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層分化與競爭機制
改革開放以來，農民由清一色從事農業勞動、收入水平相對平均的群體，分化成經營多種職業、收人差距不斷加劇的不同階層。農村階層分化是指固守在土地上的農民大量轉移到國民經濟的其他領域，從而改變自己的社會身份，成為其他身份主體的過程。階層分化使農村社會的利益主體和利益來源多元化、利益關系復雜化、利益矛盾明顯化，形成了極其復雜的利益新格局和社會矛盾新體系。學界對農村階層分化雖然持不同觀點，卻有以下基本共識。
一是農村階層分化以家庭為基本單元。當前農村的主要家庭形式是核心家庭，即父母與未婚子女組成的家庭，或僅由夫妻組成的家庭，農民以核心家庭而非以個人身份參與農村階層的分化。老年人因其特殊性，一般依附于其子代的階層身份和地位。
二是農村階層分化在村莊內部展開。雖然較傳統時期有很大的開放性，但對多數農民而言，村莊依然是他們生活、生產、休閑以及獲得意義與價值的場所，它對成員有著基本的分層與評價標準。因此，多數農民仍主要在村莊內部確認自己的位置，定位自己的身份。
三是農村階層分化的程度決定著階層之間的關系性質。所謂關系性質，是指各階層在相互之間的關系中體現各自的特征，不同階層之間的實質性關系只有在不同階層互動中才能發現與解釋。
從已有研究來看，我國農村呈現出種主要的階層分化水平，其一是東部沿海發達農村地區的高度分化，上層把持村莊政治并對下層構成政治排斥，下層通過弱者的武器、集體上訪對抗上層。其二是華北、華南宗族型村莊的低度分化，該類村莊的血緣宗親觀念較強，經濟分化并未帶來強烈的社會分化，階層關系受血緣、親情的約束而表現為合作關系。其三是中部農村地區的中度分化，該地區已打破血緣關系的束縛，經濟上存在較大分化，但因其上層農戶皆已搬出村莊，而留下來的階層在經濟上差距不大，使得其內部家庭間、階層間形成高度的競爭關系。
在村莊社會生活層面，這些競爭主要表現在對物質與文化產品的消費上，并已成為各階層凸顯自己的特殊符號。農民消費時所注重的不再是被消費物品本身，他們更看重所消費物品所代表的一種身份符號，對這種物品符號意義上的消費可以給人帶來某種愉悅的想象。在這種競爭過程中，農村各階層也表現出對未來地位提升的渴求與擔憂，對未來的不確定性與地位下降懷有恐慌感與焦慮感，即所謂的地位焦慮。
地位焦慮在不同階層的農戶中有不同的分布。相比于處于下層的農戶，擁有更多物質資源、機會資源和社會關系資源的上層農戶，其地位焦慮較少，釋放焦慮的手段、途徑、空間也較多。于是客觀結果是農村社會性競爭帶來的地位焦慮，有向下層農戶分配的“集中效應”，下層農戶承擔了巨大的壓力。那么為了釋放焦慮、纖解壓力，下層農戶就可能在有限的選擇中走極端，其中包括犯罪、從事性工作，以及下文要論及的代際分工與代際剝削。
代際分工與剝削機制
在以家庭為分化單位的村莊社會，代際分工與代際剝削是農村中、下層農戶釋放焦慮的更為普遍和較為人們所接受的途徑。
在當前農村，父代與子代被牢牢地捆綁在一起。尤其是當老年人喪失勞動能力、經濟不能自主之后，在農村階層結構中就沒有獨立的位置，必須依附子代在階層結構中的地位與身份。這樣，老年人就主動或被迫納入子代的競爭體系，并服從和服務于這個競爭體系。處在農村階層下層的老年人更可能被納入子代的競爭體系，主要表現在代際分工與代際剝削上。
代際分工是在傳統的家庭性別分工之外發展起來的一種新型家庭分工模式。隨著新一代農民工夫妻皆外出務工成為趨勢后，家庭內部就形成了新的分工模式，即中老年父母與年輕夫妻之間的分工年輕夫妻外出進城務工，老年人在農村務農、看家、飼養牲畜、負責人情以及照看孫輩。通過代際分工，有勞動能力的老年人為子代增加了財富、減輕了壓力。
代際剝削是農村代際關系平衡被打破之后出現的現象，主要表現為年輕一代在爭取盡量多分割家庭財產的同時卻不愿意承擔養老責任，只想謀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這樣一種只講對親代索取的權利，不講對親代回報的義務和責任的代際關系被學者稱之為代際剝削，其根源在于近年市場經濟理性構成對家庭責任的沖擊。市場經濟下形成的個人主義，即權利義務失衡的自我中心價值取向，它無視道德規范、鄉規民約和法律，無視責任、義務的平衡，導致人們拋棄家庭責任，造成農村家庭的代際緊張和養老困境，傳統養老文化迅速流失。
子代的競爭壓力加速了農村代際關系向不平衡的剝削式代際關系轉變。當老年人失去實質性的剝削價值，即生病和喪失勞動能力后，對老年人的治療與贍養就成了子代的負擔。子代為了確保在競爭中獲勝，或不被甩出去，在權衡成本與收益之后，就很可能放棄照顧和贍養老人。而老年人自己也會意識到自己成了子代的負擔，并為此負疚于子代。在子代與自我的雙重壓力下，處在農村階層下層的老年人很可能走向自殺。農村老年人成為中國底層的階層競爭的犧牲品，這是最嚴重的代際剝削。
底層的去道德化機制
道德總是與一定的階級、階層相關。去道德化是指特定階層的人們摒棄既有對事物的評價體系與道德標準，擱置對新興事物的道德評價。去道德化的動力主要有兩個，一個是村莊共同體的瓦解，二個是代際關系的不平衡性。
前者意味著村莊信仰、道德和規范的脆弱性，容易在利益、市場及其他力量的沖擊下分崩離析。在老年人自殺的問題上，村莊形成不了整體性的輿論壓力和道德氛圍，自殺本身甚至絲毫不能成為村莊的公共事件。
后者是指在代際關系中年輕人處于強勢地位，掌握話語權，中老年人處于弱勢地位，他們的意見、情緒和道德觀念影響不了年輕人的決策，左右不了村莊的輿論導向。同時，老年人也有不給子代添負擔的思想，他們對自殺更多地是往積極方面去思考，較少道德情緒。這樣，掌握資源和權力的年輕人壟斷著去道德化的社會機制，從而有助于年輕人對老年人的權力關系不斷再生產。
對老年人自殺的合理化建構，在農村會形成一套對老年人自殺去神秘化、正常化的文化秩序。自殺秩序的去道德化建構，對于老年人而言，實質上是在底層社會的階層行動者本身合謀的情況下，施加在他們身上的“符號暴力”，即他們并不領會到這是年輕人的“專斷權力”施加的一種暴力，反而認可了這種暴力。
以上通過對農村社會三大機制及其相互關系的邏輯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底層社會問題是如何一步步地被分配與轉嫁，最終通過某些階層的老年人自殺來承擔與化解。
農村階層分化社會性競爭與地位焦慮
（一）農村階層分化狀況與特點
根據農戶的經濟狀況及他們在村莊的聲望，可以將一個村的農戶劃分為個等級富裕階層、中上階層、中等階層與中下階層。富裕階層是農村中收入最高的階層，這批人大多是世紀年代末和年代初外出經商，不再從事農業生產。他們已經完全脫離了農村，不參與村莊社會生活一與價值生產，因而也不是被參照的標準。
中上階層的收人水平遠遜于富裕階層，他們中有近四成住在村里，其余住在鎮上。中上階層的農戶基本上脫離了農業生產，他們從事的行業主要是交通運輸、農業機械租借、個體經營等。中上階層對村莊生活的介入都較深，參與村莊的價值生產和人情來往。
中等階層屬于農村中的半工半農階層，居住在農村。這樣的家庭一般父子都年富力強，父子年齡結構大約是50~55歲和30~35歲，家庭分工是子女外出務工，父母在家種地，家庭剛性支出較小。
中下階層屬于農村中經濟收入最低、家庭負擔較重的階層，主要收人在土地上。他們中有一部分人舉家外出務工，家庭結構是上有喪失或部分喪失勞動能力的老人，下有正在讀書的小孩，家庭收人完全靠中間一代人支撐，家庭的剛性支出較大。
通過以上的敘述，可歸納出個村莊階層分化的兩大特點。
1.階層界限明確，但沒有固化。階層界限以經濟狀況為基準，且不同的經濟狀況的農戶，在居住地上有明確的分布。因此，居住空間是階層劃分與階層關系的最明顯的“區隔”，受訪農民容易以此將自己與其他農戶劃分在不同的階層。盡管階層間有區隔標準，但階層并沒有固化，農民有向上層流動的機會與動力，如中等階層通過努力可以在鎮上買房子，進人中上階層的行列。向下流動也并非不可能，如中上階層在城鎮的生意遭受挫折，就可能淪落為中下階層。正因為沒有固化，階層間的競爭與流動才成為可能。
2.階層呈中度分化狀態，階層關系呈高度競爭關系。除富裕階層以外，其他個階層的年收入都不大。富裕階層的收入水平雖然獨占鰲頭，但他們早已脫離農村，嚴格意義上說并不參與農村的階層競爭。僅就后個階層而言，他們相互之間的差距不大，因此相對于階層差距大的高度分化而言，這些村莊的階層分化呈中度狀態。也正因如此，階層之間、階層內部家庭之間就可以在一個較低水平線上相互比較——這一競爭標準并非遙不可及，因此競爭便呈高度狀態。
（二）“比著過日子”：社會性競爭與地位焦慮
對于村莊里的農民而言，中等階層與中上階層的競爭很激烈。中等階層會努力使自己成為中上階層的人，即便他們認為自己比不上中階層，也會努力讓下一代比中上階層的下一代強。中下階層與中等階層的差距最近，他們事事都向中等階層靠攏。因此，對處于較高階層的中上階層和中等階層來說，除了繼續努力攀升、惕被人輕易趕上外，還要努力防止自己掉人較低階層。這樣，每個階層都“勒緊褲帶”參與競爭。
階層之間的競爭使得每個階層都承受著競爭的壓力，而壓力最大的是中等階層和中下階層。中下階層的競爭壓力最大，因為他們家庭收入較低，而家庭的剛性支出較大，“趕超”面臨較大困難。但壓力再大，他們也不可能退出競爭體系成為不要“面子”的人，而是拼命地往中上階層“制造”的符號標桿中擠。中上階層則不斷地制造“標桿”，以證明自己或避免被趕超。
在這個高度競爭的體系，每個人都緊張地生活著，生怕趕不上人家，落在人家后面，或者因掉入下一階層而被人譏笑。一旦在競爭中被甩出去，在這個階層結構中就沒有一席之地，在村里就沒有面子、地位和說話的分量，得不到他人的尊重，等等。說明高度競爭的階層體系，實質上是一個高度地位焦慮的體系。
階層分化下的代際關系與焦慮釋放
（一）高度競爭與代際關系邏輯的轉變
高度競爭要求家庭中每個成員都參與進來，盡其所能貢獻自己的力量。老年人被拉進這個階層競爭體系原因有二：一是當前農村的養老模式還是家庭養老，老人需要子代養老送終;二是老年人對子代有較強的情感寄托和“恩往下流”的思想。因此，老年人也切身地感受到了子代家庭的競爭壓力和地位焦慮，子代期待或“強迫”老年人為家庭的競爭服務，或者至少不添負擔。
這樣，老年人在子代的競爭中能不能發揮正面作用，就成了子代考量代際關系的最基本標準。“有用”即能為子代在競爭中創造財富，或多或少減輕子代的負擔，那么代際關系就相對平和。“沒用”即不能為子代創造財富，甚至要子代為其付出，從而使子代在競爭中處于劣勢，那么代際關系就會變得緊張。代際關系性質就會由傳統反饋模式向階層剝削模式轉變。
反饋模式更多地帶有倫理色彩，其基礎是尊卑孝梯的倫理秩序。剝削模式講究的是父代對子代在競爭上的付出，而不是子代對父代在撫育上的回饋。在這里，父代對子代有著無限的責任，除了將子代養育成人、為其成婚成家外，還要為子代的競爭耗盡畢生，否則就換不來子代的送終義務。如果說反饋模式是一種相對平衡的代際關系的話，那么剝削模式則是極度不平衡的代際關系，它以對子代較少付出與對老年人的剝削為基礎。
老年人在剝削式的代際關系下，沒有任何的主體性和能動性，他們在子代的算計中，猶如木偶一般任由擺布。可以說，在缺少倫理關懷、喪失父權和經濟缺乏獨立條件下，老年人成了子代參與階層競爭的一顆“棋子”，有用時用，沒用時棄。除富裕階層之外，其余個階層的代際關系都有不同程度的算計和剝削，中下階層最高，中等階層和中上階層次之。這說明，富裕階層的代際關系反饋性較強，剝削性較弱，代際關系較為平衡，而其余階層的代際關系更具有剝削性質，反饋性較弱，代際關系失衡較嚴重。
（二）焦慮的釋放代際分工與代際剝削
農村家庭內部通過代際分工與代際剝削，使老年人服務于子代的社會性競爭，以此釋放子代某種程度的地位焦慮。下層農戶的競爭壓力越大、地位焦慮越大，代際分工就越明顯，代際剝削越嚴重。總結相關調查資料時，當前農村代際剝削有以下典型形式。
1.老年人有勞動能力時，直接剝削老年人的勞動成果。當老年人能勞動時，子代傾向于推遲分家，老年人單過的訴求就沒有合法性。但是，一旦“身體”被榨干、喪失勞動能力，老年人就成了子代競爭的包袱。跟子代生活在一起，很容易產生家庭矛盾、代際糾紛，這是老年人激憤、絕望自殺的誘因之一。另外，要勞動到沒有勞動能力止，讓很多老年人因看不到生活的盡頭而自殺。
2.老年人喪失勞動能力，或得了大病后，子代不予養老、醫治，間接剝削老年人。老年人成了子代純粹的“負擔”，喪失了實質性的剝削價值，代際關系就會變得十分緊張，家庭氛圍對老年人十分不利，老年人覺得生活得很憋屈。喪失勞動能力的老年人，連基本口糧都要自己向兒子要，要看兒子、媳婦的臉色，有時還拿不到口糧。有的子代甚至公開辱罵、虐待老年人，很多老年人受不了精神和肉體上的折磨而絕望地自殺。
3.老年人空虛無助，子代未予照料，間接剝削老年人。在當地農村，喪失勞動能力但尚能自理的老年人一般都單過，即便與子代名義沒分家，但因子代長年舉家外出務工，老年人實質上還是單過。如果老年人的老伴在世，則可以相互照料，相互驅除寂寞，一旦有一方去世，單過的老人便會遭遇精神空虛、生活無助等問題。在選擇是留在家里照顧老年人，還是將時間、精力花在競爭大業上，前者機會成本太大，很可能受拖累而失去賺錢的機會，所以一般情況下子代會選擇后者。
農村老年人自殺與底層的去道德化建構
（一）階層分化與底層的去道德化建構
從上述對老年人自殺的分析來看，代際剝削是老年人自殺的直接原因。因代際剝削導致的老年人自殺數量仍在走高，說明這一現象背后必然存在一種對老年人自殺進行合理化、去問題化處理的機制。通過這種處理，一方面對代際剝削及老年人自殺進行去道德的包裝，使其成為日常生活中再正常不過的事另一方面，反過來又強化這些行為，使這種行為源源不斷地被制造出來。這種機制便是底層的去道德化機制。
2000年以后，隨著農村階層進一步分化、社會性競爭日趨強烈，代際剝削越來越成為人們釋放競爭壓力和地位焦慮的手段，老年人自殺越來越普遍，子代在老年人自殺“當天就抬起頭來了”，甚或“從來就沒有低下過頭”。老年人自殺對子代的負面影響逐漸消失，說明對老年人自殺的評價已從不正常向正常轉變。在農村各階層中，至少有中上階層、中等階層和中下階層參與了這一去道德化的過程。富裕階層較少介人村莊社會生活，同時又有足夠的經濟實力妥當地安置老年人，因而沒有參與這個過程。
底層的去道德化是處于較低階層的中上階層、中等階層和中下階層彼此同情性理解的產物，也是他們出于自身利益的默不做聲共同制造的“合謀的沉默”。去道德化之所以能成立，一是參與共謀的各階層的資源占有量都相對有限，在激烈的社會性競爭中，如何獲得更多資源，以及如何減少在其他方面的消耗，是他們的當務之急。二是一切以有利于子代的社會性競爭為主的評判標準。三是子代擁有對老年人的“專斷權力”。去道德化以子代群體的單方面認可為準，老年人無法在村莊層面發聲，他們的所有行為都是匿名的，包括自殺。
（二）底層去道德化的策略
基于上述前提，各階層使用了以下去道德化策略。
強調子代的難處。子代處在高度的社會性競爭中，必然有其難處，底層一般將這個客觀因素放大，以沖淡傳統“只要老年人自殺，不問青紅皂白，就是兒們不孝”的道德判斷，從而建立子代在事件中的“無辜”形象，給子代解套。
強調老年人“惡”的方面。這主要是針對家庭矛盾導致的老年人自殺，將過錯歸咎于老年人，給老年人上套。受訪的中年人一再強調，家庭矛盾“也不只是兒們的問題，老年人也有過錯，老人不會做老人，搞得兄弟、女由嫂都不和氣”。
強調年輕人“善”的方面。在強調老年人“惡”的同時，階層間還從側面給子代解脫。受訪者在評價有老年人自殺的子代時，總是要額外地強調，“他人很好，與鄰里的關系都處得好，人并不壞，他也不想出這個事”。
強調老年人自殺的國家責任。調查中，無論自殺者家屬，還是其他村民，都宣稱老年人自殺不是個人問題，而是社會問題，認為國家不管，以后老年人自殺會越來越多，從而建構了老年人自殺的國家責任。
強調老年人的道德境界。老年人在老死、病死之前自殺了，對子代來說，無疑是減輕階層競爭負擔的有益之舉。因此，底層最終建構了一套不追究自殺原因的話語體系，只要是老年人自殺，都是“老年人覺悟提高”的表現，即能夠意識到了、病了，成了子代的負擔了，自殺既是對自己的解脫，更是為給子代減輕負擔，為子代著想。
綜上，通過給子代解套、責任外掛，給老年人上套、戴上光環等策略，農村底層在彼此同情性理解中完成了讓老年人合情合理、心甘情愿地走向自殺，讓子代沒有心理包袱的去道德化建構。“自殺秩序”在各階層共謀的“符號暴力”中得以生成。
結論
研究表明，農村老年人自殺問題不是單純的孝道衰弱問題，更不僅僅是代際關系結構轉型中的問題，它是中國底層社會問題的集中反映。
本研究的階層分析中隱含了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即下層農戶資源占有的有限性。這是農村之為底層社會的根源。如果中國的資源向農村積聚，農村各階層占有的資源都很豐富，即便展開激烈的社會性競爭，他們也可以通過多種渠道解決地位焦慮問題，代際分工與代際剝削作為釋放焦慮的途徑也就不會被使用。各階層的老年人便可得到妥當的安置，老年人自殺就不會普遍出現。然而，事實上中國資源向城市積聚的現象仍在加劇，因此從這方面考慮解決老年人自殺問題，應著眼長遠的政策調整。
本研究還認為，老年人之所以被拉進子代階層的社會性競爭，并最終被剝削致死，根本原因是農村的養老模式主要仍是家庭養老。只要老年人還主要依托兒子養老送終，無論是出于自愿還是被迫，老年人都必然進人高度競爭的體系中被剝削。反過來，如果能退出或不進入這個競爭體系，也就是養老送終不完全依托兒子，子代也就無法對老年人進行剝削。因此，要徹底解決農村老年人自殺問題，根本途徑是通過制定政策變家庭養老為社會養老。
本文原載《管理世界》2013年第5期，原標題為《階層分化、代際剝削與農村老年人自殺——對近年中部地區農村老年人自殺現象的分析》，篇幅所限，內容有刪節，注釋從略。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