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最近這些年，隨著食品安全問題頻頻出現，生態農業越來越多引起人們的關注，涌現出形形色色的生態農業倡導者和實踐者。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有機消費已經成為一種時尚。食品安全問題凸顯了生態農業廣闊的商業前景，吸引了資本的關注，然而無論是大資本的跑馬圈地還是小微資本的精心營銷，我們都很少見到廣大的農民參與到生態農業的運動中來，城市底層市民也無力成為生態農業的消費者，這使得本應為民生生態農業服務的生態農業僅僅成為了中產階級的“特供”。那么生態農業能否走出小資、走向大眾?生態農業深層的社會意義是什么?我們該如何從人民食物主權的角度看待生態農業?生態農業與市場不可調和的矛盾在哪里?為何只有集體經濟下生態農業才有發展和推廣的條件?
最近這些年，隨著食品安全問題頻頻出現，生態農業越來越多引起人們的關注。從虛擬世界到現實世界，涌現出形形色色的生態農業倡導者和實踐者。都市里的中產階級和小資群體一方面出于自身健康的考慮，另一方面出于對環保這一公共議題的關注，熱衷于購買綠色、生態、有機農產品。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有機消費已經成為一種時尚。以北京小毛驢市民農園為代表的社區支持農業，市民在郊區農場租下一小塊兒土地，建立自己的“開心農場”，一方面可以獲得綠色有機農產品，另一方面可以在周末和節假日親自參與農業勞動，體驗一把都市農夫的樂趣。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以來，這一模式方興未艾，正在從少數大城市擴展到二三線城市。與此同時，一些關注環保和三農問題的NGO組織、社會企業，用另外的模式踐行社區支持農業，他們有的支持城市返鄉青年從事生態農業，幫助他們推銷產品，有的組織有機農夫市集，把從事生態農業的分散的小生產者與認同生態有機理念的城市消費者對接起來，以此支持小農經濟。更加高大上的玩兒法，一些知識或商業(常常兼而有之)精英，厭倦了都市的喧嘩，追求返璞歸真的田園生活，選擇環境優美的鄉村，建立起自己的生態農莊，過起半耕半X的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食品安全問題凸顯了生態農業廣闊的商業前景，吸引了資本的關注。聯想、中糧集團等大資本先后斥巨資進入生態農業領域，跑馬圈地，致力于打造品牌，占領高端市場，而小微資本則通過微信、微博等自媒體進行市場營銷，通過講故事的方式打動潛在的顧客，走親民路線。各地政府部門也大張旗鼓地提倡生態農業，積極招商引資，給予投資者政策、土地、資金等支持，建立現代化的生態農業產業園。全國各地，動輒幾千畝的生態農業產業園已經隨處可見。
但是，最廣大的農民，卻很少參與到生態農業中來，底層市民也沒有成為生態農業的消費者。生態農業仍然局限于中產階級的小圈子，成為中產階級應對食品安全問題的救命稻草，成為中產階級的“特供”。那么，生態農業能否走出中產階級的小圈子?生態農業除了環保的面向，還有哪些更加深遠的社會意義?生態農業能否成為恢復食物公共屬性，重構食物生產供應體系的切入點?從食物主權的角度，如何來看待生態農業?圍繞上述問題，人民食物主權網絡的志愿者們進行了討論。
張慧鵬：中產階級的生態農業不可能成功
食物和醫療、教育一樣，是公共產品，獲得充足、安全的食物是基本人權。食品安全問題的出現，是食物生產和供應體系過度商品化、市場化的結果。然而，中產階級仍然試圖從既有的市場體系中尋求自救，購買生態農產品，甚至國外原裝進口食品。中產階級的自救行為刺激了高端食品產業的快速擴張，大型食品公司輕而易舉地控制了這一利潤豐厚的高端市場。典型的例子，中產階級追求生態有機食品，催生了有機認證產業，少數機構壟斷了認證資格，生產者要支付高昂的成本才能獲得有機認證，顯然，只有實力雄厚的大公司才有能力進入這一領域。羊毛出在羊身上，這部分成本最終要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得到機構認證的有機食品價格高的離譜，讓一般市民難以承受，成為中產階級和部分小資群體的“特供”。諷刺的是，價格更高并不意味著更安全，大品牌的食品也同樣經常曝出安全問題。
食品安全是一個社會性問題，但是，中產階級強烈的精英意識使得他們不可能和底層打成一片，共同面對和解決問題，也就提出更具有批判性的解決方案。倡導生態農業，香港和臺灣的NGO組織做的比較好，他們把宣傳工作做得有聲有色，各種宣傳材料都很精致。香港和臺灣已經進入后工業化階段，城市化率很高，農民很少了，中產階級占主流，所以，香港臺灣的生態農業宣傳倡導，都是針對中產階級群體的，在語言和形式上都很小資。大陸的語境有很大不同，大陸需要解決的是大農業和幾億農民的問題。大陸的生態農業需要更廣泛社會參與，特別需要廣大的農民和底層市民參與進來。
黃瑜：生態農業不能滿足于小而美
我個人認為內容永遠是根本性的，宣傳包裝是其次。目前學界的問題不在于宣傳材料是否精美，反而是沒有人真正深入研究，指出農業資本化過程中的規律和矛盾。我特別希望食物主權能挑起這個膽子，不要停留在“小而美”的烏托邦階段。
張慧鵬：“現代農業”是生產力的進步，主要是生產關系出了問題
是的，傳統小農經濟是生態農業，但我們不能因此把小農生產方式浪漫化。我是農民家庭出來的，我切身地體會到農業勞動有多辛苦，農民的生計是多么艱難。所以，當中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在談論小而美的農業時，特別是強調小農生產的生態性、主張恢復傳統農耕方式時，我總會覺得有點站著說話不腰疼。維護小農的利益，為小農尋找生存空間，不能回避小農經濟的落后性。通過講故事的方式，把小農經濟浪漫化，博得城市中產階級消費者的同情，購買小農的農產品，這種方式充其量只能解決一戶兩戶小農的生計問題，只是在市場的霸權下尋找生存的縫隙，無法解決中國大陸有2.2億小農戶的生計問題。
科技的進步，農業機械的推廣，把人從繁重的勞動中解放出來，這是生產力的進步。小農經濟也需要現代科技。“現代農業”的問題在于科技被資本控制，成為資本剝削勞動的工具。這是生產關系出了問題。關心生態環境問題也好，關心小農的生計也好，重點應該是改變生產關系，用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替代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在此基礎上把現代科學技術和傳統農業經驗結合起來，推動農業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是簡單地回歸到傳統小農生產方式。歷史上不少人同情小農的遭遇，俄國的民粹主義就一直主張保留小農經濟，避免被資本主義傷害。問題是，資本主義的擴張是以鐵和火的形式進行的，同情憐憫有用嗎?食物主權運動保護小農，也要超越小農經濟。
胡靖：“現代農業”不可持續，需要適當“倒退”
現代農業是利用外部能量、物質，改變了農業內部的循環，由此產生了較高的土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其成就沒人否定。但是，由此產生的“副作用”越來越大，包括對農業生態環境的污染問題、食品安全問題和糧食安全問題。正是這些問題引發了民間的反思。如果不能正確對待這些“副作用”，現代農業完全可能崩潰掉。慧鵬的家鄉河北，不是正在出現嚴重的水危機嗎?地下水越抽越深。去年一些地方終于發現抽不上來了。這都是現代農業為了追求產量、追求效益的直接結果，說明現代農業的確不持續。這其實在1992年里約會議上就提出來了。如果這種現代農業方式不能根本糾正(北方在推廣節水農業)，不對其予以足夠的警惕，則水危機完全可能導致華北地區從糧食“主產區”變成“主銷區”。對于中國，這一定是巨大的災難。因此，適當的倒退，適當的回歸，并非壞事。由此，我們才回望傳統農業。傳統農業里有很多優秀的元素是現代農業不具備的。比如，它基本不需要工業的支持，不需化肥、農藥、農機、柴油等。由此，傳統農業是可持續的。不能小看這種優勢。由此，我們需要冷靜、理性!我們應該更多的是問題導向。目前的生態農業還有較強的”小資“情調，它并非中國的絕大多數農民在做這些事情，而是一些城市里的大學生、市民在做。這說明農民遠遠沒有動員起來。
陳義媛：生態農業要和集體經濟結合才有出路
在山東弘毅農場蔣高明老師告訴我，他的生態農場模式小農學不了。生態農業本身應當是一種集體經濟的形態，因為它是一個自然循環系統，要改變的是整個生產環境，而不僅僅是一小塊土地的生態，應該是整個生態系統的有機連接，而不僅僅是一小塊地的“有機”。比如你在這一畝地上種著有機作物，但是花粉從其他被污染的土地上傳過來，還能保證這畝地上的有機?所以生態農業本身應該需要一種整體性地協調，它本身應該對應一種生產關系的轉變，而不是退回自己的一畝三分地。我覺得從食物主權角度對生態農業的討論，至少應該把集體農業作為一種愿景提出來。
張慧鵬：集體經濟的生態農業才能保障農民的主體性
現代農業的負外部性已經暴露得很充分了。這一點，中產階級和底層工人農民都已經認識到了，發展生態農業，已經成為社會上很多人的共識。我們看到，包括聯想在內的很多跟農業毫無關系的資本，也在投資生態農業，看中的正是這個潛在的龐大的市場。問題是，我們需要什么樣的生態農業?大資本圈地，搞生態農業產業園，只要舍得投入，也能夠實現生態循環農業。但是，大資本的生態農業，農民只是農業雇傭工人，不能成為真正受益者。只有集體經濟村莊發展生態農業，農民作為生產者才有自主性。
嚴海蓉：呼喚生態社會主義
中國農業的確走到了困境時刻。農業收益低下，青壯年紛紛棄農，進城打工，中國遭遇“農民荒”。資本下鄉圈地，秀肌肉，然而不少也開始拋荒、跑路。幾十年來我國農業增產依靠農藥化肥的增量使用，然而增產效能遞減明顯，而且已經使農業成為我國第一大面源污染源。“石化”農業技術已經弊大于利。農業的道路的替代性方案在哪里?自2008年世界30多個國家爆發了糧食恐慌以來，國家似乎把糧食安全的寶壓在了“一粒種子改變世界”上，政府在轉基因育種技術上投入巨大。生態農業被一些人斥為“會餓死人的”，仿佛注定是小部分人的特供。帶著這個問題，中國科學院的植物學家蔣高明在山東弘毅農場已經堅持了8年實踐，他的實踐成果為我們重新討論農業道路問題提供了一個新的起點。
蔣高明實踐的目的不是為了少部分人有特供，而是為了生態農業廣泛地普惠民眾，成為中國農業的發展道路。然而，為了做到這一點，生態農業不僅需要建構人與自然共生、循環關系，而且需要創造人與人的合作關系。義媛已經說了，她今年拜訪蔣高明老師的農場時，他表示：在今天的條件下，生態農業不適合小農，而是需要以集體的、社區協作的方式來進行。在“市場起決定作用”的社會，生態農產品是中產的特供，中國目前就是如此，然而根據古巴哈瓦那農業大學博士陳美玲的研究，古巴今天80%的農產品是生態的，而且與非生態的農產品以相同的價格出售。食物主權，呼喚的是生態社會主義，因為只有在生態社會主義的條件下，農業才能永續，食物主權才能達到真正的保障，城鄉關系達到良性互動。
阮池銀：生態農業與市場體系的矛盾
關于生態農業，我也經常聽到類似蔣高明老師的聲音(多為意欲投資農業領域的人)，即小農沒法搞生態農業，因為他們沒有技術，沒有時間去研究自然的平衡法則，沒有多余的土地進行輪歇，更重要的是他們沒有遠見，一心只盯著眼前的收益以便養家糊口。初聽起來這似乎很在理，但后來我發現，涼山很大一部分地區的農民不是一直都在實踐著“生態農業”嗎?我相信整個西南山區很大一部分也是這樣的。他們種養結合，作物秸稈癟殼用來喂養牲畜，畜糞則用來做田間肥，每一部分都進入了有機循環系統;他們的土地實行輪作和間套種，種植多樣作物;他們自己留種等等。在生產組織方面，他們基本沒有一家一戶單干的，都需要幾家人聯合一起干，今天干完你家明天就到我家。這種生產模式無論其產出品還是其環境都很“綠色”，符合大家現在所描繪的生態農業模式，甚至有幾分的生態社會主義。
問題是，在今天市場經濟日益的滲透下，這種農業模式已難以保持長久不變。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農資商業力量的不斷滲透，當然還有其他一些原因比如市場渠道暢通后逐利觀念的增強。我想說的是，即便你搞了永續農業，市場經濟體制的背景下卻難以持續。包括那些農業資本家，市場的一個波瀾很容易就讓他們沉沒了，這樣的案例，現實中為數不少。因為市場是“自由”的，不受管控的。你今天種這個值錢，明天可能就跌價讓你血本無歸了。
黃瑜：集體經濟與生態農業
我支持集體經濟，但是不認為集體經濟就一定要連篇種植一種作物，而且高度機械化操作。今天工業的自動化生產，已經淘汰很多勞動力。因此農村將來可能進行的是勞動密集型耕作。我覺得要看具體的地形、氣候和作物品種，因地制宜。涼山海拔高，本來就不像華北平原和東北那樣有幾千畝平整的連片土地，polyculture是非常適合的。
古巴的成功部分原因在于發展城市農業。我家小時候盡管住在廣州的單位大院里，仍然種菜和養雞。當時城市地面的硬化程度是很低的。今天農村受現代化的感召，許多地方都是水泥地，連雞都養不了。毛時代并沒有把農業和工業完全割開分給城鄉，而是采用兩條腿走路的政策。他們的許多思路不是僵化的，非常值得學習。
張慧鵬：生態農業必須改變資本主義發展方式
古巴農業真是一個奇跡。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美國對古巴的封鎖，古巴得不到石油，才得以幸免，沒有走上石油農業的道路，而是走出了一條自力更生的生態農業道路。當然也和古巴的社會主義制度密切相關，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農業或者說食物，就像教育、醫療一樣，具有公共產品屬性，是為了滿足全體人民生活的需要，而不是謀利的工具。可以設想一下，假如古巴不是社會主義國家，而是一個軍事獨裁國家，在食物極度短缺的情況下，統治階級會占有絕大部分的食物，過著奢侈的生活，而多數人只能忍饑挨餓。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或者說在新自由主義農業政策下，農業成為資本實現增殖和積累的工具。農業生產不同于工業生產的特殊性，在于生產過程受到自然過程的制約，但是，綠色革命開創的工業化農業模式，使農業生產也可以像工業流水線一樣進行，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生物節律。這是資本對自然和生態的征服。資本主義農業對生態的破壞也是必然結果。這種農業是不可持續的。正如恩格斯所說的，人類征服自然的每一次勝利，都遭受到大自然的報復。今天，我們正在遭受這樣的報復。生態問題不僅僅影響窮人的生活，也同樣影響中產階級的生活，因此，在生態環保問題上，中產階級和底層人民是有共同利益的。生態環境是個大系統，水、空氣、土壤都是流動的，中產階級試圖拋開底層，通過特供的方式自己來解決問題，注定是徒勞的。如果不改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就不可能解決生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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