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王廣州向記者解釋了“獨生子女死亡”、“失獨”等概念的差異。他說，對于人口結構問題，學者必須細致研究，才能為政策提供參考。
概念不同 結論存差異
《中國社會科學報》：我們注意到，不同的研究者對“失獨”家庭數量的測算有較大的差別，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分歧?
王廣州：在做“失獨”家庭數量研究時，有幾個概念需要澄清，如“獨生子女死亡”與“失獨”兩個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不同，涉及的人群也不同。
在我的研究中，“獨生子女死亡”意味著只要父母領了獨生子女證，這個孩子無論年紀多大，不幸夭折，就被稱作“獨生子女死亡”。“失獨”可能是先生育了第一個子女后，領取了獨生子女證，這個子女不幸去世，此后又生了孩子，再次不幸去世，也就是“曾生多孩無子女”。另外，根據研究目標不同，有關“失獨”的闡釋還存在窄口徑和寬口徑兩種，窄口徑是曾生一孩無子女，寬口徑為曾生子女無子女，前者相對而言數量較少，后者數量較多。
關于父母在生育期內是生育了還是未生育，要等他們結束生育史才能知道。有些研究者關于“失獨”的概念與我的不同。
此外，觀察對象不同，也會得出不同的結論。觀察孩子與觀察母親，最后累計得出的數量不同。如果觀察母親，母親也可能不在人世了，因此選擇哪個時間點觀察母親，也會對結論造成影響。
《中國社會科學報》：“失獨”家庭在2035年可能達到1000萬，這一預測數據較為“流行”，其是否可靠?
王廣州：如果最基本的概念不同，得出的數量會有很大差距。
2035年“失獨”家庭將達到1000萬是易富賢的一個預測。我認為，易富賢所用的概念，更接近于“獨生子女死亡”或“一孩死亡”，而非真正的“失獨”。“失獨”是終生無子女。如孩子一歲時夭折，父母比較年輕，可以補償性生育，因此不能被列入“失獨”范疇。
關于易富賢的預測，我與他進行過溝通。他承認這是他利用4天時間得出的，結論太倉促。而我的研究用了10年時間。如果以2035年為節點，我認為屆時中國的“失獨”家庭將達到600萬左右。
《中國社會科學報》：單獨二孩政策的實施，是否會緩解“失獨”家庭數量的增長?
王廣州：過去，我認為單獨二孩政策實施后，會有超過百萬的相當數量家庭減少“失獨”的風險。不過，實際上，獨生子女人口存量大，單獨二孩的增量相對較小。如果生育水平變化不大，單獨二孩政策對緩解“失獨”問題的影響有限。
地區差異大
《中國社會科學報》：目前，我國“失獨”家庭數量已達百萬，且仍在持續增長，這將對我國人口安全、社會保障等帶來怎樣的影響?
王廣州：我認為，目前問題才開始顯現，且情況被低估了。
造成被低估的原因，首先是潛在的“失獨”家庭增長很快。因為我國存在著1.5億—1.8億獨生子女，凡是學過人口學的人，只要根據生命表預測，就知道隨著時間推移，“失獨”現象還會增加。
其次，過去認為只要依靠數據，對“失獨”家庭進行特別扶助就會解決一些問題，但實際上社會非常復雜，很多并不僅是資金問題。例如，做手術需要人簽字，如果無子女，且臥床、生活不能自理，住養老院誰來簽字?我認為，過去我們沒有想到這些復雜的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認為未來還應關注哪些方面的相關研究?
王廣州：我國正處在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同時面臨著迅速、大規模的老齡化，很多問題會隨之出現，“失獨”就是其中之一。針對這些問題，我們需要考慮如何完善政策和社會支持網，尤其當“失獨”家庭數量達到1000萬時，情況將更為復雜、艱巨。
現在我們比較擔心無子女家庭和空巢家庭。如果這些家庭夫婦年輕時有工作，生活能夠自理，家庭負擔較輕。但當他們一旦步入老年，情況將大為不同，可能配偶一方生活不能自理、收入水平相對較低，這些家庭將成為弱勢群體。
這類家庭到底有多少，我們并不清楚。此外，還有一種是終身未婚無子女的情況。關于這類人群，我最近也做了研究，發現這類人數量增長也較快。我國面臨人口結構性問題，加上人口數量龐大、增長速度較快，帶來的連帶問題將產生何種影響還需要認真研究。
另外，我國地域差異很大，如果僅看平均數字可能覺得問題不大，但實際上東部、中部、西部地區差別很大。例如，北京、上海的戶籍人口老齡化很快，上海戶籍人口連續多年負增長;北京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總和生育率開始低于2，近15年，總和生育率都在1以下。因此，這些人口負增長及低生育率地區的人面臨的包括子女不在身邊、生活不能自理、家庭人均養老負擔重等問題，都與多子女家庭不同，未來還需要認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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