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編者按】農民工黑幫，一個身居底層、充滿神秘，又似乎帶著暴力的群體。這個群體是如何形成的，背負著怎樣的壓迫又如何反抗?青年社會學家，清華大學博士，在象牙塔中讀了許許多多關于資本發展的分析文本之后，走進這一個群體，用別樣的視角審視他們，在他眼里，他們已不是一群可怕的怪物，而是農民工在政治威權和資本壓迫之中的一種組織化抗爭形態。資本分析的理論如何與工人抗爭的具體行動發生碰撞?知識分子鼓起勇氣放下架子走到底層工人中間，或許是最好的選擇。
天色已經很晚，汪建華走進飯店，他要在這里見一個警察。
人早已經來齊，只差他一個。見汪建華進門，警察站起身，開始向他介紹同席的人：黑幫頭目，以及他的小弟們。這讓汪建華感到有些出乎意料——警察，黑幫，清華社會學博士，坐在了一張飯桌前。
2013年，汪建華在珠三角開始了對農民工與幫派的研究。半年的調查訪問后，汪建華寫成了一篇1萬1千字的論文。2014年12月16號，清華大學社會學和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在北京發布《新生代農民工組織化趨勢》報告。汪建華的調查，與其他青年學者關于工會、NGO研究一起，組成了這份頗具份量的調查報告。
自1978年后，這個龐大的國家像一臺轟鳴的機器，在工業化的路上奔跑著，冒著滾滾黑煙，它的燃料來自于廣闊的土地、豐富的資源和廉價的人口。迄今為止，這個機器已經卷進了2億7395萬人，相當于日本總人口的2倍，英國總人口的4倍。其中33.7%是30歲以下的青少年，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會在東部沿海城市中相遇，成為工友。
上個世紀在長三角發生的故事，在2013年的珠三角重演了。從小鄉鎮里走出來的年輕人，怯怯地進入大城市里，卻被霓虹車流晃暈了眼。同鄉會、行業商會、甚至犯罪團伙，或是網絡游戲公會，只要是能給予庇護和歸屬感的，都能吸引那些初至陌生城市的年輕人。
在幫派世界里，無論是初來乍到的年輕人，還是混跡多年的老江湖，都必須遵循這個世界的規矩。“這一行看似很亂，但是都有它的規矩。在他們大部分人的觀念當中，不會因為我是一個黑社會我就’黑’，哪怕他做的是那種砍人的生意，都會有自己的一套世界觀。”在半年調查結束后，汪建華如此總結。
明秩序與暗秩序
長久以來，國內對農民工組織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工會、NGO、工廠內部的人際關系，汪建華和他的老師們覺得，若是無視工廠周圍肆意蔓生的黑幫，整個研究拼圖就缺了一塊。作為資歷比較老的博士生，汪建華自告奮勇地接過了這個題，但他一籌莫展，無從下手，雖然他知道，那些隱而不宣的地下組織如同蛛網一般密布整個城市。
他需要一個把他帶進那個世界的引路人。有人建議他，可以找找警察。
汪建華調查的第一站是東莞，這是個1988年才升級為地級市的年輕城市，246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住著831.66萬人，77.28%是他鄉而來的尋夢者，只有188.93萬人擁有本地戶籍，是這座城市的永久居民。按照本地人口數配置的警力少得可憐，在2014年聲勢浩大的掃黃行動中，東莞出動了6525名警力，幾乎已經是傾全市之力。15萬名治安員成了警力不足的替代品，2000塊一個月，只有一萬多人拿到了編制。
一個人口幾十萬的社區里，警察只有6、7個，治安員成了老板們最常見到的“執法者”。若是有人新開一家店，多少會“給些好處”，再不濟，也會請他們吃頓飯。在社會上摸爬滾打的治安員，成了汪建華最好的引導者。他們騎著電動車，帶著汪建華行走在珠三角城市的大街小巷里，到處指點——這個老板是誰，那個老板是誰，他們背后又是誰。
坐在治安員的電動車后座，潮熱的濕氣撲面而來，密密麻麻的樓宇把道路和天空撕裂成一個一個逼仄的細條。在珠三角城中村做調查的半年里，這是汪建華最熟悉的風景。
治安員阿華(化名)曾在幫派里混過，雖然已經“金盆洗手”，卻保持著原先的裝束——戴墨鏡，騎著摩托車。大多數時候，是他帶著汪建華走街串巷，和幫派頭目們聊聊天，喝喝茶。他深諳黑白兩道之間的規矩：“你要開個酒店洗浴城，你必須先把(派出)所領導伺候好，去工商、消防什么的都辦好了，把這些都搞好了，剩下的就是你想平穩做生意的，肯定有方方面面的人去到你那里，喝醉酒了，喜歡裝逼，在那里打起來了。你要報警多麻煩啊，人家客人一看，哎呀警察又來了，他媽老是有警察。那怎么辦呢，你要有一套明的秩序，一定還要有一套暗的秩序。”
在論文中，汪建華引用了阿華的這段話，并加上了自己的注解：“政府提供明的秩序，黑社會提供暗的秩序，政府和黑社會形成了共生共存的復雜生態圈。但是黑白之間如何劃界，是長期博弈的結果，任何一方越界，可能都沒好果子吃。”
作為執法者的警察和治安員，若超出了“界限”，會遭到報復。東莞的一名治安員曾在街上被人拍了一磚頭，之后只要背后有點動靜都會立刻回頭看看。“他們(治安)隊員也有權力，但也要低調，他也怕哪個磚頭亂飛啊。都靠做人，你做人好，我吃飯喝酒就請你。”
相應的，幫派也得摸清政府的底線，什么生意可以在臺面上做，不同地區的尺度是不一樣的。一個深圳黑幫頭目曾告訴汪建華：“東莞那邊和我們不一樣，法律不一樣，底線不一樣。有些東西那邊能做這邊不能做，像在那邊，可以賣毒品，但這邊就不行。(惠州)淡水，那里賣淫，國家都不管，賣淫已經公開化了。深圳這邊只能偷偷摸摸搞。東莞那邊，鳳崗，就可以明碼標價。”
2014年2月，汪建華還在北京奮筆疾書寫論文時，東莞大規模掃黃，這套運行多年的灰色規則被徹底打斷了。汪建華提筆在論文中加了一句：“更高級別的權力介入，也有可能打破原有的生態平衡，比如最近的東莞掃黃，當地黑幫和政府相關部門共生的利益鏈條就遭到嚴重摧毀。”
“什么是白社會，什么是黑社會?”坐在自家賭檔門前，從山東老家來深圳打拼的小頭目阿光(化名)反問汪建華，他透過墨鏡打量著這個滿臉學生氣的博士，開始自問自答起來：“戴上墨鏡就是黑社會，摘下墨鏡就是白社會，關鍵取決于你怎么看。”
“這個是你能做的嗎？”
阿田(化名)是汪建華見到的第一個幫派頭目。他對這個陌生的博士生保持著警惕，沉默無語，只是一個勁地喝茶，直到汪建華開始聊起麻將。
阿田隸屬于一家四川商會，這是混出頭的四川老板牽頭成立的，有專門聘請的法律顧問和拿固定工資的專職人員。同鄉的人來打工，繳納一定會費，就能享受到商會的庇護——維權、找工、辦證、討債、傷病救治等。
“出門靠老鄉”，至少對于汪建華的父輩們而言，是一個毋庸置疑的常識。在他的老家江西，當地人事局曾經為這些打工者們舉辦過招聘會，他們幾乎用盡了所有宣傳手段——發短信，打橫幅，但是前來應聘者寥寥可數。汪建華很能理解：“他們不太接受這種現代的利用市場信息找工作的方式，所以他們信任的還是老鄉。”
年輕的80、90后讓情況有了轉變，比之保守的父輩，他們對于網絡的依賴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黑幫吸收幫眾的方式。在東莞，汪建華曾聽當地警察說過這樣一個故事：他曾經抓了一個四川的小混混，和“廣西仔”一起犯了事，但等到審訊時，才發現他們互相連真名都不知曉，只是以化名相稱。“聯系可能是在QQ或者游戲里。”警察告訴汪建華：“這種人(指小混混)有一個通病，就是都喜歡上網。”
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比例逐年攀升，到2013年，26894萬農民工中46.6%是未過35歲的年輕人。未走下崗位的父輩們，仍占據著勞動力市場的半壁江山，對他們而言，同鄉會依舊是尋求歸屬感的重要組織。
阿田曾經幫同鄉的老板們討過債，方式簡單粗暴，卻也只是嚇唬，沒動過手：“收錢這個事，別人找到你，第一次都沒人敢說能收到錢啦。你是老板，你差別人的錢，找你聊天，你肯定最先口氣很硬的。大家互相口氣都硬的。那我說你沒有，你說給不給就行。你說不給啊，那絕對這件事情就搞大。我來我就是給你表明身份，我來是做什么的。你可以去查，我有沒有能力做掉你。那你說，老板，我拿十萬可以不要嘛。不行!再拿二十萬喝茶。”
若是生意上發生摩擦，雙方就會糾結手下弟兄“擺場子”，市場價一人一次200多塊。雙方集結對峙，卻默契地避免暴力事件，以免招來警察，或是斗毆丟命。“擺場子”不過是壯壯聲勢，雙方都心知肚明：“打不起來，大家都明白，老板叫你來，也是為著賺錢。老板把我叫過來要債，也是為了錢。你也有老板。我也有老板，協商一下，不要把路堵死了，都是為了錢嘛。”
黑幫規模大了，層級增多，頭目們甚至認不全組里的成員。汪建華曾在深圳遇上個小頭頭，他把自己所在地幫派比成丐幫，最高等的是“九袋長老”，他自己能算個“四五袋”級別。“我有事啊，帶百把號人出去，有些人我都不認識。我一說上，打，他沖上去，其實不認識。”
手下馬仔負責上場打架，幫派大哥負責做生意，給手下弟兄們提供生計。若是生意失敗，窮困潦倒，自然兄弟也就跟著沒了。
“以德服人。”在訪談的過程中，一個老大對汪建華嘮叨著，翻來覆去地說。這是他混跡江湖多年的心德——有口碑，講信譽，底下人服你，自然生意也就越做越大;若是只做一錘子買賣，底下人不服，生意注定做不大。
在弱肉強食的珠三角，即使是經營一家小賭檔，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汪建華曾聽一位“洗白”的頭目講起過，除了要打點好官府衙門，還得找人撐腰平事——來惹事的，搗蛋出老千的，欠錢不還的，各色人等都要擺平。而攪黃一門生意，手段也很簡單，時常找人去店里喝酒，找茬，引來警察，警察來多了，客人就不敢來了。“罩得住，你就開，罩不住，你就別在這里開。”老板的人脈與資源往往決定了他能在哪個地段，哪個行業，做多大的生意。
賭檔前是燈紅酒綠的花花世界，身后是賭客嘈雜的吵鬧。汪建華接過阿光遞來的茶，聽他侃著自己的未來規劃。阿光長相有些兇，在深圳混了些年，卻沒有什么大的起色，只擁有這家小賭館。在這座潮濕擁擠的城里，阿光覺得自己看到了大商機。他曾跟人說起過，卻被潑了一缸冷水：“這個是你能做的嗎?”
“勤勞致富”
不止一個幫派頭目都曾“糾正”過汪建華：“我不是黑社會。”
理由很簡單：我不偷，不搶，未曾殺人放火，奸淫擄掠。自己是遵紀守法，勤勞致富。
據汪建華觀察，早些年來珠三角闖蕩的外鄉人，或是為生計所迫，或是被老鄉帶著，卷進了幫派世界。無論起初是自愿或被迫，他們都有著明確的“職業規劃”：給別人當馬仔，收保護費或是討債，攢點錢，而后開家店，多半是KTV、酒樓之類的服務業的店面，從此淡出江湖，再不過問幫派事務。
無論是經驗豐富的警察，還是老江湖，都承認時代已變——上一代人大部分迫于生計加入幫派，但對年輕一代而言，混黑幫不過是枯燥重復的工廠工作的替代品。改革開放后，中國沿海城市的服務業迅猛發展，娛樂場所塞滿了每一條街。年輕人尋歡作樂時——尤其當他們沾染了毒品——很容易就被卷入幫派之中。然而大部分年輕人，都沒有上一代那般明晰的“職業規劃”。
同戰場廝殺一樣，最終能加官晉爵的都是少數。大部分人過了吃青春飯的年紀，只好回家務農;或是鋃鐺入獄，在監牢里耗費青春。留下來的少數人，會努力“洗白”自己，盡量避免違法犯罪的事。
在完成論文后，汪建華來到中國的大西北。與千里之外的珠三角相比，這里氣候干燥，經濟落后，但黑幫行事的規則，倒是極為相似。盡力“洗白”自己的黑幫頭目們對法律界線很敏感，能用法律手段解決的事情就用法律手段;不能用法律解決的事情，即使是犯罪，手段也得盡量看起來“符合法律”。
汪建華在這里認識了一個黑幫老大，外鄉來的，個頭矮小，身體壯實，還有一雙大得與身體不協調的拳頭。他的地盤就是靠這雙拳頭打出來的。如今，他帶著自己的弟兄干討債的生意，利潤率是20%-30%，來錢快，風險高。“我不是黑社會，就是一個討債的。”他對汪建華強調著。
風險不僅來自于欠債人背后的勢力，還來自于法律法規。這個頭目曾帶著小弟幫人追幾十萬的債，提前一天用挖掘機挖好了大坑，第二天把人綁了過來。欠債的人一看，腳軟了，立刻把自己藏錢的地方供了出來。他不知道，其實追債的人手里也捏了一把汗：“要是到時候真給他埋了，埋出問題了該怎么辦?”
他們會仔細研究“綁架罪”在法律上地量刑時間標準，以確保可以在不觸及定罪的時間之內逼問出錢的下落。碰上欠債的人在另一派勢力的地盤，或是距離較遠，他們不得不把路上的時間也給算上。
即使小心翼翼地避開法律邊界，必要時還能與警察把酒言歡，但在他們的心中，白道依舊是站在對立面的。
在開始調查時，汪建華遇到個熱情的小頭目。他覺得眼前的學生仔“很嫩”，便傳授起自己“江湖經驗”：“你去監獄里，跟那些人說你是打了警察進來的，他們特別推崇這種人，一定會愿意跟你聊的。”說完，他哈哈一笑，坐著小弟的車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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