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似的文章我寫過，但這一次榆林案，我們舊事重提，再度把這個問題提出來。法律體系的失衡導致醫患關系的扭曲，醫生以各種所謂的家屬和患者同意的文件，把自己應當承擔的專業責任免責。
而我以一個法律工作者的身份，今天要談的是這個問題的核心是在我們的醫療法律體系的問題，這個體系的問題不解決，依法治國的背后，就是要依法亂邦的，西方一些人高叫法治的背后對此也是清楚的，我們不光是法治人治的問題，更是我們設定的法律體系有重大的問題。
我們這里的法治重大問題就是我們的法律的天平是失衡的，我們的司法人員的大蓋帽和徽標上的那個天平，對原告和被告是不能平衡的，法治體系本身不公平，你搞依法治國，肯定要變成依法亂邦。醫療體系就是法律失衡最嚴重的地方。我們以前大家都非常尊重醫生，醫生是社會最有地位的人，為何現在會變成醫患關系如此緊張?醫患關系當中法律的缺位和失衡，已經造成全社會的失衡了，對醫療領域的相關司法體系，需要大改，需要讓法治的天平能夠維持原被告的平衡，這個平衡就是公平!法治沒有了這個公平，搞依法治國，變成惡法治國，必然是比人治更黑暗的，這才是中國社會總盼著人治當中的青天大老爺的社會基礎。
當初制定相關法律的時候，醫療是國家福利，對醫療的服務在司法上給予了保護的態度，也就是醫療造成患者的損失，我們的賠償是有限的，因為患者本身的傷害后果有因為疾病的影響，而且醫療國家免費和公益事業，因此對醫療產生的糾紛，我們是要醫療事故委員會鑒定成醫療事故，醫院有重大責任，才會承擔損失賠償責任，而且對醫療事故的刑事責任也非常低，遠遠低于交通肇事的實際處罰，而且一些惡劣的醫療責任，不亞于過失殺人、玩忽職守等罪名，也不會被處罰。這導致在醫院糾紛的實際執行過程當中，患者的利益得不到任何的保障，尤其是在舉證的過程當中，醫療事故鑒定是醫生群體來的，也就是說是被告利益集團來鑒定被告是否有責任，患者本來就是弱勢的，還要在司法上更弱勢，如何能夠讓法律的原被告天平自己能夠平衡?
更進一步的是到了我們醫療制度改革，醫療產業化的時代，我們的法律制度沒有任何更新，這樣的不平等已經造成整個社會的巨大傷害，這個不平等不光是醫療事故，在醫療產業化、商業化以后，醫患雙方的關系可不止是醫療事故，比如過度醫療，比如虛假宣傳，比如服務欺詐、比如價格不公等等，新的醫患關系導致的新的法律糾紛，只要套不上醫療事故，受害的一定是患者，你說患者怎么能夠對醫生沒有意見，長此以往，整個社會的醫患關系怎么能夠不扭曲?
而媒體的競價排名，民間游醫的橫行，更是加重了這樣的情況。據莆田的某官員說過，百度的三分之一的收入是莆田游醫貢獻的，這個貢獻不光是給錢多的搜索排名在前，更關鍵的是把有問題的搜索排名在后讓你看不見，這個行為是惡意和故意的，使得相關媒體監督也無效，而且不構成醫療事故，傳統媒體的監督也是禁區。對莆田游醫的醫療，這根本不是一個公益事業，而是商業道德已經淪喪的赤裸裸商業行為，對這樣的商業行為不嚴管，不在法律上傾斜保護患者的利益，根本無法讓社會看到法治的公正。法治為惡人服務，這樣的法治帶來的結果不是光明而是黑暗!
而對榆林這個案件，榆林那個產婦自殺案，很可能大家是被醫院蓄意帶到了家屬拒絕剖腹產的溝里了。這里問題的關鍵是為何自殺的時候沒有醫生或護士的陪護?產房是不準家屬進入的。而產婦在開了幾指之后的走動、下跪本身很危險。生到一半孩子夾在產道可能會窒息腦癱的，一個腦癱兒醫院醫生要賠償多少?這里產婦自殺很不合理，尤其是有母愛的情況下帶著孩子一起自殺更不合理。合理的是醫院責任下的產婦走動等，已經導致夾在產道的嬰兒出了問題，這里醫院有巨大的責任，甚至她的自殺還有醫生的誘導。正常情況下產婦怎么能夠走出來?!說產婦是因為疼痛去自殺也沒有什么證據!叫疼想要剖腹產都不能成為自殺動機的證據，同樣是推斷，為何只能夠做出對醫院有利的推斷?而且因為疼痛而帶著孩子自殺的，古今中外就此一例，這才是奇葩的推斷!
???這醫患關系的扭曲，本身是患者不對等地位得不到法律保護后必然的結果。陜西待產孕婦跳樓身亡這件事，我想相信醫生前面說過風險，但中國就是醫生總拿著風險嚇唬人，都不該剖腹產的也讓你剖腹產，這一次是狼來了，真的該這樣了，病人家屬不信了。而后來家屬讓剖腹產醫生不干，這應當還有故事。孩子生到一半如果卡在中間，就不是簡單的剖腹產了，這個時候是對孩子有危險的，就算不死也有窒息后遺癥腦癱什么的，醫生肯定不愿意擔這個風險。還有就是這個時候慣例是要丈夫簽字保大人還是孩子，要注意這個時候女方父母是沒有權利的!因為對孩子和大人都是同等的人命，只有丈夫和父親才在兩個人的親緣關系同等的，這個時候的一個字簽下去，立即是另外一個人的生死。這跳樓故事，可能還有丈夫要保孩子不保大人的原因呢!對次案，我認為醫生的瀆職是該追究的，因為在現有技術手段已經明知頭圍過大生育風險巨大的情況下，就是應當醫生決斷，而不是交給根本不懂的病人家屬去選擇，這才是問題的關鍵，如果一開始就是告知家屬生不下來只能剖腹產，也就沒有這個故事了。
對當年的魏XX的事件，肯定也不是醫療事故，但卻反映了醫患關系的本質問題，而你對這個本質問題上升到法治層面，你就可以發現相關法治的蒼白!魏X西花光20萬，里面有過度醫療的問題，魏則西的治療也有虛假宣傳和夸大醫療的問題，對相關負面的新聞，怎么就搜索不到，這搜索機構里面有什么問題?而這些，我們的司法怎么能夠參與，怎么能夠舉證?我們的證據法在哪里?我當年還遇到過更奇葩的案件，當事人也是無能為力，這案件如果從惡劣的角度，相當于解剖活人，但這個案件在法治當中是不違法的。
這個類似解剖活人的案件情況是：患者身患胸腺瘤，該瘤子環繞心臟主動脈難以切除，在某省醫院，給患者在胸腔側面做了開口，然后就說開了口無法切除腫瘤又給關上了。腫瘤一直生長壓迫心臟危及生命，病人家屬不死心，到北京找到國內的頂級專家，才開胸取出腫瘤，是從胸腔正面開胸的，而且從側面開口，根本不適合切除腫瘤。后來患者打聽到醫院是為了手術而手術，這個手術是給學生的演示手術，醫生在進行的時候就知道這個方案無法切除腫瘤的。但明知的情況下一樣是收了病人手術費和紅包，沒有切除腫瘤的手術時間比切除手術的時間還要長一倍。這不就是活體解剖病人嗎!但你從任何的法律上看，都不違法，或者說你找不到他違法的證據，患者只有吃啞巴虧?；颊哒裔t院評理，還被叫做醫鬧。這樣的事情如果放到西方的心證體系下，與謀殺、酷刑折磨等是類似的重罪，但中國你連他們違法的依據都找不到。
還有就是我參與過家里人的手術治療，當家屬給家里人簽字，這個簽字的文件等于是把醫生的一切責任都給免除了。比如對可能發生的輸血，要你簽字寫上如果輸血感染艾滋病醫生沒有責任等等，這個情況就非常過分的，因為患者在當時如果不簽字就不給手術，完全是趁人之危，按照我們的法律，趁人之危簽署的法律文件是可以撤銷的，但這個在中國的司法實踐當中撤銷嗎?我詢問了一下類似的事情西方是怎樣辦的，畢竟艾滋病有窗口期你檢測不出來。有關人告訴我，類似的事情西方是走保險的，醫生都有執業保險，保險公司是有充足的專家進行判斷的，能夠維持整個法治體系的公平。
所以西方的醫患關系很好，雖然西方的收費遠遠多于中國，但在法治上制衡醫生的，不是弱勢群體患者，更不是在法律制定上就保護醫生，而是通過保險公司進行制衡!對醫生的責任，由于患者是保險公司付賬，保險公司是在幫助患者的，而對醫生執業所面臨的風險，也不是通過對患者的趁人之危，把風險全部推給患者。在證據責任和心證體系下，醫生涂改偽造病歷，所承擔的責任是非常嚴重的，這可能成為醫生謀殺的證據，在中國則醫院涂改偽造病歷是出現糾紛后的潛規則，因此我們的醫療法治體系，問題實在太多，中國的醫患關系緊張，根子上在于我們的司法體系在相應關系上出來問題，魏則西這樣的事情出來，人們的指責很多，也不自覺的不會想到法律手段，這不是已經很說明問題的嚴重了嗎?
所以綜上所述，中國的醫患關系緊張，醫療制度改革，從根本上應當首先從我們的法律體系的改革開始，原來那種醫療是公益，立法保護醫生，患者弱勢在法律天平面前無法平衡的法律體系，已經成為了各種醫患矛盾之源，在醫療產業化、商業化的大潮已經形成下，適應形勢，制定針對無德游醫的新型醫患關系法律制度，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醫患司法是否公平，是老百姓民生最切身的感覺最直接最深切的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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