單的幾率增加；Uber和Lyft平臺直接拿掉了拼車功能，聲稱更能保障乘客安全，但司機的安全似乎不在公司考慮范圍內；超市代購服務Instacart取消了對低評分購物者的下單限制，讓勞工曝露在高感染風險中工作更久。
零工經濟通過壓低員工費用、做大訂單量謀利獲益的模式，在疫情爆發前就頗受詬病，許多人不看好它的可持續發展性。賓夕法尼亞大學社會學博士生夕岸在《疫情下的美國工作：在家辦公，等于在家失業》一文中引用數據指出，從2013年到2018年，美國出行平臺司機的平均收入下跌一半以上，只有打更多零工、接更多單，才能保障收益，而今疫情之下，低價便利與保護勞動者權益成為“蹺蹺板的兩面”，不可兼得。
今年，美國Facebook、Uber等互聯網科技公司相繼宣布，員工可居家辦公至2021年夏天，與此同時，平臺工人必須外出工作，維持生計。來源：中新社
醫療是另一個勞動者權益問題特別突出的領域。4月17日，英國留歐派組織Led By Donkeys在英國議會大廈公開了一則視頻。由于防護物資不到位，英國彼時已經有近百名醫護因工作感染新冠肺炎去世，視頻中，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的醫護人員向首相鮑里斯·約翰遜發出求救：“首相，很高興你在感染新冠肺炎后痊愈……NHS救了你的命，現在需要你來救我們的命。”進入冬季，疫情反彈，英國感染人數激增，12月23日，NHS呼吁首相約翰遜延長“脫歐”過渡期，避免NHS在無協議脫歐的情況下走向“崩潰”。
NHS建立于1948年，被認為是世界上第一個覆蓋全民的免費醫療保障制度，經費一應取自國家稅收，由國家行政體系管理。到了上世紀70年代，福利國家制度被看作是經濟發展的拖累，撒切爾上臺后推動了NHS的市場化改革，醫療服務逐漸從國家為公民提供的福利變為需要掏錢購買的商品，而預算的不斷削減與效率至上原則導致醫護工作時間不斷延長，待遇卻在下降。近年來，NHS已有大量人才流失，此次疫情捉襟見肘，不過是一時間涌入醫院的病人暴露了多年的積弊。
更糟糕的是，當勞動者權益問題同種族、族裔、性別疊加后，弱勢人群的處境變得異常艱難。英國左翼思想家大衛·哈維在《新冠時期的反資本主義政治》一文中指出，在美國，照顧病人的護士通常是女性，她們冒著高風險奮戰在一線，但所做的工作卻被認為是次要的，經濟下滑后首先失業的是非裔、拉美裔人士，但貧窮迫使他們在風險時刻走出家門去賺錢，“保持社交距離”和“居家辦公”是一種特權。據中國國家衛健委消息，女性醫務人員占抗擊新冠行動總人數的三分之二。然而，衛生巾等女性必須的衛生用品早先卻不在統一采購的抗疫物資之列，需要靠各種公益組織及各級婦聯陸續采辦。至3月8日，全國婦聯宣傳部部長劉亞玫公開表示，女性生理期用品已協調納入防疫保障用品清單。
2020年3月5日，湖北省武漢市，協和醫院的護士為新冠肺炎患者送餐。來源：中新社
意大利哲學家吉奧喬·阿甘本認為，病毒切開了人類的團結，“鄰人不復存在。”居家隔離，生活由“一鍵下單”來完成，我們對附近世界的感知變得更加模糊。對于許多平日持家的人來說，附近性消失的最直接體驗莫過于無法到菜市場購物。配送的食物來自超市、電商，小菜販退出了我們的生活。6月13日凌晨，北京新發地批發市場因連日新增的新冠病毒感染本土病例緊急關停。學者盛強告訴界面文化，新發地是北京最大的果蔬集散地，即使是離新發地很遠的小販也會來這里進貨，因為價格便宜，還能實現一站式補貨。有“首都菜籃子”之稱的新發地菜市場關停后，許多小販失去了收入來源。進入年底，一篇題為《互聯網巨頭正在奪走賣菜商販的生計》的文章掀起了大量關于“社區團購買菜”的討論，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聶輝華擔心，如果互聯網巨頭爭相擠進生鮮市場，以平臺資金優勢和菜販打價格戰，壟斷上游供應端后，消費者和菜農都將失去議價能力，菜販也將失去生計。
而那些坐在家里辦公、依賴“一鍵下單”生活的白領可能有兩個重要發現：第一，居家辦公對效率和自我管理有著要求更高，沒有上司在場，不過意味著自己成為了自己的監工；第二，就像疫情期間網上流傳的那個段子——“如果再不上班，老板就會發現其實沒有我，公司也能運作下去”——所揭示的，自己精致體面的工作不過是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所說的“狗屁工作”，于人類社會而言沒什么意義，也不能滿足自己內心的價值需求。
格雷伯在《狗屁工作》一書中提出，現在有40%的工作都是被設計出來的“狗屁”，用以維護少數人的利益，而那些真正不可或缺的職業（比如醫生、護士、清潔工人等）卻得不到足夠的重視，甚至遭受著更為嚴重的壓榨與傷害。格雷伯于今年9月去世，我們依舊活在他描述的世界里。
我們的工作是“狗屁工作”嗎？來源：視覺中國
五、尾聲：共情與聯結的開始？
美國人類學家羅安清在松茸的全球貿易中觀察到了資本主義的一種運作方式，它無需直接控制生產的各個環節，只需掌握供應鏈就能制造價值。羅安清將這一過程命名為“攫取”。“攫取”依靠算法不斷“優化”自身，它不在乎農民把菜種出來花了多少心血，也不在乎外賣騎手為了爭分奪秒要冒多大風險，因為話語權握在資本手上，買入勞動與賣出勞動都由資方定價。
“攫取將暴力與污染轉譯成利益，”羅安清在《末日松茸》一書中寫道。攫取也是風險的轉嫁，這在零工經濟當中體現得相當明顯。當然，不是所有勞動者都遭遇了嚴格意義上的攫取，但攫取的邏輯正在滲透我們的生活——為了利益最大化，總有剩余價值可以壓榨。越來越多的工作出現外包傾向：任務一個接一個地派下，雇主不在乎你用什么時間、以什么方式來完成，他只關心你能不能按時達標。十年前的白領階層或許還認為這樣的生活只在富士康上演，而今他們已有了“打工人”的自覺。無論是辦公室里的白領，還是工廠里的工人，中國的勞動者都愈發明白，個體的衣食住行、尊嚴和意義感無法只靠個人奮斗來取得，沒有社會提供一定的政策保護、支持與公共福利，個體的追求將難以企及，所擁有的也可能頃刻失去。
加強對資本的監管、保障勞工權益、進行更公平的資源分配，每每談及工作問題，我們都可以聽見這樣的呼吁。今年受疫情影響，“基本收入”的概念再次進入大眾視野，許多政治人物、評論家、學者重新拾起對基本收入的興趣，希望能定期向符合條件的人士發放資金，緩解失業沖擊，改善貧富差距，英國、美國、澳大利亞自3月起開始嘗試類似經濟補助計劃。然而，這些臨時性的舉措與真正永久性、無條件發放的基本收入相差甚遠。從本質上來說，基本收入代表了一種與新自由主義相左的財富分配制度和工作倫理，它充滿烏托邦色彩，當前少有國家能夠朝此方向推進。
“基本收入”也許是不可企及的烏托邦，但我們亟需更公平的財富分配制度，否則無人可以幸免于新自由主義之困。來源：視覺中國
界面文化在去年的勞動者盤點中提到，面對新自由主義四十年來制造的結構性困境，是時候收起對個體“不夠努力”的指責了。我們無法統計這樣的指責在今年有沒有變少，但可以察覺的是，“努力”與“奮斗”的涵義似乎有所轉變，責備與批評的意味減少了，多了一些自我嘲諷和戲謔，其基礎是對社會宏大背景的清楚認知。12月底，官方公布了幾位北京新冠感染者與密切接觸者活動軌跡后，網友們紛紛調侃在北京打工不易：“家住順義。海淀工作，每天地鐵往返50公里，人到中年準備考研清華大學，白天上班，晚上備考，周末帶娃早教班……人在北京，今天你奮斗了嗎？”這段話中沒有對他者的高聲呵斥，也沒有給自己雞血式打勁，幽默而疲憊的問候聲，仿佛是一種“同是天涯淪落人”的確認。2020年，確定性與穩定性變得比以往更加稀缺，如果有什么事值得我們慶幸并感受到些許希望，那或許是我們關于勞動者的討論突破了自身，越來越多的勞動者被看見和理解，生命與經驗不再孤立隔絕，在這個意義上，世界開始連成一片。
參考資料：
《豈不懷歸：三和青年調查》田豐 林凱玄 著
《末日松茸》羅安清 著
紀錄片《殺馬特我愛你》 李一凡導演
《在需要他們的同時歧視他們：不準外賣員進入商場的問題究竟在哪里？》林子人
《專訪 | 疫情期間快遞員外賣員獲得的贊譽，能夠補償其遭受的控制和傷害嗎？》趙蘊嫻
《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賴祐萱
《從“打工人”談起：白領工作被祛魅，我們將面對怎樣的未來？》林子人
《互聯網大廠的廁所難題》易方興
《專訪｜人類學家項飆談內卷：一種不允許失敗和退出的競爭》王芊霓、葛詩凡
《可是沒有精彩的殺馬特，只有生命極其貧乏的殺馬特》李一凡
《年輕人為何躺平？三和青年是工業化過程中把農民工“非人化”的結果》潘文捷
《疫情下的美國工作：在家辦公，等于在家失業》夕岸
《新冠時期的反資本主義政治》大衛·哈維
《專訪 | 學者盛強：超市電商無法取代菜市場，城市規劃應尊重百姓“用腳投票”》趙蘊嫻
《互聯網巨頭正在奪走賣菜商販的生計》楊昇
《搶走菜販生意的互聯網巨頭，讓買菜更便宜了嗎？》看理想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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