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農民工“超齡”養老困局凸顯

　　調查動機

　　改革開放已走過30多個年頭,第一代農民工也到了知天命之年。由于收入低、故土難離等原因,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不會在城市頤養天年,而是會選擇葉落歸根,回到農村。隨著第一代農民工整體步入老年,養老問題必須擺上議程。這一特殊群體的“超齡”打工生活、背后的辛酸以及即將到來的養老困局,應該進入我們的視野。

　　□特別調查

　　自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隨著改革開放浪潮的深入,大批農村人口紛紛涌入城市,參與城鎮化建設。這批人是第一代農民工,他們大多出生在1950至1960年代,現今約50至60歲。

　　30多年來,第一代農民工在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過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如今,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逐漸退出城市舞臺,淡出公眾視野。據估算,目前全國農民工總數近2.3億人,其中50歲以上、面臨養老困境的農民工已高達3600萬。

　　在城市和農村之間游走了數十年后,不管他們愿不愿意,歲月都將他們無情地推向了返鄉之路。

　　“超齡”的堅守

　　上下班高峰期,甘肅省蘭州市焦家灣車水馬龍,熱鬧異常。在這個農民工聚居較多的城中村,史東平住了近20年,也算是半個城里人。

　　近日,記者來到史東平的出租屋時,他正在燒煤煮面條。史東平是甘肅省定西市人,問起30多年在城市的掙扎和打拼,今年50歲的他長出了一口氣。

　　1981年,18歲的史東平第一次來到蘭州市,在一家建筑工地當小工,工資一天2.5元,扣除飯錢,每月能掙60元。

　　1987年,史東平結婚,兩個孩子相繼降臨,給家里帶來喜悅的同時,也增加了家庭負擔。為了養家糊口,史東平當起了裝卸工。20多年來,他一直在焦家灣干裝卸。

　　“裝卸工很辛苦,風雨無阻,有時貨很多,白天黑夜連軸轉,累得腰都直不起來。”史東平說,由于長期靠體力干活,還要經常忍饑挨餓連續作戰,他患有嚴重的胃潰瘍。

　　打工收入上升緩慢,直到2010年才迎來一波“大漲”:工資漲到了每天100元,月均能掙3000多元。盡管這樣,史東平仍然沒有存款,供孩子念書,家里零花,加之夫妻倆經常生病,有時還要向親戚朋友借錢。

　　雖然體弱多病,但史東平還想咬牙再干幾年。“不打工,家里就更困難了”。

　　和史東平相比,今年62歲的高建民則沒那么幸運,他被迫“退休”了。高建民來自甘肅省靖遠縣,20多年來他一直在甘肅省白銀市一家建筑公司做泥瓦工。

　　今年春節過后,他給老板打電話,老板卻開玩笑似地說:“老高啊,你都62歲了,還是在家里享清福吧。”

　　這下,高建民徹底明白了,原來老板嫌他年齡大。和高建民一同外出打工多年的鐵“哥們”雷千鈞說,人上了年紀,干體力活比較容易發生磕碰,老板對“高齡”、“超齡”的員工還是很害怕的。

　　高建民在一個老鄉的建議下,索性來到了蘭州市,在一個橋頭等活。可是已過去好多天了,一個活都沒攬上。

　　“實在沒人要了,就回家唄!”高建民無奈地說。

　　被迫的返鄉

　　打工,要能掄得起大錘,扛得住鋼筋,但當挺直的腰板變得佝僂,當矯健的步伐開始滯重,衰老成了一個無法回避的話題。因此,返鄉,是大部分第一代農民工被迫的無奈選擇。

　　今年63歲的王文軍是甘肅人,算得上是鄉里的第一代農民工。上世紀90年代初,他就走出大山,進城務工,輾轉蘭州市、廣東省深圳市等地搬磚頭、扛沙袋、看大門,這一干就是20多年。

　　常年在外漂泊,跟建筑工地打了20多年的交道,讓王文軍患上了風濕性關節炎等疾病。今年,感覺身心疲憊、力不從心的他最終選擇了回家。

　　當計算家里的經濟來源和花銷時,王文軍很無奈:家里主要經濟來源靠種地,總共有60多畝洼地,40畝種小麥,20畝種葵花,遇上雨水多的年份,大概能收入近萬元,但是遇上干旱,估計連籽種都收不回來。

　　兩個孫女上高中,一個孫女上初中,雖然是義務教育階段,但也免不了要花銷。

　　“為了補貼家用,今年兒子兒媳又去打工了。我回來了,就看著種地,養羊,最重要的是把幾個孫女照顧好,讓兒子兒媳安心掙錢。”王文軍說。

　　在甘肅的一些農村走訪中,記者了解到,大部分第一代農民工返鄉后并沒有閑著,他們仍然要從事務農、養殖等生產活動,還要承擔著照顧孫子孫女的重任,生活依舊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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