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業是民生之本、財富之源。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解決就業問題可謂重中之重。“穩就業”排在“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之前;而“就業優先政策”也被首次置于政府宏觀政策層面，“旨在強化各方面重視就業、支持就業的導向”。
一、目前就業存在結構性矛盾
報告指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的就業問題主要體現在“就業總量壓力不減”和“結構性矛盾凸顯”。就業總量的壓力，既與我國當前經濟發展的總體形勢和復雜環境密不可分，也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就業中的結構性矛盾，這一矛盾同時存在于技術與非技術性崗位中。具體來說，從技術性崗位看，隨著我國高等教育不斷擴招，至2019年，高校畢業生數量已經達到834萬人，這一群體大量囤積在白領勞動力市場，而藍領技術工種卻存在大量缺口。從非技術性崗位看，制造業一線生產工崗位缺工嚴重，年齡結構日益老化，多數年輕人更偏好傳統服務業(如酒店、餐飲、娛樂等)和新就業形態(如平臺企業中的快車駕駛、快遞、外賣等)中的工作，或因工作不符合期望處于間歇性就業甚至啃老狀態。總之，解決就業總量壓力的關鍵，仍在于如何解決結構性錯配的問題。完善體制機制，提升制造業和藍領技術崗位的吸引力，拓展技能人才供給渠道等措施是解決就業總量壓力的重要抓手。
當前，某些制造業中出現的用工荒趨勢可謂愈演愈烈，為此，不少企業大力實施機器換人戰略。從目前情況看，機器換人的力度可能不及年輕工人逃離制造業的速度，這種方式對緩解制造類企業一線生產工人短缺的問題作用有限。
究其原因，主要是：一方面，機器換人的速率受制于機器成本、市場供給、技能人才儲備、企業經濟實力、崗位性質、生產周期、廠房面積等多種因素;另一方面，年輕一代勞動者相對優越的生活、教育和信息化經歷，極大程度地降低了其從事流水線生產的意愿和穩定性。從新生代工人的擇業偏好和在工廠的高離職率看，其對體面勞動、尊嚴勞動、工作意義、發展前景的追求已成為不可逆的趨勢。傳統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正在逐步失去其賴以生存的人力資源基礎。
相比一線制造崗位的用工荒和非技術性崗位就業的結構性矛盾，藍領技術工人短缺和白領勞動力市場擁擠的成因則更為復雜。藍領技工與白領的差別或許不僅僅體現在待遇、保障、勞動強度和發展前景等方面，文化觀念和職業聲望可能才是更為重要的影響因素。“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傳統價值觀念，讓不少勞動者感到在藍領技術崗位上干得再出色，似乎都不如黨政機關、事業單位、金融、房地產和其他現代服務業的白領工作來得體面。而且，這種根深蒂固的文化觀念，不是在勞動者擇業就業時才發揮作用，而是在其長期的受教育經歷中就已經形成。長期以來，高等教育被大眾視為至關重要的社會流動通道，而職業教育則被過度矮化。筆者在沿海地區調研時也發現，即便是當地最好的職校，在生源方面也還是不如普通高中;在專業選擇上，職校學生首選計算機、財會之類的專業，升學和就業機會較好的數控、模具、汽修之類的專業，選擇人數反而較少。當前，高等教育擴招的政策則進一步縮小了職業教育生源范圍，使職業教育的短板地位更加凸顯，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藍領技術崗位的人才來源。
一些地方人才政策中重學歷輕技能的傾向，也可能無形中進一步助長這種文化價值觀念。比如，勞動者憑本科以上學歷便可在不少城市獲得入戶、資金獎勵和其他公共服務資源，而技能等級則未必是這些城市入戶、子女入學、申請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務資源分配的重要參考條件。這種片面的人才觀也在無形之中弱化了生產技術的重要價值，降低了藍領技術崗位的吸引力。
在文化觀念、職業聲望、待遇保障、職業前景、高等教育擴招等因素之外，我國尚未形成一套有效的、系統性的技能形成體系。這也是導致技術工人短缺、一線生產工人缺乏技術上升渠道的關鍵因素。從培訓主體看，職工的技能提升和培訓多由企業承擔，但大部分企業培訓能力有限，加上擔心培養的職工被挖走，因此企業技能培訓的積極性不高。從產教政策看，我國當前大力倡導產教融合或者工學結合政策，但由于缺乏有效規范，反而被一些企業用來應對用工荒。從部門管理看，產業工人技能培訓可謂“九龍治水”，職業教育屬于教育部門管理，技能認證屬于人社部門管理，行業治理屬于民政部門管理。從技能認證的具體實踐看，一些藍領工種的技能認證由于文化理論考試權重較高，阻礙了低學歷職工提升技能等級的積極性，但當前這些低學歷職工恰恰是最可能安心從事藍領工作、最有可能成為熟練技術工人的群體。此外，行業組織弱小這一現狀，更是大大降低了技能認證和培訓的有效性。政府的角色太過宏觀，企業的力量比較有限，行業組織作為中間層，在協調政府和企業參與技能認證和培訓的過程中，本可以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目前卻總體處于缺位狀態。
二、如何解決就業的結構性矛盾
要解決當前技術性崗位就業的結構性矛盾，解決白領勞動力市場過于擁擠而藍領技術崗位缺口嚴重的尷尬現狀，就必須從完善技能形成體系、優化教育招生資源分配方向、提升技術工人待遇、改變社會文化觀念等方面綜合入手。而體制機制、社會環境的完善和技術工人待遇的提升，也將大大激勵制造業一線普工的技術學習熱情，拓寬其職業發展前景，從而部分解決非技術崗位就業中的結構性矛盾。
大力培育技能人才、強化技能人才供給，是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穩定和擴大就業的核心思路，具體舉措表現為加大技能培訓力度和大力扶持職業教育。政府將“從失業保險基金結余中拿出1000億元，用于1500萬人次以上的職工技能提升和轉崗轉業培訓。”而在扶持職業教育方面，則更是多管齊下，具體包括：高職院校改革考試招生辦法，今年大規模擴招100萬人;加大高職院校和職業教育的獎助學金力度;中央財政大幅增加對高職院校的投入，同時要求地方財政加強支持;鼓勵支持企業和社會力量興辦職業教育。
可以說，上述舉措為培育技能人才、改善職業教育地位，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筆者認為，各級政府應不遺余力地推動上述舉措落地，并在此基礎上對體制機制進行進一步的完善。
第一，應大力破除我國技能形成體系碎片化的局面。各級政府可以嘗試建立產業工人職業訓練局，將人社、教育等部門的技能認證、職業教育職能和相關工作人員劃歸到職訓局，由職訓局負責協調各方(如企業、行業協會、學校、培訓機構等)力量、建立企業公共實訓平臺、規范產教融合運作、完善技能認證等。
第二，積極推動行業組織建設，應充分發揮其在協調國家資源、企業力量、技能培訓、技能認證等方面的優勢。
第三，在技能培訓認證的具體操作方面，可以考慮加大對藍領性質和緊缺型工種的補貼，并降低其技能認證的文化成績權重，注重實操技能。
第四，優化教育招生資源分配方向。除了財政資金、招生政策向職業教育大力傾斜外，筆者建議，不宜再擴大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招生規模。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必須兩條腿走路，必須均衡發展;科技研發和生產技能人才的培養同等重要，不可偏廢。
第五，鼓勵各城市將公共服務全面向藍領技能人才傾斜。將職工(尤其是藍領性質和緊缺型工種)的技能等級作為公共服務資源如入戶、入學、住房、人才獎勵等分配的重要參考條件。城市公共服務的傾斜，不僅可以有效激勵工人的技能提升意愿、穩定產業工人隊伍，更可以籍此樹立明確的制度導向、彰顯產業工人的社會價值。
第六，宣傳、人社、工會、教育等部門應該加強社會觀念上的宣傳引導，加大對工匠的評選和獎勵力度，通過各種媒介大力宣揚產業工人的優秀事跡和勞動價值，積極改善職業教育環境和職校形象。
當前化解就業總量壓力，既要從深化體制改革、加大開放力度等宏觀層面入手，有效推進經濟持續增長，也要通過各種具體舉措，化解當前就業中的結構性矛盾。而化解就業結構性矛盾，關鍵在于強化技能人才供給，將那些擁擠在白領市場和服務業的勞動者，以及閑散待業的青年人，吸引到制造業的生產性崗位、技能培訓和職業教育中。而要真正提升技能人才的培訓供給能力、改善藍領技術崗位的待遇和吸引力，則需要從完善技能形成體系、優化教育招生資源分配方向、傾斜城市公共服務資源、改變社會文化觀念等方面綜合著手。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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