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一，一條全國832個貧困縣全部脫貧摘帽的消息在主流媒體上引起了一陣狂歡。媒體們激動地宣布“再見!國家級貧困縣”，爭相賦予這一時刻以宏大的歷史意義。“5000萬農村貧困人口告別絕對貧困”、“歷史性地解決了千百年來存在的絕對貧困問題”和“人類減貧的奇跡”的斷言隨處可見;“提前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減貧目標”和“這是特色市場經濟體制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的體現”的提法也屢見不鮮。
雖然在媒體狂歡中也不乏謹慎和反思的聲音，有代表性的如扶貧辦副主任夏更生在接受采訪時指出，幫扶政策要從攻堅戰轉入常態化，對相關貧困人口進行持續幫扶和防止返貧的全面排查。但反思似乎局限在敦促相關方繼續實施現有政策，而沒有注意到扶貧政策內在矛盾和由此帶來的結構性困境。本文希望在媒體狂歡之中提供一個反思這場“扶貧奇跡”的視角。
大億的希望
“這下好了，這樣我明年就不需要出來了，在家好好干合作社，雖然少賺1000，但其實結余的也差不多，還能照顧爸媽，太好了。”
說這話的人叫大億。2017年年底，當時的我正就農民工相關議題進行田野調查。在廣州康樂村某棟“農民房”二樓的A服裝廠內，我坐在大億的工位邊上，跟他聊了一整夜。
熨燙、打包、鉆圖制作、查貨、剪線、釘扣……在A廠包尾部這六年間，這些動作他重復了無數遍。因為一直在包尾部上夜班，大億的黑眼圈很重、背明顯地佝僂著，看上去比他的年紀更顯老。
大億來自貴州銅仁，是仡佬族。83年生人，未婚，外出打工已有18年，在家中排行老二，上有一個哥哥和一雙年邁的父母。即使在他們那個2016年剛通公路的貧困村里，大億家也算是貧困戶。在村里很多人都建起了瓦房時，他和父母、哥哥、嫂子和侄子一家六口還擠在位于半山坡上的祖屋里。祖屋是仡佬族的傳統吊腳樓，竹木加泥瓦結構為主;祖屋左側是他父母結婚時新建的三間泥瓦房，到現在已有四十多年;右側較新的兩間磚瓦房則是前幾年哥哥結婚時，父母花了大半輩子的積蓄建起來的。雖然家里有三畝土地和一頭牛，但按照大億的說法那最多“只能保證家里人不餓死”。全家六口人的日常開銷、侄子的教育和父母的醫療費用，幾乎全靠他和哥哥兩人打工賺來的錢堪堪維持著。房子的常規維護和惡劣天氣導致房子損壞后的修葺，則需要靠借錢才能完成。
大億家右側的磚瓦房
18年以來，除了春節，他和哥哥幾乎沒有休息過，就這樣，大億家的積蓄仍從未超過四位數。不過他一直沒有放棄尋找一條更好的、更穩定的出路。工作之余，他常在抖音快手上看一些創業課程和商機，也很密切關注老家的發展。對他來說，回老家自主創業、自給自足是一條理想的出路。這樣，他既不需要靠辛苦打工來換取微薄、不成比例的收入，又可以在家照顧父母，娶上媳婦，讓漂泊的生活可以安定下來。
三年前的九月，村政務微信群的一條關于精準扶貧的信息給大億帶來新的希望。信息中說，現在在大搞精準扶貧，他們鄉分到了大量的撥款用來支持當地村民搞合作社，希望大家一起團結起來，共同利用當地的茶山和豐富的少數民族文化旅游資源，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共同脫貧致富。這讓大億很心動，那以后的幾個月里，他一直在搜集相關的信息。直到12月底見到我，他還在一直問我了不了解精準扶貧是怎么回事。
通往“奇跡”的道路
自2013年書記到湖南十八洞村考察時提出精準扶貧的指示后，短短幾年的時間，一場自上而下、花費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的精準扶貧運動在全國迅速鋪開，覆蓋22個省823個貧困縣，共計12.8萬個貧困村。精準扶貧倡導六個精準，即扶貧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精準和脫貧成效精準，主要措施包括：1)通過建檔立卡實現貧困人口真正意義上的瞄準;2)扶持貧困地區的生產和就業發展;3)對生態環境及其脆弱、不適宜人類居住的地區實施易地搬遷安置;4)通過生態保護和發展教育支持脫貧;5)通過低保政策兜底。這些措施的具體落實，一方面依賴各級部門的行政、組織和財政上的支持，另一方面也廣泛動員包括國企、民營企業和金融機構在內的社會力量積極參與。
對此，在農村發展和扶貧領域深耕數十年的農業大學李小云教授認為，精準扶貧總體上仍延續80年代以來扶貧工作依靠“開發推動減貧”的一貫做法，即以市場化改革和經濟增長為前提，通過在農村和城市扶植、培育和發展新的市場經濟主體和產業吸納大量的農村勞動力，由此實現絕對收入上的脫貧。新階段扶貧工作之新，主要體現在公權的強有力主導角色，空前的行政和其他資源的投入力度，和對全方位的社會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的強調[1]
大億所在鄉的精準扶貧標示牌
根據新聞辦本周三舉行的脫貧攻堅新聞發布會，自2016年扶貧攻堅戰打響以來，財政專項扶貧資金連續五年每年新增200億元，2020年達到1461億元。此外，五年間，財政部還通過貸款貼息、風險補償，引導金融機構投放扶貧小額信貸6000多億元。這些資金重點用來支持解決深度貧困地區的貧困問題，以及實現最廣泛的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并保障義務教育、醫療和住房安全等基本需要。具體執行層面，除了基礎設施的建設、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的兜底，絕大部分資金被用來扶持貧困地區的生產和就業發展。
這些都構成了“奇跡”的基礎。
大億的兩個選擇
然而，三年后，我又在康樂村見到大億。同樣是昏暗的燈光，同樣是A廠包尾部，大億依舊重復著同樣的工序，熨燙、打包、鉆圖制作、查貨、剪線、釘扣。一切似乎跟三年前沒有什么不同，甚至連他存折里的錢，都還固執地保持在8000多元。
大億告訴我，17年回家后，剛過完年他就去村里問了怎么才能參與扶貧的合作社，結果駐村干部告訴他，他有且只有兩個選擇：要不做自己的項目，要不選擇加入已有的合作社。
選擇做自己的項目，需要大億出一份完整的項目計劃，先后遞交到村、鄉和縣級政府審核;通過后拿到市里審核，與其他地方的項目共同競爭;最后才能獲得市里的立項和資金支持。但在村里做會計的二伯，勸他不要浪費這個時間，因為這樣的項目和資金支持，“一般來說沒有點實力，拿不下來”。這里的“實力”，首先是指有關系，畢竟項目有很多人虎視眈眈，不打點關系，可能連鄉里那一關都過不去。其次要有能力，得會運作項目，項目要賺錢。除非本身有做生意的經驗，或是大學畢業創業，否則基本上也不會通過市里的審核。再者，資金支持是有限的，大多數時候只提供啟動資金，因此需要項目申請人提供額外資金來源的證明。沒錢?依舊沒辦法。
不然，就選擇加入已有的合作社。大億家所在的村共有耕地面積811畝，平均每家有3-5畝。耕地之外，村里還有10000畝的山茶地，主要產業以烤煙、茶葉、油茶和傳統種植業為主，養殖為輔，近年來旅游業也有所發展。以此為基礎，當時村里主要有兩個合作項目，一個是旅游合作社，一個是油茶合作社。
旅游合作社是縣里一位退休干部的兒子牽頭，是大億的表侄。在開始旅游合作社項目之前，他是縣城里最大的民營旅行社的大股東，一直致力于開發和經營本地和周邊縣市的旅游路線。精準扶貧的消息下來后，借助父親和自己所積累的關系網絡，他很快便以開發村里旅游路線的名義順利拿下項目。申請合作社項目資金所需要的村民的參與和知情同意的蓋章，亦是靠村委會“幫忙”實現，簽名的大多是并不實際參與項目管理、運營和分紅的村內老人。
而該項目所謂的開發村里旅游資源，其實是由村委會幾位負責人帶領村民集資購買一系列的道具，組成一個表演隊，將村里有民族特色的舞龍舞獅的習俗變成一個特色演出，吸引外地游客。大億的表侄則負責通過自己的旅行社輸入客源。對大億來說，如果他想要參與到項目中，則需要交500元道具購置費，同時要參與演出隊每周三次共計12個小時的排練，并在游客到村時保證可以出席表演。至于他的收益，則依表演次數而定。每接待一次旅游團，每個人工作半天，只能有40-50元的收入，而即使在旅游旺季，每周也最多能有三次這樣的演出，也就是說表演隊的村民不僅需要參與十幾次演出才能賺回道具購置費，而平時的排練根本就不算工錢。
旅游合作社的民俗表演隊項目
油茶合作社則主要生產茶葉和利用油茶果榨山茶油，屬于“農業產業化”的范疇。油茶合作社的項目是通過招商引資進駐，老板是浙江人。2016年，在獲得了當地政府包括新建廠房補貼、廠房土地優惠和稅收減免等一系列的項目允諾后，老板拿出100萬元的起步資金興建廠房和購置設備。一年后廠房建成，他順利從政府的扶貧款項中拿到了廠房補貼，解決了公司運營初期的資金流問題。
作為扶貧項目，油茶合作社被要求要兼顧村民的參與。于是大億被告知，他可以以茶葉和油茶生產原料供應者的身份參與到項目中，前提是他有5畝及以上的土地。如果確認參與，這5畝地需全部用來種植山茶樹，而收成時，所有的茶葉和茶果需要按照市場價賣給合作社。從種植到收成，一切事務和風險都由大億本人承擔。作為回報，合作社和村委會會每年每畝地給3600元的補貼，但茶葉和茶油在銷售過程中的獲利則與他無關，全部歸老板所有。
油茶合作社的項目，對當時的大億來說，是一個有吸引力的選項，雖然這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合作社”，因大億在合作社的經營、發展和利潤的分配上都沒有任何的發言權和決定權。但山茶樹本身的種植并不需要花很多時間打理，即使是年逾七旬的父母亦可勝任種植工作。作為參與者，即使無法實現他在老家自給自足的愿望，仍可增加一份可觀的收入，亦不失為一個辦法。于是，他家決定拿出5畝山茶地和5畝耕地一起入伙，想象著一年之后，家里可以多36000元的補貼。
那年在村里，僅大億知道的，就有十多戶村民加入了這個油茶合作社。
然而，一年后，當大億一家把茶果和茶葉送到合作社后，他們卻只收到了茶果和茶葉的款項，原本承諾的每畝地3600元的補貼變成了600元。直到三年后的今天，他和其他十幾戶村民依然沒有收到這筆錢。村里只說沒錢，合作社則把皮球踢回村里。“真不知道這算啥，600塊一畝。真是太坑人了。我們現在都種上茶樹了，只能繼續幫他種下去了，不然就虧大了”。
大億和同村村民們的耕地，如今很多都種上了茶樹
結構性困境下的反思
大億的兩個選擇，是在這場精準扶貧的攻堅戰中大多數貧困戶所面臨的選擇;同樣，大億所參與的扶貧實踐，也是大多數人正面對的結果。從大億的故事中，我們看到當前在這種“產業化扶貧”的政策思路下的諸多結構性的困境。
首先，在扶貧資源的分配層面，對像大億一樣千千萬萬的普通貧困戶而言，想要憑借一己之力獲得扶貧資源和項目，幾乎是不可能的。這些資源和項目往往被當地的精英所攫取。這背后的主要原因，用大億的話說，是“實力”的問題。如果把它放在精準扶貧的政策及其執行過程中去理解：一方面，行政體制具有逐級負責特點，資源的分配和動員則對行政體系和行政資源極度依賴;另一方面，相關資源的分配具有輔助性特點。領導更多的是希望通過財政支持拋磚引玉，以市場化的方式，動員更多的社會力量參與到扶貧產業開發中，這也是為什么大部分扶貧項目需要項目承接村提供配套資金。如此一來，本就身處農村社會底層的貧困戶，在扶貧資源的信息獲取、項目參與、利益分享等多個方面被系統性地排除在外。這樣的資源分配狀況，不僅導致扶貧資源的錯置和浪費，而且會進一步強化貧困者的弱勢地位，加劇農村社會內部和城鄉之間的不平等。
其次，當產業扶貧是以犧牲貧困者(小農或城市貧民)的獨立性和自主性為前提的市場化手段進行時，永久脫貧是不可能的。就小農戶為言，即使這樣的方式可能讓農戶們獲得一時收入上的提高，但長久來看，所謂的最好的結果仍只是將小農戶放在了一個原料或/和勞動力提供者的位置上。資本生產是獲得了源源不斷的廉價的勞動力和原材料，但小農的利益除了受到企業的侵占和市場機制的結構性擠壓，還需要獨自承擔來自氣候條件和環境的變化、政策調整、國際資本的利益爭奪等其他方面的風險。
對那些被轉化為城市工業和服務業勞動力的貧困戶來說，如大億一家，他們還面臨著這樣的尷尬：雖然在絕對收入上超過了設定的貧困線，但實際收入卻僅僅能維持當下家庭生活的基本開銷和自身勞動力的再生產，幾乎沒有機會和能力在這一代和下一代實現生活條件的實質性改善和階層的躍升。再者，考慮到市場邏輯的不斷發展和強化、經濟下行對勞動者的就業及權益保護帶來的挑戰等結構性困局，脫貧者返貧的可能性始終存在，且有不斷增加之勢，脫貧的實踐遠未結束。
[1] 李小云、徐進、于樂榮，《中國減貧四十年：基于歷史與社會學的嘗試性解釋》，載于《社會學研究》2018年6月刊;http://www.cssn.cn/shx/201912/t20191230_5066489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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